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近百年來中國第二次歷史性巨變
毛澤東與近百年來中國第二次歷史性巨變
熊華源
1997年9月，江澤民在十五大報告中總結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人民的奮斗歷史時指出：“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人民在前進道路上經歷了三次歷史性的巨大變化，產生了三位站在時代前列的偉大人物：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毛澤東在近百年來中國三位偉大人物中起著承前啟后的作用，他和他的戰友們一起，領導中國人民在探索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道路的歷史進程中，開辟了一個新的時代，勝利地實現了近百年來中國的第二次歷史性巨變。
一、在一個受西方列強壓迫和封建制度統治的、四分五裂的、積貧積弱的中國，開創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功道路，扭轉了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方向，取得了革命的根本勝利，建立了新中國
繼孫中山領導的以推翻統治中國幾千年封建統治為標志的近百年來中國第一次歷史性巨變實現后，中國通向現代社會面臨兩大選擇：是走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孫中山走的實際上是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但是，他無力改變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面貌，未能把中國帶向現代社會。
改變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面貌的歷史重任落到中國共產黨身上。黨從1921年誕生之日起，就把社會主義作為解決近代中國社會基本矛盾的唯一途徑。但是在最初的一段時間裡，還搞不清社會主義革命同民主革命的關系，不知道在實行社會主義革命之前，首先要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到中共二大、三大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作出實行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決定后，才在理論上、實踐上解決了最高綱領和現階段綱領的關系問題。然而，黨在這時畢竟處於幼年，還分不清新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界限，不懂得要在民主革命中爭取和堅持無產階級的領導權，由此出現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投降主義，從而導致大革命的失敗。這以后，中國共產黨人開始了新的探索。
在新的探索中，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人中第一個成功地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形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在許多重要方面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提出並帶領全黨實踐了一系列新理論、新方針和新政策，其中突出地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關於開辟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的理論
從建黨開始，毛澤東就與農民運動結下了不解之緣。在他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后，面對迅猛興起的農民運動和黨內外的各種非議，他用一個多月時間實地考察了湖南五縣農運的情況，寫出了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旗幟鮮明地肯定了農民運動的偉大意義和歷史作用。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的前夜，他指出：農民武裝可以上山或投到與黨有聯系的軍隊中去，“不保存武力，則將來一到事變，我們即無辦法”。大革命失敗后，中國革命究竟向何處去?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八七會議著手解決這個問題。會上，痛定思痛的毛澤東以親身經歷批評了陳獨秀的右傾錯誤，強調：“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接著，他在部署秋收起義的會議上又強調：“必須實行在槍杆子上奪取政權，建設政權”，“現在應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軍事運動”。他是第一個闡明武裝斗爭在中國有著特殊重要性的中共領導人。
但是，懂得武裝斗爭重要性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這時卻同時面臨著兩條道路的選擇：一條是模仿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進行城市武裝暴動，如南昌起義、廣州起義等﹔另一條是模仿中國歷史傳統上的做法，在邊遠的農村進行武裝暴動。
嚴酷的現實和斗爭的實踐，使領導秋收起義的毛澤東毅然決然地選擇了后一條道路，放棄進軍長沙的原定計劃，開辟出工農武裝割據的井岡山根據地。接下來，毛澤東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必須將黨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轉移到農村，首先在農村地區開展游擊戰爭，深入開展土地革命，建立和發展紅色政權，待條件成熟后再轉向城市，奪取全國政權。他明確指出：“由於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產生了革命發展的不平衡。革命的勝利總是從那些反革命勢力比較薄弱的地方首先開始，首先發展，首先勝利。”中國共產黨的任務，“不是先佔城市后取鄉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
實踐証明，毛澤東選擇的這條道路，是一條有別於俄國十月革命特點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唯一正確的道路。他真正領悟了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和方法的真諦，從而指明了中國革命勝利的航向。
毛澤東提出並在實踐中發展的關於開辟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的理論，是在中國條件下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武裝奪取政權學說的重大發展，是前所未有的理論創新，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獨一無二的偉大創舉。這一獨創性理論的提出，說明毛澤東在歷史轉折關頭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方面，已經成功地突破了當時黨內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開創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新局面，也開創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境界，是毛澤東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標志，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的重大成果。在這一時期，圍繞著革命道路的理論的形成，一些與之相關的重要理論，尤其是黨的建設和人民軍隊建設的理論也開始逐步形成和成熟起來。
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星星之火，經歷20余年的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逐漸發展為不可阻擋的燎原之勢。
2．關於新民主主義的理論
