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70年代中國外交新局面的艱辛開拓

毛澤東與70年代中國外交新局面的艱辛開拓

宮力

“文化大革命”爆發后，中國外交一度失控，面臨困難的境地。20世紀60年代后期，毛澤東對影響中國外交的“左”傾錯誤有所察覺，阻止了極“左”勢力向外交部門的滲透，並開始著手緩和對外關系。在此期間，國際格局發生巨大變化，改變了中美蘇關系的戰略基礎。在這種背景下，毛澤東抓住關鍵性的環節，從打開封閉已久的中美關系入手，調整中國的對外戰略，改變中國兩面受敵的不利態勢，開創了中國外交的新局面，中國外交由此迎來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大發展時期。這一成就為中國以一支獨樹一幟的重要力量全面參與國際事務開辟了道路。對毛澤東為打破中國外交僵局所做的艱辛努力和由此形成的“一條線”戰略進行深入的探討，有助於人們從一個重要的側面增進對晚年毛澤東的認識。

一、日漸嚴峻的外部環境和毛澤東為扭轉外交失控所作的努力

進入20世紀60年代，中國在繼續同美國相對立的同時，與蘇聯的關系也日益惡化。這種局面的形成，雖有種種客觀上的原因，但從主觀上講，則是由於“左”傾錯誤思想影響到外交工作所致。在此期間，毛澤東否定了中聯部部長王稼祥等人提出的，適當緩和對外關系，以集中精力克服國內外困難的有關建議，堅持以不妥協的態度反對“帝、修、反”。①[①后來，周恩來在與緬甸聯邦主席奈溫談話時，回憶當時的情景說到：“大約是在7月初，受極左思潮影響的群眾在壞人的操縱下，開了一個大會，要沖擊外交部”，“在那個階段，極左思潮影響到我們外交部。……我們同英國的關系走得更遠一點，時間更長一些，受到的破壞更多一些。”見《周恩來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482－483頁。]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在對美方針上，堅持“一攬子”解決方案，即台灣問題不解決，其他問題一概不談﹔在對蘇論戰方面，也有反應過度的問題，沒有留下回旋余地。這種過分強硬的政策，使中國處於兩面受敵的不利態勢。盡管在毛澤東的戰略指導下，當時中國在爭取“兩個中間地帶”的問題上有所進展，②[②王力同姚登山和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代表的談話，1967年8月7日。]但仍不足以擺脫同時和蘇美兩個超級大國尖銳對立所帶來的陰影。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極左思潮，插手外交工作。致使中國同許多國家的關系更加冷卻甚至惡化了，這就使中國面臨著自建國以來從來沒有過的嚴峻的國際環境。特別是在1967年5月至8月這三個多月的時間裡，中國外交陷入了困境，不僅先后同蒙古、保加利亞、印度、緬甸、肯尼亞、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尼西亞、英國等國家發生嚴重的外交沖突，而且外交部的正常工作也受到造反派的極大沖擊。③[③周恩來於1967年8月25日凌晨委托剛由上海回到北京的楊成武馬上飛回上海向毛澤東匯報。]

1967年夏，在全國范圍內的動亂局面下，中央文革小組的重要成員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人趁機過問外交工作。當時恰逢香港新浦崗膠花廠工人和一些報界人士與港英當局發生了嚴重沖突，1967年8月4日，首都新聞界召開“支持香港人民抗暴斗爭”大會，中央文革小組重要成員關鋒、戚本禹親自到會，借機煽動極左思潮。他們還接見外交部的風雲人物，對外交部的工作指手畫腳。8月7日，王力在釣魚台公然發表了煽動批陳並向外交部奪權的談話，這就是著名的“王八七講話”。王力說：“‘打倒劉鄧陳’的口號為什麼不能喊？文化革命革了一年了，竟在外交部出現了這種怪現象，令人深思。”王力還煽動造反派說：“我看你們現在權沒有掌握，有點權才有威風。”“那麼文明啊！這是干革命！”王力的這番講話非同小可，因為自“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雖然外交工作也受到干擾，但由於周恩來親自過問，強調外事工作的特殊性，外交部的主要權力始終沒有落到造反派手裡，而王力這個講話的鋒芒恰恰集中在由誰掌握外交部領導大權這個關鍵性的問題上，其膽量之大，氣焰之盛，是前所未有的。

