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冒進過程中周恩來的堅持和抗爭

反冒進過程中周恩來的堅持和抗爭

汪浩

[摘要]在毛澤東晚年犯“左”傾錯誤過程中，周恩來最早採取馬克思主義科學態度與他的錯誤傾向作斗爭。他既有面爭，也有抗訴﹔他依靠黨組織教育大多數，使毛澤東“左”的傾向“孤掌難鳴”﹔他修正毛澤東關於迅速建成社會主義的方針﹔當國際國內政治形勢發生變化，諸多因素決定他無法與毛澤東的反反冒進抗爭，反冒進全線崩潰后，他變換抗爭方式，盡可能減少損失，多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關鍵詞]周恩來﹔反冒進﹔堅持﹔抗爭

周恩來是毛澤東晚年錯誤剛開始的時候，中共最高領導層發現最早且最早起來同毛澤東的錯誤抗爭，敢於堅持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正確的路線和決策的一位高瞻遠矚的卓越領導人。1956年開始的反冒進和后來毛澤東的反反冒進過程中的周恩來的堅持和抗爭，就是一個極生動的說明。

一、冒進的根源與周恩來的最初態度

日內瓦會議、萬隆會議后，國際緊張形勢有所緩和。中共中央判斷，大的戰爭一時不會爆發，利用十年，那怕五年的和平環境，加緊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成為全黨共識。要在較短的時間內取得經濟建設的更大成績，力爭在國際國內政治斗爭中，爭得主動權，成為當時中央決策的基本出發點。而這與革命勝利全國人民急切希望改變貧窮落后面貌的心態完全一致。新中國成立初國民經濟的恢復、農業合作化、對資改造的成功，社會主義制度的迅速建立，不僅激發了關於快速發展的樂觀情緒，還給人們帶來一種錯覺，認為改變貧窮落后面貌，實現社會主義可以在很短時期內實現。蘇聯人造衛星上天，赫魯曉夫趁勢提出15年超過美國，使毛澤東的急性病更加發作起來，導致他的反反冒進，進而是“大躍進”，一發而不可收。

對農業合作化過程中右傾保守思想的批判是導致冒進苗頭孳生的一個直接原因。1955年12月《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出版，毛澤東為該書所寫的序言和按語，都提出應當適當地提前和加快，“但現在的問題，還是右傾保守思想在許多方面作怪，使許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適應客觀情況的發展……不斷地批判那些確實存在的右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1]。1955年12月5日，劉少奇在中央召集的座談會上傳達毛澤東的意見，“中心思想是要講反對右傾思想，反對保守主義，提早完成我國的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保証15年、同時爭取15年以前超額完成”[2]。總之，要求迅速建成社會主義成了當時中央佔統治地位的指導思想。有全黨全國人民急速改變貧窮落后面貌的思想情緒，有國際國內要求快速發展的背景，有領袖群體統一的急於求成思想導向，特別是有黨和國家核心領袖人物毛澤東的決心，冒進就由苗頭而成為難於遏止的現實了。

周恩來關於國民經濟快速發展的情緒和態度，起初和中央的其他領導人，並沒有什麼差距。他在1955年12月5日中央座談會上也同意毛澤東的主張，他說：政府的各方面的工作或多或少都存在著保守，他對毛澤東指示的體會可以用一副對聯來反映，上聯：客觀的可能超過了主觀的認識﹔下聯：主觀的努力落后於客觀的需要。新大陸早就存在了，而我們發現得太晚了。半個月后，他又說《農業十七條》成為一個推動力，政府的各項工作在其推動之下變化很大。我們原來設想用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基本完成工業化，“現在有可能加快這個速度，提前完成”[3]。這就是說，周恩來1956年的反冒進，並沒有一定的思想准備，而完全是實際工作中針對確實存在的問題的一種被動回應。

