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與第二次國民經濟調整的開始
陳雲與第二次國民經濟調整的開始
陳東林
粉碎“四人幫”后，全國人民建設熱情高漲，國際環境也十分有利，中央領導人受到大好形勢的感染，產生了樂觀思想，在建設速度和規模上急於求成，這打破了引進計劃的綜合平衡，加大了國家財力的負擔，加劇了國民經濟的比例失調。農輕重比例嚴重不合理，1978年基建投資中重工業高達48.7%，農業、輕工業隻佔3.6%和5.8%①[①國家統計局編：《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統計年鑒（1950－1995）》，中國統計出版社1997年版，第9頁。]﹔糧食人均佔有量隻略高於1957年，棉花、油料還低於該年，需要進口大批糧食解決吃飯問題﹔主要輕工業產品市場供應也持續緊張。工業內部結構不合理，能源動力緊張使大批企業經常停工半停工，鐵路運輸和港口裝卸能力嚴重不足，機械加工能力卻超過了能提供鋼材數量的三四倍。積累和消費比嚴重失調，積累率達36.5%，是“大躍進”的1960年以后最高的。生產、建設、流通、分配領域的混亂沒有完全消除，全國有三分之一的企業管理和生產秩序不正常。
這些問題尚未得到解決，又向外國借貸大量資金開始大規模的“躍進”規劃。1978年2月9日，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了經濟建設高指標規劃的五屆全國人大政府工作報告。1978年7－9月，國務院召開務虛會，研究加快建設速度問題。會議總結報告號召，要組織國民經濟新的大躍進，要以比原來設想更快的速度實現現代化，放手利用國外資金，大量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8年基本建設投資從原設想的4000億元增加到5000億元。10年引進800億美元規模，最近三四年先安排三四百億美元。1978年在建大中型項目比上年增加300多個﹔簽訂了78億美元引進項目合同，仍有50億美元的合同待簽②[②《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117頁。]，給國家財政造成了很大的壓力，導致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繼續加重。在對外引進決策執行過程中，計劃一再被大幅度突破、追加。1978年全年78億美元的協議金額中，有一半左右金額是在12月20日到年底短短10天裡搶簽的合同。①[①彭敏主編：《當代中國的基本建設》（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41頁。]有的項目重復引進，造成嚴重浪費﹔有的項目超越了國內的消化、配套和支付能力﹔有的項目甚至沒有合理論証，缺乏正常的審批手續就輕易決定。
客觀地說，當時這種情況的發生，首先是出於加快經濟建設步伐的動機，從中央到地方都普遍樂觀，並不是某一兩個人的情緒所導致﹔其次，在擴大引進規劃中，不少中央領導人包括最高決策者，也曾經注意到要穩步前進，但沒有普遍給予重視。
最早發現並指出問題的是陳雲。1978年7月31日，他向主持國務院務虛會的李先念建議，會議最好用幾天時間專門聽聽反面意見。他又向谷牧提出，務虛會是否多開幾天，聽聽反對的意見，可能有些人有不同意見。②[②《陳雲年譜（1905－1995）》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23頁。]他專門找有關人說，引進資金那麼多，又那麼容易，但考慮過沒有，引進了國外資金，我們中國要有配套資金。就算人家借給你那麼多錢，我們自己有那麼多配套資金嗎？③[③李正華：《中國改革開放的醞釀與起步》，當代中國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頁。]但是，由於陳雲尚未進人中央決策層，意見沒有得到重視。