“王八七講話”傳達后，外交部的動亂被推向了高潮。1967年8月16日，造反派搗毀外交部政治部，封閉了部黨委，並把外交部副部長姬鵬飛、喬冠華關押進地下室，奪取了外交部的主要領導權力，並開始以外交部名義對外發號施令。8月20日，外交部以港英當局迫害香港愛國新聞工作者為由，向英國駐華代辦處發出照會，強硬要求港英當局“必須在48小時內撤銷對香港《夜報》、《田豐報》、《新午報》的停刊令，無罪釋放19名愛國新聞工作者和三家報紙的34名工作人員。”8月22日晚，最后通牒的時限已到，北京十幾個單位的造反派跑到英國駐代辦處門前，召集“聲討英帝反華罪行大會”，並進行示威游行，隨后又沖入英國駐華代辦處，放火燒毀了代辦處的辦公樓和汽車，直鬧得局勢一發而不可收拾。

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事件極大地損害了中國的國際形象，給中國的對外關系造成了嚴重的困難。日益惡化的國際形勢迫使中國領導人必須認真考慮改善對外關系問題。因為在與美蘇同時對抗情況下，中國的安全保障已經大為削弱，再加上與其他國家關系的全面緊張，中國所面臨的危險就更加嚴重了。另一方面，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素有善於運用統一戰線策略的豐富經驗，用基辛格的話說，是搞“平衡”、“均勢”的大師，也決不會聽任這種反常局面繼續發展下去。這樣，在毛澤東的過問下，中國開始有步驟地採取措施來消除中國外交方面的隱患。

1967年8月25日，正在上海的毛澤東聽取了楊成武的匯報，①[①《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183頁。]並看了周恩來委托楊報送的“王八七講話”的記錄稿，十分憤怒。8月26日，他對楊成武指出：“王、關、戚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隻向總理一人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毛澤東還對王八七講話批示：“大、大、大毒草。”稍后又對楊說，將戚的問題稍緩一下處理。當天中午，楊成武返回北京，向周恩來匯報了毛澤東的指示。隨后，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小碰頭會，傳達了毛澤東的決定。在此之后將王力、關鋒隔離審查。1968年1月，戚本禹也被隔離審查。至此，斬斷了中央文革伸向外交部的黑手。外交部的局面有所好轉，外交失控的現象基本上得到有效的控制。

同年5月16日，毛澤東批評了當時風行一時的“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這樣的提法，並且指出：“這種話不應由中國人口中說出，這就是所謂‘以我為核心’的錯誤思想。”①[①《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31頁。]隨后，毛澤東於5月29日，在外交部關於加強宣傳主席思想和支持西歐、北美革命群眾斗爭的建議上，作了重要批示，再次指出：“第一，要注意不要強加於人﹔第二，不要宣傳外國的人民運動是由中國影響的，這樣的宣傳易為反動派所利用，而不利於人民運動。”②[②《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32頁。]1968年9月，毛澤東又在《人民日報》的一篇社論初稿《世界人民勝利的航向》上批示：“把離開主題的一些空話刪掉。不要向外國人自吹自擂。”③[③《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32頁。]

在當時極左思潮盛行的時期，正是由於毛澤東的親自干預，中國外交才逐步回到相對正常的軌道，並且阻止了江青集團試圖向外交部門滲透的部署（當然極左勢力和“左”傾思潮的影響還是不能低估的），這就為中國進一步調整對外戰略，著手打開對外關系僵局，爭取在國際社會一顯身手，奠定了必要的基礎。

二、調整對外戰略的宏觀思考和外交僵局的打破

20世紀60年代后期，世界上各種力量經過“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逐漸形成了新的戰略態勢。美國由於深陷越戰泥潭，實力受損，在與蘇聯爭霸的斗爭中開始處於守勢﹔而前蘇聯則在國際事務中越來越奉行霸權主義的政策，並表現出咄咄逼人的氣勢，從而對中國構成了更大的威脅。此外，日本、西歐經濟地位日益上升，第三世界逐漸興起，中國的潛力開始為國際社會所矚目。這種國際關系的巨大變革，為中國擺脫當時所面臨的不利局面，改善日漸嚴峻的外部環境提供了歷史契機。

這一時期，毛澤東高度警覺地注視著國家的安全。此時此刻，除了中國外交陷入困境需要打開局面這樣的嚴重問題在揮之不去地繚繞著他之外，有兩方面的重要因素促使他和其他中國領導人認真思考全面調整中國的對外戰略問題。