二、反冒進過程中，周恩來的堅持與抗爭

在毛澤東就合作化問題批評鄧子恢等同志右傾保守，要求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反對“小腳女人”、堅持“快”的方針后，很短時間內，冒進苗頭就在全國的各項工作中表現出來了。一貫務實且負責主持全國經濟工作的周恩來等人，敏銳、及時地發現了這一苗頭，並果斷地展開了糾偏工作。

（一）“二月促‘退’會議”——周恩來敏銳、快速、果斷地遏制冒進苗頭。距1955年12月中央座談會僅1個多月，周恩來分別在1956年1月20日知識分子會議上，以及30日政協二屆二次全會所作的《政治報告》中，就已經告誡避免超越現實條件去做那些客觀上做不到的事情。接著1月下旬，國務院召集計劃和財經會議，主要解決冒進計劃的問題。2月6日，周恩來召集李富春、李先念等開會，對他們說：“各部專業會議訂的計劃都很大，計委、財政部要壓一壓。”[4]2月8日，國務院第24次全體會議上，他鄭重地叮囑大家：不要光看到熱火朝天的一面，熱火朝天很好，但應小心謹慎，現在有點急躁的苗頭，這需要注意。社會主義積極性不可損害，但超過現實可能和沒有根據的事，不要亂提，不要亂加快，否則就很危險。特別是在這次會議上，他提出：絕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業化的口號，冷靜地算一算，確實不能提，工業建設可以加快，但不能說工業化提早完成。晚一點宣布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沒有什麼不好。“各部門訂計劃，不管是十二年遠景計劃，還是今明兩年的年度計劃，都要實事求是。……對群眾的積極性不能潑冷水，但領導者的頭腦發熱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會清醒些”[5]。2月10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全國基本建設投資由年初的203億元，壓至147億，雙輪雙鏵犁的產量由500萬部減為350萬部。2月下旬，周恩來提出壓縮基本建設規模6％，並提出在財力、物力、人力（的平衡）上交鋒，責成薄一波落實工業、交通等部門節約鋼材4％、2.5％。這就是后來毛澤東批評的“二月促‘退’會議”。

“二月促退會”在短短的一個多月的時間內，周恩來把后來反冒進的主要舉措都使用了：壓縮計劃指標﹔抓要害、控制基本建設規模﹔抓綜合平衡，實行宏觀調控。他針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過程中第一次遇到的新問題，竟能如此敏銳、快速、果斷地作出如此正確，為后來實踐証明符合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對策回應。“二月促退”過程中，周恩來針對毛澤東正確和錯誤兩個方面，既敢於堅持，又敢於抗爭。比如保護群眾的積極性，不能潑冷水，都是毛澤東多次強調的，提早完成工業化、實現社會主義，也是毛澤東提出的。周恩來在這裡直接針對毛澤東旗幟鮮明地既有幾分婉轉又有幾分直率的批評。

（二）既面爭又抗訴——周恩來抓住要害，當仁不讓。反冒進必須抓住要害，關鍵是控制基本建設投資。這一點周恩來等人有清醒的認識。1956年2月10日，周恩來果斷壓縮基本建設投資，削減雙輪雙鏵犁產量，削減工業與交通部門的鋼材用量后，4月中旬，經濟建設中急於求成，齊頭並進造成了鋼材、水泥、木材等物資供應嚴重不足。4月10日，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周恩來當機立斷，壓縮基建規模，並強調即使是重點項目，也要實事求是，有的沒有材料，隻好不建。在周恩來的一生中，他與毛澤東意見相左、發生正面沖突是很少見的。但在壓縮基建規模這一要害問題上，我們見到了這一罕見現象：1956年4月下旬，毛澤東在頤年堂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追加20億基本建設預算，受到與會同志的反對，毛澤東最后仍堅持自己的意見，就宣布散會。會后，周恩來又親自去找毛澤東，說我作為總理，從良心上不能同意這個決定。這件事標志著周恩來等人的反冒進進入一個新階段，即與冒進情緒的主要支持者毛澤東面對面地進行思想交鋒：不僅有當面的爭論，發表不同意見﹔而且還有會后的抗訴——“不能同意這個決定”﹔而且還將抗訴提升到倫理道德的高度——“從良心上不能同意”﹔可見其當仁不讓，堅持與抗爭的不肯妥協的堅定態度。

