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科學發展思想與科學發展觀的形成
毛澤東的科學發展思想與科學發展觀的形成
熊華源
中國共產黨從創建的那一天開始，就把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長期而又艱難的探索中，得出一個堅定不移的認識，這就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國情決定了資產階級共和國道路在中國走不通，中國革命的前途是經過新民主主義進入社會主義，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隻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因此在新中國誕生后，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義無反顧地選擇了社會主義發展道路。
毛澤東關於科學發展的思想，為科學發展觀提供了堅實的理論支撐，是科學發展觀的重要理論來源。
第一，毛澤東從馬克思主義的哲學、世界觀、方法論、黨的性質和宗旨的高度來論述發展問題，並提出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建立以后，我們的根本任務就是“保護和發展生產力”。
毛澤東是中共黨內無與倫比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他在哲學方面的論述，涉及的領域非常廣泛，唯物論、辯証法、認識論、歷史觀、方法論，都進入他的視野裡、寫到他的著作中。他用中國化的語言闡釋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每當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重要關頭，他都能站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証唯物主義的高度，運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認真觀察、了解客觀世界，探尋客觀世界的規律，深入分析和提出解決中國革命和建設中出現的諸多重大問題。
早在1937年7月，毛澤東在《實踐論》中就強調了人類的生產活動的重要性。他說：“人類的生產活動是最基本的實踐活動，是決定其他一切活動的東西。”人的認識和知識，“主要地依賴於物質的生產活動而獲得的”，“離開生產活動是不能得到的”。[1](P1)
從這個基本認識出發，在硝煙彌漫的戰爭年代，毛澤東就明確提出了“天下是經濟第一”、[2]“經濟建設一項乃是其他各項的中心”[3](P168)的重要思想，並且強調：“有了吃穿住用，什麼都活躍了，都好辦了，而不要提民主或其他什麼為中心工作。”[3](P168 169)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我黨領導下的革命根據地、解放區，之所以能夠長期存在並發展壯大，之所以人民軍隊能夠由小到大、由弱到強，並依靠它最終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最根本的原因，是得益於我黨在根據地、解放區一以貫之地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
毛澤東認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才是“人類的生產活動”的主體，因此，他明確宣布：“我們共產黨人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志，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是我們的出發點。”[1](P3)
毛澤東由此得出結論：“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於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1](P2-3)這就是他講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生產力標准問題，他發展生產的立足點是放在“中國人民”上面的。從這裡，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鄧小平在新時期提出的“三個有利於”的生產力標准，無疑是對毛澤東這個思想的繼承，當然更為重要的是有了新發展、實現了新超越。
在生產力標准理論的指導下，1953年大規模經濟建設開始后，毛澤東又響亮地提出“在農村中壓倒一切的工作是農業生產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圍繞農業生產工作而為它服務的”，“社會主義經濟法則是發展生產，保障需要”。[1](P4)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結束、社會主義制度建立起來后，毛澤東及時提出了我們黨和國家人民所面臨的根本任務。他指出：“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1](P6)“革命是為建設掃清道路”，它的“目的不在於建立一個新的政府、一個新的生產關系，而在於發展生產”。[1](P10)我們的根本任務已經由解放生產力變為在新的生產關系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4](P218)“這個世紀，上半個世紀搞革命，下半個世紀搞建設。”[5]1959年6月，他又強調：“革命事業是不容易的，是科學，經濟建設也是科學。”[1](P18)應該說，這是他關於科學發展思想概念的明確提出。
我們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毛澤東的以上論述講得十分透徹、精辟。這是他把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証唯物主義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實際緊密結合所得出的必然結論。
第二，毛澤東從中國國情出發，提出社會主義社會的階段論，強調中國的顯著特點是“一窮二白”，要用50年到100年左右的時間，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如何認識國情，這是我們黨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經常遇到的一個重大課題，關系到黨的事業的興衰成敗。因此，毛澤東高度重視認識和深入研究中國國情。他明確提出：搞建設要從本國實際出發，走自己的路，“這是一條重要的國際經驗”。[1](P910)
毛澤東對中國國情作過長期而深入的考察。他反復強調：中國的顯著特點是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后，[6](P302)一窮二白。“窮”，就是沒有多少工業，農業也不發達，生活水平低﹔“白”，就是一張白紙，文化水平、科學水平都不高。從發展的觀點看，這並不壞，[4](P43-44)其實是好事，窮則思變。既然講發展，那麼我們就應該有長遠規劃來統籌整個國家的發展問題。因此，毛澤東明確指出：“我國人民應該有一個遠大的規劃，要在幾十年內，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后狀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1](P6)
