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周恩來精神的當代價值

論周恩來精神的當代價值

陳答才

摘要：周恩來精神是以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長期執政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以為人民服務為價值核心的馬克思主義政治道德品質。周恩來精神具有重要的當代價值。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是周恩來精神的當代道德價值﹔以民為本、關注民生是周恩來精神的當代政治價值﹔實事求是、開拓創新是周恩來精神的當代文化價值。

關鍵詞：周恩來﹔周恩來精神﹔中國共產黨

周恩來精神是以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長期執政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以為人民服務為價值核心的馬克思主義政治道德品質。周恩來精神完美地實現了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同腳踏實地的工作作風的結合、對上負責同對下負責的結合、高度原則性同高度靈活性的結合[1]，這“三個結合”既體現著無產階級革命精神的一般要求，同時又傳承著中華民族的一切優秀品質和美德，對於當代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建設和“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的實踐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

一、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周恩來精神的當代道德價值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共產黨人“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2]。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共產黨人的這一特點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進程中被凝結為一種道德精神，即為黨為民、鞠躬盡瘁、顧全大局、任勞任怨、無私奉獻的周恩來精神。

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始終把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作為自己的執政理念和根本宗旨。1949年12月，他就以政府總理身份鄭重宣布：“生產是我們新中國的基本任務”[3]。之所以必須如此，是因為“增加生產對於我們全體人民，對於我們國家，是具有決定意義的。隻有生產不斷地增加，不斷地擴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們人民的貧困，才能鞏固我們革命的勝利，才能有我們將來的幸福”[4]144。1954年9月在一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周恩來更明確地指出：“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是為了人民的。我們的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直接地或者間接地都是為著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改善。”“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們的經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務”[4]142，144。在26年3個月又7天的總理任職內，周恩來一直堅守這一執政理念和根本宗旨，其突出表現是忘我工作、無私奉獻。在這方面他的努力是常人難以想像的，達到了一種最高境界——無我。據當年的衛士長成元功回憶，為了新中國走向世界，1955年“亞非會議的7天裡，周總理總共隻睡了13個小時的覺”[5]。從現在公布的周恩來工作台歷可知，他經常連續工作23小時、26小時，1967年他曾創下連續工作84小時的記錄[6]。由於他長期苦撐危局，積勞成疾，在1972年5月常規檢查中，確診為膀胱癌。但他沒有住院治療，一直帶病工作到1974年5月31日。僅1974年1月1日到5月31日的五個月中，除了到醫院檢查病情和病重休息外，周恩來抱病工作共計139天。在這139天中，一天工作不足14小時的隻有9天，工作14到18小時的有74天，工作18到24小時的共44天，有一次甚至連續工作30個小時。從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周恩來在醫院動過10次大手術，6次小手術，平均每40天就要動一次手術。在這樣的情況下，他肉體上忍受著病魔纏身的巨大疼痛，精神上忍受著“四人幫”明槍對准鄧小平、暗箭射向自己的莫大折磨，還得找同志談話，接見外賓，處理日常工作。為了四屆人大的順利召開，為了國家權力掌握在黨的健康力量手中，他置大手術后的身體極度虛弱於不顧，飛赴長沙，向毛澤東力薦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挫敗了江青一伙的“組閣”圖謀。在這一年半住院的日子裡，他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161次，與中央部門及其他有關方面負責同志談話55次，接見外賓63次，在接見外賓之間或之后與陪同人員談話17次，在醫院召開會議20次，離開醫院外出參加會議20次，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談話7次。1975年12月中旬，周恩來已經不能進食，隻能靠輸液和鼻飼維持生命。就在這生命的最后二十幾天，他惦念的還是國家的統一大業。12月20日，他體溫達38.7攝氏度，躺在病榻上，吊著輸液瓶約見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羅青長談台灣問題，囑咐不要忘記對人民做過有益事情的人。談話中，周恩來兩次被病痛折磨得說不出話來，隻好抱歉地說：“我實在太疲倦，讓我休息10分鐘再談。”最后不得不終止談話[7]。

