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力：1989年鄧小平與美國高層會談

1989年鄧小平與美國高層會談

宮力

美國總統特使斯考克羅夫特秘密訪華

1989年動亂之后，中美關系跌入低谷，美國一方面對中國保持壓力，以圖以壓促變，另一方面，也留有余地，注意觀察中國事態的發展，並適時作出一點姿態，以防中美關系徹底破裂，一發而不可收拾。

美國在宣布中止中美兩國副部長以上的高層官員互訪之后，仍千方百計尋找機會與中國對話，因為這是了解彼此立場，避免錯誤判斷的唯一有效途徑。1989年6月7日上午，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蓋茨電告中國駐美大使韓敘，說美國總統布什希望在當天下午6時以前與鄧小平通話，請中國大使館將這一信息轉告國內，幫助安排。當天下午3時，中國駐美大使館收到外交部美大司的回電，請其轉告美方，中國領導人沒有與外國領導人直接通話的習慣，美方有事可以通過中國大使館與北京聯系。布什由於未能與鄧小平通話，於是親自起草了一封信，向鄧小平說明了他的想法，並提出要派一名特使去中國，希望中國有所回應，以便讓特使“得以完全保密的情況下完成他的使命。”6月10日，美國國務卿貝克在辦公室會見中國駐美大使韓敘討論解決方勵之夫婦在美駐華使館“避難”問題。

1989年6月12日晚，中國駐美大使館收到國內致布什總統的一封英文口信，口信指出：“我們願意坦率地告訴您，中國政府已經牢牢地控制了形勢，我們一貫推行的改革開放政策將不會有所改變，我們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也不會改變。鄧小平主席在最近所作的講話中已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口信對美方的信件作出回應說：“您表示願意恢復與發展中美關系，這與中國方面的想法是一樣的。為了實現這一目的，重要的是雙方必須加深相互了解，並且任何一方都不應當做傷害民族感情與利益的事情”。

6月21日上午，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拿了布什總統的一封密信到中國駐美大使館面見韓敘大使，並且說：布什總統本來想下午接見韓敘，但是怕被記者泄露，改派他來與韓敘碰頭。布什表示他本人將不再“卷入中國內部事務，指手劃腳”，希望中國政府發表寬恕鬧事學生的聲明，並妥善解決方勵之問題，為了商談中美關系面臨的問題，布什決定派一名特使去北京見中國領導人，希望中國領導人予以考慮。中國方面很快做出反應，下午5時，韓敘約見斯考克羅夫特，面交北京的來電，表示願意接待總統特使。這樣，中美高層之間的私下聯系終於有了著落。

1989年7月2日，鄧小平在北京接見了作為特使秘密訪華的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和助理國務卿伊格爾伯格，並與其就中美關系中的緊迫問題交換了意見。據伊格爾伯格事后所述，在會見中“我們堅定地表明，美國不寬恕使用駭人聽聞的暴力來鎮壓和平示威游行，也不寬恕隨后採取的鎮壓措施。”“我認為，第一次訪問表示了美國的目的是嚴肅的，清楚表明了我們關系的惡化包含了多大風險。”鄧小平指出：“現在中美關系確實處在一個很微妙、甚至可以說相當危險的地步。中國沒有觸犯美國，任何一個小問題都沒有觸犯。問題出在美國，美國在很大范圍內直接觸犯了中國的利益和尊嚴。”他說：“我需明確告訴閣下，中國的內政決不允許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國都不會讓步。中國的內政要由中國來管，什麼災難到來，中國都可以承受，決不會讓步。我可以自豪地說，中國領導人不會輕率採取和發表處理兩國關系的行動和言論，現在不會，今后也不會，但在捍衛中國的獨立、主權和國家尊嚴方面也決不含糊。”

1989年7月下旬，恰逢有關柬埔寨問題的國際會議在巴黎召開，美方又暗示東道國法國將美國務卿貝克和中國外長錢其琛的位子排在一起，使他們在開會期間“有機會彼此能長時間見面”。會議期間，貝克三次會見錢外長。7月31日中美外長的會談長達90分鐘，大大超過了預定的時間，貝克為此推遲了返回華盛頓的時間。在會談中，雙方就解決柬埔寨問題交換了意見，同時也就中美關系進行了坦率的談話。錢其琛外長向貝克國務卿介紹了中國國內形勢，他強調指出，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改革開放政策不會改變。貝克表示，布什總統十分珍視12年來雙方培育起來的中美關系，希望共同努力，使這種關系得到維持和發展。錢外長強調，中美兩國的社會制度、價值觀念和文化背景不同，但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有共同利益，隻要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內政，中美關系是能夠得到發展的。

