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八大前后劉少奇發展生產力思想探析

中共八大前后劉少奇發展生產力思想探析

丁俊萍

1956年召開的中共八大是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執政以后首次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對黨所領導的偉大的人民革命特別是社會主義改造的經驗作了系統總結，對即將在全國范圍內全面展開的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以及執政黨建設規律進行了初步探索，因而在黨的歷史上是一次極為重要的大會。

在中共八大上，劉少奇代表黨中央作了政治報告。這個報告根據我國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國內階級關系的新變化和新的政治形勢，明確指出：“現在，革命的暴風雨時期已經過去了，新的生產關系已經建立起來，斗爭的任務已經變為保護社會生產力的順利發展。”[1]中共八大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進一步指出，社會主義改造的決定性勝利，表明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能夠基本上解決，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制度的歷史已經基本上結束，社會主義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的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2]劉少奇和中共八大關於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的闡述，反映了中國社會發展客觀規律的要求，符合全黨全國人民迫切期待改變國家貧窮落后狀況的願望，為推動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提供了理論依據。

劉少奇在中共八大上關於黨和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的闡述，誠然是代表黨中央的，但毫無疑問，也是他本人多年的一貫思想。

早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劉少奇便在一份題為《國家的工業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手稿中，從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利益出發，概括了黨和國家應當做好的兩件最基本的事情。他指出，長期處於貧困狀態的中國人民迫切需要提高生活水平，過上富裕的和有文化的生活。這是全國最大多數人民的要求和希望，也是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力求實現的最基本的任務。為此，必須做好兩件最基本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推翻反動派的統治，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使中國已有的生產力獲得解放，清除發展生產的障礙，造成繼續發展生產的順利條件，並且使生產的繼續發展獲得保障”。第二件事情，就是利用已經建立並且鞏固起來的人民民主專政作為主要的工具，並利用其他各種條件，配合各方面的努力來發展一切有益於人民的生產及其他經濟事業，“而且要永遠繼續下去”。劉少奇進一步指出，隻有做好第一件事情，才有可能做好第二件事情，而做好第一件事情的目的就是為了做好第二件事情。隻有逐步做好第二件事情，才能使中國人民逐步地提高生活水平，能夠過富裕的和有文化的生活。他特別指出，如果我們在做好第一件事情之后，不能接著把第二件事情做好，那我們的革命就沒什麼大的意義了，我們的革命就不能說是已經勝利了。相反，我們還要遭受可恥的失敗。[3]

劉少奇所說的共產黨人應當做好的兩件最基本的事情及其相互關聯，突出強調了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兩個基本觀點，即：革命是為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生產力的發展是人類歷史活動的基礎。同時，這一論述也揭示了中國共產黨的奮斗目標和達到這一目標的基本手段之間的關系，即隻有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才能不斷提高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使人民過上富裕文明的新生活。

基於對中國共產黨人歷史使命的認識，劉少奇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前夕就提出，隨著戰爭時期的結束，中國將進入建設時期，今后的中心問題，是如何恢復與發展中國的經濟。1948年12月25日，劉少奇在華北財政經濟委員會上的報告中指出，中國革命快要勝利了，新民主主義國家建設就要開始了，要把經濟建設“作為黨的總任務”。“現在提經濟建設問題，與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有所不同，這不是宣傳問題，而是議事日程上的問題。”[4]1949年8月28日，劉少奇在中共中央東北局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強調：“在國內，隻要第三次世界大戰不爆發，我們的任務就一直是經濟建設，使中國工業化。”[5]可見，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之前，緊緊抓住經濟建設不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在劉少奇心目中已經明確。

新中國成立后，劉少奇又多次講到經濟建設是全黨全國的中心工作和基本任務問題。1950年6月，他在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說，人民革命戰爭在大陸上已基本結束，“現在全國人民的基本任務，是在全國范圍內進行經濟建設，恢復與發展社會經濟”[6]。1951年2月，他在北京市第三屆人民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經濟建設現已成為我們國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務。”[7]同年7月，他又在對馬列學院第一班學員所作的報告中強調：“三年准備，十年建設。”“在建設時期，除開必要的國防外，一切工作和其他建設均配合經濟建設。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8]繼中共八大明確了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以及黨和國家主要任務之后，劉少奇又在許多場合強調了中共八大的正確路線。例如，他在1958年3月四川省勞動工資座談會上的報告中就曾十分明確地指出：“現在我國人民和黨的主要任務，就是盡快地發展生產力，盡可能高速度地發展工農業生產。”[9]

