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執政黨建設思想述論

毛澤東執政黨建設思想述論

丁俊萍

人類社會進入近代以來，政黨政治逐漸成為政治發展的一個主要特點。而政黨的建立和發展，就成為其所代表的階級或社會集團維護自身利益、實現歷史使命的必要條件。對於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來說，黨的建設狀況不僅關系到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歷史使命能否實現，關系到黨的前途命運，也關系到國家和人民的前途命運，關系到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歷來重視工人階級政黨的自身建設，並在理論與實踐上對如何加強黨的建設進行了不懈的探索，毛澤東執政黨建設思想是這一探索的階段性成果。

作為毛澤東建黨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毛澤東執政黨建設思想是建立在毛澤東關於中國共產黨建設的一般理論基礎之上的。這種一般理論，主要是指毛澤東在黨的建設上所提出一系列獨創性的內容，其中包括黨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並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黨的建設要密切聯系黨的政治路線，必須堅持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必須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必須正確處理黨際關系等。這些獨創性的內容，既堅持了馬克思主義建黨思想的基本原理，又緊密結合中國共產黨建設的實際，是對中國共產黨建設經驗的科學概括和總結，是對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的創新，也是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建設需要繼續遵循的重要指導原則。毛澤東執政黨建設思想就是在這一基礎之上，密切聯系中國共產黨在取得全國執政地位以后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緊緊圍繞黨執政以后自身建設要解決的新問題，認真總結執政以后黨自身建設的實踐，並借鑒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政黨建設的經驗教訓，而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本文擬對毛澤東執政黨建設思想主要內容、鮮明特點及其意義和局限作一概要考察，以期對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有所啟示。

毛澤東關於執政黨建設的思考，涉及面很寬，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關於黨在社會主義事業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及其與各方面的關系問題﹔二是關於黨執政以后的主要任務和執政能力建設問題﹔三是拒腐防變問題。顯然，毛澤東的這一思考是與中國共產黨所處的歷史方位的變化密切相關的。這個歷史方位就是：黨從一個領導和依靠人民進行革命斗爭、推翻反動統治、建立新中國、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黨，轉向一個領導和依靠人民執掌政權、鞏固新制度、建設新國家，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富裕的黨。處在這樣一種歷史方位的中國共產黨，如何保持黨的先進性，如何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實現黨的歷史使命，保証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必然成為黨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思考的重點。毛澤東的執政黨建設思想的核心，就是要加強執政條件下的黨的建設，把黨建設成為領導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核心。毛澤東關於執政黨建設的探索和思考，正是圍繞這一核心並從以下三個方面展開的。

一、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在整個社會主義時期必須始終堅持黨的領導，黨要正確處理好國家政治生活中的若干關系

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証明，經過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實現強國富民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在毛澤東看來，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中國共產黨毋庸置疑地應成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領導核心。他在1954年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重申：“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我們有充分的信心……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共和國。”①這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國家根本大法的形式肯定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黨在社會主義事業中的領導核心地位的取得，是由歷史和人民的選擇以及黨的先進性決定的。從黨成立后在為民族解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而奮斗的歷程中，黨能夠不斷地總結經驗，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以無數共產黨人流血犧牲和英勇奮斗換來的偉大成就，使自己成為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長時間內考驗過並因此選中了的政治領導者。因此，“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沒有這樣一個核心，社會主義事業就不能勝利”②。針對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一些人對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領導地位的懷疑和否定，毛澤東堅持把“有利於鞏固共產黨的領導，而不是擺脫或者削弱這種領導”③，作為判斷言論是非的最重要標准之一。

作為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和唯一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如何實現對國家政權的領導？如何處理好各方面的政治關系？毛澤東對此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觀點。

一是正確處理共產黨與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階級的關系。毛澤東指出：“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④，“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而主要是工人和農民的聯盟”，“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主要依靠這兩個階級的聯盟”。⑤在新民主主義時期，民族資產階級也是黨執政必須依靠的力量，是黨執政的重要群眾基礎，因為“民族資產階級在現階段上，有其很大的重要性”，“為了使落后的經濟地位提高一步，中國必須利用一切於國計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鄉資本主義因素，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共同奮斗”。⑥這裡，毛澤東突出了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揭示了黨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以及團結民族資產階級為建設新中國而共同奮斗的態度。