（三）綜合平衡，適當收縮——周恩來提出以穩制快，一條針鋒相對的方針。周恩來等人的“二月促退”並沒有收到理想效果。一季度過去，追求增加基建投入所帶來的物資供應緊張，比例失調的矛盾暴露出來。薄一波、陳雲等人在1956年4月10日的國務院會議上發言說：現在最大的問題不是財政問題，根本的是生產潛力和材料、設備、物資平衡問題，基本建設規模首先決定於生產、材料，不是決定於財力。錢是用來買材料的，如果材料買不到，錢又有什麼用？經濟建設應按比例發展，而基建和生產的比例是最重要的。訂計劃首先應該進行物資平衡，再進行財力平衡。周恩來指出：訂計劃必須實事求是，生產是中心，“三大改造”也要以生產來推動。我們要自力更生，首先要進行很多平衡工作，搞生產就要聯系到平衡，一定要為平衡而奮斗，數量上平衡以后，還有品種和時間上的平衡問題。周恩來不僅提出“為平衡而奮斗”的口號，而且還果斷地作出平衡的舉措，按計委提出的“第二方案”實施，各部門分別輕重緩急，緩辦部分原定項目，有的沒有材料，隻好不建。本年度的物資供應，可先照現有狀況（鋼442萬噸，水泥647萬噸）作個框框，進行分配。為了保証綜合平衡，會議決定從六個方面開源節流。會后，為了保証會議精神落到實處，從4月14日—4月19日，他首先到鞍山、撫順、天津、重慶、上海，5月6日—5月7日，再飛太原、唐山落實鋼材增產事項。5月15日，他根據陳雲在雲南調查中了解的情況，再次將雙輪雙鏵犁產量降為180萬部。雙輪雙鏵犁產量的一降再降是周恩來實施宏觀調控，綜合平衡、壓縮不切實際生產指標的典型事例。周恩來、陳雲等人這些切實有力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物資供應的矛盾。但是深入實際的周恩來等人，在4月中旬后，作出判斷：經過壓縮的1956年國民經濟計劃仍然是一個冒進的計劃，相應地規定的遠景規劃數字同樣也冒了。1956年6月4日，在劉少奇主持的中央會議上，周恩來代表國務院介紹半年來經濟建設中所產生的種種矛盾和出現的不平衡問題，提出繼續削減財政支出，壓縮基本建設的意見。根據周恩來的報告和建議，會議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

（四）中共八大與周恩來八大的報告——周恩來反冒進策略的成功運用。1956年9月15日，中共八大正式召開。八大的重大貢獻在於提出了關於階級、階級矛盾和國內主要矛盾的科學論斷，作出了關於黨和國家工作重心已由階級斗爭轉為經濟建設的正確決策。這就是后來為史家概稱的“八大路線”的核心。

