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對待資本與資本市場的思想實踐探析

陳雲對待資本與資本市場的思想實踐探析

董志凱

資本與資本市場作為經濟范疇，是商品與市場經濟存在的社會環境中既不可或缺也回避不了的問題。馬克思是全面研究資本運動規律的偉大先驅，他肯定了資本的力量，也發現了資本的痼疾。我國民主革命的先驅和領袖孫中山曾就中國國情下如何對待資本和資本市場作了重要開拓。在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中，陳雲是正面論及學習和利用資本、資本主義和資本市場最多的一位。盡管他曾經因此受到不公正的批評（1）【如1966年8月13日，康生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華東小組會上攻擊說：“陳雲同志的思想也是長期與主席對立的。他以經濟專家自居，自以為他的經濟學在主席之上。看看他一九六二年的報告，就懂得他的經濟學是什麼貨色。他隻講經濟，不講政治，他講的經濟政策，據我看，只是資本主義的商人經濟而已。”參見《陳雲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140頁。】，但這些指責並未打消他利用國家資本主義和國際資本市場搞工業化、為國家積累資本、使百姓擺脫經濟困境的努力。2006年，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談到“十一五”時期的經濟建設時，號召進行金融創新，大力建設資本市場。在新的形勢下，考察現代中國資本和資本市場的演變，從歷史中吸取有益的經驗教訓，仍有積極意義。本文從三個方面論及陳雲對待資本和資本市場的思想與實踐特點，期望對市場經濟和全球化浪潮中的經濟行為能夠有所啟迪和裨益。

一、中國工業化和經濟發展離不開資本運作

資本，特別是物化形態的生產資料，能夠與勞動結合帶來新的財富，因此它們是現代社會不可或缺的，甚至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標志。資本的生產是社會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陳雲在新民主主義經濟實踐中，明確地指出：私營資本“不可缺少”，並制定與實施了相應的方針政策。

（一）制定與實施“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具體政策

“公私兼顧、勞資兩利”是中國共產黨創造的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的要義。由於這一要義中的“公私”、“勞資”是在對立中求統一，其間必然充滿著矛盾、斗爭與復雜的博弈，需要經濟工作的領導者站在全局的高度，在不同的經濟環境下對於對立的雙方側重不同。陳雲富有創造性地參與制定實施了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1949年8月，陳雲兼任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他在上海市總工會籌備委員會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私營資本是中國新民主主義經濟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在私營工廠中的工人，應該提高生產效率，增加生產。這不是幫資本家賺錢嗎？是的。但是從整個國家來講，生產的東西是多好，還是少好呢？當然是多生產東西好。工人不能單從個人來看，要看整體利益。在私營工廠中的工人，有權利要求實行勞資兩利，要求資本家尊重工人的民主權利，遵守人民政府的法令。但也有義務，這就是：完成生產計劃，遵守勞資雙方訂立的契約，遵守政府保護私營企業的法令。我們不但要讓工人充分享受自己的權利，同時也一定要教育工人盡自己應盡的義務。教育工人盡義務，要比教育工人享受權利困難，但我們一定要這樣做。”（1）【《陳雲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頁。】

1949年至1952年的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在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情況下，私人投資和資金市場受到國家政策的鼓勵和保護。陳雲作為主管經濟工作的國家領導人，擔任著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以下簡稱中財委）主任，對私人投資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政務院於1950年12月30日頒布了《私營企業暫行條例》。1951年3月30日中財委又頒布了《私營企業暫行條例施行辦法》。這兩個文件規定：（1）鼓勵和保護私人投資。在法律上允諾了新民主主義經濟體制下資金市場的設置。（2）對新創設的企業實施審核登記制度，努力使私人投資配合計劃生產。（3）確定利潤分配的原則和大致比例。（4）私人投資需遵守“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原則。

新中國成立初期，僑匯是重要的外匯來源。1955年2月10日，中共中央批轉華僑事務委員會黨組和中國人民銀行黨組《關於僑匯問題的報告》。《報告》指出：僑匯業具有國家資本主義性質，國家的政策是長期保護和利用。在國家經營的投資公司的華僑股金，到社會主義建成時，仍按個人股金處理，股息8厘，階級成分不因投資關系而轉變。（2）【《陳雲年譜》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237頁。】

