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朱德的真理觀

學習朱德的真理觀

陳佔安

[摘要]盡管朱德沒有寫過專門論述真理觀的著作，但是我們在他論述人民戰爭、人民軍隊建設以及黨的建設、經濟建設等方面的著作中，可以學習和領會到他關於真理問題的閃光思想。這其中特別是他關於從實際出發，堅持實事求是﹔使實踐和理論融合起來﹔和群眾結合，向群眾學習﹔服從真理，保証團結等等思想，不僅充分體現著他作為偉大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高尚品格，而且也集中代表著他的馬克思主義真理觀的鮮明特色。

[關鍵詞]朱德﹔真理﹔實踐﹔群眾﹔團結

朱德沒有寫過專門論述真理觀的著作，但是在他的那些論述人民戰爭、人民軍隊建設以及黨的建設、經濟建設等方面的著作中，我們可以學習和領會到他在真理觀方面的一些基本觀點。

一、從實際出發，堅持實事求是

實事求是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精髓，也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就真理觀來講，所謂實事求是，就是通過對客觀事物的調查研究達到對事物內在規律性的認識，即達到真理性的認識。因而，實事求是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來說，它既是真理的同義語，又是追求真理、堅持真理的方法和途徑。朱德關於真理問題的思想，很重要的一條就是通過對實事求是的論述來展開的。

早在1942年11月，朱德在延安軍事學院第一期學員畢業典禮會上的講話中就指出：“要想做成幾件事，隻有老老實實、實事求是”[1]。他號召畢業的學員向實際學習，向群眾學習，不自高自大，不夸夸其談，為革命做更多的事。翌年8月18日，他在延安《解放日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談到軍事教育的計劃與要求時又說：“軍事教育和其他的事情一樣，必須從實際出發，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不然不僅於事無補，有時反有害於事。”[2]他認為，一切的事實証明，隻有從實際出發才能正確地解決問題。1944年，他在編寫紅軍一軍團史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強調說：“毛主席實事求是的思想是一貫的”[3]，“毛主席的思想，就是實事求是，群眾觀點”[4]。后來，他在《一九四七年十大任務》一文中則把實事求是表述為“我們的格言”。

朱德認為，世界的事物總是在不斷地發展變化之中，因而我們的認識必須不斷地推陳出新，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堅持從實際出發，真正做到實事求是。他把是否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看作是馬克思主義與主觀主義的根本區別。他說：馬克思主義堅持的是“從實際出發，解決中國問題”，而主觀主義則相反，它的特征是“不切實際，按心裡想的去辦”[5]。在編寫紅軍一軍團史座談會上的那次講話中，他明確指出：“教條主義的特點，就是不從實際出發，不從中國情況出發，而是從蘇聯情況出發，從主觀願望出發。”[6]在遵義會議以前的一段時間裡，那些堅持教條主義的領導人脫離中國實際的指導，使紅軍第四次反“圍剿”受到了很大的干擾。這些人領導的紅軍第五次反“圍剿”情況就更壞了，完全是洋教條，把過去蘇區反“圍剿”的經驗拋得干干淨淨。他們硬搬世界大戰的一套，打堡壘戰，搞短促突擊，不了解自己家務有多大，硬干硬拼。軍事上的教條主義，伴隨著其他方面的教條主義，使革命受到嚴重的損失。朱德曾經批評這種人處處賣弄教條，搬用走不通的“最高原則”，開口閉口“社會主義原理”，仿佛對世界各國的事情都懂（自然是皮毛的），就是眼前的實際實事他們不懂，不少事情就是他們弄壞了的，結果是一害自己，二害別人，三害革命。在民主革命時期，他同教條主義進行過堅決的斗爭。

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朱德依然主張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他提出：社會主義建設“要穩步地、實事求是地搞好”[7]。他認為，搞建設不能搞盲目的積極性，不能犯貪新、貪大、貪多的毛病。我們國家有我們國家的情況，不能什麼都搬外國的。他提出，制定經濟建設計劃應從實際出發，眼下能做的就去做，一時做不到的就不要勉強去做，要分清主次緩急。在1963年3月的一次視察中，他還明確提出：“要找出一條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8]1962年2月，他在七千人大會期間的小組會上的一次講話中，向全黨提出了“學會照客觀規律辦事”[9]的要求。

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是朱德一貫堅持的思想原則，是他的真理觀的核心思想。

二、“使實踐和理論融合起來”

朱德認為，要獲得真理的認識，需要從兩個方面去努力：一是正確理論的指導﹔二是實踐的正確進行。在真理發展的過程中，講究的是理論與實踐的結合。

早在1933年，朱德在《談幾個戰術的基本原則》一文中就引用了當年蘇聯軍事學校中曾經張貼過的一條標語，即“離開理論的實踐，是盲目的實踐﹔離開實踐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10]。其實，這段話原本出自斯大林1924年在題為《論列寧主義基礎》的講演中提出的一個論斷，叫做：“離開革命實踐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而不以革命理論為指南的實踐是盲目的實踐。”[11]朱德很贊成這個道理，並把這個道理歸結為“使實踐和理論融合起來”[12]。