從基本國情出發，毛澤東在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中，對建成社會主義的艱巨性和復雜性有了深入的認識和理解，鮮明地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階段論的重要思想。1959年12月，他指出：“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后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1](P19)“經過后一階段，到了物質產品、精神財富都極為豐富和人們的共產主義覺悟極大提高的時候，就可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6](P116)1961年9月，他進一步指出：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要有幾十年到一百年的時間，比如五十年到一百年。要完成社會主義的階段，需要很長的歷史時期。[7]幾個月后，他再次強調：“我勸同志們寧肯把困難想得多一點，因而把時間設想得長一點。三百幾十年建設了強大的資本主義經濟，在我國，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那又有什麼不好呢？”[6](P302)
毛澤東所提出的社會主義發展階段論和完成時間應“設想得長一點”的思想，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方針、政策的制定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可以說，這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最初萌芽，為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的形成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料。
為了逐步實現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宏偉目標，毛澤東提出了“兩步走”的戰略。1964年12月21日，周恩來在第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向國內外作了正式宣布：為了把我國建設成為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的國民經濟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考慮：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全面實現農業、工業、科學技術和國防現代化，使我國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8](P439)這是中國共產黨最早提出的我國經濟建設遠景規劃的宏偉藍圖。
“兩步走”的戰略，曾經對中國經濟發展起過重要的指導作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確立的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分“三步走”的戰略目標，正是根據新中國成立后幾十年的實踐經驗，同時考慮到毛澤東、周恩來的上述遠景規劃而提出的。
第三，毛澤東提出正確處理十大關系問題，強調“要努力把黨內外、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直接地、間接地積極因素，全部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論十大關系》的講話。他用矛盾論的方法詳實地回答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應遵循的基本方針，提出了系統的、具有理論創新的重要思想，重點是講經濟建設問題，同時也包括與經濟建設有關的一些重要問題。
在論述關於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問題時，毛澤東指出：“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時並舉，工業才有原料和市場，才有可能為建立強大的重工業積累較多的資金。”“輕工業和農業有極密切的關系。沒有農業，就沒有輕工業。”“重工業要以農業為重要市場”。[1](P15)他提出“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9]“農業關系國計民生極大”。[1](P10)
在論述關於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問題時，毛澤東指出：“好好地利用和發展沿海的工業老底子，可以使我們更有力量來發展和支持內地工業。如果採取消極態度，就會妨礙內地工業的迅速發展。”[1](P6)“如果是真想，不是假想，就必須更多地利用和發展沿海工業，特別是輕工業。”[1](P6)
在論述關於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的關系問題時，毛澤東指出：“國防不可不有。現在，我們有了一定的國防力量。”[4](P27)“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軍政費用佔國家預算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這個比重太大了。”在“首先加強經濟建設”的基礎上，“我們一定要加強國防”。[4](P28)他強調：我們已經進入了“鑽現代化的國防，並且開始要鑽原子能這樣的歷史的新時期”。[1](P5)“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1](P19)
在論述關於國家、集體和個人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問題時，毛澤東指出：“國家和工廠、合作社的關系，工廠、合作社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這兩種關系都要處理好。為此，就不能隻顧一頭，必須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個方面”。[1](P7)他又說：“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有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比隻有一個積極性好得多。”[1](P7
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系》的核心思想，就是：“我們一定要努力把黨內外、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直接地、間接地積極因素，全部調動起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1](P9)
毛澤東論述的十大關系，可以說，都是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具有戰略意義和帶有全局性的問題，是以他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中國歷史的重要轉折關頭，以蘇聯為鑒戒，總結中國經濟建設實踐經驗，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開篇之作，是在探索中取得的主要成果。