對待私人資本，陳雲不僅從經濟上考慮，而且從政治的長治久安著眼，從執政黨提高執政能力的角度看問題。他說，同志們怕同資本家接觸，一怕右傾，二怕麻煩。怕麻煩，說明我們本領不如他們，怕他們調皮，駕馭不住。這証明資本家有相當經驗，不用是錯誤的……蘇聯沒有反對派，什麼事共產黨說了算，結果吃了虧。哪個地方、部門有爭論，哪裡就出真理﹔反之，沒有爭論，大致要出毛病。（3）【《陳雲文集》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51頁。】聽話要聽四個方面的話，一是業務部門，二是工人，三是黨委，四是資本家。四個方面的話都聽了，大體上不會錯。大家可以試一試，從今年起，每個大問題開四個方面的會。這是有點麻煩，如果要減少這種麻煩，麻煩會更多。過去，我們搞經濟的人員所以眼光短淺，就是因為沒有長上這四個眼睛，不能把自己的工作提高到全國工作水平上考慮。（4）【《陳雲文集》第3卷，第53頁。】陳雲的思想表明，在實踐中學習和正確對待資本、資本家，是共產黨提高執政能力的一門必修課。

（二）開辟私人投資的途徑

1950年和1952年兩次調整工商業后，私營工商業有了剩余資金和閑置資金。為了引導其投入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經濟事業中，防止游資沖擊擾亂市場，中財委採取的辦法是：在國家銀行信用為主導的前提下，通過發展多種信用形式，包括投資公司集資、証券發行和買賣、銀行辦理長期性存放款等等，組織長期資金市場，吸收私人資本轉化作長期生產資本。

在1952年5月至6月間召開的全國財政會議上，陳雲指出：有關國家經濟命脈的建設應由國家掌握，其他有利於國計民生的建設可由私人經營，對國家和私人的投資方向作了大體分工。投資途徑有三：

首先，銀行為投資者提供便利。發揮中國人民銀行的信用主導作用，吸收私人游資，鼓勵私人投資﹔積極開展儲蓄業務，吸收杜會游資﹔交通銀行辦理長期存款，重點吸收各企業的公積金和折舊准備金﹔採取貸款和說服它們採用專款專用的方式擴大再生產，交通銀行收存的款項，於當日以保本保值存款送存人民銀行。從1951年起，銀行普遍開展私人業務。主要做法是同私營企業分別訂立各種業務合同，並通過私營企業與國營企業的往來，爭取私營企業的大部分收支通過中國人民銀行辦理，以便調節私人資金活動，保証市場穩定與活躍。擴大對私營企業的貸款，使私營工商業者加強經營信心，提高投資熱情。1950年初，私營工商業一度經營困難，中國人民銀行一方面貸款給國營貿易部門，支持其擴大加工訂貨，統購包銷，解決私營工商業的原材料供應和產品銷售困難﹔同時增加對私營工廠的貸款。如上海市分行對申新紗廠等重要工業企業發行期限較長、金額較大的設備改造性生產貸款，並同企業訂立業務合同，促進企業加強財務管理，堅定其經營信心。1950年5月至9月，銀行對私營工商業的貸款增加了一倍多。

其次，領導組織投資公司。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試辦了一批中國人民銀行領導下的公私合營性質的投資公司，以吸收社會游資，向工業企業直接投資。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投資公司是國家資本主義性質的金融企業，通過國家資金帶動私人資本、扶植管理工商業。京津兩市的投資公司開始時均以30％左右的國家資金帶動70％左右的私人資本，可以間接團結吸引眾多私人資本，再由投資公司合理投放出去。新中國第一個公私合營的投資公司為北京市興業投資公司。該公司於1950年9月成立，資金來源於募股，股金總額預定為200萬元人民幣，公股佔30％，其余70％向私人募集。從1950年興辦到1956年決算，累計純收益為100余萬元。

