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一條線”構想的形成及戰略意圖
毛澤東“一條線”構想的形成及戰略意圖
宮力
【內容提要】毛澤東“一條線”的戰略構想，扭轉了中國兩面受敵的不利局面，使中國獲得了超出自己實力的國際地位，在國際政治格局中形成了影響全局的美蘇中大三角關系，使中國外交迎來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大發展時期，由此開創了中國外交的新格局。在新的形勢下，認真分析與研究毛澤東的國際戰略思想，掌握其分析錯綜復雜的國際關系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領會其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結成最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的策略思想，對於指導中國目前的外交工作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一條線”戰略構想外交務實
20世紀70年代初，世界上各種力量經過“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逐漸形成了新的戰略態勢。中國領導人抓住時機，從緩和中美關系入手，調整中國的對外政策，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並實施“一條線”的戰略構想，改變了中國兩面受敵的不利態勢，使中國獲得了超出自己實力的國際地位，在國際政治格局中形成了影響全局的美蘇中大三角關系，由此開創了中國外交的新格局。
一、調整對外戰略的宏觀思考與中美關系解凍
20世紀60年代后期，美國由於深陷越戰泥潭，實力受損，在與蘇聯爭霸的斗爭中開始處於守勢﹔而蘇聯則在國際事務中越來越奉行霸權主義的政策，表現出咄咄逼人的氣勢，從而對中國構成了更大的威脅。此外，日本、西歐經濟地位日益上升，第三世界逐漸興起，中國的潛力開始為國際社會所矚目。這種國際關系的巨大變革，為中國擺脫當時所面臨的不利局面，改善日漸嚴峻的外部環境提供了歷史契機。
在這種背景下，毛澤東高度警覺地注視著國家的安全。此時此刻，除了中國外交陷入困境需要打開局面這樣的嚴重問題之外，還有兩方面的重要因素促使毛澤東和其他中國領導人認真思考全面調整中國的對外戰略問題。
首先是蘇聯威脅的增強使其成為中國領導人心目中的頭號敵人。20世紀60年代后期，中蘇兩黨關系中斷、國家關系惡化，而且蘇聯不斷擴充的龐大的軍事力量及其全球性進攻戰略態勢，對中國形成越來越大的軍事壓力。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並提出了富於侵略性的“有限主權論”。1969年，蘇聯又在中蘇邊境制造了珍寶島事件等一系列武裝沖突事件，引起中國領導人對國家安全的嚴重關切。1969年3月15日，毛澤東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聽取珍寶島地區戰況時說：大敵當前，動員准備一下有利。我們是后發制人。3月21日，周恩來召集黃永勝等軍隊領導人開會，針對蘇軍可能強佔中國珍寶島的態勢，商定加強中方江岸兵力，大力部署，以逸待勞，准備后發制人。同時，就蘇聯總理柯西金通過載波電話要同毛澤東、周恩來通話一事，召集姬鵬飛等外交部官員商定以備忘錄形式答復蘇駐華臨時代辦：“從當前中蘇兩國關系來說，通過電話的方式進行聯系已不適用。如果蘇聯政府有什麼話要說，請你們通過外交途徑正式向中國政府提出。”[1](p.286)3月22日，毛澤東提出在處理珍寶島事件問題上，要“堅決反擊，准備談判”。①同年4月28日，他在中國共產黨九屆一中全會上提出：“我們要准備打仗”，並且強調“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備”。②在這之后，中國的戰備工作一度進入臨戰狀態。由於蘇聯逐漸取代美國成為中國的主要威脅，這就促使中國領導人考慮怎樣調整政策，才能集中主要力量，以對付主要之敵的問題。
