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農民脫貧致富思想

鄧小平農民脫貧致富思想

孟志中陳佔安

[摘要]鄧小平農民脫貧致富思想，是以消滅貧窮論為基礎和理論出發點展開的。它包括互相聯系的三個組成部分，即農民脫貧論、農民致富論、農民扶貧論。鄧小平的農民脫貧論揭示了農民脫貧的保障條件、農民脫貧的意義、農民脫貧的途徑與方式﹔農民致富論闡明了農民致富性質、致富方法、致富道路、致富保証等思想﹔農民扶貧論包括扶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扶貧的基本思路及方法等方面。

[關鍵詞]鄧小平理論“三農”問題脫貧致富扶貧

一、研究鄧小平農民脫貧致富思想的重大現實意義

過去，人們研究鄧小平時通常把農民的脫貧致富看作是農業經濟發展的一個附屬問題而鮮有專題評論①。然而，農民脫貧致富思想與農業發展思想如同一張紙的兩面，不可剖分。因為解決農民的脫貧致富問題必須靠農業經濟的發展，而農業經濟的發展最終要通過農民生活的富裕幸福表現出來。但是鄧小平農民脫貧致富思想不能等同於鄧小平農業發展思想，它不但同鄧小平其他“三農”思想血脈相連，而且同整個鄧小平理論體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因而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可以說，鄧小平脫貧致富思想也是一個完整的、相對獨立的有機整體。在對鄧小平農業發展思想做專題研究的同時，我們有必要對鄧小平農民脫貧致富思想進行單獨考察。

鄧小平農民脫貧致富思想以其深刻的反貧困理論——消滅貧窮論為基礎和理論出發點。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也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消滅貧窮，實現共同富裕。這就是他的消滅貧窮論的基本思想。這些論述為農村脫貧致富指明了正確的方向，在鄧小平農民脫貧致富思想中具有基礎性的地位。

關於社會主義與貧窮的關系，鄧小平有過許多精辟的論述。

首先，社會主義存在貧窮，社會主義搞不好就會貧窮。鄧小平指出：“落后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在開始的一段很長時間內生產力水平不如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不可能完全消滅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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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4-04-20

[作者簡介]孟志中，博士生，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100871﹔陳佔安，教授，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100871。

①這並不是說完全沒有這方面的相關研究。如李含琳在《農業經濟問題》1997年第4期撰文《鄧小平的貧困與反貧困思想探討》分析認為，鄧小平把貧困問題與社會的根本經濟制度相聯系，提出了獨特的貧困實質論，因此，任何一種反貧困策略都與一定的制度形式相聯系，以一定的制度變革為前提﹔並從歷史的角度總結我國之所以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反貧困成就的四個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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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社會主義必須大力發展生產力，逐步消滅貧窮，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在1980年《社會主義首先要發展生產力》的講話中他又說：“社會主義是一個很好的名詞，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確理解，不能採取正確的政策，那就體現不出社會主義的本質。”[2]並指示要研究一下，為什麼好多非洲國家搞社會主義越搞越窮。不能因為有社會主義的名字就光榮，就好。傳統的社會主義觀否定貧困的存在，而鄧小平則指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體現在為生產力的發展提供更好的制度條件上。

其次，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關於這一點鄧小平有過多次精彩論述。他指出：“搞社會主義，一定要使生產力發達，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我們堅持社會主義，要建設對資本主義具有優越性的社會主義，首先必須擺脫貧窮。”[1]（p.225）“要擺脫貧窮，就要找出一條比較快的發展道路。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1]（p.255）真正的共產主義絕不是也絕不能夠建立在貧窮的基礎上。在總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重大失誤的基礎上，鄧小平提出了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中心任務是發展生產力，並通過盡快發展社會經濟水平來實現脫貧致富。這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也隻有這樣才能建成真正的社會主義，並為未來實現共產主義提供物質基礎。“堅持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就要肯定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逐步擺脫貧窮，使國家富強起來，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沒有貧窮的社會主義。”[1]（pp.264∼265）鄧小平的精辟論述告訴我們，隻有消滅了貧困，實現了全社會的共同富裕，才能真正達到社會主義的應有境界，否則，隻強調和堅持公有制和按勞分配，不能從根本上消除貧困，那就不能叫堅持了社會主義道路。

