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詩詞集》所收的五律《張冠道中》、《喜聞捷報》絕非偽作
《毛澤東詩詞集》所收的五律《張冠道中》、《喜聞捷報》
絕非偽作
吳正裕
1996年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的《毛澤東詩詞集》，收入了毛澤東在1947年轉戰陝北時創作的兩首五律《張冠道中》和《喜聞捷報》。由於這兩首詩包括另外四首詩，隻留存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當年按手稿照錄的抄件，所以本集在《出版說明》中指出，這些詩“是作者寫作后可能因忘記或手稿散佚而沒有再修訂的未定稿”，並給每首詩作尾注說明是“根據抄件刊印”。本集出版以來，陸續有讀者和學者或來信或發表文章，對這兩首詩涉及的抄件、地名、史實、格律、風格等問題提出質疑，甚至推斷為闌入的偽作。筆者因參加了《毛澤東詩詞集》的編輯工作，對上述種種質疑特別關注，引起了自己的探究和思考，曾查閱了有關資料，並到陝北作了實地調查。為了澄清事實，對歷史負責，我願發表自己的看法，以証明這兩首詩絕非本集闌入的偽作。
“抄件”引發的猜測
對《毛澤東詩詞集》中注明“根據抄件刊印”的“抄件”，有些讀者和論者提出了種種猜測。
猜測之一，有的讀者和論者看到過“文革”中所謂毛澤東詩詞的傳抄件，因此懷疑這也是“文革”中那種傳抄件。應當鄭重說明，《毛澤東詩詞集》注明的“抄件”，絕非“文革”中那種以訛傳訛的輾轉傳抄件﹔本集注明“根據抄件刊印”的詩，包括《張冠道中》和《喜聞捷報》共6首，這些詩的抄件都是毛澤東的秘書林克提供的。在編輯《毛澤東詩詞集》時，我們走訪了林克，他說：1962年一次清退毛主席的文件時，發現了毛主席作於1947年的《張冠道中》和一首無題詩（注：指《喜聞捷報》，標題由編者所加）的手稿。由於喜愛毛主席的詩詞，就立即抄錄在隨身帶的小本子上，隨后又抄到日記本裡，在兩首詩的前面寫上了“毛主席詩”4字。除這兩首詩外，其他幾首詩也都是根據毛主席手稿抄錄下來的。並說，1986年胡喬木主編《毛澤東詩詞選》時，他把自己保存的毛澤東詩詞的抄件都提供給了胡喬木。當時，我們還請林克就他抄錄毛澤東詩詞的情況，寫了說明材料。值得指出的是，胡喬木知道這些抄件未經毛澤東修改審定過，所以他在為《毛澤東詩詞選》寫《出版說明》時特地指出：“其中雖可能間或有因作者忘了，未及再看到和考慮修訂的”。
猜測之二，有的論者知道毛澤東手書過魯迅、葉劍英的詩，於是推斷是毛澤東手書了他人的詩，抄錄者誤認為是毛澤東的詩。誠然，毛澤東於1961年曾將魯迅的無題詩“萬家墨面沒蒿萊”書贈日本友人﹔於1965年曾照抄過葉劍英在《光明日報》上發表的《七律·遠望》。毛澤東手書現代詩人的詩（不包括書寫個別詩句），筆者所見僅此兩次。可以說，如果不是他人的好詩，毛澤東是決不會書寫的，因此也就談不上被人誤抄。有的論者認為當年在魯西運河邊，有個詩人（曾指出為陳毅）寫了《喜聞捷報》詩，毛澤東手書后被人誤抄。是否有這種可能呢？毛澤東給陳毅修改過的《五律·西行》一詩已收入陳毅詩集，為何他獨自創作又被毛澤東欣賞並手書的詩反倒沒有收入詩集呢？