1989年8月8日，美國新任駐華大使李潔明專程赴天津，參加美國MGM商業公司在天津租借簽署土地劃片開發合並的儀式。表明了美方對在華商業利益的重視。這個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是中美關系惡化后，雙方簽署的最大一個項目，在國內外有很大影響。8月9日，美國國務院宣布，由於“北京安全情況正在改善”，批准260名駐華使館外交人員家屬返回中國。

中國方面抓住這一機會，作出適度反應，向美國商界人士及美國大使闡明中國改革開放政策不變，希望中美能夠保持在經濟領域的合作。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李瑞環在會見美國MGM商業公司總裁馬利克波爾時強調，改革開放是歷史的必然，隻有繼續改革開放，中國才能繁榮富強。馬利克波爾一行是在天津簽署了劃片開發的合同后來到北京的。李瑞環對馬利克波爾的遠見表示贊許，對為此項目盡力的朋友們表示感謝。李瑞環認為，這一項目的簽署有力地証明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繼續。最近，有許多外國朋友都很關心或者擔心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是否能持續下去。他表示相信，如果這些外國朋友到中國來看看這裡的實際情況，這些顧慮就可以很快消除。李瑞環說，改革、開放是中國四化建設的需要，也是人民利益的需要。改革開放十年來的歷史，大量的事實証明，實行改革、開放對於四化建設的推進，對於國家面貌的改變和人民生活的提高，都具有重大意義。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個立國之本的前提下，走好改革開放的強國之路，不是哪個人的願望，而是歷史的必然。如果說過去我們出現一些問題，那是因為改革、開放搞得還不夠好，而今后的困難如何解決，也要靠繼續搞好改革、開放。李瑞環對會見時在座的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專程到天津參加合同簽字儀式表示贊賞。他說，希望大使先生多跑跑這種地方，多促成這類事情，這很有意思，其意義可能超過具體項目的本身。

為了使處於困境中的中美關系早日出現轉機，中國方面繼續做出努力。1989年9月28日，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在紐約參加第四十四屆聯合國大會期間，再次與美國國務卿貝克會晤。錢其琛向貝克表示，中國重視中美關系，但兩國關系的恢復和發展需要雙方的努力，中國希望美國方面採取一些有利於改善中美關系的實際步驟。

10月2日，錢其琛外長應邀到設在紐約的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發表演講。他指出，當前中美關系“正處於一個十字路口”。兩國關系的恢復和發展“取決於美國政府的政策和行動”。錢外長在講話中闡述了改善中美關系的四點意見：

第一，要承認和尊重差異，尋求和發展共同點。中美兩國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和價值觀念根本不同，但這不是也不應該成為發展國家關系的障礙。中美關系得以建立和發展，首先是出於維護世界和平的根本需要。其次，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家，中美兩國都可以從發展經濟貿易中獲利。

第二，不能把另一國的國內政治作為恢復和發展關系的先決條件。否則的話，還有什麼主權可言！中美目前出現的困難並不是因為中國損害了美國的利益，而是由美國對中國實行制裁所引起的。其次，中國對純屬自己國內的事務實行什麼政策，採取何種行動，這完全是中國的內政，不容外國干涉。如果有人企圖通過施加壓力的辦法改變中國的社會制度，那是永遠不可能成功的。

第三，要努力增加相互了解和相互信任。增進相互了解，首先要准確地了解事實，避免做出錯誤的判斷。其次，應該避免用本國習以為常的標准來判斷別國的是非。如果試圖用自己的觀點強加於人，那是不明智的，也是做不到的。我們不想把中國的政治制度和價值觀念輸出給其他國家。我們也希望別的國家採取同樣的態度對待我們。

第四，處理好台灣問題十分重要。當前，台灣當局利用某些國家同中國關系出現暫時困難之機，加緊推行“彈性外交”，其實質是謀求使台灣成為一個獨立政治實體，制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這一做法違背了中國人民和平統一祖國的願望。美國政府多次聲明堅持“一個中國”的政策。對此，我們表示贊賞，希望這些聲明能見諸於行動。

錢外長還指出，和平與發展是大勢所趨。戰后歷史的發展表明，憑借軍事優勢發動軍事入侵、對別國施加壓力、實行經濟制裁，或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干涉別國內政，既不合時代潮流，也不能奏效。隻有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國家關系才能得到正常健康的發展，持久的世界和平與穩定才有希望，中國不僅首先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而且一貫身體力行，並主張在此原則基礎上逐步建立起新的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講話結束后，錢其琛外長還耐心地回答了美國朋友提出的問題。表現出中國政府對改善中美關系的誠意。