第三，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消滅貧窮。1984年6月23日，鄧小平談到，建國以后我們從舊中國接下來的是一個爛攤子，工業幾乎等於零，糧食也不夠吃，通貨惡性膨脹，經濟十分混亂。但是，我們解決了吃飯問題、就業問題、穩定物價和財經統一問題，國民經濟很快得到了恢復，在這個基礎上進行了大規模經濟建設。這靠的是什麼？“靠的是馬克思主義，是社會主義。中國搞資本主義不行，必須搞社會主義。如果不搞社會主義，而走資本主義道路，中國的混亂狀態就不能結束，貧困落后的狀態就不能改變。所以，我們多次重申，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1]（p.63）1987年3月3日，他在會見美國客人時說：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能產生一批百萬富翁，形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但最多也不會達到人口的1％，而大量的人仍然擺脫不了貧窮，甚至連溫飽問題都不可能解決。因此，“隻有社會主義制度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擺脫貧窮的問題。所以我們不會容忍有的人反對社會主義。”[1]（p.208）鄧小平的觀點是十分鮮明的：社會主義是消滅貧困的制度保証﹔如果不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不但不能消滅貧困，反而會造成社會動蕩，增加新的混亂與貧困，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消滅中國的貧窮。

鄧小平農民脫貧致富思想包括互相聯系的三個組成部分，即農民脫貧論、農民致富論、農民扶貧論。脫貧是起點，致富是目標，扶貧是幫助農民脫貧致富的必要方式。過去我們把三者視為一體，其實它們既密切聯系又各有區別。脫貧是指農民擺脫貧困、解決溫飽而言﹔致富是指農民在解決溫飽的基礎上奔小康求富裕而言，其程度遠遠高於脫貧﹔扶貧則是指黨和政府以及各種社會力量幫扶農民脫貧致富。從政治意義上說，鄧小平農民脫貧致富思想強調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增強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吸引力，是中國共產黨黨性的突出顯現。

鄧小平始終把人民放在首位，致力於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關注人民生活的富裕幸福是他思考一切問題的出發點。他提出的著名的衡量工作得失的“三個有利於”標准，其中之一就是有利於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中國農民是中國人民的主體，農民的富裕幸福必然具有優先的戰略地位。鄧小平指出，“中國社會是不是安定，中國經濟能不能發展，首先要看農村能不能發展，農民生活是不是好起來。翻兩番，很重要的是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能不能達到。”[1]（pp.77∼78）當前學界和政府工作部門都把增加農民收入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突破口，提到了十分突出的戰略地位。2004年初頒發的“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指出：“農民收入長期上不去，不僅影響農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響糧食生產和農產品供給﹔不僅制約農村經濟發展，而且制約整個國民經濟增長﹔不僅關系農村社會進步，而且關系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不僅是重大的經濟問題，而且是重大的政治問題。”[3]實質上，農民的增收問題也就是農民如何擺脫貧窮和致富的問題。正因為經濟問題的解決在整個社會發展中起基礎性的決定作用，因此深入研究鄧小平農民脫貧致富思想，對於解決當前我國的“三農”問題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二、農民脫貧論

兩千年的封建專制制度留給中國農民的是延綿不絕的苦難和無窮無盡的貧窮。建國以后，在同步富裕願望的驅使下，我國力圖通過平均主義之路實現整個社會的脫貧和同等富裕。但是，同步富裕的良好願望不但沒有實現，反而導致共同貧窮。事實証明，同步富裕絕非中國農民脫貧的現實之路。鄧小平的農民脫貧思想就是從打破平均主義開始的。他指出：“我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然而平均發展是不可能的。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貧窮，我們就是吃了這個虧。”[1]（p.155）平均主義的致命病根在於窒息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人民生活永遠改善不了，積極性永遠調動不起來。”[1]（p.157）隻有打破平均主義，農民脫貧才有希望。

