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對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貢獻

朱德對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貢獻

仝 華

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包括多方面的內容，它是伴隨著黨在革命根據地執政而起步的。在長期的革命戰爭環境中，黨積累了在局部地區執政的寶貴經驗。新中國成立后，黨開始在全國范圍執政。如何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以領導新中國不斷進步和發展，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必須面對的重大新課題之一。朱德作為黨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為不斷推進這一新課題的解決做出了重要貢獻。對此，本文僅從以下三個方面加以闡述。

一、力倡黨風優良，為提升黨的執政能力提供重要保証

雖然，黨的執政能力並不等於就是黨風。但是，一方面，優良的黨風是不斷提升黨的執政能力的重要保証﹔另一方面，黨的執政能力又在相當程度上反映黨風是否優良。

1949年10月新中國建立伊始，朱德身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等重要職務。同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做出《關於成立中央及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決定》，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隨即正式成立。它在中央政治局領導下工作，由朱德兼任該委員會書記。成立這個機構，在黨的歷史上是第一次。這也是新中國建立后，黨為加強自身建設而採取的一個重大措施。這屆中紀委一直工作到1955年5月初。①[①1955年3月21日－31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決定成立以董必武為書記的中央監察委員會，取代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同年5月6，中央監察委員會正式成立。]朱德在兼任中紀委書記的五年零七個月期間，針對黨風黨紀存在的問題，著重從三個方面力倡黨風優良。

一是，要求全黨充分認識“堅持鐵的紀律”，在今天“有特殊重大的意義”。朱德指出，由於黨領導中國人民獲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並成為這一政權的領導政黨，因此，黨在非黨群眾中的威望是很高的﹔同時，黨和黨外人士合作的范圍一天天廣泛起來，合作的事物一天天增多起來。正因為這樣，“黨的一言一行，對於全國人民的影響就很大。如果有一部分甚至即使是很少數的黨員有不好的言行，那就會破壞黨的戰斗力，降低黨在群眾中的威望。”②[《朱德軍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0頁。]也正因為如此，朱德要求每個參加紀律檢查工作的同志，要經常地檢查了解在黨的組織中、黨員中有沒有違反黨的政治路線和政策，違反黨章、黨紀和黨的決議，有無損害群眾利益及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等行為和傾向。“如果有，就應很好地制止，使之不能繼續存在下去﹔如果沒有，就很好地預防，使這些壞的東西不能產生出來。”他認為，這一工作做好了，就能“保証黨的路線、政策、決議等等都能正確執行，就能成為黨委在貫徹政策、實行決議方面的有力助手。”③[③《朱德選集》，第281頁。]

二是，指導全黨，堅決糾正嚴重違反黨的政策和黨紀的情況。新中國建立之初，雖然黨再三地告誡廣大黨員，特別是黨的干部，“必須密切地聯系群眾，依靠群眾，凡事要和群眾說清道理，商量著辦。”④[④《朱德選集》，第282頁。]但是，面對各項繁重的任務，很多黨員干部，特別是下級黨員干部，還是在工作中發生了嚴重違反黨的政策和黨紀的情況。如一些干部在進行征糧、收稅、勸購公債、減租、土改等工作中，往往為了單純完成任務而不擇手段，採取了蠻橫的不講理的方法，隨便捕人、吊打，或者縱容壞分子隨便捕人、吊打而不聞不問。對此，朱德感到十分痛心。他說：這些同志不了解，國家為了完成革命戰爭和穩定金融物價而進行的征糧、收稅、推銷公債等工作，所不得不加於人民的負擔已經不輕，為了使工作能夠順利地進行，就要很好地向群眾做宣傳解釋的工作，否則群眾就會埋怨甚至反對我們。他還說：“我們這些有特權思想、習慣於簡單強迫命令作風的同志，不但不很好地學習和重視黨的指示，反而自以為是，一意孤行”，結果“使黨在政治上遭受到相當重大的損失。”①[①《朱德選集》，第283頁。]