通過尼克鬆和基辛格傳遞中國的立場

在中美關系處在僵局的時刻，曾經為打開中美關系大門做出過重大貢獻，同時又對布什總統對外政策具有一定影響力的美國前總統尼克鬆和前國務卿基辛格等人，利用其與中國領導人有良好關系的特殊身份，肩負與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對話，共同探索擺脫危機的重任。

1989年10月28日至11月2日，尼克鬆應中國政府的邀請訪問北京。盡管嚴格說來尼克鬆是以平民的身份出現的，但中美雙方都清楚尼克鬆在中美兩國領導人之間的溝通方面所能起到的獨特作用。美國白宮在尼克鬆抵達北京之前就在一項聲明中直言不諱地說：“總統正期待著閱讀尼克鬆的報告”尼克鬆的發言人在談到此次的目的時指出：“這是一次進行實地調查的訪問，以估價中美關系目前形勢，並討論兩國目前所處的戰略格局”。

中國方面對尼克鬆的來訪也極為重視。鄧小平與之進行了實質性的談話。鄧小平對尼克鬆指出：“你是在中美關系非常嚴峻的時刻到中國訪問的。”他說：“我非常贊賞你的看法，考慮國與國之間的關系主要應該從國家自身的戰略利益出發。著眼於自身長遠的戰略利益，同時也尊重對方的利益，而不去計較歷史的恩怨，不去計較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別，並且國家不分大小強弱都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西方有一些人要推翻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這隻能激起中國人民的反感，使中國人奮發圖強。人們支持人權，但不要忘記還有一個國權。談到人格，但不要忘記還有一個國格。特別是像我們這樣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沒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獨立，國家是立不起來的。”鄧小平認為在這個問題上，中國是真正的受害者。中國沒有做任何一件對不起美國的事。可以各有各的看法，但不能要我們接受別人的錯誤指責。在談到中國國內局勢時，鄧小平強調：“穩定是壓倒一切的。在中國，人這麼多，底子這麼薄，沒有安定團結的生活環境，沒有穩定的社會秩序，什麼事也干不成。”鄧小平請尼克鬆轉告布什總統：“結束過去美國應該採取主動，也隻能由美國採取主動，美國是可以採取一些主動行動的，中國不可能主動。因為強的是美國，弱的是中國，受害的是中國。要中國來乞求，辦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國人也不會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國不尊重自己，中國就站不住，國格沒有了，關系太大了。中國任何一個領導人在這個問題上犯了錯誤都會垮台的，中國人民不會原諒的。這是我講的真話。”鄧小平認為，“國家關系應該遵守一個原則，就是不要干涉別國的內政。中華人民共和國決不會容許任何國家來干涉自己的內政。外國的干涉在某個時候可以給我們造成困難，甚至造成動亂，但動搖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中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生活一天天好起來，特別是最近十年。是真好，不是假好。對改革開放，人民是擁護的，人民看到中國是大有希望的”。鄧小平還認為，中美關系有一個好的基礎，就是兩國在發展經濟、維護經濟利益方面有相互幫助的作用。中國的市場畢竟還沒有充分開發出來，美國利用中國市場還有很多事情能夠做。鄧小平表示“歡迎美國商人繼續進行對華商業活動”，並認為這也是“結束過去的一個重要內容”。

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等中國黨政領導人也分別會見了尼克鬆。江澤民對尼克鬆表示，中國已經打開的大門不會關上，不會走閉關鎖國的道路。我們始終堅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各國發展友好關系，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同各國發展經濟技術的交流與合作。

尼克鬆在上述會談中表示，現在美中關系正面臨著嚴重困難，但是，按照1972年上海公報的精神，盡管兩國之間存在著分歧，仍能找到現在和未來把兩國聯系在一起的共同點。他希望兩國的政治家應該想辦法，使兩國的正常關系得到恢復和繼續發展。尼克鬆不同意中方關於解決中美沖突，應先由美方採取主動的提法，他認為，恢復兩國關系的勢頭，需要雙方的努力，向前邁進的唯一方法是共同起步。