抗日戰爭開始后，國民黨頑固派起勁地鼓吹“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主張。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這種宣傳更變本加厲。他們公開主張：“三民主義可以滿足中國現在和將來的一切要求。它的實現，中國便不需要社會主義了，從而組織一個黨來為社會主義而奮斗的事也就不必要了。”他們指責“共產主義不能同時解決民族民權民生三個問題”，而且“有礙於三個問題的解決”，“不適合中國的需要”，因此，“共產主義應該脫離中國”。中國共產黨“為外力所支持”，是“封建”、“反動的勢力”，應該“解散”﹔同時，卻極力宣揚國民黨是“中國唯一的革命政黨”，吹捧蔣介石不僅是“革命底領袖、統一底領袖、抗戰底領袖，而且是民族底領袖”。蔣介石自己也發表《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程序》的長文，鼓吹所謂“以黨治國”、“以黨建國”、“要使抗戰勝利之日，即為建國完成之時”。
在這種情況下，要求卓有成效地解決中國革命道路問題的中國共產黨，進一步對事關國家命運的“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明確表明了自己的立場和觀點。有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戰爭爆發以來10多年成功與失敗的豐富經驗的中國共產黨，已經是一個政治上日益成熟的政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已經能將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純熟地結合起來，將黨關於現階段民主革命的理論和綱領這面大旗更加鮮明地打出來。
1939年4月，中國共產黨在《為開展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告全黨同志書》中，第一次提出了真假三民主義的問題，強調要動員共產黨人和全國同胞為揭露假三民主義、實施真三民主義而奮斗。從這年6月到年底，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艾思奇、吳黎平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和理論家相繼發表一系列文章，回擊國民黨的偽三民主義的挑戰。
在此基礎上，系統地闡述中國共產黨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也就成為歷史與現實對中國共產黨人的迫切要求了。這樣，在1939年、1940年之交，毛澤東作為全黨智慧的集大成者，接連發表了《〈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等文章，在中國第一次旗幟鮮明地提出並系統地論述了新民主主義的理論。他通過對中國歷史和社會狀況的分析，闡明了中國革命的規律和特點，論述了中國社會的性質、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時代背景和革命的性質、任務、對象、動力、領導權、目標和前途等根本問題，規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總結了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三大法寶等，從而系統地回答了“什麼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怎樣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問題。
關於中國社會的性質，毛澤東明確指出，近代以來的中國社會既不是封建主義的，也不是資本主義的，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社會。關於革命的性質，他提出中國革命的性質不是社會主義革命，也不是舊民主主義革命，而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關於革命的動力，他提出農民是革命主力軍和同盟軍的思想，從根本上解決了在中國這樣一個農民佔人口絕大多數的國度裡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問題。關於革命的對象，他把中國資產階級分為買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由此確定了中國革命的對象不是一般的資產階級，而是中國的大資產階級和大地主階級，以及壓迫、剝削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關於革命的領導權問題，他不僅重視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指出“領導中國民主主義革命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這樣兩個偉大的革命到達徹底的完成，除了中國共產黨之外，是沒有任何一個別的政黨(不論是資產階級的政黨或小資產階級的政黨)能夠擔負的”，而且圓滿地解決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無產階級如何實現領導權的問題。關於革命的步驟，他提出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的理論，強調“這是性質不同的兩個革命過程”，必須先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才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准備，其前途隻能是社會主義。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毛澤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包括革命和建設兩方面的內容。在抗日戰爭期間，他初步制定了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基本綱領和政策﹔在解放戰爭時期，他又在《論聯合政府》等文章中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了這個理論，闡述了由新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建設轉變的問題，明確提出要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體﹔在籌建新中國之際，他領導制定了新民主主義的共同綱領等，進一步豐富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總之，包括革命和建設兩個部分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完全符合中國國情，指明了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基本走向，給中國人民提出了新的行動綱領。這是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和革命轉變理論的偉大創新，是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范例，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的核心理論。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在遭受兩次大失敗、革命幾乎瀕臨絕境后，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人的領導下，深入地總結10多年來中國革命的成功經驗與失敗教訓，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在實踐中獨立自主地、成功地闖出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道路。在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人逐漸由局部到全國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權，實行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建設。在20世紀將過一半之際，終於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贏來了民族的獨立和人民的解放，建立了中國人民夢寐以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革命即已開始從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人站起來了，這是中國亙古未有的人民革命的大勝利，成為一件影響世界歷史進程的大事，使世界力量對比起了很大變化，成為近百年來中國第二次歷史性巨變的主要標志。