二是正確處理好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的關系。從一定意義上說，1949年建立的國家政權是共產黨和其他民主黨派在政治協商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使民主黨派喪失了原來賴以存在的階級基礎。這樣，如何對待民主黨派並處理好這種關系的問題就擺在執政的中國共產黨面前。毛澤東在總結與民主黨派合作的歷史經驗和國際共運的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思想。他指出“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⑦。堅持與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是歷史和現實的需要，“因為凡屬一切確實致力於團結人民從事社會主義事業的、得到人民信任的黨派，我們沒有理由不對它們採取長期共存的方針。……至於各民主黨派是否能否長期存在下去……要看各民主黨派自己的表現，要看它們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⑧。一個黨同一個人一樣，耳邊很需要聽到不同的聲音，這就需要黨派之間的互相監督。而由於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所以更需要接受民主黨派的民主監督。在全國一屆人大三次會議和黨的八大上，“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作為社會主義時期多黨合作、處理黨派關系的方針得到正式確認，成為正確處理我國黨派關系的指導方針。

三是正確處理好共產黨同國家政權的關系。在毛澤東看來，黨的領導和執政地位必須通過具體的組織機構來加以保証。194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在中央人民政府內組織中國共產黨黨委會的決定》和《關於在中央人民政府內建立中國共產黨黨組的決定》。各級政府機關普遍建立黨的組織，加強黨的領導。至於如何實現黨對國家政權的領導，黨的八大提出了一些設想，強調黨不能直接去指揮國家機關的工作，不能混淆黨的工作和國家機關工作的界限等。雖然黨政職能在后來的很長一段時期裡並未分開，但毛澤東關於黨要領導國家政權和不能混淆黨政工作界限的原則設想是正確的。

四是正確處理好中國共產黨同國外政黨的關系。在同國外政黨的交往上，囿於當時的歷史條件和認識局限，中國共產黨同意識形態相同的政黨交往較多。在如何處理同其他共產黨和工人黨交往的關系方面，毛澤東一貫主張各國黨應該獨立自主，不論其歷史長短、黨員多少、執政與否，都應該一律平等，相互尊重，決不允許有凌駕於別國黨之上的“老子黨”、“領導黨”。同時，毛澤東也主張可以和意識形態不同的政黨進行交往，他認為，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不同，不應該成為黨際合作的障礙，隻要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是可以求同存異和相互合作的。毛澤東關於黨際關系的思想，貫穿著獨立自主、相互平等、彼此尊重的原則，體現了國際政黨關系民主的精神，奠定了中國共產黨與各國政黨交往的基本原則。

二、黨執政以后的主要任務是從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轉變為努力建設一個新世界，全黨必須加強學習，學會管理和建設，提高建設能力和管理水平

毛澤東對近代以來中國人民面臨的主要任務有十分清醒的認識。在他看來，近代以來的中國人民面臨著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繁榮富強、人民共同富裕這兩大歷史任務。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只是完成了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使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因而解放了被舊的反動統治所束縛的中國社會生產力，創造了中國一切發展進步的政治前提。但是，“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裡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⑨。黨在全國執政后，要繼續領導全國人民開始一次新的長征——努力建設一個新世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實現國家繁榮富強、人民共同富裕。毛澤東在中國民主革命勝利的前夕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就向黨提出了這個偉大的任務。他指出：我們很快就要在全國勝利了。奪取這個勝利，已經是不要很久的時間和不要花費很大的氣力了﹔鞏固這個勝利，鞏固中國革命的勝利，是需要很久的時間和要花費很大氣力的事情。資產階級懷疑我們的建設能力。帝國主義者估計我們終究會要向他們乞討才能活下去。因此，必須盡快實現黨的工作重心的轉變，轉變到努力恢復和發展城市的經濟建設。要把黨和黨的軍隊從隻會進行軍事斗爭轉變到“開始著手我們的建設事業，一步一步地學會管理城市，恢復和發展城市中的生產事業”。他強調，城市中的各項工作“都是圍繞著生產建設這一個中心工作並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的”。因為“如果我們在生產工作上無知，不能很快地學會生產工作，不能使生產事業盡可能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獲得確實的成績，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並使一般的人民生活有所改善，那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要失敗”⑩。這裡，毛澤東明確提出了中國共產黨執政以后應當具有的管理和建設能力的問題。