改革脫貧是鄧小平脫貧思想的重要特征。他指出：“要擺脫貧窮，就要找到一條比較快的發展道路。”[1]（p.255）這條道路，就是“根據自己的特點，自己國家的情況，走自己的路”[1]（p.256），就是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之路，就是走改革之路。為此，他倡導農村改革，尊重農民的選擇。農村改革實際上是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在廣大農村的恢復，既是公平的，也是合理的，充分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第一次在中國歷史上基本解決了中國農民的溫飽問題，標志著鄧小平農民脫貧思想的偉大勝利。改革開放以來的20多年，是我國農村貧困人口減少最快的一個歷史時期，全國農村的貧困人口從1978年的2.5億減少到現在的幾千萬，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歷史成就。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認為，中國政府為幫助最落后的農村地區擺脫貧困做出了極大的努力，這種努力“要比其他許多發展中國家所做的努力要成功得多”。[4]1997年，聯合國將農民獎章頒發給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以表彰中國在消除貧困、增加糧食生產方面對全人類做出的巨大貢獻。

在中國，農業是弱質產業，農民是弱勢群體，許多農民脫貧容易，返貧更容易。因此，鄧小平諄諄告誡廣大干部不能產生麻痺思想，要始終鞏固農業的基礎地位。他說，“農業問題要始終抓得很緊。農村富起來容易，貧困下去也容易，地一耕不好農業就完了。”[1]（p.355）可見，防止農民返貧也是鄧小平農民脫貧思想的一項重要內容。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有關農民貧困的內容、標准也在變化。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我國加入WTO，農民脫貧會面臨一些新情況，如農民“賣難”問題會更加突出﹔鄉鎮企業發展會遇到新的困難，城市下崗職工增加，由此將影響農民非農產業就業機會等等。所有這些，都會增加農民返貧人口數。我們必須盡快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加快農民合作化進程，從而為防止農民返貧提供堅實的制度保証。

鄧小平強調，社會主義國家的強大是農民脫貧的根本保証。1989年9月16日，鄧小平在會見華裔學者李政道時指出，中國人民不會輕易丟掉用幾十年艱苦奮斗特別是十年來改革開放贏得的社會主義建設成就，如果搞資本主義，首先就無法解決十幾億人吃飯的問題，我們過去搞革命就是要解放窮人。“現在可以說，中國解決了溫飽問題，當然也還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口比較貧困，但不是絕對的貧困。總的來說，他們的生活也比過去好一些了，國家和社會正在幫助他們努力擺脫貧困。”[1]（p.326）社會主義國家強大了，可以增加農業投入，大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為農民脫貧致富鋪平道路、提供物質保証、解除后顧之憂﹔可以重點幫扶少數處於貧困狀態的農民﹔可以救濟受到自然災害的農民免於陷入貧困。也隻有在國家經濟實力強大的基礎上，才可能對農業和農村採取必要的傾斜政策，把農民的脫貧致富納入國民經濟發展戰略的總體目標中去，以保証農業農村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和正常增長。

鄧小平還論述了農民脫貧的重要意義：首先，農民脫貧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體現。“就我們國家來講，首先是要擺脫貧窮”。“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連溫飽都沒有保障，怎麼能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呢？”[1]（p.255）其次，農民脫貧也是為未來共產主義社會提供物質基礎。“馬克思主義又叫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是，在社會主義階段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在共產主義階段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要物資的極大豐富，難道一個貧窮的社會能夠按需分配？共產主義能夠是貧窮的嗎？”[1]（p.254）可以說，脫貧是共產主義的起點，沒有這個起點，談何共產主義社會？我國農民的脫貧致富是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實力強大的生動體現，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戰略目標的物質基礎，是整個國家工業化、現代化的基本條件。一個農業大國，如果離開農民的脫貧致富而去空談國家的強大，無異於痴人說夢。貧困是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社會不穩定的重要根源。如果不能逐步消除貧困，一個國家就難以長期保持社會穩定﹔沒有穩定，就根本談不上經濟和社會發展。

三、農民致富論

鄧小平農民致富論包括農民致富性質、致富方法、致富道路、致富保証等內容。

（一）致富性質

首先，針對“寧要貧窮的社會主義，不要富裕的資本主義”的謬論，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提出“致富不是罪過”，鼓勵廣大農民大膽致富。他說：“社會主義原則，第一是發展生產，第二是共同致富。”[1]（p.172）“社會主義的特點不是窮，而是富，但這種富是人民共同富裕。”[1]（p.265）這就為我國農民沖破“左”傾思想的束縛、實現共同富裕指明了方向。在鄧小平“致富”思想的指導下，黨和政府採取了一系列富民政策鼓勵農民大膽致富，從而使“致富光榮”、“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等觀念逐漸深入人心。