尼克鬆在與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進行了廣泛的談話之后，對中國的現實情況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並且得出兩個結論：一是中國希望恢復同美國的良好關系，但是堅持必須由華盛頓採取主動﹔二是北京目前不願意對6月份發生的事件重新作出估價。尼克鬆說，在這件事上，他同中國領導人的談話“就像是兩條在黑夜中穿行的船。他們有他們的看法，而我有我不同的看法。”但尼克鬆認為，中美雙方應該討論這些分歧，並盡力解決分歧。

尼克鬆回國后於11月5日向布什總統和政府高級官員匯報了他這次中國之行的情況。這次訪問所形成的第一手材料對於美國領導人准確了解中國的真實情況以及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的看法是有意義的。11月7日，布什總統在白宮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說，尼克鬆前總統這次私人訪華是“很有益”的，是“非常具有建設性的”。中美關系是重要的，希望找到能夠採取的步驟使這種關系回到正常化的方向。他對記者說，尼克鬆是受中國尊重的一位老朋友，他是在情況非常困難的時刻打開同中國關系的人，他看到這種關系至為重要，我也看到這種重要性。他說，我們有巨大的地緣政治的原因要保持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系。我希望以靜悄悄的方式找到或許是雙方能夠採取的步驟，使這種關系回到更加正常化的方向。但布什在談到中國方面所堅持的“解鈴還需系鈴人”這點時，他又說，他認為“不是那種情況”。

在尼克鬆訪華之后不久，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又應中國外交部的邀請，於11月7日至10日訪問中國。剛辭去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的鄧小平以及江澤民等中國黨政領導人分別會見了基辛格。鄧小平對基辛格說：咱們是朋友之間的見面。你大概知道，我已經退下來了，中國需要建立一個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的制度，中國現在很穩定，我也放心。基辛格說：你看起來精神很好，今后你在中國的發展中仍會發揮巨大的作用，正像你在過去所起的作用一樣。你是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說：我仍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在需要的時候，我還要盡一個普通公民和黨員的義務，你現在不當國務卿了，不也還在為國際事務奔忙嗎。在談到中美關系跌入低谷的原因時，鄧小平認為：“美國確實有人希望中國動亂。你隻要查一下美國之音前兩三月的報導就可了解”，“美國在中國動亂中卷入太深了”。但鄧小平仍然認為：“中美合作的基礎是有的。那種按社會制度決定國與國關系的時代過去了。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完全可以和平共處，發展友誼，找到共同的利益。中美之間肯定能夠找到共同利益。”

錢其琛外長會見並宴請了基辛格博士。錢其琛說，回顧歷史，我們看到，中美兩國在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差別，並沒有妨礙兩國建立和發展關系。隻要我們恪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確定的基本原則，這些差別現在和將來也不應成為保持和進一步發展中美關系的障礙。錢外長說，我們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將會發現這樣的客觀現實，即中美之間有著長遠的重大共同利益，中國希望盡快結束中美間這幾個月來不愉快的糾葛，共同開辟未來。基辛格說，多年來，兩國盡管有各種分歧，但雙方發現彼此間有重要的共同利益。自17年前“上海公報”起草以來，情況一直如此。他說，美國的國家利益要求美國謀求加強同中國的諒解。不過還有一點，就是一項美國的外交政策要得到美國人民的支持，就必須既反映美國的國家利益，也要反映美國的民主價值觀念傳統。基辛格說，一些美國人認為，在目前的情況下，中國應走第一步，而一些中國人認為，美國應走第一步。他認為，由於穩定與和平符合兩國的共同利益，兩國應該共同採取步驟，使雙方的關系更順利地發展。

在此之后，鄧小平又於1989年11月17日會見了美國前駐華大使伍德科克夫婦，同他們進行了友好的談話。他說：“中美要友好相處，這有利於世界和平和穩定，有利於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我們不做傷害美國的事，美國也不能做傷害中國的事。這次美國官方使用的手段太厲害，甚至連回旋余地也沒有留。中國是不怕孤立的，是不怕壓力的，同中國鬧僵沒有好處。要盡早結束這個糾葛，最好不要超過今年，為什麼80年代的事情要拖到90年代？不必講是誰佔了上風，誰佔先，誰勝利，也不能讓世界上的人認為哪一家輸了，哪一家屈服了。解決中美之間半年糾葛，不管美國使用什麼語言、方式，要在實質上結束制裁。我們希望短期內解決這個糾葛。作為一條原則，將來兩國之間如果發生糾紛和爭執，雙方都應該採取克制態度來解決糾葛。”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在美國宣布中止中美高級官員接觸的情況下，與以私人身份所進行訪問的尼克鬆和基辛格等人的談話與溝通，實際上起到官方的作用，維持了兩國間的微妙聯系，促進了兩國對彼此間立場的了解，這對於恢復和發展中美關系是有重要意義的。

