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毛澤東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程
論毛澤東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程
陳答才 王明
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無產階級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中國共產黨自成立起，即有一批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在實踐中不斷創新，使之成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指引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不斷發展。毛澤東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人物，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過程中，可謂居功至偉。
毛澤東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程，大體上經歷了四個階段。
第一，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初步探索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后，很長一段時間內，共產黨人在理論上主要是宣傳歷史唯物主義，在實踐上則多沉浸在組織和發動工人，走城市武裝暴動的革命道路理論中。毛澤東也不例外，除了深入工礦調查、組建工會、辦夜校之外，1922年9月，他還與李立三、劉少奇等一起領導組織和發動了安源路礦1.7萬工人大罷工。但不同的是，毛澤東出身於湖南農民家庭，自幼受到農民務實的朴素唯物主義與湖湘一帶“經世致用”文化傳統的熏陶，從學生時代起他就非常重視“立志”、“修身”、身體力行、知行合一，常懷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理想。在湖南一師時毛澤東“身無半文，心憂天下”，利用假期縱橫數縣，不辭辛苦了解社會，又聲稱“吾於近人獨服曾文正公”即是証明。
由於此種背景與理想之影響，毛澤東從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便與李大釗、陳獨秀等大知識分子有著鮮明的不同。一者，由於學歷背景和理論資源的不同，李、陳兩位都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框架和內容有較為系統的認知（雖然並不准確），這一點從二者早期的文章即可看出。李大釗有其著名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陳獨秀也有《社會主義批評》，李陳二位對馬克思主義的接受，可以說是基於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的科學性和自治性，而毛澤東則不是，在這個時期毛澤東尚沒有對馬克思主義的整體性理解，因而無論是在接受還是實踐馬克思主義時，反而沒有來自理論本身方面的束縛。他在1920年自認為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之前，並沒有系統的介紹或闡述馬克思主義的文章，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和接受是有選擇的，正如他自己所說，“我隻取了它四個字：‘階級斗爭’，老老實實地開始來研究實際的階級斗爭”①[①《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頁。]，這固然有其片面和狹隘之處，但這種選擇卻直指中國社會的現實問題。事實上，對於要把馬克思主義這個舶來品應用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來說，這種做法可能是必須的。毛澤東之所以接受馬克思主義而不是其他主義，主要是因為馬克思主義較之別的主義有更明顯的實效性。1921年初，毛澤東在新民學會會員大會上就指出：“改良是補綴辦法，應主張大規模改造。至於方法，啟民主用俄式，我極贊成。因俄式系諸路皆走不通了新發明的一條路，隻此方法較之別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質較多。”“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採用。”②[②《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頁。]
二者，從革命理論的角度來講，李、陳二位都曾受到國家主義的影響，最早試圖對中國上層政治進行改造從而挽救中國之存亡，政治革命無成，才轉而追求對整個社會的根本改造，最終成為馬克思主義者。而毛澤東則不是，毛澤東尚在湖南一師讀書時，北洋軍閥政府的不斷更迭和腐敗統治已經打碎了國家主義者在民初實現民主政治和國家富強的幻想，毛澤東幾乎從一開始接受的就是社會改造和社會革命的理念。因此，毛澤東沒有李、陳二位早期脫離中國底層社會的缺陷，無論是作為無政府主義者，還是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后，毛澤東所接受的思想始終要求他關注中國社會的下層民眾和社會改造。