其次是美國的戰略收縮，使中國有可能在“兩霸”中爭取“一霸”。當時美國的情況日益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美國在越南的侵略和干涉達到了頂點，美國的能力也達到了極限，其到處伸手的全球戰略已難以為繼，因此，收縮過度伸展的力量逐步成為美國統治階層的共識。美國的這一戰略動向，減少了從西南方向對中國的威脅，由此成為中國領導人全盤考慮調整對外戰略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這時，美國有遠見的政治家尼克鬆審時度勢，及時提出：“越南戰爭是我就任總統后必須立即處理的最緊迫的外交問題。”[2](p.448)而美國要實現這一點，同堅決支持越南抗美救國斗爭的主要國家中國打交道已是勢在必行。用尼克鬆的話說就是：“問題的關鍵不在河內，而在北京和莫斯科。”[2](p.384)值得注意的是，尼克鬆在准備解決越南戰爭這一難題時，把北京的位置擺在了莫斯科之前。而且美國政府已經意識到，新中國是一個具有巨大潛力的國家，已在國際社會的驚濤駭浪中牢牢站穩了腳跟，美國政府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無視新中國的存在了。正如尼克鬆說：“中國的潛力極大，任何靈敏的外交政策都不能加以忽視或拒絕考慮。”基辛格也說：“不管我們打算做什麼和採取什麼公開宣布的政策，他們都會給國際事務以影響，他們是一個現實。”[3](p.250)另外，在同蘇聯的角逐中，美國也認識到自身力量的不足，越來越感到中國是一個可借重的“資本”。尼克鬆曾說：“考慮到將來，在我和蘇聯人進行對話時，我也可能需要在中國問題上為自己找個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4](p.13)這樣，在美國第37任總統尼克鬆上台前后，美國開始向中國發出某種改善關系的信號，從而使中美接近具有了可能性。
對當時的中國來說，改善同美國的關系，可以改變兩面作戰的不利局面，為抗衡蘇聯的威脅而營造一個相對安全的外部環境。值得指出的是，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發展國與國之間的正常關系是新中國的一貫立場，這一點對美國並無例外，過去主要是由於美國方面的原因才導致了兩國之間20余年的隔絕與對抗。當時毛澤東看出美國方面有進行戰略收縮和改善中美關系的跡象，因此也希望與美國緩和關系，談判解決中美之間的問題，其中包括解決像台灣和越南戰爭這樣的敏感問題。此外，與西方的領頭國家——美國改善關系，有助於中國更好地掃除障礙，以此帶動一片，改善同其他國家的關系，擺脫當時中國對外關系方面的被動局面。因此，這是當時中國國家利益的迫切需要。
上述中美蘇三方關系及相互力量消長的變化，以及蘇聯對中國邊境軍事壓力的增大，改變了中美蘇關系的基礎。這樣，緩和中美關系，就成為集中力量對付蘇聯的最佳選擇。關鍵是要找到一個突破口。
這時的毛澤東越來越注重對國際局勢的觀察，他最先注意到，正准備競選美國總統的尼克鬆發表了一篇微妙的文章。尼克鬆當時除了表達美國應盡早從越南脫身的意向之外，還試探性地發出某種信號：“從長遠來看，我們簡直經不起永遠讓中國留在國際大家庭之外，來助長它的狂熱，增進它的仇恨，威脅它的鄰國。在這個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十億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憤怒的孤立狀態之中”。③雖然尼克鬆的文章重復了中國對非共產黨國家的所謂“威脅”這樣的陳詞濫調，但有價值的是，他看到並且指出了打開通向中國之路的重要性。毛澤東在研究了這篇文章后認為，尼克鬆如果上台，美國有可能會改變對華政策，並囑咐周恩來閱讀了這篇文章。④周恩來領會了毛澤東的意圖，指示外交部門注意對美國戰略動向的觀察與研究。在此之后，經毛澤東批准，中方於1968年11月25日通知美方，同意恢復已中斷的華沙中美大使級會談。⑤
在此之后，毛澤東認為有必要對國際局勢作進一步的分析，因此他提議由幾位軍隊老帥研究國際形勢和中國的國防戰略，並將意見上報中央供決策參考。1969年2月19日，毛澤東在一次會上說：“國際問題有些怪，美英報紙經常吹蘇聯要出問題。蘇聯在遠東搞演習，又不聲張。”他當場提出，由陳毅挂帥，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參加，研究一下國際問題。[5]珍寶島事件發生后，毛澤東認為：“中蘇發生交戰了，給美國人出了個題目，好做文章了。”[6](p.313)
在這種背景下，周恩來指示外交部及有關部門將文電和有關國際問題的材料及時分送軍隊四位老帥，並由陳毅主持，每月討論兩三次。陳毅等四人從1969年6月至10月進行多次討論，先后向中央提出了《對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對目前局勢的看法》等報告及口頭意見，認為：“蘇修把中國當成主要敵人。它對我國安全的威脅比美帝大”。在討論中，四位老帥還反復研究：“萬一蘇修對我發動大規模戰爭，我們是否從戰略上打美國牌。”葉劍英說：“魏、蜀、吳三國鼎立，諸葛亮的戰略方針是‘東聯孫吳，北拒曹魏’，可以參考”﹔陳毅說：“當年斯大林同希特勒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也可以參考。”最后，在歷經數月的研討行將結束時，陳毅經過深思熟慮后提出：“尼克鬆出於對付‘蘇修’的戰略考慮，急於拉中國。我們要從戰略上利用美、蘇矛盾，有必要打開中美關系。”[7](pp.173-204)