布什採取一項大膽的冒險行動阻止中美關系繼續惡化

“六·四”事件發生伊始，美國參議院就於6月6日以100票對零票通過一項決議，要求總統對中國政府實行國際制裁。這些措施包括：呼吁美國進出口銀行和海外私人投資公司審查資助與中國貿易情況﹔強烈要求美國負責放寬辦理向中國銷售的出口許可証手續的機構作出決定時考慮中國目前的局勢﹔強烈要求美國之音立即增設華語節目。美國眾議院也以406票對零票一致通過了類似的決議，要求總統對中國政府實行國際制裁，並提出一系列對中國進行制裁的措施建議。在此之后，美國國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干涉中國內部事務，並向美國政府施加壓力，一再要求加大制裁中國的力度，在惡化中美關系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7月19日，美國42名參議員致抗議信給中國駐美大使韓敘，聲稱如果中國政府繼續在“暴力和恐嚇的道路上走下去”，美中關系將會遭到“極大的”危害。同日，美國參議院還通過了一項法案，把中國駐美使館附近的一塊草地命名為“天安門廣場公園”。7月21日，美國國會向達賴喇嘛頒發第一個人權獎“沃倫伯格獎”，支持達賴喇嘛所謂“爭取人權的斗爭”。

面對美國國會就人權問題對中國黑雲壓城一般的攻擊，鄧小平指出：“中國永遠不會接受別人干涉內政。要求全世界所有國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辦不到的。我們真正在乎的是有一個好的環境來發展自己。隻要歷史証明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就夠了，別國的社會制度如何我們管不了。”鄧小平還認為，西方國家就人權問題對中國的攻擊和制裁並不可怕，問題的關鍵是要看中國自己怎麼去把握。他指出：“中國的形象如何還是要看大陸，中國的發展趨勢和前途也在大陸。中國人要振作起來。大陸已有相當的基礎。我們還有幾千萬愛國同胞在海外，他們希望中國興旺發達，這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我們要利用機遇，把中國發展起來，少管別人的事，也不怕制裁。中國反對霸權主義，自己也永遠不稱霸。下個世紀中國是很有希望的。”

與美國國會咄咄逼人的對華姿態相比，白宮的態度稍稍冷靜一些。因為，布什認為“一個總統必須關注兩國關系中的戰略重要性”。1989年9月18日，布什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表示，他正在等待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發出能導致兩國關系改善的“適當信號”。他說，“我一直盡力保護和維持這一對美國非常重要的長期關系，但現在還不是正常化的時候”。他聲稱，他不想“因切斷商業聯系而傷害中國人民”。

對此，鄧小平已有所察覺。1989年10月26日，鄧小平在會見泰國總理差猜時指出：“事實表明，那些要制裁我們的人也開始總結經驗了。總之，中國人民不怕孤立，不信邪。不管國際風雲怎麼變幻，中國都是站得住的。這是我講的怎樣認識中國的話。”

經過幾個月的觀察，鑒於中國政局逐漸趨向穩定，中國在國際事務中仍具有重要地位，布什開始考慮採取一項大膽的冒險行動，來探索阻止中美關系繼續惡化的可能性，那就是派遣美國總統特使公開訪華。

尼克鬆和基辛格的訪華結果，顯然對布什作出上述決定，起了重要促進作用。尼克鬆訪華結束后曾建議布什，“應考慮主動採取一個步驟，即恢復政府高級官員與中國高級官員之間的接觸。這一行動不應要求中國方面先行採取”。尼克鬆還在向國會兩黨領袖提交的訪華報告中指出，假設冷戰已經結束，蘇聯已不再是美中兩國的一個重大威脅，我們仍然有重要的戰略利益，來恢復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良好關系。為此尼克鬆列舉了五點理由：一、中國是一個核大國。沒有中國的合作，我們防止核武器擴散的政策就不會奏效。我們就根本無法阻止人家向位於中東這樣的麻煩地點的國家出售導彈和其它毀滅性武器。二、日本已經是一個經濟上的超級大國，而且有能力成為一個軍事上和政治上的超級大國。在此情況下，一個強大的、穩定的、與美國有密切關系的中國對平衡日本和蘇聯在遠東的力量是必不可少的。三、中國將無可避免地成為一個經濟大國。他的10億人口將為先進的工業國家提供一個巨大的市場。難道我們希望我們被排除在外而把那個市場留給日本人和歐洲嗎？四、盡管中國是一個共產黨國家，而不是因為它是共產黨國家，它將成為一個經濟上和軍事上的超級大國。難道我們希望冒在下一個世紀做中國的對手，而不是盟友的風險嗎？五、沒有世界上五分之一人口的合作，我們怎麼能解決全球變暖和其它環境問題呢？尼克鬆還認為，恢復中美合作關系對中國就和對我們一樣，有著重大的利害關系。尼克鬆認為中美雙方都應該採取一些行動來彌合分歧。中國可以考慮解決圍繞方勵之在美國駐北京大使館避難一事出現的爭端、取消戒嚴、赦免舉行和平示威的人，並對外國游客、學生、科學家以及希望在合資企業中投資，從而改善大批中國人的生活的企業家，表示熱烈歡迎。美國則可考慮取消經濟制裁，恢復政府對希望在中國投資的那些人的幫助。世界銀行和其它國際信貸機構可恢復對中國重大項目的資助。尼克鬆認為，最難解決的問題是誰先採取行動。答案是，如果我們今后要在同一條道路上一起走下去，我們就必須一起採取行動。