這兩點為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奠定了思想基礎，使他在接受馬克思主義后表現出了明顯不同的興趣方向：一方面，毛澤東一直在試圖從經濟基礎和階級斗爭的角度去認識中國社會及各種力量。1923年4月10日毛澤東在《外力、軍閥與革命》一文中指出，中國現在之所以是軍閥統治，是因為“從中國的社會經濟現象看，……人民百分之九十幾未受教育﹔除開沿江沿海沿鐵路應乎他們的經濟情形有一點微弱的組織，像工商、教職員、學生等團體外，幾乎全是家族的農村的手工業的自足組織﹔蒙古、新疆、青海、西藏、陝西、甘肅、四川、貴州、廣西各地至今無一寸鐵路﹔全國無一個有三十萬確實黨員的政黨﹔全國無一家銷到二三十萬份的報紙﹔全國無一種銷到二三萬份的雜志﹔而中國全體有人口四萬萬，有土地三千余萬方裡”。①[①《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2頁。]1925年冬，毛澤東又撰寫了兩篇文章，一篇是《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於革命前途的影響》，指出同盟會至國民黨歷史上數次分裂的原因，主要是基於不同的階級性，分裂勢力代表了不同的階級利益，並指出國民黨右派的分離，不僅“不足以妨礙國民黨的發展，並不足以阻撓中國的國民革命”，而且有助於革命派的“更大的團結”。②[②《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頁。]另一篇就是著名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文中內容，眾所周知，不再贅述。另一方面，毛澤東是黨內為數甚少的最早重視農民問題的領導人之一。1925年10月20日，毛澤東在《廣東省黨部代表大會會場日刊發刊詞》中指出，廣東全省代表大會的責任是，“怎樣檢查以前的工作，規定以后的方法，產生有力量的全省指揮機關，用以發展各界人民的組織，尤其是發展那佔廣東全人口百分之八十即二千數百萬的農民大群眾的組織，以保障而且擴大我們的勝利”。③[③《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頁。]一個月以后，毛澤東又在《少年中國學會改組委員會調查表》的學業一項中明確填上：研究社會科學，現在注重研究中國農民問題。1926年1月，毛澤東又在《中國農民》第一期上發表《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一文，初步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將農村居民分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農、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雇農及鄉村手工業者、游民等八個階級，並就各個階級對革命的態度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科學分析，初步形成關於農村階級分析的理論。同年5月至9月，在廣州主辦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期間主辦了《農民問題叢刊》，總結推廣國內外特別是廣東農民運動的經驗，以指導和促進全國農民運動的發展。他在為此刊所寫的序中鮮明地提出：“農民問題乃是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並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是不會成功的﹔農民運動不迅速地做起來，農民問題不會解決﹔農民問題不在現在的革命運動中得到相當的解決，農民不會擁護這個革命。”①[①《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頁。]號召黨內同志“立刻下了決心，立刻去做那組織農民的浩大的工作。要立刻下了決心，把農民問題開始研究起來。要立刻下了決心，向黨裡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鄉村中間去，夏天晒著酷熱的太陽，冬天冒著嚴寒的風雪，攙著農民的手，問他們痛苦些什麼，問他們要寫什麼。從他們的痛苦和需要中，引導他們組織起來，引導他們和土豪劣紳爭斗，引導他們和城市的工人、學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聯合戰線，引導他們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國民革命運動。”並指出，隻有農民組織起來的時候，“帝國主義、軍閥的基礎才能確實動搖，國民革命才能得著確實的勝利。”②[②《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頁。]1927年3月，他又親自考察了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等五縣的農民運動，深入了解、調查我國農村各階級的狀況和農民反抗土豪劣紳情況，發表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充分估計了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指出了在農村中建立農民政權和農民武裝的必要性，闡明了佔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貧農是農民中最革命的力量，著重宣傳了放手發動群眾、組織群眾、依靠群眾的革命思想。
這些思想可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初步成果，亦為大革命失敗后中國革命力量的重新崛起奠定了理論基礎。
第二，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自覺追求
大革命失敗后，中國革命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但是中共黨內多數人並未走出依靠工人進行城市武裝暴動的老路子，直到1927年9月毛澤東帶領秋收起義軍攻打長沙受挫后轉移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湘贛邊界的羅霄山脈中段井岡山，才使中國革命走上一段最具創造性的道路。這個時期，毛澤東進行了廣泛的調查研究，據統計，僅1927年到1934年，毛澤東就有寧岡調查、永新調查、仁鳳山調查、尋烏調查、興國調查、東塘等四村調查、木口村調查、長岡鄉調查、三次塘邊村調查、蛟洋調查、長汀調查、三次才溪鄉調查等，留下了許多調查文稿，其中以尋烏、長岡、才溪調查文稿最為詳細。從留下的文稿看，上述調查使毛澤東基本了解了根據地的政治區劃、行政、地理環境、交通運輸、工商業、人 口成份、階級構成、土地佔有及剝削程度、土地山林池塘房屋的分配及斗爭、地租稅收、蘇維埃組織建設、農村軍事組織及斗爭、民主建設以及生產、文化、衛生、社會救濟、革命宣傳等情況。在上述調查的基礎上，毛澤東積極探索，不斷修正和改進根據地建設中的土地、稅收、階級、軍隊、城市等各項政策，從而在思想路線、革命道路、軍隊建設、根據地建設、軍事戰略戰術等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為毛澤東思想的成熟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思想路線。針對黨內存在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的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傾向，1930年5月，毛澤東撰寫了《反對本本主義》一文，並初步論述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他說：“我們的斗爭需要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①[①《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頁。]這就為中國共產黨人擺脫蘇聯經驗的束縛，沖破黨內教條主義的統治提供了理論依據。