針對因一些干部的官僚主義而對實際工作造成的嚴重惡果，如鐵路、礦山曾連續發生重大命案﹔工廠器材不斷地遭受破壞或損壞﹔許多倉庫被毀，物資被盜、霉爛，等等的情況，朱德嚴正地指出：“在目前國家財政仍是十分困難的情形之下，我們某些黨員干部的這種官僚主義作風，這種對革命工作和國家財產的漠不關心和不負責任的態度，應該視為是對黨、對國家、對人民的犯罪行為。凡是有這種態度有這種作風的同志，如果不痛加改正，將不能取得黨、國家和人民的原諒。”②[②《朱德選集》，第283頁。]

從當時的情況看，朱德一方面強調，要通過加強思想教育，幫助這些干部認識和改正錯誤，另一方面也本著黨紀原則，對明知故犯和拒不改正錯誤的黨員給予應有的紀律處分。在思想教育和紀律約束的雙重作用下，廣大干部的思想水平和工作水平得到了明顯的提高。

三是，促進全黨，特別是黨的干部，自覺抵御驕傲自滿和貪污腐化的侵襲。新中國建立后，某些黨員，特別是黨的干部，擺老資格、恃功挾賞，“認為天下是他們打出來的，黨和人民就必須給他們以很高的地位和待遇”，因而“看不起黨外人士，看不起群眾，輕視黨的組織和紀律，輕視政府和法律”③[③《朱德選集》，第283頁。]。針對這一情況，1950年5月6日，朱德在中央直屬系統黨、政、軍、群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聯席會議上講道：如果我們要問天下是誰打下來的？這份功勞應該歸在誰身上？那我就要說，“這個天下是全黨同志和群眾一起打下來的，這份功勞應該首先歸在人民大眾身上，而在我們黨方面則應首先歸在毛澤東同志身上。”因為，“在將近三十年與反革命敵人的殘酷斗爭中，不知有多少先烈付出了他們的鮮血和頭顱，如果沒有他們的英勇犧牲、前仆后繼的英雄行為，那我們要取得勝利是很難想象的。在我們黨方面，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如果沒有毛澤東思想的指導而不斷地糾正了各方面的缺點和錯誤，就不能使黨和人民事業得到如此迅速而巨大的發展，則勝利的獲得也同樣地是很難想象的。”既然如此，“如果哪一個同志以為自己有了不起的功勞，要黨和人民給予他以很高的地位和待遇，這是完全不應該的。”①[①《朱德選集》，第284頁。]朱德勸告那些以功臣自居的同志，“還是要謙虛一點，老實一點，把精力集中在革命事業上，不要為個人的地位、待遇等問題去苦惱，不然黨和人民就會丟棄你們，你們就會在革命隊伍中掉下隊來，失去了和革命同伴共同前進的機會。”②[②《朱德選集》，第283－284頁。]

鑒於一些黨員“貪污腐化的行為比過去增多”③[③《朱德選集》，第285頁。]的情況，朱德領導中紀委作了大量工作，特別是通過“三反”、“五反”運動，清理黨內的貪污腐化，使廣大黨員從反面典型的教育中得到了極大的警示。

朱德在兼任中紀委書記期間所做的大量工作，以及他與黨中央領導集體的率先垂范，為促進全黨以優良的黨風保証黨的執政能力的提高，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此后的革命和建設過程中，朱德雖不再主管黨的紀律檢查工作，但是，他始終沒有放鬆從上述諸方面對黨員和黨組織，尤其是對自己的嚴格要求，從而繼續為保証黨的執政能力的不斷提升而努力。

二、注重調查研究，為黨和國家的科學決策提供可靠的依據

新中國成立后，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黨和國家領導機關能否根據新中國進步和發展的實際需要，與時俱進地科學決策。舍此，黨就不可能實現對全國人民的正確領導。而科學決策的前提條件之一，是調查研究，一切從實際出發。在這方面，朱德同樣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此，僅以他在新中國成立后的部分主要調研活動，以及在此基礎上提出的意見和建議為例。