在此期間，美國政界和學術界的其他一些有識之士，也對改善美中關系提出了很好的建議。

1989年12月2日至3日，布什和戈爾巴喬夫在馬耳他舉行美蘇首腦會談，這為布什策劃派遣特使去中國提供了機會。因為自1972年以來，美方一直向中方通報美蘇首腦會談的情況。這樣，在馬耳他美蘇首腦會談之前一個多星期，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即通知中國駐美大使朱啟禎，布什總統想向北京通報美蘇首腦會談的情況。12月4日，布什從馬耳他回國后，立即著手派遣斯考克羅夫特作為總統特使訪華，並很快與中國方面就此行的細節達成協議。盡管布什的這一主動行動在國內引起了很大的爭論，但布什仍然認為這一舉措是必要的。事后，他在向國會解釋此事時說：“在與戈爾巴喬夫會晤后，我覺得有必要與中國領導人進行通報。在馬耳他會議之前我就清楚地告訴他們我要這樣做。”另一種據陪同斯考克羅夫特特使訪華的美國副國務卿勞倫斯·西德尼·伊格爾伯格事后回憶，布什總統交給他們的“使命還是傳遞一個明確無誤的信息：需要中國採取行動改善兩國關系。總統知道，他採取這項行動會引起公眾反對，政治上有相當大的風險。但這是一個他願意冒的風險，因為他本人認識許多中國領導人並有多年來同中國打交道的經驗，因為他判斷這樣做可能開創一個進展。中國領導人需要知道，他們怎麼做才能改善與美國的關系，我們告訴了他們”。

鄧小平再次與美國總統特使斯考克羅夫特會談

1989年12月9日，美國總統特使、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倫特·斯考克羅大特抵達北京。隨同特使來訪的有美國副國務卿勞倫斯·西德尼·伊格爾伯格、總統人事事務助理查·格·昂特邁耶和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中國事務的官員道·海·帕爾。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同機到達。在美國總統特使為期兩天的訪問期間，鄧小平、江澤民、李鵬分別會見斯考克羅夫特一行。錢其琛外長同斯考克羅夫特進行了深入的會談。

鄧小平對斯考克羅夫特的來訪表示熱烈歡迎。他說：“你這個行動，是一個重要的行動。重要的意義就是，中美盡管有一些糾葛，一些這樣那樣的問題和分歧，但歸根到底中美是要好起來才行。這是世界和平和穩定的需要。”斯考克羅夫特說：“我完全贊成您的說法。”鄧小平和客人落座后接著說：“我已經退休了，本來這樣的事情不是我份內的事，但是我的朋友布什總統的特使來，我不見是太不禮貌，也太不合情理了。”斯考克羅夫特轉達了布什總統對鄧小平的親切問候。他說，“盡管您退休了，布什總統仍把您當作朋友，永遠是朋友。我代表布什總統告訴您，他非常感謝，尤其是在您已經退休了，又是在星期天抽時間來見我。”鄧小平笑著說：“將軍這次來訪是通報馬耳他會談，實際上應該說是雙方一個共同的願望：能夠盡快解決6月以來，中美之間在一些問題上存在的糾葛，早點解決，使中美關系能夠得到新的發展，新的前進。這是我們的共同願望。”鄧小平指出：“中國在國際上有特殊的重要性，它關系到國際局勢的穩定與安全。如果中國動亂，問題就大得很了，肯定不是地區性的，至少亞洲-太平洋地區將整個是一片混亂。當然這不是中國之福，也不是美國之福。”鄧小平進一步指出：中國威脅不了美國，美國不應該把中國當作威脅自己的對手。我們沒有做一件傷害美國的事。1972年到現在的17年中，世界局勢總的比較穩定，中美關系的發展是形成這樣好的局勢的一個原因，佔的分量不輕。中美不能打架，我說的打架不是打仗，而是筆頭上和口頭上打架，不要提倡這些。我多次講過，美國的制度中國不能搬，美國制度究竟好不好，美國人自己說，我們不干預。兩國相處，要彼此尊重對方，盡可能照顧對方，這樣來解決糾葛。隻照顧一方是不行的。雙方都讓點步，總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辦法。恢復中美關系要雙方努力，不要拖久了，拖久了對雙方都不利。鄧小平還請特使轉告布什總統：“在東方的中國有一位退休老人關心著中美關系的改善與發展。”

