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周恩來方式”
論“周恩來方式”
汪浩
摘要：“周恩來方式”是指周恩來獨具個性特征的思維方式和行事方式。它是共產黨人高度斗爭藝術的具體體現，其主要表現形式包括因勢利導、求同存異、迂回、變通、等待、不爭論，盡可能避免正面沖突，於無聲處聽驚雷等。舉輕若重、多從戰術上考慮，調和性、人性化、原則性和靈活性的高度統一是其基本特征﹔“貴和執中”是其基本內涵。“周恩來方式”在以往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有著獨特的作用，在今天構建和諧社會的歷程中也必將發生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周恩來方式﹔思維方式﹔原則性﹔靈活性
中圖分類號：A84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8444（2008）01-0020-07
周恩來待人、處事、思想方法與工作方式，甚至在激烈的黨內斗爭和對敵斗爭中都表現出獨特的方式。這就是本文所要論述的“周恩來方式”。
一、“周恩來方式”的提出
美籍華人張大衛在其專著《砥柱中流、各有千秋》中提出周恩來的政治發展有四種方式﹔黨史專家石仲泉在《周恩來的卓越奉獻》一書中提出“文革”中周恩來有16種斗爭方式，他們都在一定程度上接觸了“周恩來方式”這個問題。但率先提出“周恩來方式”的應是李海文同志。她指出：對黨內斗爭採取的方式有毛澤東式的、鄧小平式的、彭德懷式的、陳雲式的，也有周恩來式的。周恩來說自己“天性富於調和性”[1]，調和，既是他的思維方式，也是他為人處事的原則。他在考慮問題時既考慮到這一面，又考慮到另一面，決不走極端。他從小就處在復雜的環境中，越是復雜越是能顯示他的才華。這在黨內斗爭中表現得更為明顯。周恩來歷來將斗爭嚴格區分為黨內斗爭和對敵斗爭。敵我問題他就從不讓步，從不動搖，他可以忍受黨內的錯誤處分、誤會，但是他不能忍受說他叛變。他說“領導者必要時應忘掉他所受的侮辱”[2]132。在黨內發生分歧、發生爭論時，他往往採取克制的態度，採取與人為善的態度，以顧全大局為重，以團結為重。隨著歷史的推移，事實証明了他的這種作法，在黨內起到中和的作用，穩定的作用，團結的作用[3]。李海文同志在這裡著重論述了周恩來思想方法、思維方式的協調性、中和性。她提出了“周恩來方式”這個有意義的命題，可惜沒有作進一步探討。
此外，藝俠同志編著的《周恩來的公共關系藝術》以傳播學的視角闡釋了周恩來的“共關”藝術。劉濟生教授在其專著《解讀周恩來》中有一節“論周恩來的政治協調”，比較系統地闡述了周恩來政治協調的結構系統、協調與斗爭的關系、思想淵源、社會作用等問題。其實他所論述的周恩來政治協調的結構系統包括“求同、協商、讓步、緩和、等待、迂回、共處、疏導、調停、超越等內容”，正是“周恩來方式”的基本內涵。
這些論著都從不同視角，凸顯了他們的獨到之處，只是“周恩來方式”要求在更寬泛、更抽象的層面上，將周恩來思想方法、思維方式、行事方式已經范式化的獨特方式總結歸納出來，以便我們對周恩來能有一個多側面的了解。
二、“周恩來方式”的定義及其研究范圍
梁漱溟曾談到毛澤東思維方法的特征時說：毛澤東召集會議，特別是建國以后，講起話來經常是國內國外，海闊天空，講完了，說“就這樣吧”。究竟怎樣，別人未必明白，但周恩來全明白[4]。郭沫若在《洪波曲》中談到周恩來思維方式、行事方式的特點時說：“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銀瀉地，處理問題的敏捷有如電火行空，而他一切都以奉獻精神應對，就好像永不疲勞。”金沖及先生也說：“我讀過不少毛澤東和周恩來在各種會議上的講話記錄和文章，有一個感覺，就是毛重在統籌全局，提出大政方針，那真是高屋建瓴，勢如破竹﹔而周的講話和文章更多的給我的感覺是細致周密，入情入理。”[4]在談到寧都會議期間毛周的不同態度時說：“毛澤東的脾氣是，既然他們不支持我的觀點，我就寧可不干。周恩來呢，他又要服從多數，顧全大局，又要尊重中央，想不通的也要暫時忍下去，繼續干。”[4]說明了他們不同的黨內斗爭態度和行事方式。