可見，劉少奇關於黨和國家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中心工作是經濟建設的思想是一以貫之的，這種一以貫之的特點，不僅體現在中共八大之前他對中國共產黨歷史使命的思考上，也體現在中共八大后劉少奇對如何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問題的探索上，更體現在他后來對中共八大的正確路線的實際堅持中。

劉少奇不僅明確闡述了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光輝思想，而且在中共八大前后，就如何實現這一根本任務，如何盡快發展中國社會生產力，提出了一系列很有價值並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的思想觀點。這些思想觀點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關於走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的思想

脫胎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生產力水平很低，經濟文化十分落后，地廣人多，農民佔人口的絕大多數，各地發展極不平衡。在這樣的國度裡所進行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建設，不可能照抄照搬任何別國的經驗和模式，而隻能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獨辟蹊徑，走一條切合中國國情、獨具中國特色的工業化、現代化建設道路。這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發展規律的客觀要求，也是歷史賦予中國共產黨的神聖使命。

劉少奇對中國工業化、現代化建設道路的思考，早在1950年就已開始。他在前文所提到的那份手稿中指出，在世界歷史上，國家工業化的道路有兩條，一條是資本主義的國家工業化道路，一條是社會主義的或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工業化道路。中國將走社會主義或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工業化道路。他認為：在建設時期內，存在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由人民積累資金以加快工業化之間的矛盾。為了籌集資金去建設我們的工業化，創造將來更好的生活，在我們不餓不凍並能保持健康的條件之下，盡可能多節省一點，少花費一點，以便由國家把資金積累起來，去加快工業化的速度。他還根據我國國情對工業化的過程大體要遵循的道路作了設計，這就是要在恢復國民經濟盡可能發揮已有生產能力之后，要以主要力量來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同時建立一些必要的國防工業。接著，要集中最大的資金和力量去建立重工業基礎，並發展重工業。最后，在已經建立和發展起來的重工業的基礎上，大大發展輕工業，使農業生產機器化，並大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劉少奇認為，中國工業化的過程之所以要走這樣的道路，採取這樣的步驟，是因為隻有農業的發展，才能供給工業以足夠的原料和糧食，並為工業的發展擴大市場。隻有輕工業的發展，才能供給農民需要的大量工業品，交換農民生產的原料和糧食，並積累繼續發展工業的資金。同時，在農業和輕工業發展的基礎上，也可以把勞動人民迫切需要提高的十分低下的生活水平提高一步，有利於在政治上進一步團結人民。而建立一些必要的急需的國防工業，則是保障我們和平建設的環境所不可缺少的。隻有在這第一步取得成效之后，我們才有可能集中大的資金和力量，去建設重工業的一切基礎，並發展重工業。隻有在重工業建立之后，才能大大地發展輕工業，使農業機器化，並大大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顯然，在這份手稿中，劉少奇正確闡明了國家建設與人民生活之間的關系。[10]

1956年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開始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在此前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開始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這年4月毛澤東發表的《論十大關系》，不僅提出了“以蘇為鑒”，走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問題，也對這一道路進行了初步探索，其中涉及包括工業化道路在內的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一系列重大關系。在此基礎上，劉少奇在中共八大上，對中國工業化道路做了進一步的闡述。他指出，我們黨實行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政策，是要根本改變舊中國生產力落后的狀況。因此，“我國的工業化建設是以發展重工業的生產為基礎的”。並強調在執行優先發展重工業政策的同時，要“在資金、原料、市場所允許的范圍內，適當地注意發展輕工業”。而在工業和生產力布局上，“目前需要注意的是沿海和內地的配合，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的配合，中央國營企業和地方國營企業的配合”[11]。在這裡，劉少奇主要是闡述了工業內部的一系列關系問題。