革命道路理論。當井岡山根據地初創時，關於在農村搞革命能否取得勝利，是否符合馬列主義的疑問很多。毛澤東在1928年10月便給出了相當可信的答案，他堅信像井岡山根據地這樣的紅色政權能夠存在下去。其原因有五，即帝國主義及軍閥對中國之分裂政策﹔好的群眾基礎﹔革命形勢之發展﹔相當力量紅軍之存在﹔黨的正確領導。一個多月后，毛澤東再給中央的報告中又補充了兩條，即有便於作戰的地勢﹔有足夠給養的經濟力。（我們以前都隻注意前五條，忽視了這兩條，實際上1934年蘇區之失敗，除了全國革命形勢的停頓和李德等的軍事教條主義的錯誤以外，蔣介石的戰術變化使根據地的有利地形不能發揮有效作用和長期戰爭使根據地缺少足夠的給養都是致敗原因。）但就此確認毛澤東已經確定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尚為時過早。因為毛澤東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中說得很清楚。他說：“以寧岡為中心的湘贛邊界工農武裝割據，其意義決不限於邊界數縣，這種割據在湘鄂贛三省工農暴動奪取三省政權的過程中是有很大的意義的。”①[①《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頁。]1929年4月，他在給中央的信中仍然認為，雖然革命的現階段是民權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黨的目前任務是爭取群眾而不是馬上舉行暴動。“但是革命的發展將是很快的，武裝暴動的宣傳和准備應該採取積極的態度，在大混亂的現局之下，隻有積極的口號積極的態度才能領導群眾。黨的戰斗力的恢復也一定要在這種積極的態度之下才有可能。無產階級的領導是革命勝利的唯一關鍵。……黨的無產階級基礎的建立，中心區域產業支部的創造，是目前黨在組織方面的重要任務﹔但是在同時，農村斗爭的發展，小區域紅色政權的建立，紅軍的創造和擴大，尤其是幫助城市斗爭、促進革命潮流高漲的主要條件。”②[②《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2－103頁。]甚至到了1930年1月，毛澤東仍堅持革命高潮很快就要到來，認為爭取江西一省的計劃是對的，隻不過不應以一年為期。但不同的是，毛澤東此時已經確信“朱德毛澤東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人民武裝的路線是經由鄉赤衛隊、區赤衛大隊、縣赤衛總隊、地方紅軍直至正規紅軍這樣一套辦法的，政權發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擴大的，等等的政策，無疑義的是正確的。”③[③《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頁。]換句話說，毛澤東此時認為正確的革命路線是先在農村建立小塊紅色政權發展力量，進而奪取一省或數省（當時主要的目標是湘鄂贛三省），然后奪取全國政權。這種思路顯然和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理論是不同的。但無疑這向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理論邁進了一大步。
軍隊建設。從這一時期始，毛澤東非常重視軍隊建設，“八七會議”上提出“槍杆子裡面出政權”，此后在給中央的信中又指出：“以農業為主要經濟的中國的革命，以軍事發展暴動，是一種特征。”並建議中央，“用大力作軍事運動。”④[④《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9頁。]為了改變過去軍隊由個人領導的傳統，毛澤東把加強黨的領導作為軍隊建設的首要任務。1927年秋收起義失敗后，毛澤東在三灣村對起義軍進行整編，並在連上建立黨支部，但是這並未能確立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當時“小團體主義充分存在而發展，黨不敢做調動槍枝上的嘗試，紅軍后方兼顧主義與少數同志的紅軍本位主義是相沖突的，軍需制度和編制法規未能建立，個人支配政治和武器的事常常有的，這時候的黨從連到軍從它的實質說是處在一種從屬的地位，在某些問題上是絕對聽命於個人。”1928年9月后，在毛澤東的不斷努力下，這種情況有所改變，“黨能開始在理論上建設（原文如此，疑是“批評”）小團體主義了（雖然在實際上還不能），軍需制度建立，成立了七十五枝長槍一連的制度……這時期內少數同志極力把頭低下來，黨確處在指揮的地位了，從支部以至前委大體上說來都是如此的。”①[①《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頁。]即使如此，在1929年4、5月間，仍然發生了關於黨權與軍權關系的激烈爭論，毛澤東甚至不得不一度離開軍隊。直到著名的“九月來信”后，這一爭論才告一段落。1929年12月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對黨的組織建設以及軍事系統與政治系統的關系進行了全面檢討，做出了比較明確的規定。其次是進行政治訓練。毛澤東提出，在紅軍成分以游民無產階級和農民為主的條件下，要建立一支無產階級的武裝力量，“隻有加緊政治訓練的一法。”②[②《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頁。]1929年古田會議決議對政治訓練的對象、方法、內容、教材、組織形式、執行機關等等作了詳細的規定。並對當時軍隊內存在的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盲動主義等小資產階級觀點進行了系統的批判。毛澤東的這些思想開創了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先河。
