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關於遵義會議的重大貢獻
周恩來關於遵義會議的重大貢獻
汪浩
摘要：遵義會議從醞釀、准備、召開到完成的全過程，每一個關鍵環節都貫穿著周恩來的關鍵性努力和所發揮的不可替代的關鍵性作用。周恩來在遵義會議中的重要地位不容淡化。說遵義會議的全部意義就在於毛周之間達成的默契，這樣概括不無偏頗，但視角卻是獨特的，分析是入木三分的。
關鍵詞：周恩來﹔長征﹔遵義會議﹔毛澤東﹔軍事指揮﹔毛周關系
一、遵義會議中周恩來的關鍵性作用
綜合近十多年來有關周恩來與遵義會議的研究成果，可以得出如下共識：“遵義會議從醞釀——准備——召開——完成的……全過程，每個關鍵環節都貫串著周恩來所作的努力和貢獻。而這個過程，同時也是周恩來從思想上與毛澤東趨於一致到合作更好的過程。”[1]136關於這一點，另一位研究者金朝輝同志作過比較准確的評價：遵義會議前，周恩來同“左傾”錯誤路線決裂是遵義會議得以順利召開的關鍵﹔遵義會議上周恩來對毛澤東的肯定與舉薦是毛澤東進入黨中央領導核心的關鍵﹔遵義會議后，周恩來對毛澤東正確意見的尊重與維護是毛澤東領袖地位確立的關鍵[2]。周恩來在遵義會議前后的關鍵性作用，可大致概括如下：
（一）周恩來為遵義會議的准備發揮了關鍵性作用。
湘江戰役，紅軍損失過半。軍中怨聲四起，對“左”的軍事領導，群起而攻之。博古、李德方寸已亂，一籌莫展，十分頹唐沮喪，博古甚至想引咎白戕[3]227。李、博再難負起軍事指揮的責任。在這種情況下，惟“二人團”成員之一的周恩來“毅然挑起重擔，承擔了實際指揮的責任”[4]479。周恩來在實際擔負這一重任的同時，開始思考如何解決紅軍領導權，主要是請毛澤東重新出山指揮紅軍的問題。周恩來的這種想法，“當時在黨內軍中的高級干部中是有相當代表性的”。朱德在一、四方面軍會合后與張國燾徹夜長談時，就曾說過：“當時中央和一方面軍都處境艱危，老毛有許多不同意見，也有正用得著的游擊經驗，因此遵義會議把他捧出來負責，內部的爭論也就平息了。”[5]47-48
長征前夕，在當時中央高層領袖人物中，張聞天因博、洛分歧而逐漸與李德、博古疏遠，而與毛澤東逐步密切起來。這與毛澤東在寧都會議后，對於臨時中央的錯誤一方面等待、一方面做分化工作有關。長征一開始，毛澤東主動與張聞天、王稼祥一起隨中央隊行動，成為有名的“中央隊三人團”。毛澤東的這種主動進攻和分化工作，當時是公開的秘密。美名記者索爾茲伯裡稱其為“擔架上的‘陰謀’”[6]。李德后來在回憶錄中也提到留守江西根據地的最高負責人項英也曾對此表示憂慮：“不能忽視毛為反對黨的最高領導而進行的派別斗爭。”“毛可能依靠很有影響的人，特別是軍隊的領導干部，抓住時機在他們的幫助下把軍隊的領導權奪到自己手中”[7]127。正如項英所料，湘江戰役后，毛聯合“很有影響的人”張聞天、王稼祥一起公開批評中央的軍事路線，要求開會討論失敗的原因，並終於取得“軍隊的領導干部”周恩來的支持，開會討論紅軍的行動方向，並決定清算博古、李德軍事指揮的失誤。
周恩來當然洞悉毛澤東的意圖，但在湘江戰役前，周恩來尚未與“左”的路線做出決裂的決斷，所以周一方面保持與毛的接觸，一方面也不支持毛關於改變軍事領導的動議。這就是毛澤東在回憶中所說的“每次政治局開會，都是三票對四票。我這一邊，我一個，稼祥一個，洛甫一個。他們那一邊，博古一個，李德一個，××（朱德），×××（周恩來）一個。老是這樣，三對四，解決不了問題”[8]126。尼克鬆描述周恩來成熟穩健的政治斗爭策略時說：“他會暫時不出頭露面，等到聯合陷入僵局，他的支持就成了關鍵。”[9]湘江戰役后，周恩來認識到“眼下事關幾萬紅軍的生死存亡，無論如何也不能再任由他們一意孤行了”，從此改變了此前雖常與李德爭論，但“看在他是共產國際顧問的面子上，往往最后不再堅持自己的主張，聽由李德拿主意”的一貫態度，這就是周后來在延安整風中所說的對軍事錯誤開始有些認識，此后與李德也逐漸疏遠了的實質內容。
湘江戰役的慘敗，促使周恩來與“左”的軍事路線決裂，最高“三人團”瓦解。當紅軍面臨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周恩來“別無選擇了”，於是他“作出了大概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5]50。這一決定是從通道會議前夕開始的。賀子珍回憶說：“毛澤東在長征路上給中央提出的很多建議，都是同周恩來談的。他建議中央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把紅軍隊伍拉到貴州，也是先得到周恩來的同意，並通過周恩來去實行的。”[10]194的確，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得到了周恩來的支持。周不顧李德的責難，堅持召開通道會議，討論毛的意見。這使毛澤東自寧都會議以來第一次在重大軍事問題上擁有發言權。會議通過激烈爭論，周恩來決定採納毛澤東的意見，西進貴州。這就是“通道改向”。劉伯承后來回憶說：“當時，如果不是毛主席堅決主張改變方針，所剩3萬多紅軍的前途隻有毀滅。”[11]“而如果沒有周恩來對毛澤東的堅決支持，就不可能有通道會議的召開，毛澤東的正確主張也不可能被採納”[2]。