境外專家對這方面也很關注。迪克·威爾遜指出：“周恩來在中國的政治斗爭中的做法是那樣的坦蕩，行事是那麼的開誠布公。”[5]303尼克鬆也指出：毛澤東“把斗爭看成高於一切。周更務實，更著重於運用有選擇的斗爭來達到具體的目的”[6]350。李政道回憶文革中的周恩來時說：“借用外國友人的話，來批評‘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荒謬做法，是周恩來常用的一種斗爭方式。”[7]1138美國友人韓丁也曾談到周恩來“讓我發表意見”來與張春橋等人斗爭。“這就是這位偉大的外交家和心理學家的做法。”[7]1138
周恩來運用自己獨特的思維方式和行事方式是很自覺的，甚至是他深思熟慮的結果。1958年周恩來因反冒進受到毛澤東批評，他在檢討時，第一句話就講他與毛澤東思維方式的不同：“主席是從戰略上看問題的，而我往往從戰術上看問題。”[4]1965年，周恩來審查舞蹈史詩《東方紅》時，講了一段耐人尋味的話，他說：“即使是黨的領袖犯了錯誤，隻要沒有發展到路線錯誤，提意見時，也要考慮到方式，考慮到效果，要注意黨的團結。”[4]這時還沒有搞文化大革命，也沒有想到會有后來那樣的事。這段話倒反映了周恩來處事方法的特點。
“周恩來方式”從內容方面來說，主要包括兩大方面：一是周恩來獨具個性的思想方法和思維方式﹔二是周恩來獨具個性的行事方式與方法。前者屬於思維層面，具體體現在他的議事、決策、處理問題的過程中﹔后者屬於行為層面，操作層面，具體體現在周恩來的行事方式中。黨內斗爭和對敵斗爭，因較之於一般的議事、決策，處人、處事，更高更典型更集中，更能體現“周恩來方式”中富有代表性的方式和方法，這可能就是劉濟生教授著重探討“周恩來的政治協調”的原因。筆者認為，“周恩來方式”是指周恩來獨具個性特征的思維方式、領導方式和活動方式，是典型化的周恩來的思維方法和行為方式。其中特別是指周恩來黨內斗爭、對敵斗爭獨具個性特征思想方法和行為方式。重點是周恩來的政治協調獨特的方式和方法。共產黨人“把對共產主義思想的無限忠誠同善於在實踐中進行一切必要的實際的妥協、機動、通融、迂回、退卻等等的才干結合起來”[8]而採取種種方式和方法，“周恩來方式”就是共產黨人這種斗爭方式和方法的典型表現，是共產黨人高度斗爭藝術的方式、方法的范化。周恩來方式既有共產黨人斗爭藝術典型化、范化共性的方面，又有其獨具周恩來特征和諧思維這一個性的方面。不論就共性和個性來說，“周恩來方式”都更高、更典型、更集中。
三、“周恩來方式”的基本內涵
劉濟生教授指出周恩來的政治協調包括“求同、協商、讓步、緩和、等待、迂回、共處、疏導、調停、超越”[9]311等內容。著名黨史專家石仲泉先生指出，周恩來在“文革”中“進行了如履薄冰的艱辛斗爭”，“採取了多種多樣的形式和方法”：尚方寶劍法﹔表面順著法﹔沖淡法﹔限制法﹔“嫁接”法﹔訴諸群眾法﹔“檢討過關”法﹔沉默法﹔不予理睬法﹔切割處理法﹔避其鋒芒法﹔適時出擊法﹔后發制人法﹔適當妥協法﹔針鋒相對法﹔直面斗爭法等十六種方式和方法[10]431-440。應該說這些內容比較具體地揭示了周恩來方式的內涵。為了避免重復，筆者，將“周恩來方式”最基本的表現形式概括為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因勢利導。幾位名家都引用周恩來多次講過的大致相同的話：因勢利導，順水行舟。迪克·威爾遜說周恩來懂得政治家不能創造時勢，他經常引用中國的一句老話：“舵手必須順水行舟，否則會有滅頂之災。”[5]276力平同志講周恩來對“文革”的態度：“因勢利導，否則就會被沖垮。”[11]21要做弄潮兒，“站在潮頭上，做旁觀人不行，做對立的把你沖垮”[11]159-160。尼克鬆在《領導者》一書中說：正如周恩來“對基辛格說的‘舵手一定要見風使舵’”[6]344。