根據地建設。這一時期，毛澤東經過多次詳盡細致的調查研究，對根據地建設提出了一系列理論政策。主要包括土地政策、階級政策、基層政權建設。對於土地問題，毛澤東早在1927年4月就考慮了，並對土地問題列出了一個簡單的研究提綱。正是有這一基礎，井岡山根據地開辟約一年時間，中國共產黨的第一部土地法便誕生了。關於這一土地法，毛澤東是這樣評價的：“這是一九二七年冬天至一九二八年冬天一整年內土地斗爭經驗的總結，……這個土地法有幾個錯誤：（一）沒收一切土地而不是隻沒收地主土地﹔（而）土地所有權屬政府而不是屬農民，農民隻有土地使用權﹔（三）禁止土地買賣。”另外還提出了按照勞動力分配土地和共同耕種的錯誤政策。盡管這一土地法還帶有教條和理想的成分，但畢竟積累了經驗。此后，毛澤東不斷根據實際情況對上述土地法進行修正。1930年2月的陂頭會議，否定了按勞動力分地的錯誤做法，肯定了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做法。1930年6月汀州會議，又在原來抽多補少的原則上增加了抽肥補瘦的原則。關於階級政策，這一時期毛澤東對階級的認識總體上講是比較激進的。他在《查田運動的群眾工作》中把地主富農實際上劃為一類，認為地主是封建剝削者，富農是半封建剝削者，對地主採取消滅政策，對富農採取削弱政策，在土地分配上對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這種情況直到1935年12月才有所變化，毛澤東在本月1日給張聞天的信中指出過去富農分壞田的做法不對，富農可與中農貧農分得同等土地，保障富農經營工商業及雇工自由，但是仍然堅持對富農土地完全不動的原則不對，認為富農在斗爭深入時必然轉入地主陣線，因此富農無權參加紅軍，也沒有選舉權。①[①《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375頁。]關於政權建設，毛澤東專門撰寫了《鄉蘇怎樣工作》一篇長文，對於根據地基層政權建設做出了明確具體的指導。內容不在此贅述。
軍事戰略戰術。這一時期，黨的軍事力量剛剛發展起來，又處在敵人的多路圍剿之中，經過了血的教訓和多次勝利后，毛澤東對人民軍隊的戰略戰術進行了總結。他說：“我們用的戰術就是游擊的戰術。大要說來是，‘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固定區域的割據，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時間，很好的方法，發動群眾。’”②[②《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頁。]
盡管在這一時期由於各種原因，毛澤東提出的一些理論政策還帶有歷史的局限性，但是從這些政策的變化過程可以看出，他一直在自覺地努力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
第三，向全黨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任務
如果說前一時期，由於在黨和軍隊中的地位，毛澤東還只是個人努力在理論和實踐中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話，隨著自身在黨和軍隊中領袖地位的確立，他開始把這一正確的方向向全黨開始推廣。
全國抗日戰爭爆發前后，為貫徹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從思想認識上清理黨內存在的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思想，總結兩次國內革命戰爭的歷史經驗，制定和貫徹正確的路線、政策，動員和組織千百萬群眾和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參加偉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戰爭，1937年7月和8月，毛澤東在抗日軍政大學，作了以《實踐論》和《矛盾論》為題的著名講演，從馬克思主義哲學角度，論証了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關系，強調實踐在認識運動中的重要地位與作用﹔強調事物的對立統一是唯物辯証法的根本法則，矛盾的普遍性寓於特殊性之中，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毛澤東尖銳地指出：“唯心論和機械唯物論，機會主義和冒險主義，都是以主觀和客觀相分裂，以認識和實踐相脫離為特征的。”①[①《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頁。]因此，要求中國共產黨人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方法，從中國特殊國情出發，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揭示中國革命的特殊規律，概括出符合實際的理論原則，使馬克思主義具有中國特點。《實踐論》和《矛盾論》的發表，有力地批判了黨內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錯誤，為黨的思想路線作出哲學論証，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實踐論》和《矛盾論》的發表，表明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認識達到了完全自覺的高度。
然而，黨內的主觀主義思想並沒有因此而受到削弱。抗戰爆發的初期，一些黨和軍隊的領導人受到民族主義情緒的影響，多主張採取不符合八路軍實力的陣地、運動戰。1937年11月底，王明又“從天而降”，按照蘇聯人的指示，到處宣揚“一切要服從統一戰線，一切要經過統一戰線”的右傾言論，在主持長江局工作后，又以中共中央自居，在組織上搞獨立性。針對這些情況，一方面毛澤東明確向全黨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任務。1938年10月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說：中國共產黨人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的環境”②[②《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3頁。]，“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③[③《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頁。]