猜測之三，有的論者知道毛澤東曾為陳毅、胡喬木修改過詩詞作品，因此懷疑是毛澤東的戰友、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的詩作或習作，在送毛澤東修改或書寫時被人誤抄。我們在編輯《毛澤東詩詞集》時，曾翻閱過他的戰友的詩詞集，目的就是以防誤收他人作品。在毛澤東的親屬中，我們至今未發現有誰會寫舊體詩詞。至於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也僅有胡喬木曾寫過舊體詩詞。林克提供的毛澤東詩詞的抄件，胡喬木在編輯《毛澤東詩詞選》時曾一一過目，如有他的作品攙雜中間，他為什麼不指出呢？他又為什麼不收入他的詩詞集呢？
幾個地名造成的誤解
不少論者根據這兩首詩提及的地名和地點，斷定不是毛澤東所作，是本集誤收他人的作品。因此，弄清楚這些地名、地點，至關重要，某種意義上說確是辨別真偽的關鍵之處。
（一）關於“張冠道中”
在舊體詩詞中，標題為“某某道中”，或指去某地的路上，如《杭州道中》：或指由甲地去乙地的路上，如《滬杭道中》。我們在編輯《毛澤東詩詞集》時，曾判斷《張冠道中》作於1947年春天轉戰陝北途中，特向延川、清澗、子長、子洲、靖邊等縣的黨史辦或史志辦發信，請他們調查后函告，毛澤東轉戰陝北時，在他們縣經過的地方，是否有“張冠”的地名，是否有以“張”和“冠”打頭的地名，是否有“張冠道”的稱謂。他們回信都說沒有“張冠”的地名，也沒有“張冠道”的說法，而以“張”打頭的村名不少，並有“官路”、“官道”的說法，指那些大路。為了答復讀者的質疑，筆者和李捷於1998年走訪陝北。在子洲縣史志辦主任張俊誼告訴我們，他參加過榆林地委宣傳部組織的《毛主席轉戰陝北》一書的寫作，曾經沿著毛澤東轉戰陝北的足跡走過一次，採訪過有關人員，掌握了一些資料。據他判斷，《張冠道中》描寫的景物，符合毛澤東在1947年4月初的行軍狀況。為避敵機偵察、掃射和轟炸，毛澤東同任弼時率中共中央機關在轉移到靖邊縣青陽岔之前，一直是夜行軍。宿營子洲縣邱家坪時發生了意外事件，警衛部隊有一個戰士帶槍逃跑。他們為了防止意外，立即離開邱家坪。當時陝北春寒料峭，他們沿著淮寧河川西行，道路越來越難走，戰馬也騎不成，隻好摸黑步行，飽嘗了行軍之苦。就在這時還接到一個情報，說敵人已經到了距他們二三十裡路的地方。4月3日拂曉，他們轉移至子長縣澗峪岔的庄窠坪。陝北人把“庄窠坪”讀成並寫成“張果坪”。筆者聽了覺得這些情況對理解《張冠道中》一詩很有幫助，特別是“庄果”同“張冠”讀音相近。就請他再調查一下，寫篇考証文章。后來他寫了《張冠道考》，明確指出：《張冠道中》“是1947年轉戰陝北時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在陝北高原上行軍的實錄”。“到庄果坪后，毛澤東和房東郝老漢拉了話，並且問了地名。陝北方言說是‘庄果’，湖南人誤聽成了‘張冠’。”“張冠道，即庄果道，也即淮寧河道”。現在，我認為這個考証是有道理的，有說服力的。入詩的地名不一定會同實名一字不差，一是詩人向農民問地名，農民未必告訴他如何寫，也可能他不識字寫不了﹔二是詩人是南方人，“庄”、“張”二字的讀音是不分的，在他看來“庄果”同“張冠”是諧音﹔三是詩人可能為了協調平仄，並不一定用實名入詩。不用實名入詩，是有例可援的。例如，他在五律《看山》一詩中，因原稿“冷去對美人（指西湖附近的美人峰）”句犯孤平，為了拗救把“美人”改為“佳人”。
（二）關於“恍若塞上行”