二、在一個世界上人口最多、一窮二白的東方農業大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並緊接著開始了探索之路，建立了獨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使古老的中國以嶄新的姿態屹立在世界的東方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勝利以后，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在一個世界上人口最多、一窮二白的東方農業大國，繼續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從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解決前進道路上面對的繁多而又復雜的重大問題，堅持走自己的路，探索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走過曲折的道路，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寶貴遺產。這些寶貴遺產，集中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
(1)關於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早在1948年1月，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就提出，在解放區條件已經具備的地方，可以召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成立各級人民政府。9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所作的報告中明確地指出，西方國家兩院制的政治模式不適用於中國，因此“不必搞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和三權鼎立”，堅定地主張在中國採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歷史証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適合中國情況、代表性十分廣泛、有利於發揚人民民主的根本政治制度。
人民政協是團結全國各階層、各民族、各界人士，實行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互相監督、共同進步的統一戰線組織形式。人民政協的性質有別於國家權力機關，也不是國家的行政機關，它“是全國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國外華僑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的統一戰線組織，是黨派性質的”。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實行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毛澤東為我國確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在早期，中國共產黨曾經主張過實行聯邦制。在籌建新中國的時候，是實行聯邦制還是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成為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需要作出抉擇的關乎國家命運的重大問題。經過黨內的反復醞釀，毛澤東根據我國歷史上就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特點，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國家學說和民族理論同中國的國情和民族特點結合起來，提出了在我國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的理論。這一制度的建立，既保障了各少數民族享有充分的自治權利，又維護了各民族的大團結和祖國的統一。它的深遠意義突出地體現在，正因為中國共產黨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正確實施，所以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來蘇東劇變、世界民族分裂浪潮肆虐的時候，在中國的土地上並沒有出現多米諾骨牌效應。這是毛澤東的民族區域自治思想的勝利，使人們更加清楚地認識到毛澤東的高明與遠見。
毛澤東為中國確立的和在他領導下建立起來的，包括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內的這些根本和基本的政治制度，對於有效地發揚人民民主，保証祖國統一、民族團結、國家安全、社會穩定，發揮了十分巨大的作用，對於維護國家的長治久安奠定了穩固基礎。不但在過去而且在今后，我們都必須始終不渝地堅持這些制度。
(2)關於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是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不可動搖的信念。從中國具體國情出發，在實踐中探索，根據國際形勢的發展和國內建設的需要，毛澤東集中集體智慧，在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和國民經濟迅速恢復之后找到了一條路，這就是用和平的漸進的方法，採取多種過渡形式，逐步地向社會主義過渡，而不是採用激烈的一蹴而就的方法。
黨於1953年正式宣布了過渡時期總路線，要求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同時並舉。這是一個新的建國方略。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到1956年，我國在社會震動很小的情況下，完成了對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隨后，作為社會主義工業化初步基礎的“一五”計劃主要指標也都超額完成。這樣，黨向全國人民宣布：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建立起來。
經過社會主義改造，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全面確立，這成為我們前進的基礎。但是應該看到，這個制度還很不完備和成熟，在社會主義改造的后期還“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於簡單劃一，以致在長期間遺留了一些問題”。但是總的說來，在這場深刻的社會變革中，生產沒有下降，反而有所增加。這是我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成為新中國一切進步和發展的基礎。因此在深刻認識這些問題時，我們既不能苛求前人，更不能簡單地否定前人。試想在中國這樣一個長期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落后國度裡，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能夠在很短時間裡實現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確立了社會主義根本制度，這在建國初期難道不是一個難以想象的奇跡嗎?正如《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的，“這的確是偉大的歷史性勝利”。
(3)關於社會主義的文化方針。在文化建設方面，毛澤東高度重視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1956年5月，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正式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指出：在藝術方面實行百花齊放的方針，學術方面實行百家爭鳴的方針，是有必要的。這是“發展科學的必由之路”，是繁榮我國科學文化事業的方針，是團結廣大知識分子的方針。他認為，精神世界的問題，不能用行政的方法，更不能用粗暴的方法去解決。真理是在各種不同意見的爭論中被發現的，真理越辯越明。
這個方針，從一定意義上說，也是在總結建國初期幾次學術批判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來的。盡管這個方針在毛澤東生前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而且出現了嚴重違反這一方針的情況，但它本身的價值和意義是不可否認的，是我們應當堅持實行的。
2．探索中取得重要理論成果
