毛澤東究竟何時讀的《孫子兵法》
熊華源
關於毛澤東在何時讀《孫子兵法》一書，早就有“遵義會議之前”和“遵義會議之后”兩種說法。持“遵義會議之前”說有兩例，一例是據毛澤東當年的警衛員回憶，說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就讀了《孫子兵法》﹔另一例是吳冷西在他的著作《憶毛主席——我親自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一書中所說的，是毛澤東在被解除指揮中央紅軍的職務時期讀了《孫子兵法》。近10余年來，這兩例回憶經常見諸各種書籍刊物中。
據筆者查到的第一手材料，上個世紀60年代初期，毛澤東曾經3次直截了當地講到他是在“遵義會議之后”才讀《孫子兵法》的。
第一次，是他1960年12月25日在67歲壽辰同部分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聚餐時的談話。他說：“那時我沒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擔架上，做什麼？我看書！他抬他的擔架，我看我的書。他們又批評我，說我憑著《三國演義》和《孫子兵法》指揮打仗。其實《孫子兵法》當時我並沒有看過﹔《三國演義》我看過幾遍，但指揮作戰時，誰還記得什麼《三國演義》，統統忘了。我就反問他們：你們既然說我是按照《孫子兵法》指揮作戰的，想必你們一定是熟讀的了，那麼請問：《孫子兵法》一共有幾章？第一章開頭講的是什麼？他們啞口無言。原來他們也根本沒有看過！”該文刊發於《黨的文獻》1993年第4期。
其他兩次分別是1961年3月23日在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和1962年1月12日在會見日本社會黨顧問鈴木茂三郎率領的訪華代表團時的談話。他都講了大致相同的內容。
既然毛澤東這3次談到他讀《孫子兵法》的基本意思是一致的、很明確的，那麼，我們就應以他本人的有原始記錄為依據的回憶為准。但是，直到最近，一家出版社在擬出版的吳冷西所寫的一本書中，仍然沿用了“遵義會議之前”的說法。
鑒於這一有悖歷史真實情況的回憶的廣泛流傳，筆者認為有必要加以辨正。現將毛澤東何時讀《孫子兵法》的情況介紹如下。
在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上，正如前面所述，凱豐攻擊毛澤東說：你的兵法並不見得高明，無非是靠《三國演義》、《孫子兵法》這兩本書。毛澤東反問道：你說《孫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題目叫什麼？請你講講。凱豐頓時語塞，答不出來。於是，毛澤東批駁說：你怎麼曉得我就熟悉《孫子兵法》呢？
在此之前，毛澤東是否全然不知《孫子兵法》呢？也不是。其實，早在毛澤東於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讀書期間，已從授課老師的口中間接地了解到《孫子兵法》的部分內容。例如，他在1913年10月至12月間所作的課堂筆記《講堂錄》中，就記錄了這樣一段話：“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無智名，無勇功。”他還注明出自《孫子兵法》的《謀功篇》（應為《謀攻篇》——作者注）。實際上，這段話分別出自《孫子兵法》的《謀攻篇》和《形篇》。這段話的“故善用兵者，無智名，無勇功”一句，同原文略有差別。原文為：“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轉引自陶漢章編著《孫子兵法概論》，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版，第125頁。】但毛澤東指揮紅軍打仗，卻是《講堂錄》所記10多年之后的事。
1935年中央紅軍勝利到達陝北后，毛澤東於12月在陝北瓦窯堡召開的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系統地解決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政治上的問題。緊接著，他開始把注意力集中到解決黨的軍事路線上來。他說：“過去的革命戰爭証明，我們不但需要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正確的政治路線，而且需要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正確的軍事路線。”【《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6頁。】
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后，李德不同意會議確定的“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准備直接對日作戰的力量”、“猛烈擴大紅軍”的軍事戰略方針。1936年1月，李德向中共中央提出書面意見，極力主張“鞏固與發展蘇區，創造新根據地”，認為“我們轉入進攻是過早的”，“戰爭未發生以前，在我們這方面的應當避免能夠引起蘇日沖突的行動。”【李德：《關於紅軍渡過黃河后的行動方針問題的意見書》，1936年1月27日。】可以看出，李德是非常害怕把蘇聯牽扯到軍事沖突中去的。這種離開“發展”來談“鞏固”的主張，其實又在重復他導致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失敗的那種單純防御戰略。從當時陝北的實際情況來看，更不合時宜。
毛澤東隨即指出，這是在革命進攻下的保守的單純防御戰略。這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晉西會議討論了李德的“意見書”，許多人在發言中批評李德的錯誤主張。最后，會議決議“戰略決定由毛主席寫”【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1936年3月26日。】。這樣，也促使毛澤東下決心寫一部系統總結十年內戰時期在軍事斗爭上的經驗教訓的著作。
為了完成好黨中央交給的任務，毛澤東開始了寫作的認真准備。
首先，他反復精讀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特別是列寧的軍事著作。其次，他通過多種渠道從國民黨統治區購買並仔細研讀了一批軍事方面的書籍。1936年10月22日，毛澤東致電葉劍英、劉鼎時說明，在這之前“買來的軍事書多不合用，多是戰術技術的”，明確提出“我們要的是戰役指揮與戰略的，請按此標准選買若干”，還特地要求“買一部《孫子兵法》來”。從這封信可以看出，他當時手頭還沒有《孫子兵法》。在寫書的准備和寫作期間，毛澤東認真研讀了德國克勞塞維茨寫的《戰爭論》，日本人寫的軍事操典，蘇聯人寫的論戰略、多兵種配合作戰等書，並仔細地研讀了《孫子兵法》。再次，他還組織一些富有實際軍事斗爭經驗的干部，聯系中國革命實際來研究和討論一些軍事理論問題。
1936年12月，毛澤東最終完成了把中國革命戰爭中積累起來的豐富經驗上升為理論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在這部著作中，毛澤東直接引用《孫子兵法》共有3處，分別是：（一）“中國古代大軍事學家孫武子書上‘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這句話，是包括學習和使用兩個階段而說的，包括從認識客觀實際中的發展規律，並按照這些規律去決定自己行動克服當前敵人而說的﹔我們不要看輕這句話。”（二）“孫子說的‘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就是指的使敵疲勞沮喪，以求減殺其優勢。”（三）“我們乘敵之隙的可能性，總是存在的。敵人會犯錯誤，正如我們自己有時也弄錯，有時也授敵以可乘之隙一樣。而且我們可以人為地造成敵軍的過失，例如孫子所謂‘示形’之類（示形於東而擊於西，即所謂聲東擊西）。”
[作者熊華源，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北京 100017]
（來源：《黨的文獻》200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