最后，重新設立証券交易所。1948年12月中國人民銀行在石家庄成立並發行人民幣以后，人民幣地位逐步鞏固。天津市於1949年4月物價已相當穩定。這時游資轉向証券黑市交易的日益增多，如啟新公司的股票由1000元漲至五六千元，成交數量由數百單位達到三四千單位。天津市軍管會為了吸收游資投入生產，於1949年4月27日決定開放証券交易，6月1日正式成立天津市証券交易所。天津開放証券交易后，北平部分資金向天津轉移。同年11月北京市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決議，建議政府建立北京市証券交易所。中財委於1949年11月26日經中國人民銀行通知北京同意設立証券交易所。北京市証券交易所於1950年2月1日成立，受北京市人民銀行領導。証券交易所在解放初期的經濟條件下對於保護和吸收私人投資起到一定積極作用。它使資本家產生安全感，減少了資本外流﹔給吸收游資開辟了一條路，有利於穩定和發展﹔對於反映游資狀態，提高股票的地位也有一定作用。（1）【詳見董志凱《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私人投資》（《中國經濟史研究》1992年第3期）。】

“三大改造”以后，在利用市場調節機制方面，陳雲提出：“節制資本在歷史上曾經起過積極的作用，但是也存在著副作用。特別是一九五三年以后，對工業實行統購包銷，商業自上而下派貨，農產品獨家收購，市場管理很嚴格，帶來了消極因素。主要是產品品種少，質量下降。這種消極因素過去就有，現在應該取消。過去隻有國家市場，沒有自由市場，現在要有國家市場，也要有國家市場領導下的自由市場。如果沒有這種自由市場，市場就會變死。”（1）【《陳雲文集》第3卷，第98∼99頁。】陳雲的這些思想是對傳統計劃經濟模式的突破，但是由於多種歷史原因，國家糧食市場從1953年底開始建立到1957年10月被關閉，共存在4年。1956年開放了農副產品的自由市場，1957年8月糧食的市場交易被取消。（2）【詳見徐建青（50年代農村國家糧食市場的建立與取消》（《當代農史研究》1998年第2期）。】

（三）利用國家資本主義搞工業化

國家資本主義不是中國的發明。19世紀中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德、日等國為了趕超英、美等先進國家而實行了“趕超式”國家資本主義﹔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由於爆發了世界經濟大危機，美、英等主要發達國家實行了“凱恩斯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世界格局出現重大調整，呈現出多種國家資本主義模式並存的狀況。實行“趕超式”國家資本主義的國家主要通過在一些關鍵性、基礎性、支柱性領域進行直接投資建立國有企業，並且通過產業政策、稅收政策來引導、鼓勵私人企業的投資方向，以期在比較短的時間內迅速實現工業化，達到趕超先進發達國家的目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國家資本主義最早出現在蘇俄的列寧新經濟政策時期。（3）【參見胡樂明、劉志明、張建剛《國家資本主義與“中國模式”》（《經濟研究》2009年第11期）。】陳雲從中國實際出發，認為在工業落后的中國，在一個時期內，民族資本家發展工業，向工業投資，是帶進步性的，是對國家和人民都有利的。雖然中國商業資本在大城市中過於膨脹，但是，中國是散漫的小生產佔優勢的大國，私商的存在是不可免的。為著發展商品的交流，國家允許私人資本經營商業，人民政府保護一切有利於國計民生的資本家的利益，但同時反對一切有害於國計民生的行為。國營經濟是一切社會經濟成分的領導力量。這是調整公私經濟關系的諸項工作的基本出發點。（4）【《陳雲文選》第2卷，第103頁。】

1949年12月，上海幾個資本家准備投資創辦大華民航公司。當時已經確定了航空事業歸國營的原則。陳雲在與周恩來總理交換意見后給中財委副主任馬寅初的電報中指出：“中國航空公司應吸收一部分本國私人的投資。私人投資的方式，不必先由私人籌設新公司后再投人中國航空公司，而可以將資本直接投入。如將來希望投資於民航者很多，則中國航空公司可於一定時間內專作一次征集私股的號召。考慮到航空所需的器材都購之國外，私人投入中國航空公司的股金，也應該是外幣。”（5）【《陳雲文選》第2卷，第42頁。】這是他在新中國成立以后首次提出吸引私人資本入股國營企業的主張。