周恩來在中共八大上關於“二五”計劃的建議的報告，是八大最重要的歷史文獻之一。報告首先肯定了“一五”計劃的巨大成就，同時也分析了缺點和問題，並總結出帶有指導意義的四條經驗教訓：第一，應根據需要和可能，合理確定發展速度，積極穩妥，均衡發展﹔第二，既要保証重點，又要統籌兼顧，有計劃，按比例﹔第三，健全物資儲備制度，增強宏觀調控能力﹔第四，要把財政收入建立在經濟發展基礎上，財政支出也必須確保能夠支撐經濟發展。周恩來在總結這些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應堅持積極穩妥、統籌兼顧、均衡發展的方針。可以說，周恩來的這個報告，特別是經驗教訓的總結和發展方針的提出，貫穿著反冒進的基本精神。當時在建設方針這個問題上，毛澤東與周恩來強調的主傾向顯然存在著明顯的分歧，但在中共八大上，為什麼周恩來的意見能為毛澤東接受，並成為全黨通過的決議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周恩來反冒進策略運用的成功。周恩來在八大“二五”計劃建議的報告中，貫徹反冒進精神的同時，總是堅持以《論十大關系》基本精神為指導，周恩來關於建設中的缺點與問題的分析，以事實說話，並根據實際情況提出切實可行的建設方針，具有鮮明的針對性和靈活運用《論十大關系》原則精神解決實踐中具體問題無可辯駁的說服力。周恩來提出上述方針時，總是注意對毛澤東一貫強調的基本精神的關注，把自己的意見放在對毛澤東的意見的補充位置上，而避免使自己的意見處於與毛澤東對立的窘境中。比如周恩來在報告中，就影響經濟建設的12個問題，作了深度闡述，提出要正確處理積累和消費的關系，必須考慮人民消費水平與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產業結構上應適當增加輕工業投入，不可忽視農業多種經濟﹔提出更好地運用價值規律，在國家統一市場的領導下，將有計劃地組織一部分自由市場，這不僅不會破壞國家統一市場，相反地，將會對國家的統一市場起著有益的補充作用﹔提出了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的要求，特別是指出了高度集中統一的經濟管理體制對國民經濟的恢復和大規模經濟建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同時也暴露了它的毛病。周恩來指出：發揮地方積極性，是我們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重要條件，現在我們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人民民主專政已經更加鞏固，這就使我們有必要也有可能按照統一領導、分級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方針，進一步地劃分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職權，改進國家的行政體制，以利於地方積極性的發揮。周恩來的這些意見，有的是《論十大關系》中毛澤東自己已經講過的，有的是《論十大關系》原則精神的進一步深化。

周恩來以這種既反右傾保守（這是毛澤東一貫強調的），又反急躁冒進（這是實際工作存在的）辯証態度，把一條關於積極穩妥、統籌兼顧、均衡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方針，由建議變成為全黨的決議，這是周恩來1956年反冒進的一個重大成果。這一重大成果的取得，既與當時國內外的政治氣候特別是中蘇關系趨冷，“二五”計劃項目所需設備，蘇明確表示到1961年才能提供有關﹔也與毛澤東當時在國際國內的多事之秋，頭腦清醒有關﹔還同毛澤東當時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究竟應堅持一條什麼樣的方針，處於思索中，還無成熟意見有關﹔誠然，也與周恩來採取科學、正確的策略有關。周恩來反冒進的策略，核心問題是周恩來與中共第一代領導核心毛澤東的關系，必須擺在恰當的位置上，不能因反冒進而損害毛澤東的領袖地位﹔也不能因維護毛澤東的地位而使該解決的問題得不到解決。周恩來八大的報告，可以說在這方面是苦口婆心的。因此能為毛澤東和全黨所接受，成為社會主義建設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史上的經典文獻。

（五）在實踐中變通與調整——周恩來不聲不響地修正毛澤東的錯誤方針。《解讀周恩來》的作者劉濟生教授認為：“1957年以后，……毛澤東晚年犯‘左’的錯誤的時候……而周恩來恰恰困難地維護毛澤東正確一面。”[6]其實在1956年，毛澤東“左”的錯誤尚處於苗頭階段的氣候，周恩來已經一方面“面爭”，陳述自己的不同意見，甚至當毛澤東作出錯誤決定之后，仍找上門去“抗訴”，表示不能接受這個決定﹔另一方面在實際工作中修正毛澤東的錯誤：