周恩來主持的黎平會議做出了比通道會議更為重大的關鍵性決定：再次否定博古、李德折入黔東的意見，支持毛澤東西渡烏江，突入川黔邊的主張，並正式否定到湘西與二、六軍團會合創建新蘇區的原計劃。這就是“黎平轉兵”。黎平轉兵標志著紅軍開始從長征以來的被動局面中擺脫出來。黎平會議同時還決定適當時候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以清算“左”的軍事路線的錯誤，為遵義會議的召開提供了組織上的保証。接著，1935年1月1日周恩來又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猴場會議，採取組織措施排除李德對中央重大軍事指揮的干擾，為遵義會議的召開進一步創造了條件。周恩來后來回憶說：“經過不斷斗爭，在遵義會議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讓李德指揮作戰，這樣就開好了遵義會議。”[12]66周恩來在紅軍與中國革命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主持召開的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尤其是黎平會議，做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這一決定對中國現代史的影響至深至巨”[5]50-51，其意義是難以估量的。聶榮臻指出：“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決議，是我們戰略轉變的開始”[3]237，“而在這個關鍵會議上起關鍵作用的，正是周恩來”。“這個評論是適當的”[1]133。
（二）周恩來是遵義會議最關鍵的組織者和領導者。
在前文所引毛澤東回憶遵義會議的那段談話中，毛澤東還說：“每天政治局開會都是三票對四票，后來形勢更糟了，他們那一套實在混不下去了。我就提出……可以擴大一下，擴大到軍團一級……他們也同意了，這個會就是遵義會議。”[8]126這裡的“他們也同意了”，主要是周恩來同意了。正如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后不久同夫人賀子珍說的那樣，“那時爭取到周恩來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來不同意，遵義會議是開不起來的”[10]195。這是因為周恩來不僅是政治局常委，在黨內位居博古之后，與洛甫相當。但周恩來還是最高“三人團”成員，而且湘江戰役后，實際上擔負了紅軍行動的指揮責任。事實上也是周恩來為遵義會議做了許多具體的准備。1935年1月9日紅軍進入遵義城，周恩來即布置參謀人員准備會場，對一、五、九軍團的行動和會議期間的任務作了細致周密的安排，包括對各軍團的指揮問題作了部署，這有1月10日和1月13日兩天軍委的電文為証。周恩來還親自電報通知劉少奇、李卓然參加會議。這份電報不僅是后來研究者們判斷遵義會議召開的准確時間的最好証據，也是周恩來作為會議最主要的籌備者、關鍵的組織者和領導者的有力証據。毛澤東看到了把會議成員擴大到軍團一級是解決當時中央領導層軍事分歧的關鍵舉措，當時的周恩來也完全明白擴大到軍團一級意味著什麼。賀子珍的回憶中說，毛澤東建議中央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合，把紅軍隊伍拉到貴州，“是先得到周恩來的同意，並通過周恩來去實行的”。這一資料不僅証明周在黎平會議上的關鍵作用，更重要的是它証明了毛、周在遵義會議前夕已經達成“默契”。周恩來甚至在黎平會議期間對李德拍桌子，並做出了適當時候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決議，這不是偶然的。為了保証軍團負責人與會，使這一關鍵性舉措不致落空，周恩來極其慎重，親自打電報通知軍團負責人與會。關於周恩來的這一重大的關鍵性作用，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后不久，對紅一師的師長李聚奎曾說：“這次會開得很好，恩來同志起了重要作用。”[13]出席遵義會議的聶榮臻后來回憶說：“周恩來、王稼祥同志他們兩個人的態度對開好遵義會議起了關鍵的作用。”[12]98