12月10日，陳雲在中央工作會議東北組發言，就經濟問題提出五點意見。針對黨內普遍要求快的情緒，他提醒大家要清醒，引進項目“要循序而進，不要一擁而上。一擁而上，看起來好像快，實際上欲速則不達。項目排隊，如有所失，容易補上﹔窩工，就難辦了”。④[④《陳雲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頁。]生產和基本建設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各方面都要上，樣樣有缺口，實際上擠了農業、輕工業和城市建設。⑤[⑤《陳雲年譜（1905－1995）》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29頁。]這是第一次把比例失調的問題擺到全黨面前。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對陳雲的意見給予了重視，考慮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會議公報指出：我們必須在這幾年中切實做到綜合平衡，以便為迅速發展奠定穩固的基礎。⑥[⑥1978年12月23日《人民日報》第1版。]
陳雲的不同意見，引起了鄧小平的注意，開始重新考慮幾年內引進800億美元規模的想法。1979年1月5日，陳雲將新華社的一份材料批轉給鄧小平，指出：“我認為有物資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計劃。”鄧小平批示：“請計委再作考慮。”1月6日，鄧小平找余秋裡、方毅、谷牧等談話，再次肯定陳雲的意見“很重要”。他說：我們要從總方針來一個調整，減少一些鋼鐵廠和一些大項目。今年計劃有些指標要壓縮一下，不然不踏實，不可靠。①[①《陳雲年譜（1905－1995）》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33頁。]更重要的一步是，鄧小平又同主持財經工作的李先念商量，建議成立國務院財經委員會，陳雲任主任，主持全國財經工作。李先念贊同，並主動表示給陳雲當副手。
1979年3月14日，李先念、陳雲向中央提交關於財經工作的一封信，提出“前進的步子要穩。不要再折騰，必須避免反復和出現大的馬鞍形”。“借外債必須充分考慮還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慮國內投資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進行”。“現在的國民經濟是沒有綜合平衡的。比例失調的情況是相當嚴重的”，因此“要有兩三年的調整時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調情況大體上調整過來”。②[②《陳雲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249頁。]
3月21日，陳雲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第一次用“洋躍進”的說法提出批評。③[③《文革結束后國民經濟的恢復工作——訪袁寶華同志》，《百年潮》2002年第7期。]他說，搞現代化要從中國基本國情出發。我們國家是一個9億多人的大國，80%的人口是農民。革命勝利30年了，但不少地方還有要飯的。有些同志隻看到別的國家發展快，隻看到可以借款，沒有看到本國的情況。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債，靠不住。④[④《陳雲年譜（1905－1995）》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40－242頁。]鄧小平十分支持陳雲的調整意見，他在3月23日講話說，中心任務是三年調整。這是個大方針、大政策。經過調整，會更快地形成新的生產能力。這次調整，首先要有決心，東照顧、西照顧不行，決心很大才干得成。⑤[⑤《鄧小平思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112頁。]
在鄧小平的支持下，中央在4月的工作會議上，決定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新八字方針，用三年的時間調整國民經濟比例關系。
中央雖然確定了經濟調整的方針，並沒有真正解決黨內的分歧。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召開了一系列會議，落實調整方針，在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格，解決城市生活欠賬，加快輕紡工業生產等方面比較順利﹔在壓縮基本建設和部分企業的關停並轉方面，卻難落實。