有論者提出，詩人如在陝北，本來就是古來慣稱的“塞上”了，為何還要說“恍若”呢？他認為這是“地點不合”。筆者認為，這一質疑是由於對《《張冠道中》一詩的尾聯“踟躕張冠道，恍若塞上行”沒有完全理解。詩中的“塞上”不是僅僅指詩人行軍的地點，還用了典。尾聯是全詩題旨之所在，是寫詩人在張冠道上夜行軍的所見、所聞、所行、所感，使他聯想起了古代邊塞詩中的情景，如氣候苦寒，環境險惡，軍情緊急等，因而使他產生了好像（恍若）在邊塞上行軍的感受與想像。這首詩的前三聯就是寫氣候苦寒、環境險惡的。首聯寫清晨行軍結束時的情景。頷聯、頸聯寫夜晚行軍的情景。有的論者認為全詩都是寫白天行軍，那是沒有道理的，誰見過在何時何地能在白天由“露”而成“霜”再成“冰”的氣候變化？這一氣候變化完全是寫的陝北春夜這個特定地點、特定季節的實景。有的論者認為全詩隻寫了氣候苦寒，也是不對的。詩人通過寫夜行晝宿反映了環境的險惡、軍情的緊急。轉戰陝北的初期，不僅有敵軍追擊和圍堵，而且有敵機偵察、掃射和轟炸，中共中央機關轉移時為了隱蔽目標、減少傷亡，被迫隻得夜行軍。因此實寫了夜行軍，就是虛寫了環境和軍情。尾聯更是著重寫軍情緊急的，試想如果不是軍情有變，形勢嚴重，為什麼在張冠道上行軍要忽進忽退、徘徊不前呢？尾聯的出句與對句是因果關系句，出句寫原因，反映了詩人的見聞和行動﹔對句寫結果，反映了詩人的感受和想像。如果“塞上”一詞不是主要用的典故，而是僅實指一個地域，就不會產生因邊塞詩而引起的那種感受和想像，這一因果關系就講不清楚，難道僅僅因為氣候苦寒就會覺得是在邊塞上行軍嗎？正由於有的論者把“塞上”一詞先實指一個地域（指陝北），再提出詩人身處“塞上”（指陝北），說“恍若塞上行”，就不是身處塞上者的口氣，於是就認定“張冠道”和這首詩的作者不在陝北，這樣自然也就難免產生錯誤推斷了。
（三）關於“步運河上”
一般論者對《喜聞捷報》小序中的“步運河上”，都解釋為在運河邊散步。但對“運河”的解釋，卻有截然相反的意見。眾所周知，1947年中秋節，毛澤東駐蹕陝北神泉堡。因此認定這首詩的作者是毛澤東的論者，把“運河”解釋為是陝北佳縣一帶的古灌渠（據新編的《佳縣縣志》載，到1948年有引水渠75條），依據是古代曾把運河稱為“渠”。筆者原來也曾主張這樣解釋。另有少數論者認為是毛澤東把佳縣的佳蘆河或五女河等誤認作運河了，但這僅是一種推測。近年來有少數論者提出了新解，把“步運河上”解釋為在黃河邊散步。如連登崗在《釋“步運河上”》一文中說：“‘步運河上’應是‘步運（於）河上’的意思。‘步運’是一個詞，義為散步、漫步。”“河上，特指黃河岸邊。古人稱黃河為‘河’，稱黃河邊為‘河上’。”（見《東方紅詩刊》1999年第2期）又如方磊在《<五律·喜聞捷報>是毛澤東詩作嗎？》一文中說：“若把此詩副題中‘中秋步運河上’解為‘中秋在黃河邊漫步，是可以的”。（見《黨史文匯》2000年第5期）筆者受到這一新解的啟發，又經過進一步的研究，認為把“步運”看作是一個詞，既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又反映了詩人的知識淵博。經查，《漢語大詞典》將“步運”解作：“徙步運輸。《宋史·劉蒙正傳》：‘嶺南陸運香藥入京……由大庾嶺步運至南安軍……復由水路輸送”。又查，台灣編的《中文大辭典》將“步運”解作：“徒步運行也。”從這兩部辭書可知，“步運”就是“徒步運輸、運行”的意思。據《汪東興日記·隨毛主席轉戰陝北》記載，中共中央機關轉戰陝北時，在河東的中央后委常運來糧食、草料和其他物品。新近出版的《楊尚昆回憶錄》說：“（1947年）9月，后委向中央縱隊送棉衣（包括棉鞋、棉帽）800套，土布1036丈，棉花1470公斤。其他如電台的搖手，保健藥品和醫療器械，騾馬的蹄鐵、肚帶、鞭梢等，也都根據前方的需要隨時運送。”由此可見，詩人和身邊工作人員在中秋節到黃河邊上，不是去散步，而是去參加運輸補給品包括過節物品等。