第四，毛澤東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學說，強調矛盾仍然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應當努力創造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社會主義社會有沒有矛盾？毛澤東對這個問題進行了長期的觀察。1956年國內出現學生罷課、工人罷工、農民鬧事，國外發生波匈事件，更引起他對這個問題的深入思考。同時，他還看到，斯大林的一個重要錯誤，就是否認並掩蓋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對此，毛澤東運用“世界是由矛盾組成的”這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在這年12月初提出了“人民內部矛盾”的科學概念。緊接著，從1957年年初起，他通過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不斷的再思考，提出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
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毛澤東首次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進行系統的理論概括，突破了國際共運在長時間中流行的否認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矛盾的觀點，深入地總結了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社會矛盾的性質和國家政治生活主題發生深刻變化的經驗，同時借鑒和吸收了一年多來國際共運的經驗，詳細地闡述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和方法。他做出明確論斷：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各種矛盾”﹔[1](P13)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不是對抗性的矛盾，可以經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不斷地得到解決﹔對於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要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同時在一定條件下兩類矛盾可以相互轉化。他強調：在舊的矛盾解決后，“又會出現新的問題，新的矛盾，又需要人們去解決”。[1](P13)
毛澤東就是要通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個基本的有效途徑，來實現他所強調指出的目標：“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以利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較易於克服困難，較快地建設我國的現代工業和現代農業，黨和國家較為鞏固，較為能夠經受風險。”[1](P16)
從毛澤東的以上論述可以看出，在他看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思想，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指導黨和國家的全局工作，解決國內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領域的一切問題的總方針。他所闡明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和方法，涉及到我國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的各個方面，對於我們在新世紀新階段正確解決和處理改革和發展中的各類社會矛盾仍然具有指導意義。
第五，毛澤東提出“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強調“科學技術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須打好”，“必須打破常規，盡量採用先進技術”。
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道路過程中，毛澤東認為，在科學技術的多種社會功能中，最突出的功能是它對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巨大推動作用。1963年12月16日，他在聽取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科委主任聶榮臻匯報時，明確指出：“科學技術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須打好”，“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1](P23)他還從中國近代史上多次遭受帝國主義侵略的沉痛事實，總結出近代中國被動挨打的原因，除了社會制度腐敗之外，就是經濟技術落后。為此，他強調：“現在，我國社會制度變了，第一個原因基本解決了”。“第二個原因也已開始有了一些改變，但要徹底改變，至少還需要幾十年時間。”“如果不在今后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后於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態，挨打是不可避免的。”[6](P340)
鑒於以上情況，毛澤東強調：“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採用先進技術”。[1](P24)
在毛澤東的上述重要科技思想的指導下，我國取得了1964年10月爆炸第一顆原子彈、1966年10月第一顆導彈核武器試驗成功、1967年6月爆炸第一顆氫彈、1970年4月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等一些重要的高新科技成就。這些成就表明，中國在尖端科技領域的某些方面正在接近世界先進水平，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我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正因為如此，1988年10月24日，鄧小平在視察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時自豪地講到：“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志。”[10](P279)“過去也好，今天也好，將來也好，中國必須發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領域佔有一席之地。”[10](P279)同時，毛澤東的上述重要科技思想，也為鄧小平在新時期明確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和制定科教興國戰略，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材料和理論依據。