1951年8月初至9月初，朱德在青島調研。8月30日，他就海軍建設問題致函毛澤東。其中寫道：我們應盡可能地去建設海軍的防衛能力。海軍同志們要求，我國建設空軍的比例，應有百分之二十是海軍的空軍。海軍空軍可有兩用，陸上海上都是一樣的，可以航海、布雷、偵察、戰斗。陸上空軍到海上去多迷失方向，不熟悉海上情況。這個請求是可以允許的。另外，海軍的軍事工業似應開始，我國上海、青島、漢口的造船廠，均可造小艇，魚雷快艇、掃雷艇、潛水艇、巡邏艇，亦均可制造。①[①《朱德年譜》（新編本）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1－1412頁。]朱德的這一建議得到了毛澤東和黨中央的高度重視。

1954年2月下旬至4月下旬，朱德與羅榮桓、聶榮臻等在湖北、廣東、浙江、江蘇等省視察。3月4日，他就發展養豬及解決豬飼料問題，致函劉少奇並中央書記處。他反映，現在豬肉缺乏，大城市約減少三分之二，排隊購肉已是一般現象，一時不能解決。農村糧食留下的僅勉強夠吃，飼料皆缺。農民不敢大膽養豬，今年上半年，恐難扭轉此現象。有鑒於此，他提出：我建議全國各地區凡能產紅苕（紅薯）的地方多栽紅苕。紅苕葉子供應豬吃，藤子可供冬季豬的飼料，紅苕細根可養肥豬。好處有：成熟期短，養分很好，可煮酒熬糖，能耐旱。他還說明，以上意見是解決我國糧食飼料之一種救急法，是否可行，請農業專家研究后，妥為實施。②[②《朱德年譜》（新編本）下，第1468頁。]同月16日，劉少奇致電朱德：“你三月四日來信收到，所提意見甚好，已抄送書記處各同志。關於肉食和養豬問題，中央已將商業部報告發給各地，其中也說到要各地注意增加豬的飼料。”③[③《朱德年譜》（新編本）下，第1469頁。]由此可見，黨和國家有關部門對朱德在親自調研基礎上所提建議的重視。

同月26日，朱德就廣東地區的經濟發展情況致函劉少奇轉毛澤東並中共中央。他講了5層意思：廣東處在亞熱帶，經濟特別發展，財源貨源，最易擴大。海產陸產均極豐富，實在是我國財富之區，應特別重視此世界罕有之地區﹔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是大多數農民的要求，應積極支持，放手組織﹔這裡的工業很發達，特別是小手工業，產品巧而精，銷本地、銷全國、銷南洋﹔林業，雨水足天氣熱，生長快，桉樹十余年可成材，成活率高，造林快﹔貿易很發達，運輸便利，特別是出香港，用土特產可換回不少外匯。④[④《朱德年譜》（新編本）下，第1470－1471頁。]

這段調研結束后，至同年5月下旬，朱德等與同去的秘書小組4人，將為期三個月的調查材料分工、農和外貿三件送劉少奇轉毛澤東並中央。

1955年1月至2月底，朱德到廣東、浙江、上海、江蘇、安徽、山東、天津等地視察。在調研過程中，朱德提出的重要意見有10多條，其中包括：蔬菜、水果不要統，而應由合作社去辦﹔要想法解決生產合作社、服務合作社的原料，不要擠垮合作社﹔要組織手工業，經營土特產﹔軍隊要搞條令，部隊建營房要有長期打算﹔組織起來成立手工業社，就是打大算盤，起碼可以減少或不要救濟﹔商業部門是管流通的，要多想生產發展的需要，不能光想贏利，不能說“賺錢越多越好”﹔手工業合作社應由其自下而上地自己組織，不應由國家正行包下﹔等等。1月21日，他與鄧子恢致函中共中央，說明廣東最適宜養蠶，應多發展養蠶事業。他們建議，應適當提高蠶繭的收購價格，並宣布不增加桑田的農業稅。在山坡上種桑的，五年內免稅。要適當貸款，並發放蠶種，加強技術指導。①[①《朱德年譜》（新編本）下，第1492頁。]