由於對“步運河上”有了新的合理解釋，這有助於肯定《喜聞捷報》這首詩的作者是毛澤東。
多年來那些主要根據此詩小序中提到的地點，即“運河”，由於陝北沒有運河，認為這提供了此詩不是毛澤東所作的証據。現在對“步運河上”有了新的解釋，我想他們會對自己的論據和論點進行新的思考的。
（四）關於“邊城”
《喜聞捷報》的尾聯曰：“滿宇頻翹望，凱歌奏邊城。”有的論者提出，毛澤東當時住在神泉堡，此地比蟠龍還靠近長城，不能把蟠龍稱為邊城。筆者認為，“邊城”是與“滿宇”相對應的稱謂，出句提到了“滿宇”，即全國各個解放戰爭的戰場，對句才相應提到了“邊城”，即邊遠地區的小城鎮。詩人從這個角度提到“邊城”，是非常恰當的。詩人並不是從神泉堡與蟠龍的地理位置角度去提“邊城”，所以根本談不上空間觀念錯位。當然，提“邊城”也可能受自古以來習慣提法的影響。
有的論者提出，毛澤東身在邊地，詩中稱“邊城”，身份不合，語氣不符。其實，古代身在邊地的著名詩人，他們的邊塞詩常有“邊城”之類的用語，例如，岑參在武威期間的詩作《河西春暮憶秦中》有“邊城細草出”句：張籍在涼州期間的詩作《涼州詞》有“邊城暮雨雁飛低”句﹔陸游在劍外嘉州期間的詩作《醉中感懷》有“隻今憔悴客邊城”句。毛澤東熟讀古詩詞，他身處古代的塞上之地，自然知道將“邊城”之類用語入詩是無妨的。
入詩史實帶有詩的特色
五律《喜聞捷報》中的幾個史實，幾年來有些論者提出了質疑和猜測，意見分歧，莫衷一是，以致據此認定不是毛澤東的作品。但是，那會是誰的作品呢？如果認真研究這首詩的寫作背景、主題思想和表現手法，並從承認它是毛澤東詩作的角度出發，我們是不難弄清這些史實的真相的。
要弄清這首詩的寫作背景，掌握毛澤東因敵軍重點進攻陝北而開始轉戰陝北后的下列基本情況就可以了。其一，離開了居住長達10年的延安，這裡是他的第二故鄉。其二，同自己的親人先后離別，兒子毛岸英去了河北，女兒李訥去了山西臨縣，妻子江青也在中秋節前夕去河東接女兒。其三，蟠龍戰役的勝利使這個陝北小鎮聞名全國。其四，沙家店戰役的勝利使西北戰局發生轉折，中秋節前夕西北野戰軍在陝北開始執行內線作戰任務。
這首詩的主題思想是望月懷遠，即思念延安的鄉親，思念自己的親人，思念解放軍將士，期盼全國各地的勝利消息。
詩人擷取素材構思這首詩時，絕對不會背離寫作背景去表現主題的。此詩頸聯“故裡鴻音絕，妻兒信未通”，故裡指延安，妻兒指江青和毛岸英、李訥﹔鴻音絕、信未通，這裡或指音信斷絕，或指音信未通（“信”不必作“書信”解）。這兩句話的寫作手法是化實為虛，真正表達的不是信息通不通，而是“每逢佳節倍思親”的思念之情，是盼望勝利時親人的團圓。有的論者認為江青一直跟隨毛澤東轉戰陝北，從未離開過。這一說法是不符合事實的。根據當年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回憶，江青曾去河東接李訥，但有兩說：一說是在向神泉堡轉移時（即在中秋節前）去了河東，一說是在11月中旬去了河東。詩中的這種史實不必說得太死，因為寫詩就是寫詩，與寫日記、寫書信、寫傳記是不完全一樣的。曾有論者認為是作者寫部隊將士的懷鄉思親之情，亦可自成一說。至於有的論者認為故裡是指韶山，妻兒還指遠在蘇聯的賀子珍、毛岸青、李敏，我想這決非是這首詩的題中應有之義，否則離開轉戰陝北的寫作背景，詩的取材就太蕪雜，主題就太不集中了。