調整的阻力一是認識上的分歧。有人覺得前兩年經濟形勢不錯，對於提出調整感到突然。有的認為，目前興建的大中型項目大多是關系國計民生的工程，不能算多。有的認為，隻有多建一些具有先進技術裝備的企業，才能把生產迅速搞上去。二是出於部門利益和地方利益的考慮。各地各部門都有急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如安排就業、解決住房困難等，都有加快發展的強烈願望，都希望別人調整，而不願把本地的速度調下來。更嚴重的問題在於中央決策層也存在嚴重分歧。
陳雲感到，統一思想是件相當困難的事。他說，“經濟工作的爭論，還需要幾年時間才能取得一致的意見”①[①《陳雲年譜（1905－1995）》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頁。]。為了繼續統一思想，9月2日，陳雲將財政部整理的《關於1950年－1979年國家財政收支總額及基本建設的資料》印發，指出這對認識基本建設規模應該有很大參考價值。9月30日，國務院辦公廳又將財政部整理的《關於國民經濟和國家財政四次緊張和波動的資料》、《關於能否壓縮流動資金搞挖潛、革新、改造的資料》印發。材料回顧了1953年冒進傾向、1956年冒進、1958年“大躍進”和“文革”十年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的情況。指出，問題主要出在基建規模超過了財力、物力的可能，大上大下、情況一好就折騰。陳雲總結說，我們應該探索在不再折騰的條件下的較快發展速度②[②同上書，第250、252頁。]。這個結論得到全黨的高度評價。鄧小平說：陳雲同志出了個題目，過去的教訓是超過了，總以為積累率越高，建設速度就越快。我們這次調整，是健康的、清醒的調整。③[③同上書，第257、266頁。]
9月18日，陳雲在國務院財經委員會會議上講了11條意見，重申經濟的調整方針是必要的，並不是多此一舉。關於為什麼不能靠赤字搞建設，陳雲說，我們的基建投資，必須是沒有赤字的。不要用自由外匯兌換成為人民幣來彌補基建投資的赤字，也決不能發票子來彌補基建投資赤字，因為這將無以為繼。他主張下一年就必須去掉基建投資中的赤字。關於利用外資的可能限度，陳雲認為，外債一是買方貸款，二是自由外匯貸款。買方貸款每年能使用多少，決定於國內配套的投資數量。借到的自由外匯隻能用於小項目，速借速還。用於償還大項目借款本息的可靠外匯來源，隻能來自增加出口收匯。因此，像寶鋼、平果鋁礦、三峽水電站等那樣大的工程，每個五年計劃隻能建成一個。中國的現代化除了要上若干個大項目以外，著重點應該放在國內現有企業的挖潛、革新、改造上。要先生產，后基建﹔先挖潛、革新、改造，后新建。我們應該探索在這種條件下的發展速度。①[①《陳雲年譜（1905－1995）》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51頁。]根據陳雲的講話精神，國家財經委組織有關部門重新擬定了1980、1981兩年計劃。
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后，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印發了陳雲9月18日的講話。10月3日和4日，陳雲在座談會上兩次發言，指出經濟工作中存在很大意見分歧，中央內部有分歧，中央與地方之間也有分歧。他的主要擔心，是靠借外債搞建設是個新問題，應該承認我們沒有經驗，要逐項研究，積累經驗。會上有人提出財政赤字和通貨膨脹並不可怕，陳雲說，在生產上搞點赤字這不可怕，但基本建設周期長，搞赤字我是怕的。通貨膨脹數量不大也不可怕，但數量很大我害怕。我們有過痛苦的教訓。②[②同上書，第252－253頁。]
會上大部分發言，都和陳雲的主張相反。陳雲直接點名批評了國家計委和一些領導人。但不服氣的人說：“西歐、日本和北美的資本家，看到我們出現了安定團結的局面，都搶著和我們做買賣。許多外國公司都來談，這樣的大好形勢，是建國以來所沒有的。這就給我們提出一個問題，要善於充分利用這個形勢，吸收外國的技術和資金來大大加快我們的建設速度，迎頭趕上世界先進水平。”③[③周永康主編：《康世恩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版，第349頁。]10月9日，有的同志在座談會上提出不同於陳雲的意見說：三年調整這個概念不准確。去冬今春刮了一股批評比例失調風，擔心再來。計委報告隻講調整，不講發展。我主張搞一個加快工業發展的決定。我們的速度，不能說服全黨，為什麼隻能搞6%，今后是否不要速度這個指標。不能把平衡看作是至高無上的東西。