1981年中共中央在《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評價周恩來說：“周恩來同志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鞠躬盡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處於非常困難的地位。他顧全大局，任勞任怨，為繼續進行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為盡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為保護大批的黨內外干部，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費盡了心血”[8]。鄧小平在評價周恩來時也說：“周總理是一生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工作的時間總超過十二小時，有時在十六小時以上，一生如此。”[9]“為黨為民、任勞任怨、勤勤懇懇、無私奉獻”，是黨對周恩來的准確評價。這種評價既是對周恩來作為一個具體歷史人物的“蓋棺論定”，同時也是對周恩來背后的精神世界和道德境界的挖掘。應該說，后者的意義遠遠超過了前者。胡錦濤在評價周恩來時說：“周恩來同志一生心底無私，嚴以律己，廉潔奉公，是共產黨人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典范。”[10]周恩來精神彰顯出一種強烈的道德價值力量。黨執政的時間越長，越是深刻地認識到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是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的道德生命線。

1990年3月，在東歐已經劇變、蘇聯即將解體的背景下，黨的十三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同人民群眾聯系的決定》清醒地指出：“我們黨執政以后，有了更多更好的為人民服務的條件。由於地位的變化，現在又實行改革開放，發展商品經濟，如果不能正確地運用權力，如果不能自覺抵制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腐朽思想的侵蝕，就會滋長脫離群眾的危險”[11]。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創造性地提出黨的先進性建設，並把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上升到執政理念的高度。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總結了55年來黨執政的六條經驗，其中第四條就是“必須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始終保持黨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12]。黨的“十七大”指出，必須要把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作為主線，使黨“成為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求真務實、改革創新，艱苦奮斗、清正廉潔，富有活力、團結和諧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13]50。把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上升到黨的先進性建設的核心內涵和黨的執政理念的高度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周恩來精神道德價值的挖掘、繼承和發展。

二、以民為本、關注民生：周恩來精神的當代政治價值

青年時代，周恩來就視人民“為國家之主人”，認為“共和國之主權在全體國民”[14]。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為民、親民、愛民的理念一以貫之。他把人民的生命安危，溫飽冷暖時時刻刻挂在心頭，縈繞於懷。1963年5月29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直屬機關負責干部會議上指出，黨的干部要“以人民的疾苦為憂，以世界的前途為念。這樣，我們的政治責任感就會加強，精神境界就會高尚”[15]。這是周恩來對黨的干部的要求，他自己更是這方面的典范和化身。

周恩來以民為本、關注民生的事跡不勝枚舉。比如，“大躍進”期間，出現了新中國成立后從未有過的經濟困難，而以糧食短缺最為嚴重，在安徽、甘肅等省的農村餓死了不少人。周恩來的心情十分沉重，為了籌措救命糧，他耗費了巨大的心血。在1960—1962年間周恩來的工作台歷上，記載著他為當時困擾全黨和全國人民的糧食問題辛勤操勞的情景：從1960年6月至1962年9月的兩年零四個月的時間裡，他關於糧食問題的談話就達115次，他及時審閱糧食報表，精心計算糧食安排。周恩來辦公室退給糧食部辦公廳的32張報表中，周恩來的筆跡竟有994處之多。僅在《1962年至1963年糧食生產產量和征購的估算》這張表上，周恩來用紅藍鉛筆作標記145處，調整和修改數字40處，在表格邊上計算6處，批注數字70處，批注文字7處。周恩來還多次出京調查糧食情況，解決糧食調撥問題，比如，他親自找江西省委書記借糧說：你們已經對中央作出了巨大貢獻，現在還要你們再調出兩億斤。你們這兩億斤糧食要救活多少人啊！時任糧食部部長的陳國棟回憶說：“三年困難時期，總理直接抓糧食工作，為幾億人的吃飯問題，付出了很多心血。”[16]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方留碧專門研究國民經濟調整時期的周恩來，他通過詳盡的資料分析得出結論：“周恩來是全國解決糧食問題的總指揮。他了解實情，統籌全局，果斷決策，使我們的國家和人民比較順利地渡過了難關。”[17]

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發生大地震。第二天周恩來就趕到地震災區。余震頻繁，安全沒有保障，地方和軍隊領導勸他不要去重災區。周恩來態度非常堅決：我來干什麼？那裡太危險，群眾住在那裡，就不危險嗎？執意要到重災區，親自察看群眾受災情況。為了盡快趕到重災區，他取近道直奔隆堯縣震中地帶。他看到傷亡群眾不少，許多群眾沒有得到安置，痛心地說：我這個總理沒有當好哇！他不顧連續余震，冒著風雪，逐村逐隊慰問。他發表講話時，堅持讓群眾背風聽，自己迎風講，鼓勵群眾克服困難，互相幫助，發展生產，重建家園。他到臨時搭建的簡易病房看望受傷群眾，一次又一次地俯身問候躺在地鋪上的傷員，仔細察看傷情。他接連慰問了140多名傷病員，感動得在場的人無不熱淚盈眶。