調研結束回到北京后，朱德同國務院第四辦公室主任兼輕工業部部長賈拓夫，就如何搞好手工業的問題進行了交談，比較充分地闡述了他在調研期間形成的一些意見。

后來，朱德根據自己在國內進行的更深入的調查，以及根據1955年12月上旬至1956年4月初，出國訪問、調研了解和認識的實際情況，於1956年8月撰寫了《我對主席指示的十大關系的體會和想到的一些意見》，②[②《朱德年譜》（新編本）下，第1557－1558頁。]這些意見，豐富了毛澤東思想的有關內容。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國進入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時期，它歷時10年。1957年1月上旬至3月下旬，朱德先后赴湖北、廣西、廣東、雲南、四川和陝西等省、自治區視察、調研。在兩個多月的實際調研中，他特別重視就急需或必須注意解決的問題以及一些好的做法和經驗，及時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等領導人匯報。其中包括：（1）匯報武漢長江大橋的建設情況，和大橋完成后工程局一部分職工的出路安排問題（1月8日致電中共中央）﹔（2）匯報廣西省的情況，特別是反映該省在土特產收購問題上有許多人為的障礙，以及該省的財政負擔比較重等問題（1月20日致電中共中央和毛澤東）﹔（3）報告視察海南島的情況，特別是反映該地區少數民族的生活仍很貧困等問題（1月10日致電中共中央和毛澤東）﹔（4）反映海口市那大縣（今儋州市）石碌鐵礦的開採情況並提出建議（1月26給陳雲、李富春的信）﹔（5）報告在廣西、廣東、雲南三省視察的情況，並主要反映這三省在對外貿易方面應該解決的問題（2月24日致電中共中央和毛澤東）﹔（6）匯報雲南省的農業、財貿和礦藏情況，並提出相關建議（2月26日致電中共中央和毛澤東）﹔（7）介紹成都刃具廠的主要經驗（3月16日寫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報告）﹔（8）匯報在重慶視察的情況，主要反映該市各軍工廠的生產任務不足，人員設備浪費很大等問題（3月19日致電中共中央）﹔（9）反映四川等省的生豬收購情況，並提出個人的意見（3月21日致電中共中央）。從以上情況可以看出，朱德是以求真務實的態度，深入實際、了解情況，並及時向黨中央和毛澤東等領導人匯報的。這對保証黨中央在這一階段的科學決策發揮了重要作用。

上世紀50年代中期，由於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建設缺乏經驗，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不足，以及由於毛澤東、黨中央和不少地方領導人在經濟建設上急於求成等原因，黨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發生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左”傾錯誤，使社會主義建設遭受了嚴重的挫折。雖然，在上述運動開始時，朱德的熱情也是比較高的，他也同樣沒有清醒地預見到可能造成的嚴重后果。但是，一經在實際調研中發現問題，朱德就決不聽任錯誤的繼續和發展。例如，1959年1月至7月，他根據對廣東、吉林、湖南、河南等省所做的調研，就農村大辦公共食堂的問題明確表示了不贊成的意見。他指出：“農村辦公共食堂，都吃一樣的飯，象軍隊一樣，這有點生硬。軍隊都是年輕人，又是作戰部隊，可以這樣辦。社員的生活如果這樣長期搞下去，就成問題了。這是一個關系到幾億人口吃飯的大問題。”①[①《朱德選集》，第371頁。]1961年5月9日，他致函毛澤東，匯報自己視察四川、陝西、河南、河北4省的情況，其中特別詳細地反映了各地干部、群眾對大辦公共食堂的十分不滿及其原因。朱德反映的情況，對上世紀60年代初，中共中央有效地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左”傾錯誤發揮了重要作用。

這類調研活動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對黨和國家科學決策的意見與建議，伴隨著朱德參與領導新中國各項事業的始終。

三、模范地指導多方面工作的落實，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作出榜樣

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多年間，朱德模范地指導了對黨和國家多方面工作的落實，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作出榜樣。其中特別是：