不能說那些同志一點道理也沒有，剛剛粉碎“四人幫”，國內外形勢都很好，需要大發展，十一屆三中全會又提出了把工作重點放到經濟建設上來、改革開放的重大戰略決策。因此，如何使國民經濟調整不影響經濟建設發展和改革開放，是個新問題。
這次國民經濟調整與20世紀60年代初的第一次國民經濟調整相比，面對的新問題和困難是：首先，調整中增加了改革和市場的因素。調整要求集中資金、物資和項目審批權力，強調有計劃按比例﹔而改革需要下放權力，利用市場搞活經濟。這是必須處理好的矛盾。其次，由於前一時期向國外借貸資金上馬大批項目，如何處理好與外國的關系也成為第一次國民經濟調整時沒有的新問題，不能完全像過去那樣依靠行政手段壓縮項目。60年代下馬的大都是些小的“土”的企業，而這次要停緩建的許多是大的“洋”的企業。特別是22個重大引進項目，成為經濟調整的重點和難題。這22個項目的許多設備都運到了國內，運到了工地，有的已經開工建設。下馬損失太大，不僅要賠償毀約損失，而且會造成國際影響。上海寶山鋼鐵總廠就是一個兩難選擇。一、二期工程計劃投資包括47.8億美元外匯資金。1978年，財政部為寶鋼和有關的煤、電、運輸等配套項目建設已經追加投資十幾億元。最后，由於需要安置上山下鄉回城知識青年、經濟發展緩慢積澱的城鎮閑散待業人員和冤假錯案得到平反的人員等，國家面臨著近2000萬人口就業的巨大壓力①[①《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4頁。]，也不能像第一次國民經濟調整時期那樣將他們轉移到農村去。針對這些問題，國家採取了控制宏觀經濟、擴大企業自主權和允許城鎮個體經濟發展的辦法，促進企業的改組和聯合，搞好市場調節，引導生產市場急需的產品﹔鼓勵待業人員自謀出路地從事商業、服務業個體經營﹔扶植鄉鎮企業等等。②[②同上書，第618－619頁。]一方面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供了大量商品和服務，另一方面緩解了就業壓力。
為了補救寶鋼倉促上馬的不足，陳雲進行了反復考慮。5月31日至6月6日，陳雲親赴上海考察，聽取意見。對於是引進成套設備，還是主要立足於國內隻進口關鍵設備的問題，他也反復了三次：第一次，5月初認為應該基本立足國內，買技術，買專利，隻進口關鍵設備﹔第二次，到上海后，擔心單靠現有技術上不去，想設備全部進口，同時也買制造技術，買專利﹔第三次，離開上海時，又認為還是按照三委三部和銀行的意見辦。③[③《陳雲年譜（1905－1995）》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45－247頁。]9月，中央常委同意國務院財經委關於寶鋼建設問題向中央的報告：寶鋼一期工程繼續干，二期工程延期。二期對外已簽的合同進行賠償，已進口的設備妥善保管。這樣，在調整中對外開放能夠繼續擴大，國家基本建設仍然有所發展，避免了一些可能造成的經濟損失。
在調整同時，也進行了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嘗試。1979年3月，陳雲指出，60年來，蘇聯和中國的計劃工作制度的主要缺點，是沒有市場調節這一條。在今后經濟的調整和體制改革中，計劃與市場的調整將佔很大比重。不一定計劃經濟部分愈增加，市場經濟部分所佔絕對數額就愈縮小，可能是都相應地增加。①[①《陳雲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4－247頁。]11月26日，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更明確地說：“說市場經濟隻限於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麼不可以搞市場經濟？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②[②《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6頁。]當時的這種市場經濟，都是計劃經濟下的市場調節的意思，與1992年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不是一個概念，但這一思想的提出，畢竟為擺脫傳統的計劃經濟觀念邁出了一大步，對推動改革和發展起了重要的歷史性作用。