朱德主張，學習應由兩方面進行：一是在實際斗爭中學習，即在實踐中學習。他認為，這種學習是很重要而且不可缺少的。如大家在戰場上、工作中學會本領，這是很實際的、很好的學習。但必須提高，要把實際斗爭的經驗總結起來，提高一步，使之條理化。二是理論學習，這種學習與在實際中學習有著同等重要的作用。

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朱德曾經說過：我們中國工農紅軍是從反帝、反封建的土地革命戰爭中產生出來的，確實有了不少的實踐經驗，可是因為環境關系，一般缺乏理論研究。為了贏得革命戰爭的勝利，他要求紅軍特別是紅軍指揮員和政治委員要從實踐和理論兩個方面去提高軍事技能。1942年12月，他在西北高干會上的講話中特別分析了教條主義的危害及其原因，指出：教條主義在黨內統治那麼長的時間，是因為有實踐經驗的同志馬列主義水平不高，不能識別真假馬列主義。他當時就號召大家學好馬列主義，善於把革命理論運用於實踐。[13]建國前夕，他在一次講話中又指出：“我們的干部在理論學習方面是很不夠的。如果我們不注意或沒有理論學習，那末我們的行動就會變成盲目的。‘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這是列寧的名言。理論是我們行動的指南，如果不掌握理論就會迷失方向。由此可見，不學習理論是很危險的。”[14]

朱德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很重要的一條就是，他堅定地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科學，是真理。他認為，馬列主義是反對黑暗與落后，尊重科學與文明的。馬列主義的本身，就是科學的最高成果。唯物辯証法的哲學，是人類五千年科學思想的結晶。以此為依據，馬列主義者借以把握科學的一切部門，而且把握了一個以前一切科學家從來未能把握的科學部門，這就是人類歷史的科學，人類社會發展的科學。但馬列主義，決不如有些人所設想的那樣，隻限於社會科學、歷史科學。馬列主義乃是一切科學的最高成果，它的世界觀，它的方法，當然也適用於一切科學。掌握了它，可以使一切科學得到新的發展。建國前夕，1949年7月，他在中國社會科學工作者代表會發起人會議上的講話中說：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勝利。擁護中國革命勝利的人，必須承認這個真理，注意這個真理，研究這個真理。他號召社會科學工作者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埋頭工作，取得更大的成績。[15]

朱德一生堅持學習馬列主義，經常用“革命到老，學習到老”來激勵自己。他說過：“馬克思主義者是學一輩子也不會夠的，做到老就得學到老。”[16]在戰爭年代，他認真閱讀了好多遍《反杜林論》、《論持久戰》等著作，運用唯物辯証法來指導革命戰爭和群眾工作。建國以后，他抓緊一切時間學習，除了閱讀馬列著作和毛澤東著作外，還廣泛涉獵哲學、經濟、歷史、文學和科技等方面的書籍。即使到晚年，他也仍然保持著旺盛的學習熱情。

他不僅自己這樣做，還號召大家都來這樣做。在建國前夕講學習尤其是理論學習重要性的那次講話中，他就提出：“今后大家必須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提高理論水平和政治覺悟，這樣，才能有效地完成革命所給予的光榮任務。”[17]他還特別寄希望於青年，認為青年的最主要任務是學習。1953年7月，他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式上的致詞中說：“學習之所以對於青年有著這樣重大的意義，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同志之所以反復地向青年指示，必須以學習為自己的最主要任務，這是由於青年將逐漸接替老一輩的人，成為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主人。”[18]他認為，如果青年不努力學習，就不能成為精通社會發展規律和革命運動規律的人，不是具有豐富的科學知識的人，那末我們的革命事業就將不能順利地前進。

朱德提倡在理論學習中貫徹理論聯系實際的原則，反對把理論當作教條、機械搬用的做法。1940年6月，他在延安在職干部學習周年總結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學習馬列主義，第一個要求，是能正確地認識客觀現實，認識世界﹔第二個要求，是理論與實踐的一致，把理論運用到實際中來改造實際，從改造實際中更加豐富、發展理論的內容。學習馬列主義一定要和實際聯系起來，要能在實際中運用，要能改造實際，這才是真正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19]他曾經在黨的七大作題為《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中闡述軍事理論與軍事實踐的關系時指出，談到軍事理論，有些人就會搬出一套軍官學校的高頭講章，或者廣泛引用各國戰史。他們講的都是很高的理論，可惜這些理論，不一定合乎中國人民的實用。無疑義地我們需要吸收各國的軍事理論與經驗，我們應向他們學習，不學習是不行的。但我們不機械搬用它，不當成一成不變的教條看待。正是根據這樣的思想原則，朱德在這次報告中將人民戰爭的新兵法，概括為：“有什麼槍打什麼仗，對什麼敵人打什麼仗，在什麼時間地點打什麼時間地點的仗。”[20]他還特別解釋說：“第一句話是根據部隊武器裝備，第二句話是根據敵情，第三句話是根據時間地形各種條件，這就是實事求是的唯物主義的用兵新法。”[21]朱德對這些經驗的總結，是對中國革命戰爭客觀規律的真理性認識，是“合乎中國人民需要的正確的軍事學，這是又有理論又有實際的軍事學”[22]。