劉少奇高度重視工業化進程中的產品質量問題，強調在工業生產中，要注意產品質量。他提出，企業必須採取有效措施，爭取短期內掌握有關技術，逐步改善設備落后的狀況，建立健全質量檢查和技術監督制度，嚴格執行按質分等論價政策，逐步推行選購制度。尤其重要的是必須在一切有關人員中，進行關於保証和提高質量的教育，徹底糾正那些對於質量不負責任的錯誤觀點。劉少奇把質量問題提高到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高度加以強調，認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不但要表現在我們的經濟成就的數量和進度上面，還必須表現在它們的質量上面”[12]。劉少奇在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還處於外延式發展時期，就如此重視質量問題，不僅表現了他對管理社會化大生產方面的懂行，也表現了他對黨和人民事業的強烈責任感。

劉少奇高度重視科學技術問題，認為“社會主義的生產是在先進技術基礎上發展的”[13]，產品的質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技術。他在1956年2月18日聽取郵電部負責人匯報工作時的談話中，就採用最新技術、加強科學研究的問題，集中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必須採用最新的技術來發展生產。“採用中心技術就需要加強科學研究。科學研究不是隻靠自己搞，主要是好好向人家學習，把人家最新的科學技術學到手，自己再搞就有基礎了。向人家學習，不只是向蘇聯和新民主主義國家學習，也向其它國家學習。”他還提出，在科學上要求做到又快、又好、又多、又省。在這個原則下確定建設方針和採用新技術的政策。長遠建設計劃要注意在技術上別走回頭路。要好好使用技術人員，善於發揮他們的作用。應該注意提高干部的業務文化水平。[14]劉少奇關於採用最新技術、加強科學研究的這些思想，闡明了走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的重要內容，對於我們今天仍有重要指導意義。

二、關於調整和改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使之與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的思想

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生產關系的基礎，1956年我國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基本完成，表明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已經建立起來。這種生產關系與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大體上是相適應的，但也有許多不適應的地方。劉少奇認為，“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不適應就要改”，否則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就會被沖破。[15]要按照各地生產力發展的實際情況，“實事求是地去建立嶄新的一種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來促進生產力的發展”[16]。在這裡，劉少奇不僅堅持了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辯証統一，實際上也是強調生產力標准的問題。

劉少奇不僅明確提出了按照生產力發展的要求調整與改革生產關系，以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思想，而且對當時我國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中具體存在著的一些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問題作了剖析。

第一，對農業生產關系方面存在的超越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問題進行了深刻分析。

針對1957年初一些地方農業生產合作社辦得太大，因管理不善而影響農民生產積極性的情況，劉少奇尖銳地指出，大社現在是辦多了，這與農業生產工具及農村干部群眾管理水平不相適應，“辦太大的社，就是生產關系跑到生產力前面了。生產力只是那麼個水平，就適宜於生產單位小一點，特別是分配單位小一點好，太大了則生產關系超過了生產力”[17]。在糾正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普遍存在著的“窮過渡”、“共產風”過程中，他進一步指出：“所有制不能隨便改變，需要生產力水平和人民的覺悟達到一定的程度，分配也是這樣。”[18]這顯然是對那種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左”傾錯誤的明確否定。

第二，對社會主義制度下分配關系問題給予了精辟論述。

劉少奇對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分配問題，包括分配問題的重要性、分配問題的實質，以及處理分配問題的指導思想和目的等論述，可以說是相當充分並且也是極為深刻的。他認為，“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分配問題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反映了生產關系跟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也反映了上層建筑跟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所有制問題基本上解決了，分配問題就大量地、突出地產生出來了。”“社會主義社會裡的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矛盾主要就表現在分配問題上。生產關系必須適合生產力，如果分配不公平合理，就是不適合，就要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必須公平合理地分配才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分配問題是長期性的問題，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制度上產生的新的問題。”因此，“在基本的社會制度——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已經基本上確立以后，就要花很大的力量去注意解決分配當中的問題，不能犯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的錯誤”[19]。

劉少奇的上述見解，與那種注重所有制關系而忽視分配關系的看法有很大不同，與那種隻強調生產但忽視人們的物質利益的觀點也有很大不同，他把社會主義社會物質資料生產與物質利益分配一致的原則，提到了生產關系必須與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的高度，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在分配問題上，劉少奇一方面對分配中存在的平均主義、大鍋飯、鐵飯碗等違反按勞分配原則的現象提出了批評﹔另一方面，也探討了分配問題上帶全國性、普遍性的幾個關系比例問題，如積累與消費的比例，工人與農民的消費比例，國家預算的分配，部門之間、地區之間的投資比例，生產人員與非生產人員的比例等。探討這些問題的一個基本的指導思想，就是要使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分配公平合理，正確地處理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人民內部的矛盾，“使全國人民團結起來，高高興興，一心一意建設社會主義，發展生產”[20]。