第六，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強調實行“雙百”方針是有必要的，是“發展科學的必由之路”。
在文化建設方面，毛澤東高度重視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1956年5月，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正式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指出：在藝術方面實行百花齊放的方針，學術方面實行百家爭鳴的方針，是有必要的。[11]他認為，精神世界的問題，不能用行政的方法，更不能用粗暴的方法去解決。真理是在各種不同意見的爭論中被發現的，真理越辯越明。這一思想反映了毛澤東對實現這種生動活潑局面的追求。為此，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再次強調：“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發展方針。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利用行政力量，強制推行一種風格，一種學派，禁止另一種風格，另一種學派，我們認為會有害於藝術和科學的發展。”[1](P14-15)
追溯源頭，“雙百”方針的完整形成，是有一個過程的。“百花齊放”的提出是在1951年3月下旬，毛澤東應梅蘭芳之請，為中國戲曲研究院成立題詞：“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推陳出新”，毛澤東1942年10月在延安就為評劇研究院題過，“百花齊放”是這次新增的。“百家爭鳴”最初的提出，則是在1953年7月。當時中央決定要中央宣傳部就中國歷史問題、中國文字改革問題、語文教學問題組織三個委員會加以研究。當時，兩位著名歷史學家郭沫若、范文瀾在中國奴隸社會何時向封建社會轉變的歷史分期問題上，有不同的意見和熱烈的爭論。當時的中國歷史問題研究委員會向毛澤東請示方針，毛澤東說要百家爭鳴。次年《歷史研究》雜志創刊，就以“百家爭鳴”作為辦刊的方針。1956年4月28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回憶說：“百花齊放”是群眾中提出來的，人們要我題詞，我就寫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百家爭鳴”，這是兩千年以前的事，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講學術，這種學術可以講，那種學術也可以講，不要拿一種學術壓倒一切。
當然從一定意義上說，“雙百”的方針，也是毛澤東在總結新中國成立初期幾次學術批判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來的。盡管這個方針在他生前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而且出現了嚴重違反這一方針的情況，但它本身的價值和意義是不可否認的。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決不能把“雙百”方針當成空話套話，而要與時俱進，從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文學藝術領域的實際情況出發，真正貫徹執行“雙百”方針，加強文化建設，繁榮社會主義文化。
第七，毛澤東提出從實踐中總結經驗，強調對於社會主義建設，我們“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要調查它、研究它，“從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規律”，克服盲目性。
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國民經濟遭受重創，我國經濟建設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難。為了從錯誤中汲取足夠的教訓，毛澤東更加注意從實踐中總結經驗，從理論上進行歸納和概括，深入認識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毛澤東多次號召學習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並親自組織讀書小組，自己也參與學習。他還號召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提出要到實際中去調查，在實踐中才能認識客觀規律﹔同時，親自組織了3個調查組，到廣東、湖南、浙江進行農村調查。
在學習特別是農村調查的基礎上，毛澤東的思想認識有了新的升華，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自覺地認識、掌握和運用客觀規律，才能正確地指導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他指出：“我們對於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還不深刻地認識它。我們要以第二個十年時間去調查它，去研究它，從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規律，以便利用這些規律為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服務。”[1P21)他又指出：“對於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的認識，必須有一個過程。必須從實踐出發，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從有較少的經驗，到有較多的經驗，從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認識客觀規律、從而獲得自由，在認識上出現一個飛躍，到達自由王國。”[1](P21-22)他還說：“建設也是有客觀規律的。搞多了，不行，隻能是有多少錢辦多少事。錢也是工人創造的價值，農民創造的價值。就是有了錢，還要集中力量打殲滅戰。”[1](P23)他強調，社會主義建設，從我們全黨來說，知識都非常不夠。我們應當在今后一段時間內，積累經驗，努力學習，在實踐中間逐步地加深對它的認識，弄清楚它的規律。
這是毛澤東在認真進行讀書學習特別是深入開展調查研究后，從馬克思主義認識論高度進行的深刻的理論總結。從中可以看出認識、掌握和運用客觀規律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重要性。
需要加以說明的是，毛澤東的論述中還有一些關於科學發展的重要思想理論觀點，本文不一一介紹。
綜上所述就可以看出，毛澤東關於科學發展的思想，確實為科學發展觀提供了堅實的基礎理論的支撐和重要的理論來源，非常值得我們在這次學習實踐活動中認真學習和深刻領會。正如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所指出的：“科學發展觀，是對黨的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關於發展的重要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科學理論”。[12](P12)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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