陳毅等人這些新穎的戰略性分析意見，以及打開中美關系的具體建議，對毛澤東作出戰略調整的決策起了促進的作用。1969年12月，中美兩國在華沙恢復接觸﹔1971年春，毛澤東發動乒乓外交﹔1971年7月，周恩來與美國總統特使基辛格在北京舉行秘密會談，中美關系解凍。
二、中國外交新格局與“一條線”戰略構想
中美關系走向緩和，在世界上引起了連鎖反應。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第26屆會議以壓倒多數通過2758號決議，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雙方發表了含有反霸條款的中美上海公報。中國聯美遏蘇的外交戰略初露端倪。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中日兩國建立外交關系。在新的國際形勢下，中國與歐洲、北美、大洋洲國家的關系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中國同西方國家出現了一個建交高潮。此外，中國同第三世界國家建交的數目大大增加，同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的關系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復和改善。
隨著中國對外關系逐漸打開局面，中國領導人對如何應對蘇聯威脅的戰略思考也日漸成熟。1973年2月17日，毛澤東在會見美國總統特使基辛格時提出了“一條線”的構想。
中美兩國是社會制度完全不同的國家，但在急劇變動的世界戰略格局中又存在共同的利益，因此，毛澤東用贊賞的語氣提起一年以前尼克鬆對中美相互接近所作出的解釋。毛澤東說：我們也需要嘛。你們的總統坐在這裡講的(手指基辛格的座位)，我們兩家出於需要，所以就這樣，(把兩隻手握在一起)HAND-IN-HAND(手攜手)。基辛格說：我們雙方都面臨同樣的危險，我們可能有時不得不運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標相同。毛澤東說：這就好。隻要目標相同，我們也不損害你們，你們也不損害我們，共同對付一個王八蛋。
用如此坦率的語言來闡明兩國關系的實質，這在外交史上可以說是極為罕見的。它既反映了毛澤東特有的風格和魄力，也表明蘇聯因素在中美關系中所起的舉足輕重的作用。
談起歐洲和日本，毛澤東從遏制蘇聯擴張的角度出發，勸美國要加強同它們的團結，不要因為細枝末節的問題糾纏不休，而忽略了根本的蘇聯威脅。毛澤東說：我們希望你們跟歐洲、跟日本合作。有些事情吵吵鬧鬧可以，但是根本上要合作啊。這裡值得一提的是，僅在一年之前，中國還曾指責“美帝國主義”蓄意復活日本軍國主義，而在尼克鬆訪華后的短短一年的時間裡，隨著中美在反霸問題上的意見日趨一致，隨著中日關系正常化的逐步實現，中國方面對日本的看法已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並在實際上已把日本視為反霸斗爭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正因如此，中國敦促美國加強與保持同日本的密切聯系，而不要因小失大。
毛澤東告誡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應當抵制“禍水東引”的誘惑，這是要不得的害人害己的戰略。毛澤東指出，你們西方歷來有條政策，兩次世界大戰開始都是推動德國打俄國。對此，基辛格解釋說：推動俄國打中國不是我們的政策。因為如果在中國爆發戰爭對我們來說，其危險性和在歐洲爆發戰爭一樣。毛澤東接著發問：是不是你們現在是推動西德跟俄國講和，然后又推俄國向東進。我懷疑整個西方有這麼一條路線。向東，主要向我們，而且向日本，也有一部分向你們，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基辛格回答說：我們並不贊成德國的政策。我們寧願德國的反對黨上台，德國的反對黨不奉行這個政策。
由於來自蘇聯的威脅與日俱增，毛澤東認為有必要在國際上孤立蘇聯。毛澤東對基辛格說：我跟一個外國朋友談過，我說要搞一條橫線，就是緯度，美國、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歐洲。這實際上是提出了一個聯合抗蘇的國際統一戰線的戰略構想。基辛格對中國在反對蘇聯霸權主義方面的堅定立場表示欽佩，他說：我曾告訴過總理，你們的行動方式要比我們直截了當和英勇一些。我們有時要採用復雜的方法，這是由於國內的形勢所造成的。基辛格接著說：不管公眾輿論如何，我們對基本目標會有決斷的。如果稱霸的意圖活躍起來，那麼真正的危險會發展。不管哪裡有這種意圖我們肯定都將予以抗衡。總統曾對主席說過，我們這樣做是為了我們本身的利益，而不是為了對別的任何人表示善意。毛澤東認為基辛格講的是“老實話”。⑥