周恩來心系人民健康，尤其關心工礦、農村和邊遠地區人民的健康。他強調：衛生要面向基層，面向農村，為大多數人服務。60年代中期，在他的關懷下，北京組織了一批去西北農村和流行病高發區服務的醫療隊。他指示到河南林縣食道癌高發區的小分隊說：癌症的發病因素很多，要有嚴格的科學態度，防止片面性和表面性。70年代初，全國防治氣管炎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周恩來五次接見與會代表並發表講話：慢性氣管炎的防治工作要抓好，這是關系到人民群眾健康的大事，要一抓到底。他贊成對腫瘤發病狀況和地區分布進行詳細調查，要求畫一個分布圖，作一個大沙盤以便有針對性的防治。1975年2月，在周恩來接受大手術前，偶然的話題使他聽到了雲南的個舊錫礦工人肺癌發病率較高，在手術台上他把腫瘤醫院院長叫到跟前，要求馬上派人到礦區了解情況。就在他辭世前的11個小時，即1976年1月7日晚11時，彌留之際的周恩來從昏迷中醒來，認出了主治大夫吳階平，用極其微弱的聲音說：“我這裡沒有什麼事了，你還是去照顧別的生病的同志，那裡更需要你們”[7]726。這是周恩來生前留下的最后三句話。

周恩來精神是以民為本、關注民生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政治品質的具體表現，對於當代中國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政治價值。首先，周恩來精神中的民本理論和實踐為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實踐依據和理論基礎。黨的“十七大”報告第一次把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作為一個獨立的問題提了出來，指出：“必須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社會建設，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推動和諧社會建設”[13]37。這樣一種社會正是周恩來一生為之追求的，一定意義上說這是周恩來精神的政治價值在當代中國社會發展進程中的政治凸顯。其次，周恩來的民本風范為各級領導干部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以人為本”，立了一根標杆，“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高風亮節，在中國人民心中矗立起一座不朽的豐碑”[10]。黨的“十六大”以來，胡錦濤總書記、溫家寶總理親民、愛民的作風深得人民的愛戴，受到國際輿論的稱贊。應當說，這是中央帶頭對周恩來精神的弘揚和踐行。

三、實事求是、開拓創新：周恩來精神的當代文化價值

實事求是、開拓創新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本質要求，是黨的思想路線的核心內容，同時也是周恩來精神內在的理論支撐和文化價值。

周恩來一生都注重實踐、倡導開拓創新的精神。早在旅日期間的1918年2月11日，周恩來就在日記中寫道：“我平生最煩急的是平常人立了志向不去實行”，接著就寫下了他在新的一年的奮斗目標和行事准則：“第一，想要想比現在還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現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學要學離現在最新的學問。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實在，學問要真切。”對這三條的重要性他還在旁作注：“有如三寶。”[18]1943年周恩來在《怎樣做一個好的領導者》的報告中強調“要有學習的精神”，“要估計環境及其變動，並找出此地此時的特點。”[19]而要在工作中做到開拓創新，必須要立足於實事求是，“是則是，非則非”[20]。正是由於長期重視實事求是，建國后面對“冒進”、“大躍進”及“文化大革命”等曲折、偏差和全局性錯誤，周恩來能始終如一地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並與之進行力所能及的斗爭。1956年，為了保証建設事業健康發展，在反冒進問題上周恩來同毛澤東有了一次面對面的爭執。4月下旬，毛澤東在頤年堂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追加1956年基本建設預算20個億，受到與會者多數的反對。在會上周恩來發言最多，認為追加基建預算將造成物資供應緊張，增加城市人口，更會帶來一系列困難。毛澤東堅持己見，宣布散會。會后，周恩來單獨找毛澤東談話，表明自己的堅決態度，說我作為總理從良心上不能同意這個決定。為了找到更有說服力的証據說服毛澤東，周恩來赴鞍鋼、太鋼等大型企業作深入的調查研究，發現國民經濟“不平衡”的問題相當突出，回京后主持出台了中央和國務院一系列更堅決的反冒進措施。1961年，在總結“大躍進”的教訓時，周恩來尖銳地指出：“這幾年來，我們調查研究較少，實事求是也差，因而‘五風’刮起來就不容易一下子得到糾正”[21]。他特別具有啟發性地要求人們，尤其是各級領導干部：“要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這四句話歸納起來就是：實事求是”[22]。