經濟調整的一個重要方針，是根據市場需要加快輕紡工業發展。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等人都強調，中國的現代化隻能走投資少，周期短，見效快，賺錢多的道路，相對減慢重工業的發展速度，加快農業和輕紡工業的發展。從1979年下半年開始，大力發展輕工業。措施有四條：一、11月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上，確定對輕工業實行原材料、燃料、電力供應優先，挖潛、革新、改造措施優先，基本建設優先，銀行貸款優先，使用外匯和引進新技術優先，交通運輸優先，以保証輕工業的較快發展。二、為了保証資金需要，採取發放輕紡工業專項貸款和使用西方國家政府提供的買方貸款等辦法。地方的資金投放重點也從過去發展小鋼鐵、小機械、小化肥等轉向發展輕工業。三、組織重工業企業為輕工業服務，或者直接將重工業廠轉為生產輕工產品。四、動員軍工企業增產民用產品。
調整與市場結合帶來了明顯變化。首先，通過調整積累與消費的比例，增加了城鄉居民的收入，長期積累起來的生活欠賬方面的尖銳矛盾得到緩解。其次，由於市場機制的初步引入，“經濟搞活了”，短缺現象得到一定改善，市場出現多年少有的繁榮。過去長期供應緊張的商品，如肥皂、洗衣粉、被面、保溫瓶、電燈泡、家具、鐵絲等，供應都趨向緩和。穿的和用的商品銷售量急劇上升，如電視機、半導體收音機、手表、縫紉機、自行車、呢絨、綢緞、電風扇、洗衣機等銷售量有很大增長。長期以來供不應求的肉、禽、蛋，已經敞開供應。豬肉、羊肉、牛肉、家禽、鮮蛋、水產品六種副食品銷售額比1979年同期增加40%。③[③1980年7月22日《人民日報》。]除了水產品、蔬菜供應仍偏緊外，其他副食品供應都比較充裕。同時，城市農貿市場也日趨活躍。據70個大中城市農副產品市場統計，1980年上半年上市的品種已達100多種，多者達200余種。農貿市場還帶動了集體商店和個體商販擺攤設點，從事飲食業、服務業、修理業。農村社隊實行部分產品自產自銷，給市場提供了豐富的商品，買賣更加靈活。城鄉增添了許多集體、個體經營的飲食業，方便了群眾。再次，經濟保持了持續較快增長，1979年工農業總產值增長8.5%，國民收入增長7%。最后，促進了勞動就業。1979年和1980年，全國城鎮兩年安置1808萬人就業。這使每個職工平均贍養的人口數，由1978年的2.06人下降到1980年的1.8人，相應地提高了家庭消費水平。
陳雲主持下的1979年調整，取得了明顯的成就，同時也面對著更深入的問題。1979年出現巨額財政赤字170余億元。財政赤字增加，隻有增加向銀行的透支，貨幣發行過多，造成物價大幅上漲。到1980年下半年，全年商品價格上漲6%。①[①《中國統計年鑒（1983）》，中國統計出版社1983年版，第19－23頁。]這些問題，都給陳雲領導的調整帶來了新的要求，需要他在1980年后繼續施展剛柔相濟的領導藝術。
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是陳雲發揮重大歷史作用的一刻。他提出了平反冤假錯案的呼吁，得到了全黨的一呼百應。而稍后他提出的調整國民經濟的主張，卻遇到了來自中央和地方的層層阻力，同時面臨著改革和開放的新問題。陳雲經過細致調查和實地考察，耐心說服，力排眾議，同時結合市場和對外開放的需要，大膽創新，終於使這一艱難的調整任務在1979年得以啟動，為改革開放的環境創造了一個良好的開端。1979年的調整啟動充分說明，陳雲主持下1979年開始的調整，並不是單純的下馬和后退，而是與改革同時進行的一個新嘗試。在一定意義上，也是改革的一部分，調整也是改革。正是由於陳雲堅持了實事求是的立場和方法，在以后的幾年中，終於取得了調整、改革雙贏的局面，這是我們今天評價陳雲第二次國民經濟調整時的思路和功績時，應當特別注意的一個視角。
（來源：《陳雲與當代中國（第一輯）》2010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