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范圍內取得勝利，黨的工作重心開始從農村到城市的轉移，主要工作任務也從領導武裝斗爭、奪取政權轉變為領導經濟建設、鞏固政權、建設一個強大的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國家。為了適應黨的工作重心和任務的這一重大變化，毛澤東向全黨提出了加強學習、提高黨領導國家建設能力的任務。他指出，隨著革命的勝利，“嚴重的經濟建設任務擺在我們面前。我們熟悉的東西有些快要閑起來了，我們不熟悉的東西正在強迫我們去做。這就是困難”。因此，“我們必須克服困難，我們必須學會自己不懂的東西”。(11)毛澤東號召全黨要加強學習，善於學習，盡快學會那些我們雖然不熟悉但對管理和建設國家卻是極端重要的本領。他堅信：“我們能夠學會我們原來不懂的東西。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12)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正是新形勢新任務對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的迫切要求，是全黨加強學習的重要性緊迫性之關鍵所在。

毛澤東從提高執政黨領導國家建設的能力角度，闡述了學習的對象、內容、方法等問題。

在學習對象上，毛澤東主張黨員干部要向內行學，向群眾學，向實踐學，向自己所犯的錯誤學，向外國學。

一是向內行學習，學經濟、學技術、學業務，使自己成為內行。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就指出：“我們必須向一切內行的人們(不管什麼人)學經濟工作。拜他們為師，恭恭敬敬地學，老老實實地學。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裝懂。不要擺官僚架子。鑽進去，幾個月，一年兩年，三年五年，總可以學會的。”(13)通過學習，改變我們在生產工作上無知的狀態。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到來之際，毛澤東又提出：“我們各行各業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術和業務，使自己成為內行，又紅又專。”(14)

二是向群眾學習，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也是黨的群眾路線的重要內容。早在革命戰爭年代時，毛澤東就強調，為了教育群眾，首先要向群眾學習。這是毛澤東一貫的思想，也是黨的群眾路線的體現，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具體運用。毛澤東要求全黨的領導干部都要虛心向人民群眾學習，先做群眾的學生，再做群眾的先生。因為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他多次強調，領導干部在作決策時必須先搞實地調查，了解實際的情況和群眾的態度，強調“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要辦什麼事，要決定什麼大計，就非問問工農群眾不可，跟他們談一談，跟他們商量，跟接近他們的干部商量，看能行不能行”，因為“智慧都是從群眾那裡來的”，“知識來源於群眾”。(15)在毛澤東看來，向群眾學習，不僅是干部克服官僚主義的有效途徑，也是干部增長才干、提高本領、做好工作的重要方法。因此，他主張干部要深入基層，深入實踐，深入群眾，克服做官當老爺的不良習氣。

三是向實踐學習，以便總結經驗，少犯脫離實際的錯誤，做好工作。毛澤東一貫重視在實踐中學習，早在革命戰爭年代就強調要從戰爭中學習戰爭，反對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到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他仍然強調到實踐中去，在實踐中學習，研究和把握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他指出，正確的認識隻能來源於實踐，“一個正確的認識，往往需要經過由物質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質，即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這樣多次的反復，才能夠完成。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就是辯証唯物論的認識論”，“對我們的同志，應當進行辯証唯物論的認識論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於調查研究，總結經驗，克服困難，少犯錯誤，做好工作，努力奮斗，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偉大強國”。(16)在經歷了“大躍進”錯誤實踐之后，毛澤東深深感到：“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對於我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社會主義建設，從我們全黨來說，知識都非常不夠。積累經驗，努力學習，弄清楚它的規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實實地去調查它，研究它。”(17)顯然，毛澤東強調向實踐學習，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學習，是為了加深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進而按照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辦事，推動社會主義建設各項事業的發展。