陳雲主張在經濟建設中要適當擴大國家資本主義的成分，適當擴大加工訂貨的范圍。即使在政治運動中對資本家也要實事求是。在“五反”運動中，他說：“現在我們算資本家的‘五毒’帳，是不是算多了一點，是否有點像在農村曾經有過的那種苛刻算法：一隻老母雞下了很多蛋，蛋又孵了雞，雞裡面又有多少公雞多少母雞，母雞又下了多少蛋，蛋又孵了多少雞……我看是有的。”“我們必須實事求是地把它核減下來，核減到恰當的程度。”（6）【《陳雲文選》第2卷，第172頁。】國營企業要讓私營企業發展。“國營讓出任務后，要減少上繳利潤，但如果不讓出，就要付出救濟費，這對國家財政來說是一樣的。我們寧可減少上繳利潤，少出救濟費，因為往往是出了救濟費還要挨罵。這種做法，可能會使社會主義工業比重的增長速度在這一兩年內慢一些，但我們不能隻看這一兩年。”（7）【《陳雲文選》第2卷，第268頁。】

在“大躍進”運動后的調整時期，陳雲尖銳地批評了工業投資、成本與利潤核算中的虛假問題，要求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核算辦法。他在1961年11月24日至12月17日先后12次主持冶金工業座談會，在聽取匯報時插話指出：“投資應當是補充礦山能力的錢，而我們把維持生產的錢也算作投資……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我們一方面把應當打入成本的生產維持費當作利潤拿出來，另一方面把投資用於維持生產。這樣，成本和利潤都是虛假的。鐵礦、煤礦、林業都有這個問題。這可能是學蘇聯的算法，資本主義國家是不這麼算的。”（1）【《陳雲年譜》下卷，第101∼102頁。】陳雲這時已經尖銳地指出國營工業企業折舊過低、投入產出核算中的問題。這些問題在20世紀60年代經濟調整中被發現，卻沒有解決，在二三十年后集中暴露了，成為國有企業改革的一個重要背景。

二、要下力量研究和利用國際資本市場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及改革開放期間，陳雲都主張要研究當代資本主義，利用外資為我國經濟建設服務。同時，還強調要抓住機遇利用國際資本市場，通過外貿、國際金融市場、期貨市場等交易方式，為國家積累發展資金。

（一）要認真研究國際資本市場

陳雲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恢復工作后，主張研究當代資本主義，利用外資為我國經濟建設服務。1973年5月5日，他在聽取外貿部副部長周化民等關於外貿計劃和價格問題的匯報時，針對世界市場價格問題指出，資本主義市場價格很敏感。當前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生產回升，農業遭災，貨幣動蕩，使價格問題更復雜。這就要求我們要有遠見，不僅要注意每天的變化，更要注意長遠的趨勢。（2）【《陳雲年譜》下卷，第174頁。】

針對20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黃金與美元脫鉤，黃金的貨幣職能也有所減弱的形勢，陳雲通過研究指出：現在世界黃金產量每年平均2200萬兩，價值35億美元。而世界國民生產總值按每年增長1％算，就是300億美元。當然，貨幣還有周轉次數。但根據我們貨幣發行與商品流通1：8的比例算，目前黃金產量也是跟不上商品增長的，何況黃金還有它的工業用途。因此，“今后金價仍會看漲，美元還要繼續‘爛’下去。我們外匯儲備較多，存銀行要吃虧，除進口一部分生產所需物資外，可考慮買進黃金。請人民銀行、財政部和外貿部一起開會研究，算算在國外存外匯有多少利息，存黃金要付出多少儲存費，看合不合算。”（3）【《陳雲年譜》下卷，第174、179頁。】此外，他還認為資本主義經濟的幾次回升和停滯也很值得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規律中的各個因素，如次數、周期變化，要好好研究。（4）【《陳雲年譜》下卷，第174頁﹔《陳雲文集》第3卷，第416頁。】