胡錦濤在評價周恩來時指出：“周恩來同志始終實事求是、嚴謹細致，集中表現為他求真務實的精神。周恩來同志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堅持用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指導實際工作。”[10j胡錦濤所說的這“三個堅持”鮮明地概括出了周恩來精神的科學性和實踐性，也反映出注重實踐、實事求是、開拓創新作為周恩來精神的重要內容對於當代中國的發展所具有的重要理論價值。黨的“十七大”鄭重向全黨指出：“要加倍珍惜、長期堅持和不斷發展黨歷經艱險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勇於改革、勇於創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滯，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被任何干擾所惑，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廣，讓當代馬克思主義放射出更加燦爛的真理光輝。”[13]12從一定意義上說，這裡折射出了在新的歷史和新的理論高度上對注重實踐、實事求是和開拓創新的周恩來精神的承接，或者說體現出一種新時期的周恩來精神。

實事求是、開拓創新也是中國文化瑰寶中的精髓所在。“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出自《漢書·河間獻王傳》，唐代學者顏師古把“實事求是”注釋為“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而《周易》上的“與時偕行”，《韓非子》上的“與時遷移”，都是講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的意思。顯而易見，周恩來的實事求是、開拓創新精神又是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發揚、繼承和升華。文化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前者指人類在社會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所創造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總和，后者指與政治、經濟等並列的，即有關人類社會生活的思想理論、道德風尚、文學藝術、教育和科技等方面的內容。周恩來實事求是、開拓創新的精神既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內在本質所然，同時也具有重大的文化意義。“十七大”提出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首要任務當然是“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但同時也提出了“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任務，強調“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團結奮進的不竭動力。要全面認識祖國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使之與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保持民族性，體現時代性”[13]33-35。這樣，周恩來實事求是、開拓創新的精神就不僅僅為中國革命、建設事業做出了杰出的理論指導和實踐推動貢獻，而且在把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相適應、相協調並體現時代性方面做出了獨特貢獻。這難道不是周恩來精神的當代文化價值所在嗎？！

總之，周恩來精神中的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道德價值源於其以民為本、關注民生的政治價值，而這一政治價值又源於其實事求是、開拓創新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文化價值，這三重價值的內在統一正是周恩來精神的力量和魅力所在。中國共產黨的事業永無止境，周恩來精神的價值彌足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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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澤民.在周恩來同志誕辰一百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1998-2-24（1）.

[2]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40.

[3]周恩來.當前財經形勢和新中國經濟的幾種關系[M]//周恩來.周恩來經濟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24.

[4]周恩來.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工業國家[M]//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成元功.回憶亞非會議期間的保衛工作[M]//不盡的思念.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475.

[6]張佐良.周恩來的最后十年——一位保健醫生的回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43－147.

[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8]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27-28.

[9]鄧小平.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問[M]//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48.

[10]胡錦濤.在紀念周恩來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08-3-01（1）.

[11]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同人民群眾聯系的決定[M]//十三大以來：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28-929.

[12]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M]//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274.

[13]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年譜（1898-1949）[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22.

[15]周恩來.過好“五關”[M]//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27.

[16]陳國棟.周恩來與糧食工作[M]//《懷念周恩來》編輯小組.懷念周恩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97.

[17]方留碧.周恩來在國民經濟調整時期為糧食工作辛勤操勞[M]//《懷念周恩來》編輯小組.懷念周恩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82.

[18]周恩來.旅日日記[M]//周恩來.周恩來早期文集：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331-332.

[19]周恩來.怎樣做一個好的領導者[M]//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28-129.

[20]周恩來.學習毛澤東[M]//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342.

[21]周恩來.加強調查研究[M]//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13.

[22]周恩來.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M]//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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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陳答才（1955—），男，陝西藍田人，法學博士，陝西師范大學政治經濟學院、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陝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