就上述引文，這裡強調兩點：第一，周恩來自己及有關專家對這一處事方式的關注﹔第二，要說明的是尼克鬆引用基辛格的話：“舵手一定要見風使舵”，顯然經過了作者的加工。但由於過於簡化，易起歧義。熊華源、廖心文也引了基辛格的話：“周恩來有一種特別卓越的才能……他懂得政治家不能造時勢，很喜歡引用中國的一句老話：‘舵手必須順水行舟，否則會有滅頂之災’。政治家的風格要求懂得何者不能改變，同時也要懂得在哪種范圍內可發揮創造性。正是採取這種異乎尋常的方式——從未討論共同行動——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全球和平與均勢問題在繼續不斷地協調它們的做法。”[12]525這段話可能更准確地表達了周恩來的原意。
二是求同存異。
周恩來整個童年，顛沛流離，十來歲便要自謀生計，“使他自幼養成在動亂中求安定，在紛爭中求和諧，在屈辱中求忍讓，在對立中求統一和異中求同的思想方法”[10]416。在南開時，他寫了一篇作文：《老子主退讓，赫胥黎主競爭，二說孰是，試言之》。他把西方近代哲學與中國古代哲學作比較研究，這不僅顯示了他的思維張力，而且也表現了他對立中求統一、異中求同的思想方法。他寫道“二氏之說，容有不克一致者。語雲，冰炭不同爐，二氏得無類此耶？曰：非也。二氏固未為冰炭，且所持之道實一而二，二而一也，吾子殆未之深思也”[10]417。這樣的文化積澱與思維方式，成為他一生性格的一個重要特點[10]417。異中求同，作為“周恩來方式”的一種典型形式，在萬隆會議上有淋漓盡致的表現。當一些國家的代表在會上轉移斗爭目標，把矛頭對准中國，攻擊共產主義時，周恩來冷靜、沉著，採取克制、忍耐、回避、不爭論、以靜制動、后發制人等巧妙對策，放棄了原先安排的較早發言機會，在20個國家代表發言后，他從容走上主席台，大義凜然並坦誠地宣稱：“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是來求同而不是求異的”。他在會議陷入僵局的關鍵時刻，以“求同存異”這四個字，一言九鼎，一下子擊中了會議破壞者的要害﹔也一下子使會議觀望者猛醒，從而團結了大多數。對那些別有用心的誣蔑和攻擊，周恩來以退為進，不失分寸地說：本來我們可以提出來要求會議加以討論，“但是我們並沒有這樣做。因為這樣一來，就很容易使我們的會議陷入對這些問題的爭論而得不到解決”[13]154。同時他又以通情達理的靈活態度對待有關會議成敗的具體問題：有的代表說“和平共處是共產黨用的名詞”，周恩來提出以聯合國憲章中“和平相處”來替代，並強調“我們所尋求的是把我們的共同願望肯定下來，以利於保障集體和平”[14]127-129。由於周恩來大義凜然、通情達理、豁達大度、平等坦誠，並在他的努力和感召下，萬隆會議通過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和平相處十項原則”，使會議圓滿成功。美國記者鮑大可評論說：“周恩來並不打算改變任何一個堅持反共立場領導人的態度，但是他改變了會議的航向。”[15]62萬隆會議是周恩來大外交家風范的一次集中的全面展示：繼日內瓦會議提出和平共處實施途徑——平等協商之后，這次會議又提出和平共處的實施方法——求同存異，從而使和平共處由“原則”而“理論”，成為國際關系的重要理論學說。
另一個著名的例子是中美上海聯合公報，採取求同存異，“各說各的”方式，“即將雙方的共同點概括在一起而將雙方各自的立場、主張以及對不同國家的態度分別說明”[12]525。基辛格乍見初稿，大吃一驚。后經進一步思考，認識到這種別出心裁的方式更實事求是，也更能為相關各方所理解。現在，中美聯合公報所創造的這種“各說各的”求同存異的方式，成為國際間重大問題談判結果通用的公報方式。而這一方式是周恩來在上世紀40年代國共談判時就創造出來了。
三是迂回、變通、等待、不爭論、盡可能避免正面沖突。