四是向自己所犯的錯誤學習，避免再犯類似錯誤。毛澤東非常贊同列寧關於一個鄭重的黨應當如何對待自己所犯錯誤的觀點，認為不犯錯誤的人從來沒有。一個鄭重的黨在於它能夠重視錯誤，找出錯誤的原因，分析犯錯誤的主觀和客觀的原因並公開改正。他在1960年6月所寫的《十年總結》中指出：十年來“黨的總路線是正確的，實際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錯誤大概也是難於避免的。哪裡有完全不犯錯誤、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謂聖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們是辯証唯物論的認識論者，不是形而上學的認識論者。自由是必然的認識和改造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是在一個長期認識過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對於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我們已經有了十年的經驗了，已經懂得了不少的東西了。但是我們對於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18)。在這種情況下，黨要帶領人民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就不可能一帆風順，也不可能不犯錯誤。在犯錯誤不可避免的情況下，黨隻能是承認錯誤，主動糾正錯誤，並分析產生錯誤的原因和環境，從中吸取經驗教訓，這也就是從錯誤中學習，其目的是為了避免在今后的工作中重犯類似錯誤，變壞事為好事。

五是向外國學習。毛澤東指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19)他認為，對於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也應當採取這樣的態度。總之，無論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也無論是什麼民族，都有自己的長處和短處，其長處都是我們學習的對象。學習外國的目的，是為了中國，是為了建設中國的社會主義。

毛澤東在號召全黨要下苦功學習的同時，也對學習的內容和方法作了要求。他在談到學習內容時說：“學什麼東西呢？一個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一個是技術科學，一個是自然科學。還有文學，主要是文藝理論，領導干部必須懂得這一點。還有什麼新聞學、教育學，這些學問也要懂得一點。總而言之，學問很多，大體要稍微摸一下。”(20)概括說來，毛澤東主張執政黨的黨員干部在學習的內容上，要學政治理論、科學技術、人文社科理論以及其他有關知識。在學習的方法上，毛澤東則強調以中國問題為中心，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反對照抄照搬。

毛澤東主要從以下五個方面闡述了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學習的內容和方法。

一是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並把它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際和世界形勢的發展變化結合起來。毛澤東指出，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一定要繼續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但反對教條主義地對待馬克思主義。他強調：“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在實踐中的表現形式，各國應有所不同。在中國，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國的革命實際相結合。”(21)“我們要學的是屬於普遍真理的東西，並且學習一定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如果每句話，包括馬克思的話，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們的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22)他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偉大的事業，“為了這個事業，我們必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際、並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體實際，盡可能好一些地結合起來，從實踐中一步一步地認識斗爭的客觀規律”(23)。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並把它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與世界形勢的發展變化結合起來，內在地包含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和大眾化的內容。這是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的主要標志，也是建設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必然要求。

二是要學習中國的優秀文化遺產，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毛澤東歷來重視對歷史文化的學習和繼承。早在《新民主主義論》中，他就強調說：“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但是這種尊重，是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的地位，是尊重歷史的辯証法的發展，而不是頌古非今，不是贊揚任何封建的毒素。”(24)到了社會主義時期，毛澤東仍然強調要重視本國的歷史，指出“歷史總是要重視的”(25)。1956年，毛澤東在《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中，以藝術為例進一步闡述了正確對待本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問題。他認為，藝術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現形式要多樣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風格。說中國民族的東西沒有規律，這是否定中國的東西，是不對的。中國的語言、音樂、繪畫，都有它自己的規律。藝術有形式問題，有民族形式問題。藝術離不開人民的習慣、感情以至語言，離不開民族的歷史發展。中國人在學習外國的東西的同時，“還是要以自己的東西為主”，“無論東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東西”。(26)毛澤東不僅明確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命題和重大任務，也明確表述了文化藝術表現形式“中國化”、“民族化”、“時代化”的問題，強調“社會主義的內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藝術方面也是如此”(27)。毛澤東還提出了有些中國特殊的好的東西“可以國際化”的問題，並且特別提出了“標新立異”和“多樣化”的問題。他指出：“表現形式應該有所不同，政治上如此，藝術上也如此。特別像中國這樣大的國家，應該‘標新立異’，但是，應該是為群眾所歡迎的標新立異。為群眾所歡迎的標新立異，越多越好，不要雷同。雷同就成為八股”，“還是要多樣化為好”。(28)總之，毛澤東主張學習歷史文化，從中汲取歷史的經驗教訓﹔主張吸收消化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推陳出新，古為今用﹔主張用中國人喜聞樂見的形式表述深刻的道理﹔主張找到歷史和現實的結合點，創造性地繼承和發展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並通過學習借鑒外國先進文化來“改進和發揚中國的東西，創造中國獨特的新東西”(29)，進而實現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化。