其次，鄧小平指出我國農民的致富是社會主義的致富，不是資本主義的致富﹔是全民致富，不是少數人富裕多數人貧窮﹔是共同致富，不是兩極分化。“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麼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p.111）1986年9月，鄧小平在答美國記者邁克·華萊士時說：“我們講的致富不是你們講的致富。社會主義財富屬於人民，社會主義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我們允許一部分人先好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好起來，目的是更快地實現共同富裕。”[1]（p.172）他又說，“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1]（p.374）隻有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夠避免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二）致富方法

鄧小平提出農民致富的基本方式是勤儉勞動、科技致富、合法經營和發展鄉鎮企業。

關於勞動致富，鄧小平說，“勤勞致富是正當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是大家都擁護的新辦法，新辦法比老辦法好。”[1]（p.23）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勞動還是謀生的手段，勤勞致富不僅是正當的、合理的，而且也是應該的、必要的，更是光榮的、美好的、高尚的。

科技致富是鄧小平“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思想的具體化。1985年3月7日，他在全國科技工作會議上對農民通過科技致富曾做過生動形象的描述。他說，現在連山溝裡的農民都知道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他們從親身的實踐中，懂得了科學技術能夠使生產發展起來，使生活富裕起來。因而把科技人員看成是幫助自己擺脫貧困的親兄弟，稱他們是“財神爺”[1]（p.107）。這就是說，農業科技是農民脫貧致富的好幫手，農民致富也要走科技致富的道路。其實，廣大農民想通過科學技術致富的願望是非常強烈的，關鍵是要多給農民請“財神爺”——科技推廣工作者，做好對他們的科學技術培訓工作。

經營管理是一門大學問。經營致富是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業規模化發展、產業化組合的客觀要求，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必然趨勢。中國廣大農村的真正富裕離不開優秀經營管理者——農民企業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果沒有農民企業家階層的培養和涌現，就不可能有真正鞏固的農村富裕，就不可能使農村穩定持續地走繁榮富裕之路。合法經營致富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也是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重要內容。鄧小平指出：“要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做到既能調動人民的積極性，又能保証我們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1]（p.210）這就要求農民把經營致富與遵守法制結合起來，反對採取一切不正當的非法手段去牟取財富。

鄧小平以上提出的勞動致富、科技致富、經營致富是農民致富的三種基本方式。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這三者的關系是：勤勞是農民致富的起點，也是農民致富持久的動力﹔科技是農民致富的依托，沒有科技知識則難以尋找致富的門路﹔善於經營則是農民致富的訣竅，沒有經營則不能實現致富的質的飛躍。

鄉鎮企業是農民經營致富、集體致富的好形式。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鄉鎮企業在廣大農村茁壯成長起來並成為農民增加就業和收入的主渠道。到2003年9月，全國鄉鎮企業的就業人數為1.3億，佔農村勞動力的26.8％。而在2002年農民人均純收入中來自鄉鎮企業的是850元，佔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的34.5％。不過，發展鄉鎮企業並不是除以上三者之外的致富方式，它作為我國農民一種獨創的綜合型、集體型致富方式，得到了鄧小平的高度評價。他說，“農村改革中的一大特點就是發展鄉鎮工業”。[5]

（三）致富道路

允許和鼓勵一部分農民先富起來，先富帶后富，規范收入分配，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是中國農民致富的必由之路。

允許和鼓勵一部分農民先富起來是農民共同富裕的前提。鄧小平揭示了允許和鼓勵一部分農民先富起來的示范效應與帶動效應。他指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的示范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2]（p.152）一部分先富裕起來的農民可以帶動未富者致富，允許一部分農民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合理拉開收入差距，也是提高效率、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

先富帶后富，先富幫后富，是社會主義農民共同富裕的必要途徑。鄧小平強調先富對后富的幫助與支持作用，指出：“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也正是為了帶動越來越多的人富裕起來，達到共同富裕的目的。”[1]（p.142）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又一次具體地闡明了先富帶后富的構想：“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后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1]（p.374）從目前看，貧困地區農民致富確實需要沿海發達地區發揮“傳、幫、帶”的作用，先富帶后富是實現全國農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應當看到，部分先富作為共同富裕的途徑，是發揮其正效應的結果，但先富與后富也存在矛盾。要避免先富不幫后富、非法先富誤導后富、先富與后富凝固化的現象，使共同富裕真正成為先富的目的和歸宿。