金沖及在談到毛周建國后包括“文革”中有關分歧時說，“要周恩來在會議上當場起來反對毛澤東的重要意見，他是不會那樣做的”﹔“一般說來，他有不同意見時更可能是在會下找毛澤東單獨交換意見”[4]。周恩來台歷上記載著周單獨去找毛澤東有許多次，但究竟談了些什麼，誰也不知道。但金沖及舉了王力講給他聽的一個例子，關於“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怎麼一回事，可見周恩來單獨找毛澤東，他會提出個人看法的。而且我們還可以從“文革”中周恩來與林彪、“四人幫”的斗爭、鄧小平復出等許多重大事件中看出周恩來向毛澤東進言的端倪。
在萬隆會議上，有一個典型的例子：錫蘭總理科特拉瓦拉在會議快結束的政治委員會的會議上突然發難，說了一番反對共產主義和中國威脅的話。當時中國代表團已贏得了大多數，完全具備反擊的條件。與會代表也滿以為會有一場唇槍舌劍。可是第二天科特拉瓦拉第一個上台聲明他昨天的發言隻代表他個人意見，意外地退卻了。原來是周恩來在科發言后，出人意料地採取了典型的周恩來方式——以平等和兄弟般的坦誠，找科私下交換意見：“你這樣的發言，我們一定要回答”﹔“爭論下去，結果是必然達不成任何協議。你是發起國，你把我們請來，你又來破壞會議，什麼意思”[7]213。周恩來的坦誠、大義凜然、不爭論，感召了科氏作出了那樣的聲明。
不爭論，一般地說，是鄧小平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發明的。但也可以說是鄧小平總結周恩來政治斗爭的經驗提煉出來的。尼克鬆回憶他對周恩來的印象時說過：“他忠實的保持著在個人關系上和政治關系上從不‘撕破臉皮’的中國老規矩。”[6]327“周和赫魯曉夫的滑稽丑態和勃列日涅夫的戲劇性表演形成鮮明的對照，他從不提高嗓門，從不拍桌子，從不為了壓人讓步而以中止談判相威脅……就是當他‘手裡握有好牌’時，也極為溫和，這給我留下特別深刻的印象。”[6]347
迪克·威爾遜記述了流傳於黨內周恩來等待機會、巧妙營救廖承志的故事：廖是周的年輕密友，由於某種原因，被張國燾逮捕並准備處死。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一天在街上偶然遇見廖，周上前和他握手，見有張的衛兵監視，周什麼也沒說，臉上的表情也沒有變。不久以后的一天晚上，當張國燾去紅軍總部時，周派他的副官將廖帶來。“你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了嗎？你打算改正嗎？”廖一一回答“是”，然后周叫廖和他們一起吃晚飯。張當然不好反對，吃飯過程中周一直和張交談，沒有理廖。好像他們中間沒有發生任何事情。因為廖已經承認錯誤，並願意改正錯誤，在場的許多軍官都聽到了，最后廖被釋放了[5]138。周以當面問話——廖表示承認並願意改正錯誤為鋪墊，並以留廖一起吃飯這一同志禮遇對廖的問題作結。其中還隱含周恩來是紅軍最高負責人的權威，但他沒有一句對張的命令或私下交代，把問題推給張國燾去全權處理，使張於私於公都難以作出另外的選擇。
四是於無聲處聽驚雷。
周恩來還善於在不聲不響中，或別人不知不覺中實現他的影響。尼克鬆指出：周恩來的“深得人心在中國政治中是一種無與倫比的力量”[6]337﹔“在中國政局中變化莫測的聯盟的問題上，不聲不響地運用權力，但取得了巨大的效果”[6]338-339。周恩來通常也不會把有什麼不同意見隨便對別人說。他單獨找毛，會提出個人不同看法。金沖及指出：“他如果給主席講了意見，主席接受了，他下來貫徹時，隻會講主席說了什麼，決不會說這個意見是我提的。反過來講，他提了意見，主席沒有接受，他下來還得貫徹毛主席的意見，決不會說，我是不贊成的。”[4]
周恩來在九大前后，有意識地從大量國際局勢最新發展的信息中，篩選出一些值得關注的動向、重要評論以及若干可能的政策選擇提供給毛參考。這既是周參與大政方針決策經常採用的方式，同時也往往在不動聲色中起到影響毛決策的作用……差不多與此同時，周恩來利用毛澤東要他給幾位閑居在家的老帥“找點事情做”的機會，為推動中美和解的外交格局下了一著獨具匠心的棋——由陳、葉、徐、聶四位老帥召開一次國際形勢座談會，並要他們向毛提出在中、美、蘇世界政治新格局中，中國外交適當地打“美國牌”，以牽制蘇聯的建議[16]407-408。這是周恩來在不動聲色中推動毛思考中美關系正常化這一重大外交決策而實施的重大舉措。