第一，關於“促進會”與“促退會”。1956年11月，黨的八屆二中全會召開，毛澤東在會上第一次對反冒進提出婉轉批評：“各級黨委，各部，各級政府，是促進呢？還是促退呢？”[7]“要保護干部和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不要在他們頭上潑冷水。有些人曾經在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上潑過冷水，那個時候有個‘促退委員會’。后頭我們說不應當潑冷水，就來一個促進會”[8]，毛澤東后來說：八屆二中全會提出的“七條”是個“妥協方案”，是筑一條堤壩，擋一下水，想擋一擋反冒進之水。當時毛澤東的批評雖然是婉轉的，但反對潑冷水，反對促退的傾向是鮮明的。就在同一個會議上，周恩來也談到這個問題，他說：那時計委和財政部組織了一個“促退會”，退到147億，就很難退下來了。那個時候，我說各方面的要求是千軍萬馬，奔騰而來，上了馬就不容易下來。語氣和傾向性顯然是不同的。第二，關於既反保守又反冒進。“二月促退”效果不佳，4月份以后，周恩來等人壓指標控制投資規模，從防止冒進轉入反對和糾正冒進上來。1956年11月，周恩來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以“隻要摸（清）了情況，就要敢於抗大流”的無私無畏精神[9]，斷然提出：反保守、右傾從去年八月開始，已經反了八九個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在准備1955年國家決算和1956年國家預算報告，以便提交一屆人大三次會議通過的文本過程中，周恩來、李富春、李先念反復交換，並在報告稿中提出：在反對保守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反對急躁冒進傾向。[10]1956年6月4日，劉少奇主持會議，通過上述報告稿，會議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的方針，事實上修正了毛澤東反右傾保守，快速建成社會主義的指導方針。10日，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通過上述報告（草案）時，周恩來指出：去年12月以后，冒進就冒了頭，現在已經不是預防而是需要反對冒進了，不能向群眾潑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數積極分子的要求當成群眾的要求。10月20日—11月9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了十次國務院常務會議，周恩來指出：蘇聯1936年冒進了一次結果物資不夠了，工資增加了，消費品供應不上，人民罵娘，退了三年才扭轉過來。現在主要是冒了，我們主要應該批“左”，我們現在根據可能比原來設想的放慢，不能算是錯誤。對於高指標“應該勇於抵抗，敢於修改，這才是馬克思主義者”[11]。6月15日，李先念代表國務院在一屆人大三次會議上作1955年國家決算和1956年國家預算的報告，強調必須全面執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針，在反對保守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反對急躁冒進傾向。第二天，《人民日報》社論《讀一九五六年國家預算報告》中說：最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在反保守主義的同時，提出了反對急躁冒進的口號，這是總結過去半年中執行國民經濟計劃經驗得出來的結論。6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劉少奇授意中宣部起草的《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冒進情緒》的社論，劉少奇審閱修改后批示：主席審閱后交喬木辦。毛澤東認為社論內容是針對他，批示“不看了”[12]。第三，關於一年多不提“多快好省”。1956年8月—9月份，在編制“二五”計劃建議時，對稿子中多處出現“多、快、好、省”的問題，周恩來反復推敲，最初他保留了提出的這一口號，只是在后面加了“又安全”三個字，接著他再三斟酌，並在書面意見中提出：考慮這個口號自提出后，人們看重和追求的往往只是“多”和“快”，而忽視“好”和“省”，並且常常以犧牲“好、省”為代價來求得“多、快”，這個口號沒有發揮它預期的積極作用。於是周恩來決定將報告稿中多次出現的“以多、快、好、省的精神”刪去，並且在此后的一年多時間裡，沒有再提“多快好省”。直到1957年9月，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中上，毛澤東公開批評反冒進，才又恢復這一口號。