規范收入分配是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必要手段。鄧小平認為，採取調節措施，防止兩極分化，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途徑和手段。“對一部分先富裕起來的個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稅。還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來以后，自願拿出錢來辦教育、修路。”[1]（p.111）解決的辦法之一，就是先富起來的地區多交點利稅，支持貧困地區的發展。但是，這絕不是要恢復到過去的平均主義，過於強調這一點就會否定先富帶后富的示范和帶動效應，最終也就否定了共同富裕，正如鄧小平所說，“當然，太早這樣辦也不行，現在不能削弱發達地區的活力，也不能鼓勵吃‘大鍋飯’。”[1]（p.374）鑒於改革開放以來收入差距呈現擴大的趨勢，黨和政府在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保護合法收入、取締非法收入、整頓不合理收入、調節過高收入、保障最低收入”的政策。

（四）致富保証

農村精神文明建設是農民致富的必要條件，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農民致富的政治保証。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進程中，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物質富有與精神富有總是互相促進的，農村精神文明建設為農村物質文明建設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証。鄧小平指出：“不加強精神文明的建設，物質文明的建設也要受破壞，走彎路。光靠物質條件，我們的革命和建設都不可能勝利。”[1]（p.144）農村精神文明建設是農民致富的精神支柱。這種支柱作用體現在農村精神文明建設為農村物質文明建設、農民致富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保証農村物質文明建設、農民致富的性質和方向。隻有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共同發展、農民物質富有與精神富有協同並進，才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

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農民致富的政治保証。中國共產黨是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以共同富裕為共同理想的馬克思主義政黨。致富思源，中國共產黨當之無愧地成為領導全民致富的核心力量。鄧小平說：“從根本上說，沒有黨的領導，就沒有現代中國的一切。”[2]（p.266）中國是一個大國，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社會的安定，整個現代化建設，這些共同致富的必要條件都要靠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來創造。因此，中國由共產黨領導，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由共產黨領導，這個原則是不能動搖的。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領導是農民致富的主心骨。隻要我們堅持黨的領導，發揮黨領導全民致富的核心作用，共同富裕的目標就一定能實現。

四、扶貧開發論

扶貧開發工作不僅是一項經濟任務，也是一項政治任務，是關系到我國未來發展和長治久安的大政策，是我們黨密切聯系群眾、關心群眾的具體體現。要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使社會主義更加具有吸引力，就必須堅定地落實扶貧開發這項取信於民的大政策。

鄧小平的扶貧思想包含了豐富的內容：

其一，扶貧是事物發展不平衡規律的客觀要求。“我們的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在農村先見成效，但發展不平衡。有百分之十左右的農村地區還沒有擺脫貧窮，主要是在西北干旱地區和西南的一部分地區。”[1]（p.155）一部分地區由於地域偏遠、交通不便、資源匱乏、生態環境惡化以及文化教育落后等原因，使一部分農民始終沒有擺脫貧困。因此，扶貧的歷史任務必然要降臨在新時期黨和政府的肩上，扶貧是經濟社會發展統籌兼顧的題中應有之義。

其二，扶貧有利於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大局。鄧小平指出，扶貧“是一個大政策，一個能夠影響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政策”。[2]（p.152）扶貧不是一個此消彼長的過程，而是一個全社會共同進步的過程，是一個國民經濟整體推進的戰略，是一個雙贏的結局。我們如果聽任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長期貧困下去，就會阻礙整個國民經濟發展和全社會的進步。要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走共同富裕之路，無論現在還是將來，都必須重視貧困地區和貧困農民。從長遠看，貧困地區的區域開發，可以為西部大規模開發准備條件，從而為整個國民經濟的健康快速發展奠定基礎。