（三）周恩來在遵義會議上的關鍵性作用。
周恩來不僅為會議創造條件、提供組織保証，以及為會議的籌備、安排、組織領導，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關鍵作用，而且就會議本身、會議進程，周恩來也起到了重要影響，這表現在三個方面：
其一，“在會上作自我批評，起了特殊的作用”。在遵義會議上，周恩來在博古的主報告后做了副報告，從主觀上作了檢討。為准備這一報告，周恩來作了“嚴肅而認真的准備”，“會前，博古、周恩來同志都從作戰科要了一些敵我雙方的資料與統計數字”[14]。周恩來認真分析研究，從中總結出自第五次反“圍剿”以來在軍事指揮上，具體的戰略戰術上所犯的錯誤和得失。他的發言有三個特殊作用：一是給后來毛澤東的發言（批評軍事指揮的失誤）以有力的支持。周恩來是“三人團”成員，周自己承認失誤，使不願承認失誤的博古、李德陷入被動，進一步促成了“三人團”的解體。李德是“完全堅決的不同意對於他的批評的”[12]42。他后來回憶說：“博古把重點放在客觀因素上，周恩來則放在主觀因素上，而且他已經明顯地把自己同博古和我劃清了界限……果然不出所料，周恩來公開地倒向了毛澤東。”[7]132周恩來的主動認錯，對博古也產生了影響，雖然他最終仍持保留意見，但也不得不承認在個別戰略和戰術決策上的錯誤。二是周的自我批評，現身說法，有說服力，有利於爭取大多數，他的謙虛誠懇與博古、李德的不肯認錯形成鮮明對照，促人警醒。他的自我批評起到了從決策層、領導層內部的角度進行批評的作用，比毛澤東等人從反對者的角度所進行的批評更容易為與會者所接受。三是他的自我批評，為隨后他提出撤銷自己的領導職務、舉薦毛澤東作了鋪墊。
其二，高風亮節，促成了會議統一意見的形成。遵義會議上，中共高層領導人形成三方面的意見分歧。一是以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等同志為代表的批評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路線的“批評派”，主張撤換“三人團”的軍事領導﹔二是以博古、李德、凱豐等人為代表的“維護派”對他們在五次反“圍剿”以來的錯誤，或拒不承認，或者避重就輕﹔三是以朱德、彭德懷、劉伯承、陳雲、聶榮臻等人為代表的“中間派”，他們支持毛澤東等人對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領導失誤的批評，同時也認為湘江戰役以來，周恩來主持軍務，採納毛澤東的建議，經過“通道改向”、“黎平轉兵”，實現了紅軍戰略轉變，已經由被動爭得了主動，因此他們贊成“在排除了博古、李德的領導之后”，“更願意由待人謙和、容易相處的周氏出來主持軍中大計，同時借重毛的軍事才能，就像寧都會議前軍中的領導格局一樣”。“最后，還是周恩來打破了會上的僵局，主動請求撤換他本人的職務，同時由他首先提出，推舉毛澤東出來指揮紅軍作戰”。周的高姿態，使博古、李德陷入孤立，“促使會議形成了最后的決議”。周的自我批評和主動讓賢，贏得了全會的理解和信任，這就是決議最后確定他作為“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這也是常委分工毛澤東作為周的“幫助者”的原因所在[5]51-52。
其三，推舉毛澤東，為毛澤東領袖地位的確立起了關鍵性作用。周恩來在遵義會議上推舉毛澤東，不僅在遵義會議上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促使會議形成統一的意見，而且更重要的是，遵義會議后，周恩來、張聞天都自覺地將自己置於“配角”的位置上，為實際上毛澤東領袖地位的確立，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楊尚昆指出：“恩來同志不計個人得失，以他的地位和聲望，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主張，全力推舉具有革命膽略和卓越軍事才能的毛澤東同志參與領導中央紅軍今后的行動。這對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新的中央領導集體，具有決定性的意義。”[15]
另外，周恩來在保証遵義會議所確定的歷史任務的完成，最終確立毛澤東領袖地位上也發揮了關鍵性作用。這方面的內容，下文再作論述。