其一是前蘇聯威脅的增強使其成為中國領導人心目中的頭號敵人。60年代后期，中蘇兩黨關系中斷、國家關系惡化，而且蘇聯不斷擴充的龐大的軍事力量及其全球性進攻戰略態勢，對中國形成越來越大的軍事壓力。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並提出了富於侵略性的“有限主權論”，①[①即認為社會主義國家是一個大家庭，其中每個成員的主權是有限的，如果其中一個成員損害了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利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有權進行干涉。]1969年蘇聯又在中蘇邊境制造了珍寶島等一系列的武裝沖突事件，引起中國領導人對國家安全的嚴重關切。

1969年3月15日，毛澤東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聽取珍寶島地區戰況時說：大敵當前，動員准備一下有利。我們是后發制人。②[②李丹慧：《1969年中蘇邊界沖突：緣起和結果》，載《當代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3期。]3月21日，周恩來召集黃永勝等軍方領導人開會，針對蘇軍可能強佔中國珍寶島的態勢，商定加強中方江岸兵力，大力部署，以逸待勞，准備后發制人。同時，就蘇聯總理柯西金通過載波電話要同毛澤東、周恩來通話一事，召集姬鵬飛等外交部官員商定以備忘錄形式答復蘇駐華臨時代辦：“從當前中蘇兩國關系來說，通過電話的方式進行聯系已不適用。如果蘇聯政府有什麼話要說，請你們通過外交途徑正式向中國政府提出。”③[③《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286頁。]

3月22日，毛澤東提出在處理珍寶島事件問題上，要“堅決反擊，准備談判”。④[④毛澤東對關於中蘇邊境沖突報告的批示，1969年3月22日。]同年4月28日，他在中國共產黨九屆一中全會上提出：“我們要准備打仗”，並且強調“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備”。①[①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69年4月28日。]在這之后，中國的戰備工作一度進入臨戰的狀態。由於前蘇聯逐漸取代美國成為中國的主要威脅，這就促使中國領導人考慮怎樣調整政策，才能集中主要力量，以對付主要之敵的問題。

其二是美國的戰略收縮，使中國有可能在“兩霸”中爭取“一霸”。這時美國的情況日益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60年代后期，美國由於深陷越戰泥潭，感到力不從心，准備收縮過度伸展的力量，減少在亞洲和其他地區承擔的“義務”，修改原來兩個半戰爭的戰略。②[②所謂“兩個半”戰爭戰略，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曾准備同時在歐洲和亞洲打兩場戰爭，並且還要准備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應付半場“小規模的局部危機”。而尼克鬆政府准備改變這個戰略的根據，據美國五角大樓的說法“在很大程度上基於這樣的判斷，即蘇聯和中國不會在歐洲和亞洲同時出擊”。詳見DOD，AnnualReport，FY1976，pp.9－10。]這一趨向到1969年尼克鬆關島講話，提出尼克鬆主義大體定型。③[③1969年7月，尼克鬆在關島講話中提出：“必須避免採取那些會使亞洲國家依賴我們，以至把我們拖入類似越戰這種沖突中去的政策”﹔美國要向亞洲盟友強調，“我們仍將信守條約義務，但是，就國內安全而言，就軍事防務而言，除非受到一個大國的帶有核武器的威脅以外，美國將鼓勵並期待亞洲各國自己承擔起解決這個問題的責任。”詳見DepartmentofState，UnitedStatesForeignPolicy，1969－1970（D.C.：GPO，1971）p.36。]與此同時，美國多年以來的奉行的對華封鎖、圍堵政策也開始出現鬆動的跡象。這時的美國已經意識到，新中國是一個具有巨大潛力的國家，已在國際社會的驚濤駭浪中牢牢站穩了腳跟，美國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無視新中國的存在了。正如尼克鬆說：“中國的潛力極大，任何靈敏的外交政策都不能加以忽視或拒絕考慮。”基辛格也說：“不管我們打算作什麼和採取什麼樣公開宣布的政策，他們都會給國際事務以影響，他們是一個現實。”④[④[美]亨利·基辛格：《白宮歲月——基辛格回憶錄》第1冊，世界知識出版社1980年9月版，第250頁。]另外，在同前蘇聯的角逐中，美國也認識到自身力量的不足，越來越感到中國是一個可借重的“資本”。尼克鬆曾說：“考慮到將來，在我和蘇聯人進行對話的同時，我也可能需要在中國問題上為自己找個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①[①[美]理查德·尼克鬆譯：《尼克鬆回憶錄》中冊，商務印書館1979年1月版，第13頁。]美國的這一戰略動向減輕了從西南和東南方向對中國的戰略威脅，由此成為毛澤東全盤考慮調整對外戰略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而對當時的中國來說，改善同美國的關系，可以改變兩面作戰的不利局面，②[②后來，毛澤東曾說“兩霸我們總要爭取一霸，不能兩面作戰”。見毛澤東同周恩來、姬鵬飛等人的談話，1972年7月24日。]為抗衡蘇聯的威脅，營造一個相對安全的外部環境。值得指出的是，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發展國與國之間的正常關系是新中國的一貫立場，這一點對美國並無例外，過去主要是由於美國方面的原因才導致了兩國之間20余年的隔絕與對抗。現在毛澤東看出美國方面有進行戰略收縮和改善中美關系的跡象，因此也希望與美國緩和關系，談判解決中美之間的問題，其中包括解決台灣和越南戰爭這樣的敏感問題。此外，與西方的領頭國家——美國改善關系，有助於中國更好地掃除障礙，以此帶動一片，改善同其他國家的關系，擺脫當時中國對外關系方面的被動局面。因此，這是當時中國國家利益的迫切需要。