其三，扶貧是先富幫助后富的一項義務。鄧小平早在1986年指出：“我們的政策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以帶動和幫助落后的地區，先進地區幫助落后地區是一個義務。”[1]（p.155）扶貧絕不是一種恩賜，更不是一種憐憫，而是一項應盡的義務。對於先富裕起來的地區和人們來說，幫扶貧困最終也是幫助自己。鄧小平由此提出了扶貧要堅持的“兩個大局”的思想：“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內地要顧全這個大局。反過來，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個大局。那時沿海也要服從這個大局。”[1]（pp.277∼278）因此，要充分發揮黨和政府的政治優勢，動員國家機關和社會各界參與扶貧。1986年，國家科委、農業部、民政部等10個部委率先定點包扶貧困地區。此后，定點扶貧工作不斷發展。各類社會力量的扶貧活動也都取得了較好的效果。開展東西扶貧協作是減緩和消除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避免兩極分化、體現社會主義共同富裕本質的一項重大舉措。1990年，鄧小平又指出：“沿海如何幫助內地，這是一個大問題。可以由沿海一個省包內地一個省或兩個省，也不要一下子負擔太重，開始時可以做某些技術轉讓。”[1]（p.364）199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對東西扶貧協作進行了統一部署，明確要求沿海6個省、3個直轄市和4個計劃單列市對口幫扶西部10個省、區，形成了結對扶貧協作的良好態勢。

其四，扶貧要做踏實工作。鄧小平說：“一定要關心群眾生活。這個問題不是說一句話就可以解決的，要做許多踏踏實實的工作。”[2]（p.27）要堅持扶貧工作到村到戶，真正使貧困戶受益，絕不能不分貧富平均扶持。扶貧開發就是為農民群眾做的一項踏實工作。為了加大扶貧力度，中共中央、國務院於1986年成立了國務院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負責制定貧困地區發展的方針、政策和規劃，協調解決有關貧困地區發展的重大問題，領導、組織、監督和檢查全國貧困地區的經濟開發工作。各級政府也相繼成立了類似的機構，配備了專職人員，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工作體系，逐層落實扶貧開發的工作責任。1993年9月，為適應扶貧攻堅的形勢，國務院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更名為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

其五，扶貧首先是物質上的幫助和支持，但又不僅僅是物質救助。鄧小平說：“在西北、西南和其他一些地區，那裡的生產和群眾生活還很困難，國家應當從各個方面給以幫助，特別要從物質上給以有力的支持。”[2]（p.152）但是另一方面，建國以來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為改變貧困地區面貌做了大量工作，從政策、物資、資金上給予優惠，效果卻不理想，主要的教訓是把扶貧的資金大多用在生活救濟上。這說明單純的物質救濟沒有出路。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我國對扶貧方針進行了重大改革和根本性調整，實現了從救濟式扶貧向開發式扶貧的轉變。1986年的《國務院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第一次全體會議紀要》明確指出：“要徹底改變過去那種單純救濟的扶貧辦法，改變不適宜貧困地區發展的生產方針，實行新的經濟開發方式。”[6]十多年來的實踐証明，中共中央、國務院所確立的開發式的扶貧方針是成功的，必須長期堅持。堅持開發式扶貧的方針，就是要改變單純“輸血”式的救濟，更主要的是幫助農民學習科技，改善經營，提高能力，獲取信息，開辟致富門路，增強自身“造血”功能。誠如江澤民指出的那樣：“堅持貫徹發展是硬道理的思想，最重要的就是要不斷增強貧困地區自我發展的能力。”[7]這無疑是農民扶貧思想的精髓，這才是開發式扶貧的真諦所在。

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決議堅持和發展了鄧小平農民扶貧思想，指出要堅持開發式扶貧的方針，堅持扶貧到戶﹔同時要堅持經濟開發要同智力開發相結合，開展科教扶貧。貧困和愚昧容易形成惡性循環，而貧困地區農村生產力水平低，科技落后，勞動力素質差。因此，開展科教扶貧，就是要把扶貧工作的重點轉移到依靠科技的進步和依靠教育提高農民素質的軌道上來，這就是科教興農戰略。

世界反貧困斗爭的歷史表明，反貧困不是暫時性的突擊任務。即使最發達的國家也還存在相對貧困，臨時性的政策性扶貧不具有可持續性。因此，人們呼吁從政策性扶貧向制度性扶貧轉化，做到扶貧開發與整個經濟發展戰略的實施結合起來，與西部大開發、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結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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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頁。

[2]《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3頁。

[3]《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2004年2月9日《人民日報》。

[4]陳俊生：《關於中國扶貧問題》，中國三峽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頁。

[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思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45頁。

[6]關銳健：《中國農村改革二十年》，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8年版，第351頁。

[7]《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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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