此詩小序中提到的“收復蟠龍”，按常識來理解，是指在中秋節那天或中秋節前夕取得的戰斗勝利。有的論者認為是指當年5月的蟠龍戰役，但提出的理由既不充足，也不令人信服。身在陝北的人是不可能隔四五個月再去寫的。遠離陝北的人，如果是我黨政軍領導人，有電報來往，信息並未受阻，怎麼可能隔這樣久才寫呢？何況蟠龍戰役是攻堅作戰，打這個戰役完全為了斷敵人供給，繳獲敵人的糧食、彈藥和其他物資，並不是為了收復失地，因此當時根本談不上是“收復蟠龍”。9月中旬西北野戰軍開始在岔口、關庄一帶追殲胡宗南軍隊，經過3天戰斗，收復了蟠龍、青化砭等6個村鎮，遲滯了敵人南進。據推斷，在敵人推遲南撤時，又可能佔領了蟠龍，直到中秋節時再次收復這個陝北古鎮。有的論者認為在全國各戰場捷報頻傳時的統帥，不可能隻為“收復蟠龍”這樣的小仗謳歌，而不提那些激越人心的大捷。毛澤東曾寫過大捷，如《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漁家傲·反第二次大“圍剿”》、《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也寫過小仗，如《西江月·井岡山》。《喜聞捷報》其實談不上是寫小仗，詩中並未寫戰斗，只是歌頌了收復蟠龍。之所以寫蟠龍，一是它的名聲大，在陝北有代表性﹔二是它勝利的消息恰是中秋佳節聽到的，詩人正好信手拈來借題抒慨，以表達他轉戰陝北渡過困難時期的歡快心情﹔三是詩人用即小見大的表現手法，寫收復蟠龍這一西北野戰軍執行內線作戰任務所取得的小勝利，期盼西北戰場以至全國各個戰場取得更大的勝利。
格律、風格及其他
《張冠道中》和《喜聞捷報》的體裁定為“五律”，有的論者頗有異議，認為是“五古”。為什麼定為五律，這裡稍加說明。律詩要求一句之內平仄相間，一聯之內平仄相對，二聯之間平仄相粘﹔中間二聯要求對仗﹔押平聲韻，一韻到底。從這兩首詩的三要素即平仄、對仗、押韻來看，基本符合五律要求。說基本合律，是因為兩詩若按律詩的正軌來看，還有不合律之處：《張冠道中》首聯、頸聯平仄失對，末句犯孤平﹔《喜聞捷報》頷聯平仄失對，頸聯與尾聯之間平仄失粘﹔兩詩押韻從寬，按傳統說法是“出韻”。
有些論者鑒於毛澤東手定發表的詩詞嚴守格律，又鑒於毛澤東在致陳毅的信中說過“因律詩要講平仄，不講平仄，即非律詩”，由此推斷這兩首詩不是毛澤東的作品。
筆者認為應對這兩首詩的格律問題，進行具體的分析，作出符合兩詩實際情況的說明。首先，兩詩可能是毛澤東的即興之作，隨興走筆，無暇在協調平仄上下功夫﹔加之是未定稿，沒有反復推敲修改，存在不完全合律問題是可以理解的。其次，毛澤東雖然熟諳格律，講究格律，但並不拘守格律。在他手定發表的詩詞中，就有突破格律的例子，這裡不贅述。他逝世后被發表的作品，就拿五律《看山》來說，有多幅手跡，並保存了作者修改審定的抄件，可以看出他曾反復修改過，但是若按律詩的正軌衡量，它存在“失粘”和“出韻”的毛病﹔若從另一個角度看問題，它是對格律的一個突破。再次，不要因這兩首詩存在“失對”、“失粘”和“出韻”，就加以貶低。著名學者王力說：“‘失對’、‘失粘’的‘失’字是后代的詩人說出來的，‘失’是不合格意思，而唐人並不把不對不粘的情形認為這樣嚴重，因此，有些詩論家並不叫做‘失對’、‘失粘’，隻稱為‘對’、‘拗粘’。”①[①見《漢語詩律學》，第113頁。]他說有一種古風式的律詩，“這種律詩，字數和普通律詩相同，對仗的規矩也和普通律詩相同，只是句子的平仄不依照或不完全依照律詩的格式，粘對也不完全合律”②[②見《漢語詩律學》，第452頁。]﹔“后來也有一些詩人有意識地寫一些古風式的律詩”③[③見《詩詞格律》，第36頁。]。王力的這些論述，使我們認識到，毛澤東的這兩首詩，可以稱之為古風式的律詩。至於用韻，自宋以后，越來越寬，以方音為韻也屢見不鮮。毛澤東的這兩首詩正是用湖南方音押韻，雖非正格，卻是可行的。