（六）依靠組織與爭取干部——周恩來正當巧妙地使“左”的錯誤陷入孤立。周恩來的反冒進，同毛澤東強調的反右傾保守不一致，甚至背道而馳，因此，他很清楚：要在實際工作中貫徹反冒進的精神，其一，必須得到毛澤東認可。如關於1957年年度計劃和關於“二五”計劃的建議，分別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和八大得到毛澤東的認可，盡管毛澤東對反冒進提出婉轉批評，但他同意了“保証重點，適當收縮”的方針﹔其二，必須依靠黨組織，得到中央的支持。1956年5月起，周恩來從防止冒進轉為反對和糾正冒進上來，他與李富春、李先念等反復交換意見，確認在1956年預算報告稿中，有必要提出在反對保守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反對急躁冒進傾向。1956年6月4日，劉少奇主持會議，討論1956年預算報告稿，出席會議的有周恩來、朱德、陳雲、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李維漢、胡喬木等。周恩來代表國務院介紹半年來經濟建設中所產生的種種矛盾和出現的不平衡問題，提出繼續削減財政支出、壓縮基建投資的意見。根據周恩來報告，會議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的方針，決定壓縮高指標，基本建設應該下馬的立即下馬。使周恩來的反冒進建議成為黨的決議，成為黨和政府實際工作中糾正冒進傾向的重要舉措。第二天，周恩來立即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貫徹落實中央的決議精神。會上他明確表示：既然認識到不可靠，就應該削減，昨天黨中央開會決定了這個精神。他強調：右傾保守應該反對，急躁冒進也有了反映。這次人大會上（指全國人大一屆三次會議）要有兩條戰線的斗爭，既反對保守，也反對冒進。顯然，周恩來的主要用意是要把反對冒進的問題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正式提出來，以便在全國范圍內反對並糾正這種傾向。

1956年6月10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周恩來、陳雲、彭德懷、彭真、林伯渠、董必武、張聞天、康生、鄧小平等人參加，會議確認6月4日中央會議作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決定，討論通過1956年預算報告（草案）。有了中央的確認，周恩來在6月12日國務院全體會議上迅速地予以貫徹落實。6月15日，人大一屆三次會議通過了1955年國家決算和1956年國家預算的報告。16日，《人民日報》發表《讀一九五六年國家預算報告》的社論，6月20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劉少奇授意中宣部起算的《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社論。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周恩來作1957年國民計劃的報告，提出保証重點、適當收縮的方針，劉少奇在會上發表“右”比“左”好，“慢”比“快”好的觀點，對周恩來的報告作了全面的支持。

反冒進，必須解決干部的思想問題，必須統一高級干部的認識。周恩來除了用蘇聯1936年冒進“退了三年才扭轉過來”的經驗教訓來告誡大家外，還從馬克思主義的經典文獻中尋找理論根據來說服大家。1956年6月12日，周恩來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針對有些人不同意既反保守又反冒進這一提法，認為這同去年以來開展反右傾保守思想的斗爭相違背，會引起思想混亂，周恩來毫不讓步地堅定指出：“現在的情況和去年不同了，已經不是預防而是需要反對了！……不能向群眾潑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數積極分子的要求當成群眾的要求。”[13]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前夕，周恩來要秘書范若愚查找馬克思關於“人類始終隻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這段話的出處，准備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講這個問題。由於周恩來理論聯系實際的說服和教育，黨內絕大多數領導干部接受了他的意見支持反冒進。

由於國務院和劉少奇主持日常工作的黨中央支持反冒進，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可能自感“曲高和寡”，尤其在北京找不到“知音”，“他需要‘知音’們的支持，否則孤掌難鳴”[14]，后來他在南寧會議的開場白中說：“向人代大會的報告，我兩年沒有看了。章伯鈞說國務院隻給成品，不讓參加設計，我很同情。不過他是搞資產階級政治設計院，我們是無產階級政治設計院。有些人一來就是成品，明天就開會，等於強迫簽字。平時不給一點情報，不下毛毛雨，四時八節要開會了，一個成品拿來了，傾盆大雨下給我們……這實際上對我們是一種封鎖，很多文件是閉著眼睛強迫簽字的。”[15]從1956年初，到1957年秋中共八屆三中全會，毛澤東公開批評反冒進，一年多時間裡，國務院同劉少奇主持下的黨中央密切配合，尤其在反冒進問題上，相互呼應，的確使毛澤東堅持“快”的主張，“左”的傾向已難有市場。1958年初，在杭州會議上，毛澤東沖著薄一波放周恩來的火[16]，接著南寧會議，全面公開的反反冒進開始了。