分配關系是生產關系的重要方面，是在所有制問題解決之后最為突出的問題。分配是否公平合理，關系到能否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保護和發展人民群眾的利益，關系到能否充分發揮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進而關系到社會生產力的解放與發展。劉少奇對於社會主義制度下收入分配如何才能公平合理問題的深入思考和深邃見解，對於我們今天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構建一個科學合理的收入分配體系，仍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第三，對人們在生產中的相互關系問題闡明了自己的見解。

人們在生產中的相互關系，是生產關系的一個重要方面。人們在生產中的相互關系如何，關系到他們在生產中的積極性的發揮，進而影響生產力的發展。劉少奇認為，所有制問題解決之后，人們在生產中的相互關系應當改善。而在勞動者之間的關系中，最重要的是領導和被領導的關系，國家管理機關和勞動群眾的關系。因此，要反對和克服脫離群眾、脫離全局的官僚主義，要把改善勞動者之間的關系，拋棄統治與服從的關系，實現平等的同志式的互相協助的關系，提到生產關系的高度來認識和對待，調動廣大勞動者的積極性，更好地發展生產力。劉少奇認為，正確地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就是調整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使之更加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更好地促進生產力發展。因為“勞動人民內部的矛盾，更多地反映在生產關系上”。“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上層建筑必須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情況，才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21]

劉少奇的這種認識，實際上已經把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有機地統一起來，從而為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社會各種矛盾，協調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創造有利於生產力發展的良好社會環境，提供了理論依據。

第四，對改革不利於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運行機制和管理體制的問題進行了思考。

經濟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既是生產關系，也是上層建筑。1956年9月，劉少奇在中共八大政治報告中，就要不要發揮市場調節作用，如何發揮市場調節作用，提出了初步的改革方案。他說：“我們應當改進現行的市場管理辦法，取消過嚴過死的限制﹔並且應當在統一的社會主義市場的一定范圍內，允許國家領導下的自由市場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發展，作為國家市場的補充。”[22]1957年4月7日，他在聽取中共廣東省委有關部門負責人匯報工作時的講話中，對社會主義經濟生活中計劃與市場、計劃性與靈活性、多樣性的問題進行了充分闡述。指出，要特別注意一個問題，就是使社會主義的經濟既要有計劃性，又要有多樣性和靈活性。蘇聯在這方面的教訓很值得我們注意。他特別指出，社會經濟是各行各業、多種多樣的，隻搞計劃性，沒有靈活性、多樣性是不行的。如果我們的經濟還不如資本主義的靈活、多樣，而隻有呆板的計劃性，那還有什麼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呢？我們一定要使社會主義經濟的多樣性、靈活性超過資本主義，使我們人民的經濟生活豐富多彩，更方便、更靈活。他還認為，利用和限制自由市場，以補充國家市場之不足，是使社會主義經濟靈活、多樣的一個辦法。利用自由市場搞社會主義經濟的多樣性，同時要限制它的破壞性。各種計劃調整是必要的，但只是計劃調整還不行，還要利用價值規律。[23]可見，劉少奇在對我國經濟運行機制進行再思考的過程中，已經注意到市場調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並試圖改變那種在單一計劃調節下經濟缺乏活力的狀況，試圖在堅持計劃為主的同時充分發揮市場調節作用，以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

劉少奇多次強調要重視經濟管理方式問題。他認為，那種由行政部門用行政方法管理經濟、管理企業的體制和做法，不能適應現代化大生產的要求，不利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超經濟的辦法，不是資本主義的辦法，是封建主義的辦法，容易產生官僚主義，他主張主要用經濟辦法來管理企業，管理經濟。企業有生產、經營的自主權，生產經營由企業自己去做。黨委和政府超脫一點，要管大局，行使宏觀調控職能，發揮政治保障作用。

劉少奇關於改革經濟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方面的這些思想，雖然是在計劃經濟時期提出的，有關內容也是在計劃經濟體制的框架內設計和實行的，帶有那個時代特有的色彩，但卻孕育著中國共產黨人后來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思想的萌芽。