筆者發現，同這兩首詩的押韻情況一樣，毛澤東還有5首詩詞是用湖南方音押韻的，這是証明這兩首詩為毛澤東作品的重要依據。為了詳細地說明問題，現根據發表和刊印情況分別敘述如下。第一，作者手定發表的2首，其中，《西江月·井岡山》的韻腳上闋為“聞、重、動”，下闋為“城、隆、遁”，按詞韻，“聞”屬六部平聲文韻，“重”屬一部平聲冬韻，“動”屬一部仄聲董韻，“城”屬十一部平聲庚韻，“隆”屬一部平聲東韻，“遁”屬六部仄聲阮（半）韻﹔《清平樂·會昌》的韻腳下闋為“峰、溟、蔥”，按詞韻，“峰”屬一部平聲冬韻，“溟”屬十一部平聲青韻，“蔥”屬一部平聲東韻。第二，根據作者手跡刊印的一首，《臨江仙·給丁玲同志》的韻腳上闋為“城、新、人”，下闋為“兵、東、軍”，按詞韻，“城、兵”屬十一部平聲庚韻，“新、人”屬六部平聲真韻，“東”屬一部平聲東韻，“軍”屬六部平聲文韻。第三，根據作者修改審定的抄件刊印的2首，其中，《西江月·秋收起義》沒有按律押韻，依湖南方音用“進”、“動”兩字隔闋押韻，按詞韻，“進”屬六部仄聲震韻，“動”屬一部仄聲董韻﹔《五律·看山》的韻腳為“峰、空、風、人、鷹”，按詩韻，“峰”屬上平聲冬韻，“空、風”屬上平聲東韻，“人”屬上平聲真韻，“鷹”屬下平聲蒸韻。第四，根據抄件刊印的2首，其中，《五律·張冠道中》的韻腳為“風、驚、冰、行”，按詩韻，“風”屬上平聲東韻，“驚、行”屬下平聲庚韻，“冰”屬下平聲蒸韻﹔《五律·喜聞捷報》的韻腳為“穹、生、通、城”，按詩韻，“穹、通”屬上平聲東韻，“生、城”屬下平聲庚韻。此外，毛澤東為陳毅修改的《五律·西行》，也是用湖南方音押韻的，此詩的韻腳為“空、通、蔥、朋”，按詩韻，“空、通、蔥”屬上平聲東韻，“朋”屬下平聲蒸韻。我們從列舉的每首詩詞用韻情況看到，以詩韻、詞韻按之，有些韻並不通押，是以方音取押。
總上所述，我們認為，毛澤東創作詩詞用韻有一大特點，也是他的一個習慣，就是有時用湖南方音押韻。造成他這個用韻習慣的原因，據分析主要是湖南方言中沒有韻母是ong及iong的語音。
《張冠道中》和《喜聞捷報》的用韻情況，用毛澤東的用韻習慣如此相似乃爾，難道是偶然的巧合嗎？我黨我軍善長舊體詩詞的詩人並不很多，筆者特地翻閱過他們的詩詞集，沒有發現有毛澤東這樣的用韻特點。這使我更堅信這兩首詩是毛澤東的作品。
毛澤東在解放戰爭前期創作的《張冠道中》和《喜聞捷報》，是兩首體裁相同、風格相近的“馬背詩”。前者寫露重霜凝、征馬嘶鳴、夜行曉宿的塞上夜行軍。后者寫秋風暮色、望月懷遠、期盼捷報的戰地度佳節，兩首詩構思精當，語言明快，意境古朴高遠，格調蒼涼雄渾，帶有濃重的邊塞詩韻味，風格介於豪放與婉約之間。
《張冠道中》反映詩人轉戰陝北初期的經歷和襟懷。當時我軍處於防御作戰階段，強敵壓境，形勢危重，天上有敵機騷擾，地上有敵軍圍堵，被迫隻能夜行軍。此詩用寫實手法描繪了陝北春寒料峭之時的夜晚行軍圖景。一個個畫面仿佛是一個個電影鏡頭，使人覺得是在觀看風光短片。構思的精致，使讀者體味到全詩含蓄不露的詩味。首聯勾畫的朝霧漫天，北風呼號，戰馬長鳴，是陝北春晨宿營時的真實寫照。讀了首聯和頷聯，讀者會從氣象的反差上感悟到這是一種倒敘法，首聯寫行軍的結束，頷聯才是寫行軍的開始，這就給讀者暗示是夜行軍，透露了詩人一時的無奈和郁悶的心情。“露濕塵難染”，這反映了陝北黃土高原春夜高寒、塵土厚重的特征。“霜籠鴉不驚”，此句反映詩人有透徹的洞察力，同古人的“月黑雁飛高”句有異曲同工之妙，把烏鴉夜飛的習性寫活了。細心的人們知道，烏鴉同大雁一樣在月黑之夜飛行，因害怕碰撞地物而高飛或驚叫，隻有在月明或霜籠之夜飛行才不驚叫。頸聯既寫景又寫人，既寫了環境的艱險和苦寒，又寫了軍人的堅強氣概，雖是詩人信手拈來之句，卻寫景寫人十分形象而生動。尾聯寫行軍因敵情嚴重而徘徊不前，身處塞上的詩人由此聯想起古代邊塞行軍征戰的艱難困苦，回憶起邊塞詩人的歌吟及其建功立業的雄心壯志。這個結尾有畫龍點睛之妙，詩人行軍所感給讀者留下了想像的空間。