上述中美蘇三方關系及其力量消長的變化，以及蘇聯對中國邊境軍事壓力的增大，改變了中美蘇關系的基礎，這樣，緩和中美關系，就成為集中力量對付蘇聯的最佳選擇。關鍵是要找到一個突破口。

這時的毛澤東越來越注重對國際局勢的觀察，他最先注意到，正准備競選美國總統的尼克鬆發表了一篇微妙的文章。尼克鬆當時除了表達美國應盡早從越南脫身的意向之外，還試探性地發出某種信號：“從長遠來看，我們簡直經不起永遠讓中國留在國際大家庭之外，來助長它的狂熱，增進它的仇恨，威脅它的鄰國。在這個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十億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憤怒的孤立狀態之中”。①[①ForeignAffair，Vol.46，October1967，p121.尼克鬆當選后，於1969年1月20日，在其就職演說中再次透露其要與中國接觸的意向。他說到：“讓一切國家都知道，在本政府當政時期，我們的通話線路是敞開的。我們尋求一個開放的世界……對思想開放，對貨物和人員的交流開放……一個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憤怒的孤獨狀態之中”。后來尼克鬆透露，他當時在說這些話的時候，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他的思想中“佔很大地位”。詳見RichardM.Nixon，FirstAnnua1ReporttotheCongressonU.S.ForeignPo1icyforthe1970’s，February18，1970，Pub1icPapersofthePresidents，Ri－chardNixon，1970，February18。]雖然尼克鬆的文章重復了中國對非共產黨國家的所謂“威脅”這樣的陳詞濫調，但有價值的是，他看到並且指出了打開通向中國之路的重要性。毛澤東在研究了這篇文章后認為，尼克鬆如果上台，美國有可能會改變對華政策，並囑周恩來閱讀了這篇文章。②[②關於這一點，周恩來在1974年12月12日會見美國參議院民主黨領袖曼斯菲爾德時曾說：“現在我把我們方面的事情告訴你。打開中美關系是毛主席的決策，他很早就讀了尼克鬆1968年當選以前寫的一篇論文。當時我們都未讀過，隻有毛主席注意到了，他告訴了我們，我們才讀了。”]周恩來領會了毛澤東的意圖，指示外交部門注意對美國戰略動向的觀察與研究。在此之后，中方經毛澤東批准，於1968年11月25日，通知美方，同意恢復已中斷的華沙中美大使級會談。③[③但在此后不久，由於美國給予在荷蘭叛逃的一名中國外交人員廖和叔以政治避難權，中國方面於1969年2月19日發表聲明，取消了這次會談。]尼克鬆上台后，美國果然開始向中國發出某種改善關系的信號，從而使中美接近具有了可能性。