江澤民對來訪的美國客人說，我們都是為各自國家的利益工作的，隻要我們雙方都真誠地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辦事，我們的合作前景就是廣闊的。斯考克羅夫特對認識江澤民總書記感到非常高興。他說，布什總統十分重視美中關系，總統希望把美中關系放在積極的軌道上，而脫離過去幾個月的消極軌道。

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12月9日下午在釣魚台國賓館同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舉行了會談。會談結束后，錢其琛設宴歡迎斯考克羅夫特一行，賓主發表了講話。錢其琛說：斯考克羅夫特將軍是我們大家都很熟悉的老朋友。多年來，他在中美關系發展中的關鍵時刻，曾數次訪華，為消除兩國關系的障礙，推動兩國關系的發展，作出了許多貢獻。這次布什總統派他作為特使來華，向中國領導人通報美蘇首腦會晤情況，並就雙邊關系問題交換意見，說明了布什總統對中美關系的重視，我們對此表示贊賞。在談到國際形勢時，錢其琛說：當前國際形勢正在發生著戰后最深刻的變化。這種變化的前景和它對世界和平和人類發展的影響，為各國人民所關心。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中美雙方應該經常交換意見。良好的中美關系無疑對於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具有重要的意義。錢其琛強調：中美關系幾經風雨，仍能始終向前發展，充分証明它是富有生命力的。盡管我們之間存在著一些重要的分歧，但是，這些分歧不可能抹殺我們之間的重大共同利益。隻要雙方共同努力，完全可以做到既保持各自的立場而又維護雙方的共同利益。為了能夠找到克服目前困難的途徑，我們應該加強接觸，互相溝通。我們相信，這次斯考克羅夫特將軍訪華，必將有助於我們增進相互了解，有助於克服困難，消除分歧，使中美關系早日得到恢復和發展。斯考克羅夫特說：我和我的同事們今天作為朋友來到這裡，就我們兩國都極為關心的國際問題，來恢復我們之間的重要對話。我們認為，這種對話能促進亞洲和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繁榮。在談到美蘇首腦會晤時，斯考克羅夫特說：“上周末在世界的另一個角落布什總統和戈爾巴喬夫舉行了重要會談。隨后布什總統指使我到中國來，向我們的中國主人通報馬耳他會談的情況。”斯考克羅夫特談到了中美關系，他說，我們今天來，還為我們的雙邊關系注入了新的推動力和活力，並尋求雙方意見一致的新領域——經濟、政治和戰略。我們是為減少我們關系中的消極影響而來的。斯考克羅夫特強調說：“總統的強烈願望是這次同中方的會談取得進展，並為我們所尋求的解決辦法打下基礎。”斯考克羅夫特表示，在這次會談中，我們將尋求勾劃出我們有可能達成一致意見的廣泛領域。同時也找出那些有分歧的領域。我們越早完成這個任務越好。在過去，當我們一起努力時，我們取得了不少成績。我們雙方必須堅持不懈，現在更應如此。

斯考克羅夫特的這次中國之行雖然以通報美蘇首腦會談為名，但卻是布什政府為響應中國方面“解鈴還需系鈴人”的一個打破僵局的主動行動。中美這次會談的結果表明，雙方承認存在分歧，尤其是在人權問題方面存在嚴重分歧，但雙方都認為兩國在廣泛的領域內仍存在著共同的利益，都願意採取措施為減少分歧作出努力，以便使中美關系維持在一定的水平之上。