總之，周恩來在遵義會議上發揮的巨大歷史作用，近十多年來，已經為廣大研究者所重視，並已形成共識。正如黃少群在評述周恩來在紅軍長征中特殊貢獻時所指出的那樣：“周恩來在遵義會議上的這個歷史性作用是無人可以比擬的。”[1]134-135關於這一點，應該說是有權威依據的，陳雲手稿《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中寫道：“恩來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12]42在這裡，特別地突出了周恩來。應該說，這是對周恩來在遵義會議上的特殊地位和發揮“無人可比”的重大作用的最權威的肯定。這份文獻的權威性在於：第一，出自權威的時間：遵義會議后不久1935年2月—3月間，紅軍由威信到鴨溪的行軍途中﹔第二，撰寫人的權威性，陳雲是遵義會議的與會者，是代表黨中央撰寫的﹔第三，發出單位的權威性，“傳達提綱”是黨中央宣傳貫徹遵義會議精神的文件，不同於一般與會者的回憶錄。周恩來關於遵義會議的重大貢獻，早已為這份最權威的文獻所確定，是任何人也淡化不了的。
二、對遵義會議重大意義的理解
（一）遵義會議與第一代領導集體。
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一次講話中說：“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16]鄧小平指出：“遵義會議之前，我們的黨沒有形成過一個成熟的黨中央。”“我們黨的領導集體，是從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的”[17]309，又說：“從毛劉周朱開始，中國共產黨才真正形成了一個穩定的成熟的領導集體。以前的領導集體都是很不穩定，也很不成熟的……我們黨的歷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領導，是從毛劉周朱這一代開始。”[17]298
張聞天指出：“遵義會議改變了領導，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12]79-80遵義會議后一天，1935年1月18日政治局常委分工首先做出了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的決定。1935年2月5日，在“雞鳴三省”（雲南扎西）的一個村子裡，政治局常委會決定洛甫代替博古“負總責”。其后，黨中央經歷了由洛—周—毛到洛—毛—周的一段微妙的過渡期。起初，洛甫“負總責”，周恩來是軍事上的最高“負責者”，毛澤東是周恩來軍事上的“幫助者”。1935年6月，一、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地區會師，接著張國燾鬧分裂，想當軍委主席，“毛主席的意思是盡量考慮張的要求，但軍權又不能讓他全抓去，同擔任總政委的恩來商量，恩來一點也不計較個人地位，覺得這樣安排好，表示贊同”[18]。其后周恩來病倒不能視事，1935年8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由毛取代周分工軍事工作。1935年11月3日下寺灣會議，毛澤東任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周恩來、彭德懷任副主席。至此，毛成為我黨軍事指揮上的一把手，洛—周—毛格局轉變為洛—毛—周格局。1938年9月—11月，六屆六中全會后，張聞天“隻在形式上當主席”，1942年1月26日，張聞天離開中央領導崗位。1943年3月20日毛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和秘書處主席，至此，毛澤東成為全黨全軍的最高領導人。這標志第一代領導集體進入成熟期。1945年黨的七大，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對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才真正形成，第一代領導集體得到了全黨組織上、思想上的確認。