三是要學習外國先進的科學技術文化和管理經驗，強調“要向外國學習科學的原理。學了這些原理，要用來研究中國的東西”(30)。毛澤東認為，就近代文化而言，我們要承認，外國比我們的發展程度高。對於外國有用的東西，我們都要學到。我國在自然科學方面比較落后，因此要特別努力向外國學習，但也要有批判地學，不可盲目地學。他特別指出：“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制和評判。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工業發達國家的企業，用人少，效率高，會做生意，這些都應當有原則地好好學過來，以利於改進我們的工作。”“對外國的科學、技術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說的對外國東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都對我們的事業不利。”(31)毛澤東認為，我們接受外國的長處，會使我們自己的東西有一個躍進，“創造出中國自己的、有獨特的民族風格的東西”(32)。這就指明了中國向外國學習的目的是洋為中用，在學習外國的基礎上推進中國的自主創新。毛澤東還認為，我們不僅是在一窮二白的現階段要向外國學習，將來我們國家富強了，我們一定還要向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還要謙虛謹慎，不要把尾巴翹起來，一萬年都要學習。(33)這就把向外國學習的任務作為一項長期的戰略方針提了出來。

四是要學習黨的歷史和傳統。黨的歷史和傳統是黨的一筆寶貴財富。學習和研究黨的歷史，繼承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有助於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做好工作，少犯錯誤。毛澤東在民主革命時期即提出要學習和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並在延安整風中收到良好效果。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他又明確提出了“繼承黨的傳統”問題，並特別提出“應當繼續發揚我們黨在思想方面和作風方面的優良傳統，把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這兩個東西切實反一下，此外，還要反對官僚主義”(34)。毛澤東還在多種場合回顧黨的歷史，並總結其中的經驗教訓。他在1960年寫的《十年總結》一文，便是學習和研究黨史的典型范例。在這篇文章中，毛澤東回顧了黨執政以來的歷史，指出了十年來黨領導的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與不足，同時也指出：“對於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我們已經有了十年的經驗了，已經懂得了不少的東西了。但是我們對於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還不深刻地認識它。我們要以第二個十年時間去調查它去研究它，，以便利用這些規律為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服務。”(35)顯然，毛澤東強調學習和研究黨的歷史，繼承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目的是從中吸取經驗教訓，進一步做好黨的工作。

五是要努力學習和吸取世界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建設中的經驗教訓，引以為鑒。由於我國缺乏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而蘇聯則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所以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對我們很有借鑒作用。由此，學習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必然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學習的重要內容。毛澤東特別指出：“蘇聯的經驗比較完全。所謂完全，就是包括犯錯誤。學習蘇聯，並不是所有事情都硬搬，教條主義就是硬搬。”(36)正是在總結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毛澤東以蘇為鑒，提出了走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思想，並對之進行了艱苦的探索。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就是在總結我國建設實踐和借鑒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初步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所取得的重大理論成果。

應該說，毛澤東一貫重視全黨的學習，早在民主革命時期就將其視為黨內生活“科學化、政治化”的主要途徑和舉措，並首創了“整風”這一全黨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黨的歷史的形式。在黨取得執政地位后，毛澤東強調執政黨黨員要下苦功學習，就是要黨盡快適應執政后黨的中心任務的變化，學會建設社會主義事業的本領，提高黨的執政能力，擔負起領導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使命。為此，他號召全黨一定“要振奮精神，下苦功學習”，“應當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學習上，養成學習的習慣”。(37)重溫毛澤東關於執政黨要振奮精神下苦功學習的思想，對我們今天建設學習型政黨具有重要啟迪。

三、黨在全國執政后務必保持優良傳統作風，要堅決開展反對腐敗的斗爭，並把拒腐防變與加強黨的干部隊伍建設和防止帝國主義和平演變陰謀得逞聯系起來

中國共產黨在執掌全國政權后，會面臨著比革命時期更加嚴峻的挑戰。這種挑戰，既來自執政黨擔負的艱巨、復雜而繁重的任務，也來自執政黨自身有可能出現的腐敗變質。在這種情況下，黨如何迎接新的挑戰？如何擔當起團結和帶領各族人民建設一個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任務？如何拒腐防變，確保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完成黨所肩負的歷史使命？這是擺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的一個全新課題。對於這一事關黨和國家發展全局的重大問題，毛澤東進行了深入的戰略性的思考。他從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全局出發，結合執政黨面I臨的新情況新問題，提出了執政黨拒腐防變的戰略思想，並對防止和平演變的途徑和措施進行了探討。