並針對黨內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絕對化的錯誤傾向，強調指出：“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①[①《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4頁。]在這裡，毛澤東從確立指導中國革命最基本的原則的高度，提出馬克思主義必須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問題。在他看來，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是實現中國化的前提﹔如果離開了這個前提，所謂的“中國化”就會走入歧途。同時，他還認為，中國共產黨人對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應用，“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就是說，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②[②《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頁。]
一方面，借著延安當時較為安寧的客觀環境，他認真思考和總結了中國革命前一階段和新階段在武裝斗爭、黨的建設、統一戰線、政權建設等方面的經驗教訓。從1938年至1939年，毛澤東相繼發表了《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1938年5月）、《論持久戰》（1938年5月）、《論新階段》（1938年10月）、《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1938年11月5日）、《戰爭和戰略問題》（1938年11月）、《共產黨人發刊詞》（1939年10月）、《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1939年12月）、《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等文章，批判了抗日戰爭“速勝論”和“滅亡論”，提出了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戰爭的最后勝利屬於中國人民﹔批判了在中國革命道路問題上照抄照搬外國經驗的教條主義，科學地論証了中國革命為什麼必須走農村包圍城市，最后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提出了武裝斗爭、黨的領導、統一戰線是中國革命的三大法寶，形成了完整的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的理論﹔批判了王明的右傾言論，提出中國共產黨要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批判了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提出了建設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等等。這些理論的形成生動地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具體體現，標志著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走向成熟。
在黨的核心層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並逐漸形成統一認識后，毛澤東又把目光擴大到全黨，發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整風運動。1941年下半年，整風首先從黨的高級干部學習中共黨史開端，1942年2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黨校作《整頓學風黨風文風》的報告后，整風在全黨拉開帷幕。延安整風期間，毛澤東強調，怎樣對待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學風問題，“學風問題是領導機關、全體干部、全體黨員的思想方法問題，是我們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問題，是全黨同志的工作態度問題。”①[①《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3頁。]在《改造我們的學習》和《整頓黨的作風》中，毛澤東尖銳地批評了那種對國內各方面情況不作系統周密的調查研究，“閉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魚”，粗枝大葉，夸夸其談、隻滿足於一知半解的主觀主義作風，明確指出必須理論聯系實際，“有的放矢”，“中國共產黨人隻有在他們善於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善於應用列寧、斯大林關於中國革命的學說，進一步從中國的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在各方面做出合乎中國需要的理論創造，才叫做理論和實際相聯系。”“馬克思列寧主義之箭，必須用了去射中國革命之的。這個問題不講明白，我們黨的理論水平永遠不會提高，中國革命也永遠不會勝利。”②[②《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0頁。]歷史經驗証明，能不能堅持馬克思主義學風，以科學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是黨在理論上和政治上是否成熟的一個重要標志，是關系黨的前途和中國革命命運的一個重大問題。延安整風在全黨普及了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學風，為全黨走向成熟、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也為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開拓了一條新路子。