在此之后，毛澤東認為有必要對國際局勢作進一步的分析，因此他提議由幾位軍方老帥研究國際形勢和中國的國防戰略，並將意見上報中央供決策參考。1969年2月19日，毛澤東在一次會上說：“國際問題有些怪，美英報紙經常吹蘇聯要出問題。蘇聯要在遠東搞演習，又不聲張。”他當場提出，由陳毅挂帥，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參加，研究一下國際問題。④[④王永欽：《1969年——中美關系的轉折點》，載《黨的文獻》1995年第6期。]珍寶島事件發生后，毛澤東認為：“中蘇發生交戰了，給美國人出了個題目，好做文章了”。⑤[⑤林克、徐濤、吳旭君：《歷史的真實》，香港利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313頁。]

在這種背景下，周恩來指示外交部及有關部門將文電和有關國際問題的材料及時分送軍方四位老帥，並由陳毅主持，每月討論兩三次。陳毅等4人從1969年6月至10月進行多次討論，先后向中央提出了《對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對目前局勢的看法》等報告及口頭意見，認為“蘇修把中國當成主要敵人。它對我國安全的威脅比美帝大。”在討論中，四位老帥還反復研究：“萬一蘇修對我發動大規模戰爭，我們是否從戰略上打美國牌”。葉帥說：“魏、蜀、吳三國鼎立，諸葛亮的戰略方針是‘東聯孫吳，北拒曹魏’，可以參考”﹔陳毅說：“當年斯大林同希特勒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也可以參考”。最后，在歷經數月的研討行將結束時，陳毅經過深思熟慮提出：“尼克鬆出於對付蘇修的戰略考慮，急於拉攏中國。我們要從戰略上利用美、蘇矛盾，有必要打開中美關系。”①[①關於四老帥討論的細節，詳見熊向暉：《歷史的注腳》，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173－204頁。]

陳毅等人這些新穎的戰略性分析意見，以及打開中美關系的具體建議，對毛澤東作出緩和中美關系的決策起到了促進的作用。毛澤東審時度勢，抓住時機，開始了中國外交的又一次的戰略調整。1969年12月，中美兩國在華沙恢復接觸，1971年7月，周恩來與美國總統特使基辛格在北京舉行秘密會談，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雙方發表了含有反霸條款的中美上海公報。②[②中美上海公報指出：“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這一反霸條款，在當時特定的國際背景下，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它十分微妙地，但又是明白無誤地向全世界表明，中美雙方將毫不含糊地反對蘇聯或是蘇聯集團試圖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的一切努力。因此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有關上海公報的詳細內容，見1972年2月28日《人民日報》。]至此，毛澤東聯美遏蘇的外交戰略初露端倪，中國對外關系逐漸打破了僵局。

三、“一條線”的構想與劃分三個世界的戰略

中美關系緩和的趨向不僅大大改善了中國的安全地位，而且在世界上引起了連鎖反應，有力地推動和促進了國際社會承認、接納中國的進程。①[①1972年8月24日，周恩來在與金日成會談時提到了中美接近的戰略意義。他指出：“這一突破，使世界上的國家都願意跟我們來往了，中美來往的收獲就在這裡。”]中國外交也由此獲得新的活力和寶貴的回旋余地。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第26屆會議以壓倒多數通過了著名的2758號決議，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並立即把台灣當局的代表從聯合國及其所屬的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中日雙方發表了建立外交關系的聯合聲明。在新的國際形勢下，中國與歐洲、北美、大洋洲國家的關系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中國同西方國家出現了一個建交高潮。此外，中國同第三世界國家建交的數目大大增加，同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的關系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復和改善。

隨著中國對外關系新格局逐漸成形，毛澤東對如何應對錯綜復雜的國際局勢的戰略思考也日漸成熟。1973年2月17日，他在會見美國總統特使基辛格時提出了“一條線”的構想。談起歐洲和日本，毛澤東從遏制蘇聯擴張的角度出發，勸美國要加強同他們的團結，不要因為細枝末節的問題糾纏不休，而忽略了根本的蘇聯威脅。毛澤東說：“我們希望你們跟歐洲、跟日本合作。有些事情吵吵鬧鬧可以，但是根本上要合作啊。”這裡值得一提的是，僅在一年之前，中國還曾指責“美國帝國主義”蓄意復活日本軍國主義，而在尼克鬆訪華后的短短一年的時間裡，隨著中美在反霸問題上意見日趨一致，隨著中日關系正常化的逐步實現，中國方面對日本的看法已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並在實際上已把日本視為反霸斗爭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正因如此，中國現在反而敦促美國加強與保持同日本的密切聯系，而不要因小失大。由於來自蘇聯的威脅與日俱增，毛澤東認為有必要在國際上孤立蘇聯。毛澤東對基辛格說：“我跟一個外國朋友談過，我說要搞一條橫線，就是緯度，美國、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歐洲。”②[②毛澤東會見基辛格時的談話（節錄），1973年2月17日﹔外交部[73]辦文特1號。]這實際上是提出了一個從中國、日本往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歐洲到美國的聯合抗蘇的國際統一戰線的戰略構想，具有深刻意義和影響。1974年1月5日，毛澤東又在會見日本外務大臣大平正芳時進一步提出了“一大片”的構想，即指“一條線”周圍的國家。其目的要團結這“一條線”和“一大片”的所有國家，包括美國、日本在內的國際上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共同對付蘇聯的擴張勢頭。