一是執政黨必須堅持“兩個務必”，注意拒腐防變。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就分析了黨在中國革命勝利面前自身建設面臨的新形勢，指出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滋長。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而這些捧場可能征服黨的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因此，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他提醒全黨在革命勝利面前，要避免可能出現的各種不良情緒，要防止警惕和抵制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襲擊。要認識到中國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他號召全黨堅持“兩個務必”：“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38)“兩個務必”及時敲響了中國共產黨執政以后要拒腐防變的警鐘。

二是執政黨必須堅決開展反腐敗斗爭。新中國成立后，黨的地位、黨的使命以及所面臨的形勢都發生了重大變化。毛澤東深刻吸取歷史上農民起義軍因腐敗而滅亡的教訓，提出要堅決開展反腐敗斗爭。他認為反對腐敗是執政黨的一項大的斗爭，強調“必須嚴重地注意干部被資產階級腐蝕發生嚴重貪污這一事實，注意發現、揭露和懲處，並須當作一場大斗爭來處理”(39)。他認為，浪費雖與貪污性質不同，但造成的損失大於貪污，且常與侵吞、盜竊和騙取國家資財或收受他人賄賂的行為相接近，因此也必須嚴懲浪費。而嚴重的官僚主義者對嚴重的貪污浪費現象事前毫無察覺、事后又不厲行懲治，應以失職論處，決不寬恕。(40)他強調，對黨內存在的貪污腐敗現象的斗爭絕不動搖，對國家機關內的腐敗分子堅決懲治，絕不手軟。

鑒於新中國成立不久黨內出現貪污腐敗現象，毛澤東領導全黨開展了“三反”運動，並懲處了一批腐敗分子。后來，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說了如下一段語重心長的話：我們殺了幾個有功之臣也是萬般無奈。我建議重讀一下《資治通鑒》，治國就是治吏。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將不國。如果一個個寡廉鮮恥、貪污無度、胡作非為而國家還沒有辦法懲治他們，那麼天下一定大亂，老百姓一定要當李自成，國民黨是這樣，共產黨也是這樣。殺張子善、劉青山時我講過，殺他們兩個，就是救兩百個、兩千個、兩萬個啊。我說過的，殺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無奈，不得已啊。問題若是成了堆，就是積重難返了啊。(41)為了適應執政黨反腐敗斗爭的需要，在毛澤東的帶領下，黨和人民政府在制度建設、組織機構建設、作風建設等方面，就反腐倡廉的問題採取了一系列重大舉措，有效地防止了黨和國家機關內腐敗現象的蔓延。

毛澤東還把反對黨內的腐敗現象和不正之風與防止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聯系起來。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作為帝國主義的代言人，提出了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和平演變的戰略方針。這種動態一出現，就引起了毛澤東的極大警惕。毛澤東提醒人們警惕帝國主義企圖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圖謀，並把嚴防黨內的腐敗現象看成防止和平演變的戰略措施之一。他認為，黨和國家機關內部出現的形形色色的蛻化變質分子能否得到及時清除，腐敗現象和不正之風能否得到有效遏制，關涉和平演變的可能性是否變成現實性的重大問題。他曾多次談到，我們國家也不太平，還有貪污分子、投機倒把分子，還有被和平演變的危險問題。在毛澤東看來，黨內滋生腐敗現象本身就是和平演變的一種表現，必須毫不手軟地予以清除。他曾經用“懶、饞、佔、貪、變”五個字，形象地揭示出了一個干部發生蛻變的規律。他始終堅持不懈地同黨內各種腐敗現象如貪污受賄、以權謀私、蛻化變質以及官僚主義等腐敗現象和不正之風作斗爭。他經常思考反對官僚主義、警惕產生一個脫離群眾的貴族階層的問題，擔心黨的干部一旦被腐蝕侵襲，黨外也照此辦理，“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的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42)。他努力尋求恰當的方式來發動群眾對干部進行民主監督，揭露和克服黨內的陰暗面，並認為“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是使共產黨人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証，是使無產階級能夠和廣大勞動群眾聯合起來，實行民主專政的可靠保証”(43)。