第一，把實事求是的原則貫穿於對各項工作的指導中。水利工作是關系新中國建設事業的一項基礎性工作。尤其在於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新中國成立一個月后，1949年11月8日－19日，中財委在北京召開各解放區水利工作聯席會議。朱德在該會開幕會上發表講話。他針對國家水利建設的實際情況和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防旱防洪，興修水利，提出了七項切實可行的指導性意見。其中第四項為：“實事求是，量力興工。”即“根據實際情況和現有人力、財力、技術條件以及工程計劃等原有資料，一方面分別緩急，先后次第施工﹔另一方面積極測量和調查研究，整理各河系治本計劃，在可能條件下准備逐步施工。”①[①《朱德選集》，第272－273頁。]其他六項意見，分別從“防洪排水與開渠灌溉”﹔“整理運河、渠道、港灣”﹔“利用水利，發展工業”﹔“依靠技術建設國家，依靠群眾完成工程”﹔“明確與農林、交通等部門的配合與分工”﹔“統一規劃、統一掌握”等方面，體現了按照實事求是原則作好這項工作的精神。

對個體手工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黨和國家的一項重大任務。作為國家副主席，朱德對完成這一任務給予了精心的指導。1953年12月4日，他在全國第三次手工業生產合作社會議上的講話強調：手工業生產合作社這種組織，對於手工業者是很需要的，它的發展過程是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因此，不要一開始就要求太高，應該就放寬尺度，根據當時當地的需要與可能，以及手工業者的要求，採取不同的形式加以組織。絕不要規定一個死格式到處硬套，那樣會妨礙或限制合作社的發展”。②[②《朱德選集》，第322頁。]他還針對“國家發展了，手工業就不要了”的錯誤認識，從手工業生產合作社能利用當地原料與大工廠的廢料，以及它有大機器工業所不能代替的技術等方面，說明要正確認識並切實搞好對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在經歷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教訓后，朱德更加強調在各項工作中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1962年2月3日，他在中共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上發表《糾正“左”的偏向，恢復和發展生產》的講話。其中說道：“貫徹農輕重的方針，要從我們的底子出發，不要從上頭來個大計劃。”①[①《朱德選集》，第390頁。]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在做的當中穩步增加。辦不到的事硬要去辦，還是辦不到，結果既傷了黨員，又失掉了群眾。他鼓勵大家：“隻要我們全黨學會照客觀規律辦事，我們就一定能站穩腳跟，並繼續向前發展。”②[②《朱德選集》，第391頁。]

朱德把實事求是的原則貫穿於對各項工作的指導中的做法，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值得我們大力宣傳和學習。

第二，敢於並善於面對困難，及時為黨和國家的工作出謀劃策。1959年4月27日，朱德在全國人大二屆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此后，又連續當選第三、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前后共17年。他就任此職的最初3年，黨和人民面臨新中國成立以來所未有的嚴重經濟困難。為盡快克服困難，朱德付出了極大的努力，特別是對解決與此相關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出謀劃策。

做好外貿工作，是解決國家經濟困難的重要方面。1959年5月20日，朱德在與李富春的談話中，就如何擴大外貿的問題指出：在外貿方面有一個真理，就是你不要他的，他就不要你的。我國雖然沒有參加蘇聯和東歐兄弟國家的協作組織，但可以同他們發展易貨貿易，而且要配合好，要有長遠計劃。另外，還要考慮同日本發展貿易。西德、美國、法國等國家，現在急於同我們做生意，他們需要我們的原料和食品，我們要做好准備。既要出口原料，也要進口原料，加工成品再出口，換取外匯。③[③《朱德年譜》（新編本）下，第1724－1725頁。]

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近兩個月來，北京、天津、上海和遼寧省調入的糧食都不夠銷售，庫存已幾乎挖空了，如果不馬上突擊趕運一批糧食去接濟，就有脫銷的危險。”④[④《朱德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835頁。]從中可見當時缺糧問題的嚴重程度。面對此情，6月11日，正在上海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朱德致信劉少奇，對解決當前全國糧食不足的問題提出4條意見：（1）要多種紅薯、玉米、高粱等高產作物，以增加糧食數量。同時，還要多種瓜、菜，以代替糧食。（2）在新疆、青海、內蒙和東北等高寒地區，要多種深根作物，如糖蘿卜等。……（3）在糧食吃法上，應提倡粗糧和細糧混吃。（4）要注意發展短途運輸，以便把“死糧角”運出來。①[①《朱德年譜》（新編本）下，第1777－1778頁。]中央很重視朱德這封信，把它作為政治局擴大會議文件之一印發給參會的全體同志。②[②《朱德傳》，第836頁。]