毛澤東曾對周恩來講，要注意戰爭、注意災荒，要注意一切為人民。周恩來將其概括為“備戰、備荒、為人民”。於是毛的一條新的指示傳遍全國[17]751。
劉濟生教授在論述周恩來政治協調時指出，共運史上“有一很大的片面性”，“在活動方式、領導方式、思維方式”上，“強調斗爭性，輕視協調性”，並指出“列寧強調斗爭性”，“又多麼善於協調”。可惜列寧逝世后“到斯大林那裡，幾乎一切讓位斗爭，協調與民主喪失殆盡”。共產國際把斯大林斗爭方式傳給中共，中共內王明、張國燾、康生、林彪、“四人幫”都具有斯大林的政治血液。就是毛澤東這樣的偉大人物，晚年也陷入了斗爭決定一切的思路之中。他在廬山會議上欣賞一句名言——“共產黨的哲學就是斗爭哲學”，“這就是隻知斗爭不知協調了。‘文革’就是專講斗爭的一次大演習”[9]323-324。斯大林和毛澤東重視斗爭性，主要同“對抗”“冷戰”那個時代有關。劉教授的深刻在於指出列寧強調斗爭性，又善於政治協調。我這裡引用劉教授的這些分析，在於揭示在那個“重斗爭性”的國際國內大背景下，周恩來的“貴和”為核心內容的政治協調是多麼的難能可貴！周恩來自己曾說過：“領導群眾的方式和態度要使他們不感覺我們是在領導”，就是說周恩來更重視非權力的影響力。
四、“周恩來方式”的基本特征
人們從周恩來處人處事的特征上感受“周恩來方式”，但“周恩來方式”究竟有哪些特征，可能如周恩來精神一樣，見仁見智，筆者以為，主要有：
（一）舉輕若重。上世紀50年代初，周恩來與薄一波談論劉伯承與鄧小平一直配合得很好，是因為劉伯承的特點是“舉輕若重”，鄧小平的特點是“舉重若輕”[18]。其實，毛澤東與周恩來，也正是這種意義上的互補配搭。周恩來與薄一波談論此事，足見周恩來對自己處事方式的深思熟慮。尼克鬆指出：“周還有一種既注意細節又避免陷入繁瑣的罕見才能”，“就周而言，偉大是注意小節的積累這句箴言”，幾乎確實有幾分道理。然而“即使在親自護理每一棵樹木，也總能夠看到森林”[6]331-332。這種既見樹木又見森林，在周恩來那裡，就是“治大國如烹小鮮”。作為大國總理的周恩來他日理萬機、千頭萬緒、如履薄冰、極其謹慎和細致周到。50年代，黨內外一些德高望重的名士就尊稱周恩來為“周公”，除了對周的敬重之外，也含有對周恩來細致、周到、公正、周全，既公且周的推崇。周恩來是一位關注細節又不忘大局的政治藝術大師。
（二）多從戰術上考慮問題。周恩來自己說過，毛澤東多從戰略上考慮問題，而他多從戰術上考慮問題。這是周恩來對自己的“角色”定位所致，“有意識地使自己扮演執行者的角色”。“一般說來，毛澤東確實是更多地在把握大的方向，拿大主意，而周恩來更多地負責執行和落實。”因此，“周恩來的講話和文章，更多的是細致周密，入情入理”[4]。
多從戰術上考慮，使“周恩來方式”富有濃濃的策略色彩。周恩來在外交活動中總結過一些原則，如“見機而作”“后發制人”“決不開第一槍”“退避三舍”“彎弓不發”“不能心急”“忍耐要有限度，不可一味退讓”“來而不往非禮也”“針鋒相對”“有備無患”“細水長流”“見縫插針”“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言必信，行必果”，等等。顯然富有這方面的特征。
（三）調和性。這是“周恩來方式”最富個性特征的一個方面。或者說，調和性是周恩來和合精神、和諧思維在其一切活動中的具體體現。表現為：
一是貴和。將周恩來這方面的特點梳理一下，可概括為如下幾方面：1、態度和藹、和氣、溫和，“就是當他‘手裡握有好牌’時也極為溫和。”2、公共關系和睦。就是關系和睦、和諧，求同存異，把大家“和”起來。3、合作共事。協調好方方面面的關系，為著一個共同的目標努力奮斗。4、和平共處。周恩來“貴和”的原則，放大、發展為外交關系、國際關系的原則、理論，這是他的一大創造。