盡管1957年后毛澤東對克服黨內腐敗現象和不正之風有效途徑的尋求是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傾思想指導下進行的，因而未能收到滿意的效果，甚至發生了階級斗爭擴大化的嚴重錯誤，但他關於反對腐敗現象、防止黨變修國變色的基本思想和決心是毋庸置疑的。毛澤東經常注意要克服黨內和國家生活中存在的缺點，特別不能允許黨和國家工作機關出現腐敗現象，並對執政以后反腐倡廉建設的規律進行了艱難探索，提出了反腐倡廉的一系列重大思想，其中包括反腐倡廉斗爭關系到執政黨的興衰成敗和國家長治久安、反腐倡廉應走民主治腐的新路、思想建黨和嚴肅懲治是反腐倡廉的根本舉措、群眾運動是反腐敗斗爭的重要形式，等等。這些重大思想的深刻內涵和重大意義，對中國共產黨的反腐倡廉建設仍有重要啟迪。

毛澤東一貫重視干部隊伍尤其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培養。他早就指出，政治路線確定以后，干部就是決定因素。黨執政后面臨的國際和國內形勢，尤其是蘇共二十大全盤否定斯大林和20世紀50年代末杜勒斯拋出“和平演變”的戰略，促使毛澤東更加關注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隊伍的培養，並把接班人的培養同防止“和平演變”聯系起來。在毛澤東看來，防止和平演變，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是關系到黨和國家命運的生死存亡的極其重大的問題。他要求全黨特別是黨的各級干部要高度重視帝國主義和平演變戰略，充分認識和平演變戰略的危害性，指出要警惕和防止黨和國家的高層領導出現修正主義，認為這是保持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關鍵。他堅信敵對勢力要從外部打垮中國共產黨不容易，但認為如果黨內出現修正主義和腐敗變質分子而又沒有受到有效制止，黨和國家就有可能改變顏色。也就是說，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的圖謀能否得逞，主要取決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內部因素，特別是取決於執政的共產黨的高層領導。他認為，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是防止和平演變、保証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的重要戰略措施。針對帝國主義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共產黨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毛澤東明確指出：為了保証我們的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我們不僅需要正確的路線和政策，而且需要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他認為，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問題，從根本上來說，就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所開創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事業是不是后繼有人的問題，就是將來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能不能繼續掌握在無產階級革命家手中的問題，就是我們的子孫后代能不能沿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道路繼續前進的問題，也就是我們能不能勝利地防止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的問題。總之，這是關系我們黨和國家命運的生死存亡的極其重大的問題。這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萬年大計。帝國主義的預言家們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黨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們一定要使帝國主義的這種預言徹底破產。我們一定要從上到下地、普遍地、經常不斷地注意培養和造就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毛澤東還提出了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幾個條件，即：(1)他們必須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2)他們必須是能夠團結絕大多數人一道工作的無產階級政治家，不但要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人，而且要善於團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還要善於團結那些反對過自己並且已被實踐証明是犯了錯誤的人。(3)他們必須是黨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執行者，必須學會“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必須養成善於聽取群眾意見的民主作風。(4)他們必須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富於自我批評精神，勇於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毛澤東認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是在群眾斗爭中產生的，是在革命大風大浪的鍛煉中成長的。因此，我們應當在長期的群眾斗爭中，考察和識別干部，挑選和培養接班人。(44)

接班人的培養主要是通過黨的干部隊伍建設實現的。對此，毛澤東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思想：一是及時明確了干部隊伍建設的基本方針，他在《中共中央關於今后干部工作方法的通知》中明確指出，要“從過去大批地迅速地提升干部職務的方法改變為穩定干部職務、提升干部能力的方法”，“使干部的工作專業化，避免不必要的調動”﹔二是提出了又紅又專的干部標准，要求“政治家要懂些業務。……要把政治和技術結合起來”(45)﹔三是提出了一系列干部隊伍建設的措施，建立起參加體力勞動制度、輪訓、交流制度和干部教育和管理制度。