《喜聞捷報》反映詩人轉戰陝北后期對收復失地的欣喜和對取得解放戰爭勝利的期盼。當時他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裡，指揮著世界上最大的人民解放戰爭，關注著全國每一個戰場的戰況。當他在中秋佳節得知收復蟠龍古鎮時，喜不自禁，吟成這首五律。首聯“秋風度河上，大野人蒼穹”，描繪了黃河兩岸秦晉高原的仲秋晚景。使人聯想起古代邊塞詩中的名句“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頷聯寫送信人（可能是騎兵通信員）帶來的收復蟠龍的勝利消息，使詩人增添了歡度中秋佳節的興致，在舉頭望明月時，當然會想起唐代張九齡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的名句。頸聯由頷聯自然而然地引出，這雖然是一般人的思念之情，卻算不上是什麼兒女情長，詩人也不可能超凡脫俗，這是在戰爭環境裡真實感情的流露，同時也表達了詩人身邊戰士的懷鄉思親之情。尾聯“滿宇頻翹望，凱歌奏邊城”，這是全詩題旨所在，使詩的主題和意境得到了升華。詩人作為全國解放戰爭的指揮員，他頻頻翹望的是全國各個戰場的勝利消息，收復蟠龍的捷報隻不過是取得西北以至全國更大勝利的象征而已。
總之，這兩首詩如何評價，完全可以見仁見智，但我不同意說什麼品位太低。從兩詩的謀篇布局、句琢字煉、寫景抒情來看，作者有著深厚的寫作舊體詩詞的功底，可以論定是毛澤東。雖然這不是毛澤東詩詞中的上乘之作，卻也不失為是兩首好詩。
至於《張冠道中》的景物描寫，有的論者認為與“季節不合”，說“陝北的3月下旬雖然氣溫還不高，但也已是初春天氣，沒有那麼嚴寒”。筆者認為，這首詩作於1947年4月初，那時毛澤東正轉戰於陝北子洲、子長縣境內。據1993年出版的《子洲縣志》記載：本縣春季多風，盛行偏北風﹔晚霜終於5月28日﹔春季溫度很不穩定，西伯利亞極地干冷氣團仍不斷南下侵襲，4月下旬亦可聚然下雪。我們曾走訪過跟隨毛澤東轉戰陝北的高智，他說，《張冠道中》描寫的景物，同他當年轉戰陝北初期看到的完全一樣，軍衣冰凍似鐵，人的須眉變白。他曾在《東方紅詩刊》1997年第4期發表的《讀五律<張冠道中>》的文章中說：1947年3月18日撤離延安，“此后的近20天裡，為避敵誘敵，多在晚上和清晨行軍。這時的陝北，仍較寒冷，西北風一刮，晝夜溫差很大，有時可達零度，一些深山背陰處還有結冰，早晚常有霜露濃霧”。
《張冠道中》一詩的景物描寫，有力地証明了此詩為轉戰陝北的毛澤東所作。詩中寫春天的早晨有霧，夜晚開始有露，夜深有濃霜，須眉結冰，這是陝北春天晝夜間特有的氣象變化。地處暖溫帶半濕潤的地區，晝夜之間不可能出現這種氣象特征。因此，有的論者提出此詩的作者或是在中原地區，或是在魯西、冀南地區，依據都是不足的，因為那些地方晝夜間不可能看到這種獨特景象。
（來源：《毛澤東詩詞研究叢刊》第二輯2005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