二是平等。“貴和”，要建立在平等基礎上，否則是“和”不起來的。人與人、單位與單位、組織與組織、地區與地區、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都是平等的。生存權、發展權，自由選擇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政治制度，自由發表意見、主張的權利都是平等的，反對一切強加於人的霸道行為。他堅持大國和小國的一律平等。他逝世后緬甸總理吳奈溫感嘆說：“世界大國中，特別是超級大國中，若能出現更多像周恩來總理那樣能給予同情和諒解精神的領導人，這個世界該多麼好啊！”[7]1102他作為國家最高政府領導人，對邢台地震失中去兒子的老農民說“你就把我當作你的兒子吧”。他不僅與大小國家的政要保持著友好的關系，而且與許多國家的一般議員、記者、教師、科技人員、文藝工作者、運動員、商人等都有著廣泛的聯系。周恩來以他平等和坦誠的偉大人格令一切與他交往的人折服，就連美國前總統肯尼迪夫人也毫不掩飾地對韓素音說：“全世界我隻崇拜一個人，是周恩來。”[19]290
三是忍讓。“相忍為黨”是周恩來處人、處事，尤其是黨內斗爭中又一重要原則和特征。在意見紛呈、各執一端時，周恩來往往比一般人更冷靜、更克制。他總是與人為善，顧全大局，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甘心受辱。六屆四中全會及“文革”中，他違心地忍讓了。這種忍讓，表面看來，他放棄了原則，其實是周恩來艱難的抉擇。忍受侮辱的同時，他還一再表示，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貴和”，為了團結大多數，或者實現雙贏的目標，必要時需要妥協。周恩來的忍讓和妥協，與調和主義、投降主義的本質區別在於，周恩來的忍讓和妥協，不是放棄或背叛，而是對根本目標的執著追求，是變換形式的爭取。
四是“執兩用中”。周恩來吸納儒家中庸思想的精華，堅持處事、行事掌握恰當的“度”，“中行”，不“左”不右，從不走極端。“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適可而止，合情合理”[9]314。劉濟生總結周恩來在那種斗爭的年代，採取“首先，協調為主，斗爭為輔的原則”﹔“第二，斗爭為主，協調為輔的原則”﹔“第三，斗爭和協調平衡運用，隨機而定”[9]324-325，這可以說是周恩來“執兩用中”三原則。
五是人性化。周恩來的處人處事方式、思維方式中有著顯著的人性化因素。不論是同志、朋友，還是政治對手，他都能設身處地地為對方著想。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他與基辛格談判時，獲悉聯合國已經通過恢復新中國席位的決議，當基辛格第二天清晨上飛機回國時，才告知他，以避免他在談判時陷入尷尬。這使基辛格深為感動。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談判中，周恩來用“飲水不忘掘井人”，對致力於中日友好的老朋友表示感謝[7]1116。中美關系正常化以后，中美雙方再建巴黎接觸渠道時，周恩來仍堅持巴基斯坦這一接觸渠道不能丟，“不能過河拆橋”[13]521。張沖是“伍豪事件”陷害周恩來的禍首，周恩來不計前嫌，后在國共合作時成為朋友。周恩來病危時，向羅青長交代，不能忘記在台灣的老朋友[7]1192。
（四）“周恩來方式”中最富蘊哲學力量的特征是原則性與靈活性的高度統一。周恩來一生的成功正在於他原則性與靈活性高度統一的成功﹔周恩來的輝煌，也正是他原則性與靈活性高度統一創造了輝煌。周恩來原則性與靈活性的高度統一，集中表現在黨內斗爭、外事工作和文革這一歷史時段。他身處黨內最高領導層近50年，這一奇跡的創造正與他在復雜激烈的黨內斗爭中，原則性與靈活性的高度統一有著密切關系。在外事活動中，他的這一特點，產生了多少既驚心動魄又有酣暢淋漓，被人們廣泛傳頌，頗帶傳奇色彩的故事。至於“文革”中，關於他的原則性與靈活性，有些人頗多微辭，甚至從根本上否定周恩來有原則性的一面。