回顧這一段領導格局轉換的過程，筆者認為有兩點必須明確：第一，毛澤東領袖地位、第一代領導集體領導核心的地位的確立，不僅與張聞天甘當“配角”，而且與周恩來的主動“讓賢”直接相關﹔第二，不論是“洛—周—毛”還是“洛—毛—周”格局，真正的領導核心是毛澤東，這就是我們黨的歷史文獻上所講的遵義會議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領導地位的根據，這就是我們同《晚年周恩來》作者高文謙先生的分歧所在。高先生認為“長期以來，毛、周關系中被弄得最為混亂不清的就是遵義會議后這一段”，並對遵義會議“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提出質疑，認為“缺少正式組織決定上的依據”[5]53。高不是不懂得，而是故意疏忽了黨的領袖是在斗爭中形成的，黨的領導核心不是靠組織決定確立的。王明就曾抱著這樣的觀點，但他終究成不了“核心”。六屆六中全會前后，隨著王稼祥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應該承認毛澤東同志是中國革命實際斗爭中產生出來的領袖”，要王明“不要競爭了吧”[19]136-137，其后王明的態度有所改變。1940年5月30日王明作了《學習毛澤東》的講話，稱贊毛澤東是“全黨團結的核心”，“是公認的領袖”[19]137。當時形式上的一把手仍然是張聞天，毛並沒有“正式組織決定上的依據”，類似這種情況在我們黨第二代領導集體曾再次出現過。連王明也不得不承認毛澤東已經成為全黨領導核心﹔而且具有歷史諷刺意味的是，“核心”說最早競出自王明之口，豈不更令人深思！
需要指出，把遵義會議后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其核心的最初格局概括為“洛毛合作格局”[20]120，這樣的概括顯然不全面。因為在那微妙的過渡階段，周恩來的特定地位和作用，不能簡單地被排除在外。另外，就是前文所說的洛—周—毛到洛—毛—周，也僅僅是第一代領導集體形成過程中，處於過渡階段的領導班子的格局。過渡階段的領導班子與第一代領導集體是有區別的。區別就在於成熟性。鄧小平論述第一代領導集體，再三強調“成熟”，是值得我們深思的。過渡性就是不成熟性。鄧小平講第一代領導集體從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是對張聞天作為過渡性領袖地位的肯定。但成熟的第一代領導集體，是從毛劉周朱開始，而不是從毛張合作開始。對張聞天，應該給以較高的歷史地位，但也要注意適當。
（二）遵義會議與毛周達成默契。
迪克·威爾遜在他的《周恩來傳》中，關於遵義會議有這樣一段話：“許多歷史學家得出結論，‘毛周之間在遵義達成默契是很有可能的’。有一位歷史學家甚至提出，遵義會議的全部成果可能就是在紅軍開始長征前，周毛之間達成了一致意見。李德的評論是，‘不出所料，周恩來大獲全勝，走到了毛的一邊’。”[21]116
有關這方面的詳細論述不多見。考察毛澤東、周恩來五次反‘圍剿’以來，逐步達成一致意見的過程，如下情況是我們應該注意到的：
1934年4月下旬，“經過周恩來同意，毛澤東攜帶幾個隨員離開瑞金，前往中央蘇區南部的會昌視察並指導工作。這是他被冷遇三個月后才得到的一次工作機會”[22]324。其后毛澤東同南線的劉曉、何長工等同志利用陳濟棠的粵軍同蔣介石存在矛盾的情況，擺正“打”與“和”的關系，為南線御敵爭得了主動權。此時的毛周都受到博古、李德的排擠。周恩來與李德關於打破敵人的“圍剿”經常發生爭論。6月22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報告南線情況，建議紅七軍團可不南調，周恩來接受了毛的建議[22]326。在同受排擠的情況下，毛周的協調卻得到了加強。毛澤東剛到於都，就接到周恩來的電話，要他著重了解於都方向的敵情。9月20日毛澤東急電報告周恩來，“於都、登賢全境無赤色戒嚴”。“這個電報為中央下決心長征從於都方向突圍，起了探路的作用”[22]329。10月初，何長工與潘漢年根據周恩來的部署，同陳濟棠部進行三天談判，達成“就地停戰”，“必要時可以相互借路”等協議，為以后中央紅軍開始長征時順利突破國民黨軍隊的第一、第二道封鎖線開辟了道路[22]326。10月10日中共中央撤離瑞金，從於都突圍，開始長征。劉英的回憶說，毛主席9月份來於都，有“特別任務”，紅軍於都突圍，“走的就是毛主席選定的路線”[22]331-332。
博古、李德進入中央蘇區后，毛、周相繼遭排擠，處境相似。1934年1月4日周恩來奉調回瑞金，2月3日被任命為中央軍委副主席。“這以后，他對前線部隊的指揮權實際上被剝奪”[23]336。1934年4月中旬，博古、李德調集紅軍主力堅守廣昌，組織野戰司令部，周恩來被放在遠離前線的瑞金留守。據曾任李德翻譯的伍修權回憶，周恩來“曾經與李德進行過多次爭論，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軍事主張和作戰方案。特別是在如何使用兵力的問題上，李德強調所謂‘正規軍’打‘陣地戰’，用紅軍‘多路分兵’，對付敵人的‘多路進擊’﹔周恩來同志主張集中兵力於一個方向，其他方向部署牽制力量，使紅軍保持相對的優勢和機動的兵力，以粉碎敵人的進攻”[23]338。在戰略戰術上主張發揚第四次反“圍剿”的經驗，這與毛澤東一貫的軍事思想比較一致。廣昌戰役期間，周恩來派程子華到鄂豫皖去，臨行前談話中關於根據地建設和戰略戰術問題，強調了毛澤東的一貫主張。程子華回憶說：“周副主席談到這個問題時，是從毛主席關於根據地的基本條件的規定出發的。”[23]339這就是在通道會議到黎平會議期間，周恩來與李德鬧翻，以致猴場會議周恩來下決心排除了李德的軍事指揮權的背景。“那麼靠誰來收拾殘局呢，周恩來思來想去，也隻有毛澤東了”[5]47，高氏以灰色眼光看毛周關系，但他看到了遵義會議前夕毛周已趨於一致，這卻是合乎實際的。