1974年1月5日，毛澤東又在會見日本外務大臣大平正芳時進一步提出了“一大片”的構想，即指“一條線”周圍的國家。其目的要團結這“一條線”和“一大片”的所有國家，包括美國、日本在內的國際上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共同對付蘇聯的擴張勢頭。
“一條線”的構想提出之后，在國際斗爭中反對蘇聯的霸權主義，已成為中國的主要目標。1973年2月25日，中共中央轉發的外交部《外交通報》第12期認為，在堅持原則的基礎上，促進中美關系的改善，“有利於同蘇修的斗爭”。沿著這樣的思路，中國和美國就能夠形成一種既聯合又斗爭的新型關系。《外交通報》對中國在未徹底解決台灣問題之前，就同意中美互設聯絡處作了必要的說明，認為這不會影響中方反對“兩個中國”的立場。因為“目前形勢已與兩年前大不相同”，中國已在外交上取得了進入聯合國、尼克鬆訪華以及中日、中國西德建交等一系列重大勝利，而“蔣邦卻已反轉過來處於被孤立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在華盛頓設立聯絡處，將“有助於擴大我在美國人民中的影響”。⑦
在上述背景下，中美兩國已從恢復歷史性的聯系，努力消除兩國間障礙的階段，進入到力爭加強戰略協作的階段，這種戰略調整的實質，是結成最廣泛的國際反霸統一戰線，反對蘇聯稱霸世界，維護國家安全和世界和平。
三、表面強硬，實質“務實”構成了當時中國外交的顯著特征
這一時期，盡管中國在公開場合使用的外交語言仍舊充滿了激烈的革命色彩，但在實際上，中國的外交戰略越來越著眼於現實性和國家的最高利益。毛澤東“一條線”的戰略構想，作為中國制定和調整對外政策的一種指導思想，順應當時歷史發展的客觀需要，為中國外交增添了活力，在當時產生了積極的效果。為了集中力量對付蘇聯霸權主義，美國就成為一支可以加以利用乃至聯合的力量。雖然對它還將採取又聯合又斗爭的策略，對它的某些霸權主義做法還將加以反對，但實際上，由於美國處於戰略收縮態勢，因而對它的斗爭鋒芒畢竟大大減弱了。關於這一點，鄧小平后來曾對美國總統卡特明確指出：“這一反霸統一戰線，坦率地講是包括美國在內的。對付蘇聯稱霸世界，美國理所當然是一個主要力量，但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美國在盡自己的責任方面有某些不足”。⑧而這對於中美關系的進一步改善和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中國對第二世界的積極評價，擴大了中國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聯系，增進了相互了解，為后來中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由此可以看出，在20世紀70年代初，中國在外交政策，特別是對美政策方面，越來越體現出靈活性。有意思的是，當時中國對外方面的公開言論充滿了激進的革命高調，即便在中美關系有了緩解甚至改善的情況下，這一情況也沒有改變多少(例如，在基辛格第二次訪華期間，北京的報刊仍然充斥著“反帝”宣傳，甚至在基辛格一行下榻的房間裡，都發現了印有“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帝國主義及其一切走狗”字樣的小冊子)﹔但另一方面，中國對外政策，特別是對美政策卻正是在這種革命高調中(毛澤東把這叫作：“放空炮”)，在不被人注意的潛流下，逐漸發生著重大的變化。
形成這一奇特現象的原因是：當時中國既要維護自身外在的革命形象，又要從現實出發，顧及本國國家利益的需要。關於這一點，毛澤東在1973年2月同基辛格的談話中曾指出：“有時候，我們也要批你們一回，你們也要批我們一回。你們總統說是叫‘思想力量’的‘影響’。就是說，‘共產黨去你的吧!共產主義去你的吧!’我們就說，‘帝國主義去你的吧!’有時我們也要講點呢，不講不行呢。”⑨表面強硬，實質“務實”構成了當時中國外交，特別是對美外交的顯著特征。這一點值得后人在觀察這段歷史時給予足夠的注意。
當然，由於歷史的局限，特別是中國還處在“文化大革命”的氛圍之下，毛澤東指導下的中國對外戰略的調整，不可能完全擺脫“左”的干擾和影響。不管怎樣，在70年代那樣一個特殊的歷史條件下，這種戰略調整扭轉了中國兩面受敵的不利局面，並使中國獲得了超出自己實力的國際地位，在國際政治格局中形成了影響全局的美蘇中大三角關系，使中國外交迎來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大發展時期，這就為中國以一支獨樹一幟的重要力量全面參與國際事務開辟了道路。