1973年6月7日上午，他請中國人民銀行幫助收集有關國際金融和貨幣十個方面的材料，要求人民銀行把在“文化大革命”中撤銷的金融研究所搞起來，擔負起全面的經濟研究任務。對資本主義要很好研究。要研究像尼克鬆國情咨文那樣的東西，康納利、舒爾茨、德斯坦的講話都要研究。現在距離列寧所講過的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廁所的時代還很遠。不研究資本主義，我們就要吃虧，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場中佔有我們應佔的地位。當有人講到現在人民銀行可以借到10億美元甚至更多一些的外匯資金，卻擔心是否符合毛澤東自力更生方針和“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精神，是否同現有規矩相矛盾時，陳雲指出，這是兩個問題：一是方針問題，二是方法問題。要把國內的規矩變動一下，不然就行不通。首先要弄清這樣做是不是好事。隻要是好事，就可以找出一個變通的辦法來讓大家討論。不要把實行自力更生的方針同利用資本主義信貸對立起來。要把大道理講清楚。凡是存在的東西都有理由。我們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縛住。現在形勢變了，因此，規章制度也要變動一下。（5）【《陳雲年譜》下卷，第175∼177頁。】由於有正確的立足點，陳雲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仍抓住機遇利用國際資本市場。

（二）利用國際資本市場積累資金和規避風險

陳雲一貫重視積累來自資本主義世界的外匯。早在1954年9月17日，他致信葉季壯，請他把對蘇出口的貨單削減一下，把有些貨物作為后備力量存起來，一旦有可能，就向資本主義國家出口，以使手中多掌握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外匯，如6000萬至8000萬美元。外貿部根據陳雲的指示，修改了1955年對蘇出口貨單，從原定價值25億盧布的貨單中削減了1.1億盧布（約合2760萬美元）。同月27日，陳雲就此事致信周恩來，說對蘇出口減少到23億盧布，恰夠支付來自蘇聯的進口。我們手中要掌握幾千萬美元才好辦事，有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外匯，萬一對蘇盧布不夠支付時，蘇方也一定會願意接收資本主義國家的外匯。（1）【《陳雲年譜》中卷，第221頁。】后來的實踐証實了這種做法是正確的。

1973年，在對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作了大量調查研究以后，陳雲頂住“四人幫”的政治壓力，領導對外貿易做成幾項成功的交易。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幾項：

第一，在美元貶值的背景下為國家儲備黃金。作為國際金融流通中的“硬通貨”，黃金是保障國家金融秩序的最后一張王牌。在所有的商品中，最具保值功能的，莫過於曾具備貨幣功能的黃金。雖然重返金本位制度並不現實，但是應對可能的金融危機，增加黃金儲備不失為一種良策。由於看好黃金的升值潛力，1973年鑒於美元已同黃金脫鉤，且比價不斷下跌，陳雲向李先念提出，我們與其把外匯存在瑞士銀行遭受風險，不如用這些外匯買點黃金存起來。國務院採納了這一建議，指示有關部門動用存在外國銀行的外匯買人黃金，增加國家的黃金儲備。（2）【《陳雲年譜》下卷，第188頁。】從1970年的700萬盎司到1974年的1280萬盎司（3）【《中國金融統計（1952—1996）》，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7年，第203頁。】，我國的黃金儲備增加了近一倍。在以后的美元狂跌中保証了外匯儲備的安全，還為以后的開放提供了可靠的金融支持。1979年和1980年，我國財政出現赤字，就是靠出售這筆黃金得以填補的。

第二，利用國際期貨市場規避風險，進口糧食。為了利用國際市場平衡國內供應，陳雲主張放開手腳，利用交易所做期貨貿易，由於操作得當，為國家節省了大量外匯。從1961年起，中國一直是糧食進口大國，到70年代，糧食進口已超過1000萬噸。我國與加拿大、澳大利亞雖然簽訂了長期進口合同，但是遠遠不夠我國所需。美國是小麥生產大國，但當時政府之間沒有貿易往來。以至每當加拿大或澳大利亞糧食歉收，我國購糧的細小舉動都能刺激國際糧食市場價格飛漲。1973年以后，陳雲領導華潤公司利用紐約交易所購買糧食，並派人長期住在紐約，以期貨保護現貨，不必通過第三國作美國糧食的轉口貿易。我國購糧人員以商人的身份與美國商人打交道，結交了一批貿易伙伴和朋友，還對推動中美外交作出了貢獻。

第三，為彌補我國棉花歉收，利用期貨市場訂購棉花。1973年10月12日，陳雲在廣交會上了解到進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的創匯率可以達55％以上，他當即指出：訂購棉花要抓緊，現貨不好買就買期貨。按照陳雲的指示，經國務院批准，我國當年進口棉花850萬擔。