（三）關於延安整風時周恩來回憶遵義會議一段話的認識。
“從湘貴黔交界處，毛主席、王稼祥、洛甫即批評軍事路線，一路開會爭論。從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爭論尤為激烈。這時李德主張折入黔東，這也是非常錯誤的，是要陷入蔣介石的羅網。毛主席主張到川黔邊建立川黔根據地。我決定採取毛主席的意見，循二方面軍原路西進渡烏江北上。李德因爭論失敗大怒。此后我與李德的關系也逐漸疏遠。我對軍事錯誤開始有些認識，軍事指揮與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見，對前方隻指出大方向，使能機動。因此遵義會議上我與博古的態度有區別。”[12]64
有些研究者，引周恩來自己的這段話，以貶低或矮化周恩來。對這段文字的理解應注意到：第一，這是周恩來在整風中自我批評的一段話，一貫嚴於律己的周恩來，更要低調，避免評功擺好。他自己說對軍事錯誤，“開始認識”，顯然是自謙。第二，他與李德的爭論，早在長征前已開始，在黎平的爭論很激烈。“總理批評了李德，總理把桌子一拍，擱在桌子上的馬燈跳起來，熄滅了，我們又馬上去把燈點上”[24]，並不是此處輕描淡寫的“與李德的關系也逐漸疏遠了”。第三，遵義會議上周旗幟鮮明地推舉毛澤東，不僅僅與博古、李德的態度有區別。因此，引用這段話，來否定毛、周遵義會議前逐步達成一致，或者出於某種目的，矮化周恩來，是缺乏說服力的。第四，延安整風，旨在總結經驗教訓。周恩來在立三路線、王明路線時期，曾是中央領導班子中重要成員，自覺不自覺地支持過他們的工作，他們的錯誤他也有份。特別是抗戰初，關於統一戰線問題，周曾因共產國際的原因，一時態度不明朗。整風中，周更加低調，以示誠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黃少群同志總結說：“周恩來這段發言，實際上說明了他在遵義會議階段對毛澤東主張的大力支持，也說明了他思想發展的成熟過程。而且還可看出周恩來的那種不掠美、不邀功，嚴於律己、虛懷若谷的偉大胸襟”[1]131，這樣的評價應該說是公允的，實事求是的。
（四）關於遵義會議重大意義的理解。
關於遵義會議的重大意義，見諸於文獻和較多的研究成果中，多強調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和由此開始的偉大的歷史轉折。說遵義會議的全部意義就在於毛周之間達成的默契，這樣的概括不能說沒有偏頗，但這樣的概括視角是獨特的，分析是別開生面、入木三分的。所謂默契，應該是順理成章、水到渠成、相互協調而又心照不宣的。如果說周恩來與毛澤東在寧都會議之前，存在著某些不協調，從長征的准備，到湘江戰役后，逐步協調、達成一致，到遵義會議中心照不宣地相互支持，把逐步確立毛澤東的領袖地位，主動與毛合作，還多少有一點自覺不自覺的朦朧意識的話，那麼，遵義會議以后，這種朦朧意識就逐步為越來越清醒的自覺行動所代替，逐步真正的心照不宣了，合作真正的默契了。毛周關系高度默契長達40多年，直至他們相繼逝世，“甚至在文革的重壓下也沒有破裂”[21]303，關於這一點，迪克·威爾遜有較深入的分析，他用一句話高度概括了毛周默契關系的重大意義：“這種引人注目的關系決定了人民中國的整個輪廓和進程。”[21]300所以遵義會議的全部意義，就在於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和毛周合作作為此后中共最高領導層領袖群體——第一代領導集體的主導關系。毛澤東為領袖，周恩來為主要助手，第一代領導集體這一主導關系，決定了中國革命的進程和新中國基本輪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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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汪浩（1942-），男，江蘇漣水人，副研究員，主要從事哲學、教育、中共黨史研究。
（來源：《淮陰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