不僅打仗要理論與實際融合，搞建設同樣也是這個道理。朱德就說過，農業生產要因地制宜，多種經營，應該根據氣候特點，能種什麼就種什麼，各個地方不要千篇一律。

要獲得真理，發展真理，一方面要學習理論，一方面要堅持實踐。要有機地使兩者融合起來、結合起來、統一起來，這是朱德反復強調的科學道理。

三、和群眾結合，向群眾學習

在談論堅持實事求是，尋求真理的話題中，朱德特別強調一個問題就是，和群眾結合，向群眾學習。

1942年11月，朱德在延安軍事學院第一期學員畢業典禮會上的那次講話中就指出：革命是群眾干的，沒有群眾什麼也干不成。因此，必須深入到群眾中間，才能團結和領導群眾前進。[23]他認為，我們要領導群眾前進，我們也隻要比一般群眾高過一個指頭就行，不要高得太多，跑得太遠，那樣是會把事情弄壞的。在他看來，這並不是說要每個干部附和群眾中的落后意見，不求提高，而是說，要在和群眾結合、向群眾學習的過程中，在艱苦細致的工作中慢慢地去提高群眾的認識。他說：“不要在矮子裡充高漢子，時時刻刻想做領袖，領袖是群眾封的，不是自己想干就干成的，如果群眾要你，就是再大些也不要緊。”[24]1943年7月5日延安《解放日報》刊登朱德為紀念抗日戰爭六周年而寫的一篇文章，題目叫《我們有辦法堅持到勝利》。他在這篇文章中特別指出：“我們依靠群眾。我們一切力量都出於群眾身上，一切辦法也都由群眾創造出來。我們依靠居民中的群眾與軍隊中的群眾的力量，戰勝了敵人，戰勝了一切困難。我們沒有別的本事，我們的本事就隻有同群眾密切結合在一起。”[25]在他看來，這就是我們之所以能夠克服種種困難堅持敵后抗戰的基本原因。

針對著在革命軍隊中還要不要提倡英雄主義的懷疑，朱德於1944年7月7日在延安《解放日報》上發表了題為《八路軍新四軍的英雄主義》的文章。他在這篇文章中旗幟鮮明地反對為個人利益打算、為反動勢力服務的舊英雄主義，而理直氣壯地提倡新英雄主義。這種新英雄主義是革命的英雄主義。他指出，革命的英雄主義，是視革命的利益高於一切，對革命事業有高度的責任心和積極性，以革命之憂為憂，以革命之樂為樂，赤膽忠心，終身為革命事業奮斗，而不是斤斤於作個人打算﹔為了革命的利益和需要，不僅可以犧牲自己的某些利益，而且可以毫不猶豫地貢獻出自己的生命。與此同時，這種新英雄主義也是群眾的英雄主義。他指出，群眾的英雄主義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所作所為都是為群眾的利益，而個人的利益則無條件地服從群眾的利益﹔一是相信群眾力量、集體力量才是創造世界和創造歷史的偉大力量，個人的力量只是這個偉大力量中的“滄海一粟”。

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朱德對少數黨員干部在執行黨的政策和完成黨的工作任務的過程中，產生了諸如強迫命令、脫離群眾，官僚主義作風，擺老資格、恃功挾賞的落后思想和貪污腐化的行為等等違反黨的政策和黨的紀律的情況極為關切，他指出：“要知道，天下是不能由少數人去包打的，歷史上從來沒有過一個脫離了群眾而能把天下包打下來的人物。如果你認為自己很了不起，本事很大，大到可以不要群眾就能把天下打下來，那你不妨試試看，看你能弄個什麼結果出來？我看結果不會有旁的，隻能有一個：群眾必然會把你拋棄掉。”[26]在他看來，世界上沒有一個人離開了群眾的支持能夠做出什麼事情來的。歷史的偽造者所宣傳的那些脫離群眾的“偉大英雄”，都不過是騙人的謊話，事實上並不存在。