三、關於利用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社會制度層面是替代關系。但由於社會主義運動並不是在世界各國同時取得勝利，而首先在一國或多國取得勝利，因而就空間來說，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在一定時期又是並存關系。由於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曾經創造出巨大的生產力，其發展生產力的方式方法屬於人類文明的共同成果。而社會主義國家大多是在原先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度裡建立起來的，它在越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的同時，並沒有獲得相應的高度發達的社會生產力，因而必須把大力發展生產力作為首要的和根本的任務。而要發展生產力，就必須借鑒人類社會包括資本主義社會所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列寧提出，要利用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列寧的這一思想，為中國共產黨人所繼承和發揮。

劉少奇於1948年秋冬時節，寫下了《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問題》、《論新民主主義的經濟與合作社》、《新中國經濟的性質與經濟建設方針》等文，再一次肯定了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中的地位和作用，全面闡釋了中國共產黨利用資本主義建設新中國，發展生產力，為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創造條件的方針和政策，並認為由於中國的特殊情形，“中國可能比俄國更多地、更長時期地採用國家資本主義的辦法。”[24]1949年四五月間，鑒於當時已經解放了的城市工作中普遍存在著公私關系、勞資關系緊張，以及由此引起的民族資產階級惶恐不安的狀況，劉少奇在天津發表了多次講話，強調奪取政權之后我們的基本目標和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實現國家富強。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必須像毛澤東主席所要求的那樣，照顧四面八方的關系，做到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25]他還特別指出，工人階級雖然已在政治上翻身，但在經濟上整個來講，今天還不可能翻身。因為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矛盾的根本解決，取決於搞社會主義。在中國，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可以和平轉變而不必經過流血革命。這個工作，從現在起就搞，就是實行勞資兩利，發展生產。[26]因為隻有生產發展了，才能轉變為社會主義，才能消除產生剝削行為的經濟根源。而“恢復和發展生產，除了國家的以外，還有私人的”，“政府要發展國營生產，也要發展私營生產”。[27]他告誡各級干部：“在生產上、經濟上，資本家比我們有辦法，發展生產應該首先和資本家合作，資本家在城市生產方面佔很高的地位。”[28]1956年12月29日，他在一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五十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中說：“我們國家有百分之九十幾的社會主義，有百分之幾的資本主義，我看也不怕，它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一個補充嘛！”“有這麼一點資本主義，一條是它可以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另一條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會主義經濟作比較。”[29]1963年前后，他又多次講到，要學習和借鑒資本主義管理企業的經驗，利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創造的管理社會化生產的組織形式和辦法管理經濟，試辦托拉斯，發展社會化大生產，為社會主義服務。“總的目的，是要把經濟組織起來，要有計劃。不管中央的、地方的，都要組織起來。組織起來，就可以搞專業化、標准化、系列化，提高質量，增加品種，降低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這樣，對國家有利，對地方有利，對整個社會都有利。”[30]

可見，劉少奇利用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也是一貫的。他的這一思想主要包含兩層意思：一是學習和借鑒資本主義發展生產力的方法，包括運用市場手段、管理企業方法，促進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二是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允許少量的資本主義經濟的存在，使之成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同時亦可為社會主義提供一種在某些方面可以比較的參照物，更好地促進社會主義的發展。

1956年中共八大前后，劉少奇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初步探索是多方面的，所取得的成果也是非常突出的。這些成果與毛澤東、周恩來、陳雲等其他領導人所取得的成果匯集在一起，構成了黨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初步的卻又是難能可貴的認識。這些認識，對我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的經濟建設起了巨大的指導作用，也為1978年以后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時期形成的鄧小平理論所繼承和發展，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有機組成部分。

------------------------------------------------------------------------

[1][6][7]劉少奇選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53，39，60.

[2]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341.

[3][4][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170-172，45，357，173-177，303-304，305-306，405，292-294，358，367，329，417，336-341，341，357-358，313，350-351，53，80，104，97，81，326-327，547.

[5]劉少奇年譜：下卷[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222.

[8]劉少奇論黨的建設[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591-592.

------------------------------------------------------------------------

[作者簡介]丁俊萍（1955-），女，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共產黨思想理論研究、執政黨建設與中國政治研究。

（來源：《毛澤東思想研究》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