毛澤東關於防止和平演變的戰略思想，是他晚年留給我們黨、國家和人民的一份重要的思想遺產。在經過了幾十年來的實踐檢驗之后，可以看出，在這份豐厚的思想遺產中，既有深刻的、表現了很強的歷史洞察力和遠見卓識的正確論述，也有對當時現實情況的主觀主義的估量和理論上的偏頗。我們應對其進行具體分析，實事求是地評價毛澤東的防止和平演變的思想，合理地繼承這份寶貴的思想遺產。

毛澤東關於執政黨建設的思想十分豐富，且具有鮮明的特征，這就是根據世情、國情、黨情的新變化來研究黨的建設的新問題，從保持黨和人民民主專政國家的長治久安出發，從保持黨的先進性、純潔性和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出發，把執政黨的建設與黨所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聯系起來，與推進黨所領導的社會主義事業聯系起來，與國際形勢的變化特別是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略策略變換聯系起來，與黨的建設面臨的新問題聯系起來，整體思考和探索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建設問題。這些既是毛澤東執政黨建設思想形成和發展的特點，也是毛澤東執政黨建設思想的特點，又是加強執政黨建設的客觀要求，對於我們今天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提供了重要借鑒。

毋庸諱言，毛澤東在思考和探索執政黨建設的過程中也出現過嚴重失誤，集中表現為指導思想上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政治路線上的“以階級斗爭為綱”，以及在上述理論、路線指導下的黨的建設的方針，認為黨組織應由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組成，應是能領導階級和群眾對階級敵人進行戰斗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這樣一種黨建目標和黨建方針，嚴重背離了執政黨管理和建設國家、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的主要任務，既不能正確指導執政黨建設，也嚴重損害了黨所領導的社會主義事業。

毛澤東在思考和探索執政黨建設過程中出現了嚴重失誤，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帝國主義實施和平演變戰略而引起的高度警覺，也有因蘇聯變化而引發的“黨變修、國變色”潛在危險的擔憂﹔既有對黨和國家機關存在的陰暗面的夸大，也有長期以來形成的階級斗爭思維的影響﹔既有黨和國家領導制度不健全的深層原因，也有毛澤東勇於探索、獨辟蹊徑卻又嚴重脫離當時實際的主觀因素。但最根本的原因，還是中國共產黨人特別是其主要領導人毛澤東當時對什麼是社會主義、在中國的條件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認識不甚清楚，以及對建設一個什麼樣的執政黨、怎樣建設黨的問題認識不甚清楚，甚至還存在著被實踐証明是脫離實際的錯誤認識。這是需要后人認真總結和借鑒的。

盡管毛澤東執政黨建設思想中的一些觀點是在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背景下提出的，有的觀點也帶有那個時代的特征，有的觀點還需要我們做深入細致的剖析和辯証分析，但總體說來，毛澤東執政黨建設思想是極為深刻和富有遠見的，其基本精神將對我國加強執政黨建設和國家政權機關建設、鞏固人民民主專政、保証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社會主義方向，起長遠的指導作用。在以改革創新精神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提高新形勢下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的今天，我們重新學習和研究毛澤東執政黨建設思想，無疑仍然可以從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獲得重要啟迪。

注釋：

①《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5頁。

②《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頁。

③《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9頁。

④《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頁。

⑤《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8∼1479頁。

⑥《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9頁。

⑦《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33頁。

⑧《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90頁。

⑨《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頁。

⑩《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8頁。

(11)《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1481頁。

(12)《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9頁。

(13)《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1頁。

(14)《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9頁。

(15)毛澤東在上海干部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7月9日。

(16)《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0頁。

(17)《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9頁。

(18)《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7∼198頁。

(19)《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0頁。

(20)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0月9日。

(21)《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7頁。

(22)《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1∼742頁。

(23)《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8∼829頁。

(24)《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頁。

(25)《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7頁。

(26)《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7頁。

(27)《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7頁。

(28)《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50頁。

(29)《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51頁。

(30)《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8頁。

(31)《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2頁。

(32)《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53頁。

(33)參見《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3頁。

(34)《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論黨的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頁。

(35)《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頁。

(36)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0月9日。

(37)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0月9日。

(38)《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頁。

(39)《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0∼191頁。

(40)參見《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209頁。

(41)轉引自《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同志論廉政》，載《黨的建設》2000年第10期，第10頁。

(4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93頁。

(43)《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93頁。

(44)參見《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70∼72頁。

(45)《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04頁。

（來源：《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2011年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