中美作出改善關系的姿態

然而，布什的這一舉措引起了美國一些人的強烈批評。美國國會參議院民主黨領袖喬治·米歇爾和眾議院民主黨領袖理查德·格普哈特說，斯考克羅夫特訪華，沒能使中國領導人有任何舉動表示要進行民主改革，並保障公民的人權。米歇爾說：在勇敢地宣布了（在人權問題上的）嚴格標准，並看到它遭到中國政府的拒絕后，總統現在卻以一種最不恰當的、最令人尷尬的、最令人遺憾的方式向那個政府屈服了。格普哈特說：“在美國兩黨致力於自由的立場在東歐結出果實這個時候，他（布什）最不應該做的事情就是在我們致力於中國國內自由的問題上搖擺不定。”

因派遣特使訪華而受到攻擊的美國總統布什對此辯解說，他希望與中國領導人一道“尋找發現共同基礎的方法”。布什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我不想孤立中國人民。我不想傷害中國人民。我知道保持這樣一種關系是困難的，但我不想使這種關系進一步惡化。”布什還說，斯考克羅夫特訪華是為了向中國領導人通報美蘇馬耳他首腦會晤情況，這不意味著美中兩國恢復正常關系。布什說：“中國在世界上具有戰略地位，這一點對美國來說仍具有重要意義。”但他又稱，中國應採取措施，使“目前仍然存在的某些不滿情緒得到平息”。布什之所以要冒著某種政治風險來保持美中之間的聯系，是因為他對當時蘇聯東歐的形勢發展前景還不能確定，仍需保留中國牌，以著眼於世界政治的未來。正是基於這種考慮，布什在派特使訪華后不久，又採取以下的主動行動來緩和中美之間的緊張關系。

1989年12月19日，美國白宮宣布，總統布什決定給三顆美國制造的，由中國發射的通訊衛星頒發出口許可証。中美兩國曾於1988年就中國發射美制衛星的有關問題達成了協議。中國所承擔發射的三顆美制衛星中，有兩顆是由澳大利亞衛星公司訂購的，美國政府已於1989年3月頒發了出口許可証。另一顆是由亞洲衛星公司訂購的，出口許可証也在“巴統”獲得通過。但在北京政治風波過后，美國政府根據布什總統的制裁措施，暫停了澳星出口許可証的實施和亞星的出口許可証的審批。這次布什決定批准這三顆美制通訊衛星的出口許可証，實際上是在對華全面制裁中打開了一個缺口。同一天，布什還作出決定，取消一項不准美國進出口銀行對中國進行商業活動的美國公司給予資助的禁令。布什在致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的一封信中說，出售美國制造的通訊衛星（這些衛星將由中國制造的發射器送入太空）和撤銷對美國進出口銀行提供資金的限制，符合國家利益。布什寫道：“因此，我放棄禁止進出口銀行為同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的貿易活動提供資金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提供貸款、信用貸款、信貸擔保、保險或分保……”布什稱這些決定是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

中國方面對於美國的上述姿態也作出了一些呼應。如針對美國所擔心的武器擴散問題，中國公開聲明，中國沒有向任何中東國家出售過中程導彈，今后也不向中東出售中程導彈。中國還准許一名“美國之音”記者入境。中國原則上同意恢復富布賴特交流計劃中的客座教授和學者互訪，但不再向美國派出攻讀學位的留學生。

中國國務院還於1990年1月10日正式宣布，鑒於“首都和全國局勢穩定，社會秩序恢復正常，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任務已勝利完成，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八十九條第十六項的規定，國務院決定：自一九九0年一月十一日起，解除在北京部分地區的戒嚴”。這一決定既是基於國內政局已趨向穩定的考慮所採取的步驟，同時也有緩和中國同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關系的考慮。因為北京部分地區自1989年5月20日實行戒嚴以來，已成為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和西方國家關注的焦點。

美方對此作出積極反應，布什在白宮對記者表示“歡迎中國解除戒嚴，這是一個好跡象”。他重申，他不願採取不接觸的辦法來孤立中國，不願使時鐘倒退。美國副總統奎爾也認為，北京解除戒嚴的決定是“邁出了積極的一步”，說明布什總統對華政策取得成果。他還暗示准備重新支持世界銀行向中國提供貸款的做法。但白宮發言人稱，美國對中國的經濟制裁“沒有改變”。

隨后，美政府正式宣布美國將不再反對世界銀行對中國提供的所有貸款，但將密切注意貸款是否用以滿足人們基本需要，並在逐項的基礎上進行考慮。美國政府的這項決定雖然還留有尾巴但畢竟是在總體上減輕了對華制裁。

（來源：《百年潮》2004年第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