這也從一個重要方面顯示了朱德對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貢獻。

第三，善於靈活運用以往的經驗解決現實問題，減少決策消耗﹔善於以戰略的眼光規劃工作，惠及當時與長遠。進兵西藏，是新中國初建時的一個十分重大的政治任務。而進兵西藏就必須解決進藏部隊的糧食接濟等問題。1950年2月，朱德就此問題致函賀龍，提出11條建議。其中包括：在青海購牛運糧，隨軍前進，糧完可吃牛肉，紅軍北上時有此經驗﹔阿壩一帶可購牛羊，隨軍前進，亦可運糧﹔肉食不慣，可用野菜拌肉煮湯，再用茶，吃少量青稞，一月內可以習慣。③[③《朱德年譜》（新編本）下，第1368－1369頁。]可以說，如果沒有進兵西藏的成功，就難以有后來西藏問題的和平解決。而如果不能靈活借鑒以往進藏的經驗，較好地解決進藏部隊的糧食接濟等問題，就難以指導進兵西藏的成功。

新中國建立后，大規模的國內戰爭基本結束，精簡整編部隊的問題隨即提上了黨和國家工作的日程。而精簡整編部隊，就有一個如何處理復轉人員的問題。對此，作為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的朱德，以戰略的眼光，帶領全軍做了很好的謀劃。其基本內容體現在1950年5月16日朱德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參謀長會議開幕典禮上的講話中。朱德的主要意見是：（1）干部不復員，隻有轉業、退休。因為干部是不容易培養的。如果要把生產恢復和發展起來，干部就要的更多。因此，“不管舊人員也好，我們自己培養的干部也好，都要想辦法好好地安排”。（2）對從不同地區來的戰士要區別安排。即從東北和老解放區出來的戰士“我們要很好地組織，用國家的名義，有組織地送。……送到哪裡，哪裡要好好地安排照顧”﹔④[④《朱德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版，第729頁。]對新解放區一時無家可歸的、土地也還沒有分到的人，“我們先要在部隊中組織他們生產，幫助他們建立家務，使其安居樂業。”（3）對傷殘人員要做好安排。即輕的要組織他們參加勞動，靠分配的生產品不足以維持生活的，政府就應用撫恤的辦法幫助他們﹔“重的，無法生產的、根本不能自食其力的人我們都要收養起來，養他們一輩子”。（4）“不要以為凡是俘虜成分，就首先遣散回家。”朱德說，對俘虜成分的人，我們要考慮到他們是否有家可歸？能否回去？回去能否生活？能否生產？因為，現在我們部隊裡俘虜成分的人佔了百分之五六十，如將已經改造好了的俘虜成分的人能回家的都送走，那麼，部隊的骨干一下子就撐不起來了。因此，我們要把生產搞好，使每個人都有飯吃、有事作，都能安居樂業。朱德要求到會的同志，認真地討論這個問題，“要以負責到底的精神，來好好地解決。”①[①《朱德軍事文選》，第730頁。]

后來的事實証明，新中國建立之初，在朱德主管下，黨和國家對軍隊復員問題的謀劃是很有戰略眼光的，是正確的。它既充分考慮了國家當時和今后的發展要求，又充分考慮了不同情況的復員人員當時和今后的發展所需。這一謀劃，對軍隊和地方多方面的建設和發展產生了長遠的積極影響。

固然，朱德對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所做的貢獻，決不僅僅限於本文所述。但是，我們已可從中感受他對這一建設的厚重給予。讓我們從中不斷汲取智慧和力量，以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一步推進黨的執政能力建設，不斷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新勝利。

（仝華，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來源：《朱德與中國革命和建設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0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