1956年初在全面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后，中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階段。在一個經濟文化落后、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發展很不平衡的國家，究竟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怎樣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並沒有現成的道路可循，必須在實踐中進行艱苦的探索。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根據已有的3年多的經濟建設經驗，根據對蘇聯經濟建設中的一些問題和弊端也逐步有所了解的現時狀況，毛澤東決心走自己的路，明確提出“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從此，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決心走自己的路，開始了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並在探索中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這些重要成果中，以下三個最具代表性和深遠影響力。
(1)《論十大關系》。從1956年2月開始，毛澤東在為期一個多月大規模的調查研究基礎上，形成了《論十大關系》。4月25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論十大關系》的講話，用矛盾論的方法詳實地回答了中國建設應遵循的基本方針，重點是講經濟建設問題，同時也包括與經濟建設有關的一些重要問題，其核心思想，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其中，關於正確處理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國家、集體和個人，中央和地方等經濟建設方面的關系，都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具有戰略意義和帶有全局性的問題。這是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以蘇聯為鑒戒，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開篇之作，是當時在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可能達到的最全面、最深刻的認識。
毛澤東以中國經濟建設實踐經驗為基礎，借鑒蘇聯的經驗和教訓，提出許多關於我國國民經濟建設的方針，主要體現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論十大關系》的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仍然具有旺盛生命力。正如鄧小平所說：“這篇東西太重要了，對當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針對性和理論指導意義。”
(2)《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社會主義社會有沒有矛盾?毛澤東對這個問題進行了長期的觀察，1956年國內出現學生罷課、工人罷工、農民鬧事，國外發生波匈事件，更引起他對這個問題的深入思考。同時，毛澤東還看到，斯大林的一個重要錯誤，就是否認並掩蓋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斯大林說階級斗爭消滅后，國家作為階級斗爭的工具，對內就失去了效力，隻剩下了對外的職能。但他的行動與他所講的不一樣，在階級消滅后，仍然大捉大殺。對此，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作出明確的論斷：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矛盾﹔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社會有兩類矛盾，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必須正確地加以區別和處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在新的生產關系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向自然界開戰﹔要從六億人口出發，統籌兼顧。特別是“統籌兼顧”問題，這不但是一個經濟發展的方針，而且是關於整個社會全面發展的方針。統籌兼顧，包括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各階層之間，各類人群之間，國家、集體與個人之間，經濟發展與社會全面發展之間，都要統籌兼顧。這對於人口眾多、發展很不平衡、社會存在諸多矛盾的中國來說，確實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針。
總之，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所揭示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規律，使人們對社會主義規律有了更為深入的認識﹔所闡明的這些觀點，仍然是我們在新世紀新時期改革和發展中解決和處理各類社會矛盾時，需要遵循的理論依據和原則。
(3)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段論和“兩步走”的戰略。1959年底至1960年年初，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比較集中地談論了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問題，在總結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階段論的思想。他提出：社會主義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后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經過后一階段，到了物質產品精神財富都極為豐富和人民的共產主義覺悟極大提高的時候，就可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1961年9月，他進一步指出：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要有幾十年到一百年的時間，比如五十年到一百年。要完成社會主義的階段，需要很長的歷史時期。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和完成時間，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反映了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也體現了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要求。可以說，這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最初萌芽，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方針政策的制訂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毛澤東在規劃中國的長遠發展目標時，提出了“兩步走”的戰略。第一步，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實現農業、工業、科學技術和國防四個現代化。隨后，周恩來在第三屆全國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向國內外作了正式宣布：“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這是中國共產黨最早提出的我國經濟建設遠景規劃的宏偉藍圖。“兩步走”的戰略，曾經對中國經濟發展起過重要的指導作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確立的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分三步走的戰略目標，正是根據建國后幾十年的實踐經驗，同時考慮到毛澤東、周恩來的上述規劃而提出的。
3．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
還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毛澤東就自始至終地指導了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制定。他多次主持會議聽取和討論工作匯報，提出指導性意見，仔細審閱一個又一個計劃草案。“一五”計劃的基本方針、基本任務等重大問題，都是在他主持的中共中央會議上確定的。