第四，利用期貨市場，在大宗原糖進口的同時賺取外匯。1973年4月，我國需要進口47萬噸原糖，外貿部給華潤公司限定了最高價和最低價，但經過了解國際市場行情，華潤判斷所定的談判價偏低。為避免刺激國際市場砂糖價格上漲，華潤先在倫敦砂糖交易所購買期貨26萬噸，平均每噸82英鎊，然后向巴西等國購買現貨41萬噸，平均每噸89英鎊。消息傳開后，紐約、倫敦砂糖交易市場大幅漲價，達到每噸105英鎊，華潤遂將期貨拋出，從中賺得240萬英鎊。（4）【《陳雲年譜》下卷，第178頁。】這件事引起了風波：有些人說這是搞“資本主義”。1973年7月14日，陳雲聽取香港五豐行（外貿部領導的香港華潤公司所管理的一家貿易公司，也是中國糧油食品進出口總公司在香港的派出機構）匯報工作時說：“利用資本主義交易所是一個政策性的大問題。”“交易所有兩重性，一是投機性，二是大宗交易場所。過去我們隻看到它投機性的一面，忽視它是大宗交易場所的一面，有片面性。我們不要怕接觸交易所，可以利用交易所，要在大風大浪中學會游泳。過去有時隻顧完成任務，價格越漲越買，吃了虧還不知道，這是不行的。利用交易所要十分謹慎，可能有得有失，但必須得多失少。”（1）【《陳雲年譜》下卷，第178頁。】

此外，陳雲重視調整外貿結構，進口原料、設備，利用國內豐富勞動力生產成品出口。1973年10月12日、16日，陳雲在廣州聽取外貿部負責人關於廣交會情況的匯報。當談到有人認為進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是依靠外國，不是堅持自力更生時指出：這種看法是不對的。現在國內棉花不夠，要做到自給有余可能要用很長時間。我們要利用這段時間，進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不這樣做就是傻瓜。美國是產棉大國，英國是靠紡織工業起家的，日本過去也出口不少棉布。但現在他們工人工資高，再搞紡織工業不合算，而我們的工資水平比他們低得多。印度、巴基斯坦、埃及也都生產棉布，但他們的紡織工業水平不及我們。我們有勞動力，可以為國家創造外匯收入。這樣做，歸根到底是為了加快國家的工業建設。（2）【《陳雲年譜》下卷，第183頁。】此后，他又提出改進包裝，提高質量，用出口大米換進口小麥，用以增加糧食庫存，抵御兩到三年歉收等“路子”。（3）【《陳雲文選》第2卷，第175頁。】

三、陳雲對待資本和資本市場的幾個特點

陳雲是中共領導人中利用資本市場的先驅。雖然為此受到過不公正的批評，但實踐卻証明了他的卓識與成就。盡管陳雲對於改革開放以后國內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必然建立的資本市場、証券市場、期貨市場等未及探索，但陳雲對待資本和資本市場的思想仍然對我國今天開辟和利用資本市場有所啟迪。

（一）洞察資本的自私逐利本性

資本最根本的動機是自身增值，尋求利潤最大化。資本作為個體，或者用西方經濟學的語言說，作為“經濟人”，其經濟行為是理性的，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唯一目標。然而，因為資本個體的認知理性和行為理性是有限的，它僅僅在其有限的市場信息和有限的認知能力范圍內作為，無法將自己的微觀行為與宏觀態勢聯系起來，即難以在個體理性的基礎上實現整體理性。對於資本天然的自私性，如果沒有必要的精神准備和控制能力，在一定條件下，其帶來的破壞速度可能比它建設的速度還要快。因此，陳雲反復指出：不要“對資本主義國家存在盲目崇拜和不切實際的幻想”（4）【《陳雲文選》第2卷，第27頁。】。資本並不會天然選擇去依附道德情操高尚的人，甚至在某種特定社會環境下和一定程度上，還會有相反的選擇傾向。這種案例在現實生活中並不鮮見。1980年12月16日，陳雲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開幕會上就經濟形勢與調整問題講話時再次指出：必須清醒看到，外國資本家也是資本家。他們做買賣所得的利潤，絕不會低於國際市場的平均利潤率。對外國資本家在歡迎之中要警惕。這絲毫沒有不要利用外資的意思，利用外資和引進新技術是當前一項重要政策措施。這樣說只是敲敲警鐘，提醒頭腦不很清醒的干部。1984年6月30日，陳雲在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的內部材料上批示：有經歷的外國人也是摸著石頭過河，所有外國資本家都是如此。凡屬危險項目，他們不搞，寧吃利息。這是一個千真萬確的道理。（5）【《陳雲年譜》下卷，第263∼264、355頁。】