“一條線”的構想提出之后，在國際斗爭中反對蘇聯的霸權主義，已成為中國的主要目標。這時中國雖然沒有完全放棄對美國的批評，但更強調“要有主有次”，“打擊揭露的重點應是蘇修”。①[①外交部：《外交通報》第12期，1973年2月24日。]在此基礎上，毛澤東在1974年2月22日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首次全面提出了劃分三個世界的觀點。毛澤東說：“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②[②《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600頁。]

毛澤東把蘇聯和美國並列稱之為第一世界不僅僅是由於這兩家“原子彈多，也比較富”，更重要的是由於這兩個超級大國都企圖稱霸世界。他們在世界各地爭奪霸權的斗爭構成了對世界和平的嚴重威脅。不過，在毛澤東劃分三個世界的戰略中，反對美蘇爭霸並不是平均使用力量。從當時的情況來看，美國由於過去伸手過長，實力相對削弱，處於守勢，而蘇聯則處於進取的地位，對中國和世界人民來說，蘇聯的擴張更為危險。所以，中國當時的重點是反對蘇聯的霸權主義。

毛澤東一貫重視在對敵斗爭中爭取中間勢力。因此，他在劃分三個世界時，把處於美蘇超級大國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稱之為第二世界，並把他們看作是反霸斗爭中可以爭取和團結的力量。毛澤東在20世紀70年代初就明確提出，要爭取他們，如英國、法國、西德等。

第三世界這個概念並不是毛澤東首創，但在以往的第三世界的定義中，第三世界往往僅被看作是美國和蘇聯之間的一種消極和被動的力量，而毛澤東則賦予第三世界以新的更多的積極意義。在毛澤東看來，佔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第三世界雖然較窮，經濟不夠發達，但並不是一種可以任人宰割的力量，而是“推動世界歷史車輪前進的革命動力”，是反對超級大國霸權主義斗爭中的主力軍。

由此可以看出，毛澤東劃分三個世界的標准不再是根據每個或每類國家的階級屬性，而是根據每個或每類國家在國際社會中處在什麼樣的經濟地位，以及在國際事務國實行什麼樣政策而確立的。在毛澤東看來，當時的蘇聯霸權主義已經取代美國構成對中國國家安全和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脅，因此，應當抓住這個主要矛盾。

毛澤東劃分三個世界的戰略在當時不僅對反對霸權主義和戰爭威脅，維護中國國家安全，保衛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發展中國家對外關系產生了積極的效果。首先，為了集中力量對付主要之敵蘇聯霸權主義，美國已被認為是一支可以利用乃至可以聯合的力量（雖然對美國仍有批評）。①[①關於這一點，鄧小平后來曾對美國總統卡特明確指出：“這一反霸統一戰線，坦率地講是包括美國在內的。對付蘇聯稱霸世界，美國理所當然是一個主要力量，但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美國在盡自己的責任方面有某些不足”。見鄧小平會見美國總統卡特的談話，1979年1月。]中美關系的改善具有重要的意義。其次，中國對第二世界的積極評價，擴大了中國同西方國家的聯系，增進了相互了解，為后來中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奠定了一定的基礎。最后，毛澤東發展和充實了第三世界的內涵，為發展同第三世界各國的友好合作關系提供了更大的空間，由此確定了中國外交的立足點，同時也提高了中國在第三世界中的威信。