（七）以退為進，借題發揮——周恩來檢討過程中的堅持與抗爭。1956年11月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和1957年1月省市委書記會議，毛澤東兩次對反冒進的婉轉批評，聰明的周恩來已經意識到了。特別是1957年春，整風運動過程中，個別人利用黨內關於反冒進的爭論，攻擊新中國的經濟工作搞糟了，這引起周恩來的警覺，怕留下反冒進也促進了右派進攻口實，在1956年5月26日人大一屆四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他特地講了這樣一段話：有人認為，我國的發展國民經濟計劃在1956年全面冒進了，這是不正確的﹔1956年的計劃，某些指標是大了一些，這是屬於局部性質的缺點，1957年適當放慢建設步驟……是完全必要的，這決不是全面冒退。周恩來后來說：這是我最早拋棄反冒進的開始，我當時的中心思想是維護社會主義，反擊右派，肯定1956年的建設是躍進的發展，拋棄是“冒進”的錯誤估計。毛澤東當時對這個態度是贊賞的，說周恩來的報告是以無產階級戰士的姿態向資產階級宣戰。然而1956年6月以后“在周恩來的主持下，國家計委和經委繼續貫徹反冒進的方針”[17]。其后的中共八大和八屆二中全會，在周恩來的努力下都堅持了反冒進精神。

周恩來的以退為進，說明他對毛澤東批評反冒進，早有思想准備。但是杭州會議上，他沒有想到毛澤東突然發那麼大的火，把問題提得那麼嚴重。1958年1月13日，毛澤東約劉少奇、周恩來長時間談話，19日，毛澤東再約周恩來單獨談話。金沖及曾對採訪記者說，周恩來“找主席匯報時，兩人爭得很厲害”[18]。隨后，周恩來依次在杭州會議、南寧會議、北京會議就反冒進檢討，並承擔了責任。但這並沒有令毛澤東滿意，毛澤東還要他在成都會議上再檢討。成都會議的最后一天，他總結發言：“我如果估計保守了，我甘做愉快的‘右派’”，“我們把問題提出來，有些問題我們能夠解決就解決，不能解決的后人會幫我們解決的。”[19]至今，關於“反冒進”問題的研究，少見注意周恩來成都會議前后關於三峽、三門峽的這兩次談話。當然我們現在也沒有充足的根據說周恩來這兩次談話有什麼弦外之音，但這些講話中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百家爭鳴”，“是可以爭論的”，“如果估計保守，我甘做愉快的‘右派’”，以及留給后人去解決等等，與當時的背景貼得太近了，借題表達他反冒進檢討過程中的基本心態，這起碼是不爭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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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12.

[2][3][4][11][12][16][19]金沖及.周恩來傳（1949-1976）：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258，259，262，400，264-265，270-271，422-423.

[5]周恩來選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91.

[6]劉濟生.解讀周恩來[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10.

[7][8]毛澤東選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314，315.

[9][10][13]熊華源，廖心文.周恩來總理生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7，127，128.

[14][15][17]韓泰華.中國共產黨若干歷史問題寫真：中[M].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1998.6，554，568.

[18]金沖及談毛澤東與周恩來[J].瞭望，1993，（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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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汪浩（1942-），男，江蘇漣水人，淮陰師范學院周恩來研究會會長，江蘇省周恩來研究會副會長兼學術委員會主任，主要從事哲學、教育、中共黨史研究。

（來源：《毛澤東思想研究》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