值得指出的是，在新的歷史時期，國際局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兩極爭霸的格局已被打破，世界朝著多極化的方向進一步發展，但是，天下並不太平，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仍未消失，人類所面臨的和平與發展兩大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在新的形勢下，認真分析與研究毛澤東的國際戰略思想，掌握其分析錯綜復雜的國際關系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領會其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結成最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的策略思想，對於指導中國的外交工作繼續堅持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進一步發展同第三世界國家和其他類型國家的友好合作，促進人類的進步事業，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現實意義。
【注釋】
①參見《毛澤東對關於中蘇邊境沖突報告的批示》，1969年3月22日。
②參見《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69年4月28日。
③參見ForeignAffair,Vol.46,October1967,p.121.尼克鬆當選后，於1969年1月20日，在其就職演說中再次透露其要與中國接觸的意向。他說：“讓一切國家都知道，在本政府當政時期，我們的通話線路是敞開的。我們尋求一個開放的世界……對思想開放，對貨物和人員的交流開放……一個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憤怒的孤獨狀態之中。”后來尼克鬆透露，他當時在說這些話的時候，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他的思想中“佔很大地位”。詳見RichardM.Nixon，FirstAnnualReporttotheCongressonU.S.ForeignPolicyforthe1970’s，February18，1970。
④關於這一點，周恩來在1974年12月12日會見美國參議院民主黨領袖曼斯菲爾德時曾說：“現在我把我們方面的事情告訴你。打開中美關系是毛主席的決策，他很早就讀了尼克鬆1968年當選以前寫的一篇論文。當時我們都未讀過，隻有毛主席注意到了，他告訴了我們，我們才讀了。”
⑤但在此后不久，由於美國給予在荷蘭叛逃的一名中國外交人員廖和叔以政治避難權，中國方面於1969年2月19日發表聲明，取消了這次會談。
⑥參見外交部[73]辦文特1號：《毛澤東會見基辛格時的談話》(節錄)，1973年2月17日。
⑦參見外交部：《外交通報》第12期，1973年2月24日。
⑧參見《鄧小平會見美國總統卡特的談話》，1979年1月。
⑨參見外交部[73]辦文特1號：《毛澤東會見基辛格時的談話》(節錄)，1973年2月17日。
【參考文獻】
[1]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
[2][美]理查德·尼克鬆.尼克鬆回憶錄(上冊)[M].伍任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8.
[3][美]亨利·基辛格.白宮歲月——基辛格回憶錄(第1冊)[M].陳瑤華等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0.
[4][美]理查德·尼克鬆.尼克鬆回憶錄(中冊)[M].裘克安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8.
[5]王永欽.1969年——中美關系的轉折點[J].黨的文獻，1995，(6).
[6]林克，徐濤，吳旭君.歷史的真實[M].香港：香港利文出版社.1995.
[7]熊向暉.歷史的注腳[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5.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所長，教授）
（來源：《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