四、幾點看法與結論

在毛澤東打開中國外交新格局的歷史進程中，有兩個似乎是相互矛盾的現象值得探討：

其一是，毛澤東在當時對國內局勢的判斷（認為階級斗爭愈演愈烈）基本上是錯誤的，因此實行了許多“左”傾的政策﹔但在對國際局勢，特別是對美國的戰略分析方面，卻大體上是正確的，因而，在外交政策，特別是對美政策方面，越來越體現出靈活性。筆者認為，這其中的原因，除了內政和外交既有聯系又有區別之外，主要是在於，具有特殊地位的中方最高決策人毛澤東，雖然在晚年始終堅持文化大革命這樣全局性的錯誤（至多，他認為是“三、七開，即三分缺點，七分成績），但他仍然高度警覺地注視著國家的安全。值得指出的是，文化大革命全局性的“左”傾錯誤，是在毛澤東逝世后才得到系統糾正的（主要是中共決策層鄧小平等人的努力），但外交方面，特別是對美政策方面的失誤（主要是60年代前期和中期），卻是由毛澤東本人發現並開始加以糾正的。由此才有了70年代初中國對外政策，特別是對美政策的大調整，由此才促進了中美關系解凍的歷史進程，打開了中國外交的新局面。

其二是，當時中國對外方面的公開言論充滿了激進的革命高調，即便在中美關系有了緩解甚至改善的情況下，這一情況也沒有改變多少（例如：在基辛格第二次訪華期間，北京的報刊仍然充斥著“反帝”宣傳，甚至在基辛格一行下榻的房間裡，都發現了印有：“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帝國主義及其一切走狗”字樣的小冊子）﹔但另一方面，中國對外政策，卻正是在這種革命高調中（毛澤東把這叫作“放空炮”），在不被人注意的潛流下，逐漸發生著重大的變化。我認為，形成這一奇特現象的原因是：當時中國既要維護自身外在的革命形象，又要從現實出發，顧及本國國家利益的需要。關於這一點，毛澤東在1973年2月同基辛格的談話中曾指出：“有時候，我們也要批你們一回，你們也要批我們一回。你們總統說是叫‘思想力量’的‘影響’。就是說，‘共產黨去你的吧！共產主義去你的吧！’我們就說，‘帝國主義去你的吧！’有時我們也要講點呢，不講不行呢。”①[①毛澤東會見基辛格時的談話（節錄），1973年2月17日﹔外交部[73]辦文特1號。]強硬，實質“務實”構成了當時中國外交，特別是對美外交的顯著特征。這一點值得后人在研究這段歷史時給予足夠的注意。

當然，由於歷史的局限，特別是中國還處在“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氛圍之下，毛澤東指導下的中國對外戰略的調整，不可能完全擺脫“左”的干擾和影響，毛澤東劃分三個世界的論點和論據也有某些缺陷和某些不切合實際的地方。例如，毛澤東當時對於爆發戰爭危險的估計存在較大的偏差，對於蘇聯社會性質的認定和蘇聯對中國威脅的程度估計過於嚴重，並對此做出了一些過度的反應。但這些局部的不足之處不會從總體上影響中國對外戰略調整的深遠意義。不管怎樣，在20世紀70年代那樣一個特殊的歷史條件下，這種戰略調整使中國擺脫了外交困境，並使中國獲得了遠超出自己實力的國際地位，在國際政治格局中形成了影響全局的美蘇中大三角關系，中國外交由此迎來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大發展時期。當1976年毛澤東逝世時，世界上已有①[①《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27頁。]個國家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系，並且開展了廣泛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往來。這些成為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向前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毛澤東逝世以后，中共中央充分肯定了毛澤東同志在70年代中國外交方面的建樹。1978年9月16日，鄧小平明確指出：“毛澤東同志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給我們開辟了道路”。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進一步指出：“毛澤東同志在他的晚年還提出了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並且親自開創了中美關系和中日關系的新階段，從而為世界反霸斗爭和世界政治前途創造了新的發展條件。我們能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著手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不能不銘記毛澤東同志的功績。”②[②《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72頁。]平的這些論斷充分揭示了毛澤東在70年代開創中國外交新局面對於當代中國的重要意義和深遠影響。

值得指出的是，歷史發展到了今天，國際局勢已發生重大變化，兩極爭霸的格局已經不復存在，世界正朝著多極化的方向艱難邁進。在新的形勢下，進一步研究毛澤東在70年代打開中國外交新局面過程中深邃的戰略思考，掌握其分析錯綜復雜的國際關系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領會其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結成最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的策略思想，對於指導當代中國的外交工作，進一步發展同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其他類型國家的友好合作，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人類進步事業，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現實意義。

（作者宮力，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教授）

（來源：《毛澤東與當代中國——全國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1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200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