受毛澤東委托，1952年8月周恩來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帶著試編出來的《五年計劃輪廓草案》前往蘇聯，征詢蘇共中央和蘇聯政府的意見。9月，在周恩來等回國當天，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周恩來等關於同蘇聯商談情況的匯報，並就五年計劃的方針和任務等進行了討論。年底，在毛澤東主持下，中共中央負責人討論了《五年計劃輪廓草案》。12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編制一九五三年計劃及五年建設計劃綱要的指示》。
在中國這樣落后的國家實現工業化，應當採取怎樣的方針，通過怎樣的途徑，即：是走西方國家先發展輕工業，花50年到100年實現工業化之路，還是走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先發展重工業，隻用一二十年就實現工業化之路?這成為擺在毛澤東、周恩來、陳雲、李富春等五年計劃編制者們面前的首要問題，是他們在一段時間裡殫精竭慮思考的一個問題。
經過反復比較和論証，根據中國所面臨的國際環境和國內實際狀況，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選擇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1954年6月，毛澤東在談到發展重工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時指出：“現在我們能造什麼？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優先發展重工業，以實現工業化，就是為了盡快改變國家經濟落后面貌，維護國家獨立，使中國能夠真正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優先發展重工業，在“一五”期間，主要體現在重點建設蘇聯援建的156項骨干工程。這些項目，無論建設規模還是技術水平，都是中國前所未有的。這樣就為中國建立比較完整的基礎工業體系和國防工業體系，為中國的工業化，奠定了重要基礎。實踐証明，在受到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的包圍和侵略威脅的情況下，在新中國幾乎沒有重工業，交通運輸極不發達，數量不多的輕工業還開工不足，而且得不到新裝備的補充和改造的情況下，在“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指導下，選擇優先發展重工業確實是戰略性的高瞻遠矚之舉，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一五”計劃的制訂和順利實施，是中國工業化從百年夢想變為現實的第一步，也是具有重大意義的關鍵一步。
在不斷探索中前進，是20世紀中國社會歷史進程中的重要特點。中國人民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經歷了長期探索，走過曲折道路，最終取得了勝利。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為了實現祖國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中國人民同樣經歷了長期探索，取得了世人矚目的成就，也走過了曲折的道路，犯了因為急於求成、違背客觀經濟規律而發動的“大躍進”的錯誤，還犯了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思想指導下而發動“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全局性錯誤。這兩次嚴重錯誤，都給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造成了巨大而慘重的損失。
盡管如此，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從1953年“一五”計劃開始到1976年“四五”計劃結束的20多年時間裡，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仍然是比較快的。據統計，1952年到1980年的28年間，工農業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為8.2%，其中工業年均增長11.1%，農業年均增長3.4%。其間，在核技術、人造衛星和運載火箭等尖端科學技術領域，還取得1964年10月爆炸第一顆原子彈、1967年6月爆炸第一顆氫彈、1970年4月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等一些重要的科技成就。這些成就表明，中國在尖端科技領域的某些方面正在接近世界先進水平。70年代前期，在毛澤東的支持和關注下，在周恩來、李先念、陳雲和隨后復出的鄧小平的領導和努力下，中國又形成了自引進蘇聯156項援助項目后的第二次引進高潮。這次引進的重要成套設備，到1982年全部投產，成為80年代中國經濟大發展的生力軍。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國家在重工業方面有了較為完備、自成體系的機械制造工業，在此基礎上，汽車制造業、造船業、飛機制造業和國防工業等，都從無到有、由小到大逐步地發展壯大起來。
總起來說，在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堅強領導下，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經歷了半個世紀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艱苦斗爭與努力奮斗，才使中國逐步地實現了第二次歷史性臣變。這次歷史性巨變，是對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進行的一次根本性變革，徹底摧毀了國民黨反動政權對外妥協賣國、對內殘酷壓迫人民的法西斯統治的國家政權，建立了嶄新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同時，建立起一個獨立自主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使古老的中國以嶄新的姿態屹立在世界的東方，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分量也由此變得越來越重，成為世界任何國家都不能小視的、有效地保障世界和平與安全的重要力量。這一歷史性巨變，為后來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為中華民族的重新振興，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中國再次處在向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頭，這就是：中國共產黨應該如何總結經驗教訓，特別是從“文化大革命”那樣全局性的失誤中吸取教訓，把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推進到一個歷史新時期。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擔當起了改革開放、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奮斗的第三次歷史性巨變的重任。這是又一場新的革命。這場新的革命的中心任務是：解決人口多、底子薄、經濟文化發展比較落后的中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實現現代化，如何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振興、國家繁榮富強、人民共同富裕這樣一個重大歷史課題，以改革為動力成功地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道路，把仍處於不發達社會主義階段的中國，逐步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現代化強國。
從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始，到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再到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領導，在近30年的時間裡，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取得一個又一個令世界矚目的成就，並在實踐中不斷解決發展中出現的問題，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一直在健康、穩步、持續地向前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