（二）運用資本與資本市場的目的是為國家謀利

能否正確對待資本，問題的實質在於為誰所用、為誰謀利。貨幣或資本有一種“脫域”的機制，它可以脫離具體的時間和空間，使得人們跨地域支配和調動資源，並且透支未來。陳雲利用資本和資本市場的這些特點，為國家謀利。直至20世紀80年代，我國的黃金儲備，絕大部分是1973年、1974年國際貨幣動蕩時買來的﹔依然相當於陳雲1974年購置黃金時的儲備額度。2002年，我國黃金儲備方突破這一數字，達到1929萬盎司，以后長期沒有突破，直至2008年依然為1929萬盎司。（6）【《中國統計摘要·2009》，中國統計出版社，2009年，第86頁。】國家資本的性質和作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家政權的性質和作用，陳雲為國家謀利，是為了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政權與經濟。正如孫中山所言，中國的國家資本“由國家經營，所得的利益歸大家共享，那麼全國人民便得享資本的利，不致受資本的害”（1）【《孫中山全集》第9卷，中華書局，1986年，第393頁。】。在發展國家資本的過程中，陳雲也注意發揮市場與競爭機制的作用。

（三）充分發揮國家銀行的主導作用

在金融已經成為現代經濟的命脈之際，國家銀行關系國計民生。陳雲對待資本和資本市場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將國有銀行作為在資本和資本市場中體現國家意志的機構，充分發揮其主渠道作用。他多次強調：銀行是消息靈通、反映靈敏的部門，中央銀行要垂直領導，要把鈔票管理好﹔嚴格控制貨幣發行，堅決糾正違章拆借資金，堅決制止各種亂集資，強化中央銀行的金融宏觀調控能力﹔要把外匯管好，不要搞雙重或多種匯率的辦法﹔除一些經過特許的外匯存到外國銀行外，不要私自把錢存到外國銀行﹔要管好貨幣的波動，當好國家的外匯財務經理和金融經理。（2）【《陳雲文選》第3卷，第201、279、344頁﹔《陳雲年譜》下卷，第179、180、375∼376頁﹔《陳雲傳》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1807、1829頁。】這些思想在新中國經濟發展的起步和初期對於金融穩定、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國民經濟體系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國作為統一的大國，歷史經驗表明，關系國計民生的經濟事業，即孫中山所謂的“大實業”，不能操縱於私人資本之手，必須由國家資本來經營。國家資本主義是國家和政府主導的資本主義，在不同國家的社會環境下，具有不同的性質與特點。（3）【參見胡樂明、劉志明、張建剛《國家資本主義與“中國模式”》（《經濟研究》2009年第11期）。】陳雲關於資本和資本市場的思想和作為，既是對國際上后發國家實施的國家資本思想的繼承和實踐，也是對中國經濟思想史上先哲經濟思想的繼承與發展。如孫中山的資本思想有三個基本內容，即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和利用外國資本（4）【參見張忠民《孫中山國家資本思想及其對南京國民政府國有經濟政策的影響》（《史林》2007年第3期）。】。陳雲關於資本的思想就與孫中山關於資本的思想有許多相似之處，也有諸多發展。譬如，節制私人資本的同時要發展和利用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在發展國家資本的同時，在大多數市場競爭領域都要反對壟斷，遵從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利用外國資本時要趨利避害，維護國家安全等等。

當前，全球形成了衍生金融工具主導的虛擬經濟，資本和資本市場在經濟中的作用越來越突出。金融資產的歸屬與經營者的價值觀念和道德因素息息相關，中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在資本和資本市場領域尤其需要思想理論的武裝。學習陳雲關於資本和資本市場的思想與實踐，有助於我們在這方面的努力。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