1944年至1945年6月，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和七大相繼召開，會議以黨的決議的形式對整風運動的成果進行了確認，批判了黨在各個時期所犯的路線錯誤，鞏固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無以替代的領袖地位，把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寫上了黨章。
第四，在艱難曲折中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從1949年至1966年文革發生，可以稱之為第四階段，在這一階段，新中國建立伊始，面臨無數前所未有的困難，國際形勢又風雲變幻，給新中國的建設提出了很多挑戰，在這種復雜艱巨的形勢下，毛澤東繼續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積極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其間既有偉大成就，也發生了很多曲折。
建國前夕，毛澤東即將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相結合，為新中國搭建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框架和五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經濟框架，在1949年9月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決議中也沒有明確寫入社會主義的前途，而是要建設新民主主義國家。但是對於以共產主義為理想追求、以馬克思主義為信仰且掌握了國家政權的共產黨人來說，要克制自己不建立社會主義的願望是很難的。特別是當共產黨人沒有搞清楚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而把社會主義當成工業化加公有制的代名詞時，困難就更大了。事實也的確是這樣的。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指出，雖然中國經濟落后，要允許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存在和發展，但是“中國資本主義的存在和發展，不是如同資本主義國家那樣不受限制任其泛濫的。它將從幾個方面被限制——在活動范圍方面，在稅收政策方面，在市場價格方面，在勞動條件方面。我們要從各方面，按照各地、各業和各個時期的具體情況，對資本主義採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縮性的限制政策。”①[①《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1頁。]他也清楚：“對於私人資本主義採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資產階級在各種程度和各種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別是私人企業中的大企業主，即大資本家。”因此將“限制和反限制”作為新民主主義國家內部階級斗爭的主要形式，②[②《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2頁。]將工人階級和資本家之間的矛盾列為新中國兩大基本矛盾之一。③[③《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3頁。]同時，毛澤東也在設想中國邁入社會主義的路徑。他說：“佔國民經濟總產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是可能和必須謹慎地、逐步地而又積極地引導它們向著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的，任其自流的觀點是錯誤的。必須組織生產的、消費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中央、省、市、區、縣的合作社的領導機關。……中國人民的文化落后和沒有合作社傳統，可能使得我們遇到困難﹔但是可以組織，必須組織，必須推廣和發展。單有國營經濟而沒有合作社經濟，我們就不可能領導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走向集體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義社會發展到將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就不可能鞏固無產階級在國家中的領導權。誰要是忽視或輕視了這一點，誰也就要犯絕大的錯誤。①[①《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2－1433頁。]正是這一預設路徑，改變了新中國發展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方向。
新中國剛成立，經濟發展還是千瘡百孔，但隨著土改的順利推進，合作經濟也逐步發展，並且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圍內提高了農業生產力。（我們過去擴大了這一點，實際上這個道理很簡單，在生產工具缺乏的情況下，互助合作等於生產工具的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生產效能自然要高，但是在生產力水平沒有質的提高，而簡單生產工具已經滿足的條件下，繼續互助合作就只是小農經濟的重復疊加，不可能促進生產效能的提高，特別是當土地公有，即權責利不明的情況下，隻能損傷生產力。當時領導人不是不明白這個道理，是太想進入社會主義了。）加之這一時期由於私人資本主義在國家經濟建設中的不良表現而受到打擊后，毛澤東改變了最初關於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想法，於1952年開始批評“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言論，並提出“一化三改”的過渡時期總路線，開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不久，又把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解釋為：其實質“就是使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成為我國國家和社會的唯一的經濟基礎。”②[②《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405頁。]