把和群眾結合、向群眾學習與實事求是緊密聯系起來，這是朱德真理觀的一個重要內容。

四、服從真理，保証團結

真理與謬誤是一對矛盾，人們總希望自己的認識合乎真理，但由於種種原因，犯錯誤又是不可避免的。又由於這一對矛盾的客觀存在，因而在同志之間，在對同一件事情上的意見分歧往往是不斷發生的，這中間又涉及到一個爭論與團結的問題。朱德在自己的論著中曾經對這些問題作了比較多的討論。

朱德指出，為了達到真理，我們應該接受過去犯錯誤和改正錯誤的經驗教訓，採取整風的方法。他在黨的七大會議上的發言中，對劉少奇在修改黨章的報告中關於我們黨如何能夠保証少犯錯誤和不犯嚴重錯誤的問題的意見，表示“完全同意”。在此基礎上，他還把我們黨以往在這方面的經驗教訓概括為以下六個“堅持”：即（1）堅持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反對主觀主義﹔（2）堅持領導和群眾相結合的群眾路線，反對官僚主義﹔（3）堅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集體領導同個人負責相結合的領導原則，反對違反民主集中制的分散主義和極端民主化的傾向﹔（4）堅持在黨內、在人民中不斷地發揚民主和開展批評自我批評，反對壓制民主和壓制批評的傾向﹔（5）堅持在黨內斗爭實行“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和“從團結出發，經過批評或斗爭，達到團結”的方針，反對對待黨內錯誤的自由主義態度，反對機械的、粗暴的、過火的黨內斗爭﹔（6）堅持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團結，反對宗派主義的傾向。他指出：我們隻要能夠在新的情況下，正確運用上述經驗，“我們就能夠防止發生嚴重的錯誤，就能夠及時地糾正已經發生的錯誤，使小錯誤不致變成大錯誤，使暫時的錯誤不致變成長期的錯誤，保証黨的領導的正確和黨的統一和團結。”[27]他堅定地認為，隻要我們黨能夠保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領導而不犯重大的錯誤，隻要我們黨能夠保持自己隊伍本身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鞏固的統一和團結，我們黨就一定能夠團結六億人民勝利地實現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任務。

在由謬誤向真理轉化並實現黨內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上團結的問題上，朱德特別強調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重要性。他認為：“過去有些同志缺乏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精神，一批評，就受不了，這是要不得的。要知道，隻要能認識錯誤、改正錯誤，就不叫錯誤了。如果有錯誤不承認，不去改正，乃是錯上加錯。”[28]在黨的八大會議期間的發言中，他提出：“大家都提倡服從真理的精神”[29]。他認為，有了這種精神，任何爭論都可以有合理的結論。在他看來，共產主義者應當是沒有私心的人，為了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我們沒有任何東西不可以犧牲。他在一次發言中說，工作中的爭論總是有的，它並不是壞事，而是工作前進過程中必然不斷發生的。而且，不同意見的爭論，決不能成為影響團結的理由。

在1962年2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期間的小組會上的講話中，朱德指出：“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在做的當中穩步增加。辦不到的事，硬要去辦，還是辦不到，結果既傷了黨員，又失掉了群眾。客觀規律不能違背。”[30]這個意見所體現的就是一種服從真理的精神。在他看來，犯錯誤是難免的，關鍵的問題在於，有了錯誤就要承認，就要去改正。有了錯誤不要怕，不要掩蓋起來，那樣勢必錯上加錯。同志之間有不同看法，有爭論，這不要緊。隻要大家都有服從真理的精神，認真地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那麼我們的團結就不會有問題，我們的事業就一定會沿著正確的道路不斷前進。

他在這次講話中還特別強調上級領導和主要負責人帶頭作自我批評的重要性。他說：“領導工作發生了錯誤，隻要上面肯作自我批評，下面怨氣就容易消。要把自我批評精神帶回去，一個一個地改，一級一級地改。”[31]同時，他還指出：在反對錯誤傾向的問題上應該堅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啥反啥，沒有就不反”[32]的科學態度，不要一說反什麼就自上而下地來個普遍化。他認為，反右比較容易，因為資產階級的東西在我們黨內容易識別，好制止一些。“左”的東西往往不容易看清，不容易制止。

朱德一生無私無畏，光明磊落，他的思想與他的德行一起與日月同輝。在今天，我們再一次學習他生前這些關於真理問題的閃光見解，對於繼續推進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不斷開辟探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道路，無疑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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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5][19][23][2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53，253，331，224，253，218-219.

[2][3][4][6][7][9][10][12][14][16][17][18][20][21][22][25][26][27][28][29][30][31][32]朱德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95，127，129，132，389，391，14，14，259-260，201，260，310，168，168，169，94，284-285，343，233-234，344，390-391，388，388.

[5][8]金沖及主編.朱德傳[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526，714.

[11]斯大林選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9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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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陳佔安（1946-），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教育部文科基地北京大學鄧小平理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

（來源：《毛澤東思想研究》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