不錯，我們承認，周恩來“文革”中靈活的一面、妥協的一面多了些，可這是那個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周恩來以他“文革”中較多的靈活和妥協，換來了最大原則的堅持：黨和國家前途和命運的維系。他對葉劍英說：“要注意斗爭方法，無論如何不能把權落到‘他們’手裡。”[7]1192這裡說得很清楚，周恩來堅持的最大原則，是不能讓林彪、“四人幫”篡黨奪權成功。在林彪、“四人幫”利用毛晚年錯誤的情況下，周恩來以“下地獄”——將自己的名節置之度外的自我犧牲精神，忍辱負重，這足以為“文革”中周恩來的一切“妥協”“退讓”作出合乎堅持原則充足理由的解釋。
綜上所述，“貴和執中”既是周恩來方式的顯著特征，也是其基本內涵。
五、“周恩來方式”的意義
這可以從歷史和現實兩方面來考察。關於歷史方面，馮建輝先生已經有系統的分析：周恩來處理黨內斗爭的三個特點：一是西方評論家總是喜歡把周恩來描繪成一個“善於生存”的人，“機智靈活，看風使舵”。這種看法實與周恩來的真實形象大相徑庭。所謂的“善於生存”的說法，其出發點都離不開自我。而周恩來最大的特點恰恰在於“無我”。大公無私，襟懷坦蕩。周恩來的另一個特點是顧全大局，相忍為黨，這與王明等人大搞宗派主義形成鮮明對照。第三個特點是與人為善，善於團結，這也與王明等人搞“殘酷斗爭，無情打擊”迥然不同。周恩來的可貴之處，恰恰在於對觀點不一致的同志能夠實事求是，與人為善，一切從革命的大局利益出發。德國友人王安娜說：“我對周恩來這個人物感受特別深的是，他在評價一個人和判斷情況時，並不採取偏狹的教條主義的態度。”[20]421-425
有人用灰色眼光看周恩來，說周恩來“不倒翁”“選票多”。這是一種誤解。“調和主義者”周恩來選票多，作為一種歷史現象，還揭示了一個深刻的無產階級政黨建設的哲理：“在處理黨內和領袖內部關系問題上，永遠離不開周恩來這樣的人物。”[20]425尼克鬆曾經說過，中國革命的勝利，是由於毛周合作。如果這一說法有一定道理的話，那麼，毛周合作的最關鍵因素，其一是毛澤東的英明，其二是周恩來的和合精神及其周恩來方式。中國革命的勝利，周恩來的和合精神及其周恩來方式，有著獨特的歷史地位。
今天，我們當然明白，僅從歷史的黨建的角度理解周恩來，理解“周恩來方式”，已經遠遠不夠，又是尼克鬆指出的“周留下來的影響卻在現代中國日益佔據優勢”[6]324。當然這是相對於“左”的影響而說的。在胡錦濤同志提出堅持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和諧世界的今天，我們重新認識了周恩來精神、周恩來的價值理念，包括周恩來方式的巨大時代意義。1999年，我在拙作《論周恩來和合精神》一文中說：“當人們在展望即將來臨的新世紀的時候，禁不住驚詫地發現，時代在呼喚周恩來！周恩來，20世紀的中國偉人，將成為21世紀人類文明的偉大先驅！到那時，人們將有兩大驚人發現：其一，中國將偕同以和合精神為核心內容的東方文化走向世界﹔其二，數百年來西方文化東漸的事實將發生重大變化，不僅有西方文化的東漸，而且也將有東方文化的西漸。由此，21世紀的世界文化，才真正形成了東西方文化的正態交流。”[21]我們已經跨越了一個重斗爭性的時代，進入了一個重協調性的時代。周恩來的偉大，在於他超越時空，成為跨越時代的巨人。周恩來，時代楷模，和諧形象代言人﹔“周恩來方式”，構建和諧社會方法論值得借鑒的理想范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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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汪浩（1942-），男，江蘇漣水人，研究員，主要從事哲學、教育、中共黨史研究。
（來源：《淮陰師范學院學報》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