在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毛澤東創造性地將列寧的“和平贖買”思想和中國實際結合，提出了從加工訂貨、統購包銷到公私合營的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道路和從互助組到初級社再到高級社的農業和手工業改造道路。按照這一道路，用了大約三年時間和平實現對資本主義工商業、農業和手工業的改造。在改造完成以后，毛澤東宣布過渡時期結束，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而事實上毛澤東最初的設想是過渡時期“包括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基本上完成對農業對手工業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③[③《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326頁。]，即“一化三改”，“一化”為主體，“三改”是兩翼。他對這一轉變的解釋是：“隻有完成了由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會主義所有制的過渡，才利於社會生產力的迅速向前發展，才利於在技術上起一個革命，把在我國絕大部分社會經濟中使用簡單的落后的工具農具去生產的情況，改變為使用各種機器直至最先進的機器去生產的情況”。①[①《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405、406頁。]這一解釋忽略了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把生產關系放在了決定生產力發展速度的地位，用所有制的改變代替生產力的發展作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違背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基本原理。而社會改造的快速實現背后實際上隱藏了毛澤東對待經濟發展的急躁情緒、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強烈願望和對社會主義的教條式理解。正是這些東西導致了以后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化、大躍進等一系列荒唐事情的發生。
另外，就在即將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時，東歐的社會主義陣營發生了“波匈事件”，中國社會也出現了一些不穩定因素，這些事情使毛澤東開始思考中國經濟和政治發展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以及蘇聯領導人關於社會主義的一些理論。1956年4月，毛澤東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提出了指導中國經濟和政治發展的“十大關系”。1957年2月，他又提出：社會主義存在著基本矛盾和我國社會存在著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隻能用民主的方法，隻能用說服教育、討論和批評的方法，簡單說就是“團結—批評—團結”。並提出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一些原則和方法。這些思想是毛澤東將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建設實際相結合所取得的又一碩果，為指導國家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提供了理論基礎。但是這些理論似乎還沒有扎下根來，1957年黨的整風所引發的一些過激言論便導致毛澤東和一些領導人對國內的階級形勢產生了錯誤的估計，隨即改變了上述正確的思想，開始強調階級斗爭和敵我矛盾。1959年的“反右傾”、1963年的“四清運動”和1965年的“反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大概都與這一改變有著一定的淵源。
縱觀毛澤東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程，他從初步認識到理性接受，從簡單照搬到自覺改造，從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水到渠成到社會主義理論的曲折發展，可以看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並不是一件一勞永逸、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個充滿變化和曲折的尚未結束的漫長歷史進程。在這一過程中，既需要不斷深化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認識、理解，也需要對世界文明的優秀思想成果關注和吸納﹔既需要對數千年的中國歷史文化傳統進行辨析和揚棄，也必須對不斷發展的社會實踐進行科學周全的考察和掌握﹔既需要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性自覺和理論熱情，也需要一切從實際出發、遵守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的冷靜頭腦﹔隻有這樣，才能不斷結合發展變化的中國實際對馬克思主義作出創造性的發展，才能不斷自覺地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建設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也隻有如此，才能指導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少走彎路，不走彎路。
（作者陳答才：陝西師范大學政治經濟學院教授﹔王明：陝西師范大學博士研究生）
（來源：《毛澤東與新中國研究文集（上）》2010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