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新世紀:毛澤東詩詞研究的現狀與展望
面對新世紀:毛澤東詩詞研究的現狀與展望
吳正裕孫東升
在我國,對毛澤東詩詞的研究是伴隨著毛詩的發表而開展起來的。但是,直到1994年歲末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成立,我國的毛澤東詩詞研究才走上有計劃、有組織研究的軌道。經歷了十年動亂和文學研究的荒漠,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為毛詩研究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不會受到改革開放以前那樣的政治斗爭的局限或其他不利因素的干擾。繼198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收入50首詩詞的《毛澤東詩詞選》以后,1996年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了《毛澤東詩詞集》正副編共67首,展現了毛澤東詩詞創作的整體面貌,其注釋也比《毛澤東詩詞選》有較多改進,還附錄了作者談自己詩詞創作的多篇文稿,因此,這是一部收入毛澤東詩詞最多、提供研究資料最豐富的權威版本。《毛澤東詩詞集》的出版,為毛澤東詩詞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促使我國的毛澤東詩詞研究工作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在此基礎上,隨著學術交流活動的日益增多,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毛澤東詩詞研究出現了新的局面。
毛澤東詩詞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究竟佔有什麼樣的地位?它作為一種文學作品究竟有什麼教育功能?圍繞著這個話題的思考和研究,毛澤東詩詞研究界取得了一些可喜的突進和共識。其一,認為毛澤東詩詞最集中地凝聚了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它是中國人民堅毅不拔、百折不撓的民族精神的高度概括和集中體現,內裡跳動著整個民族的脈搏,是我們民族魂的顯示。其二,認為毛澤東詩詞是當代詩詞的楷模,是中國詩詞發展史上當之無愧的新的高峰。詩人毛澤東成功地運用舊體詩詞的形式,反映了現代生活和時代精神的新內容,重振了傳統詩詞的雄風,一改新、舊體對立的局面,而使它們成為詩國花園裡盛開的並蒂蓮。其三,認為毛澤東詩詞是反映中國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一部恢宏壯麗的史詩,是一部心靈化、審美化了的詩史。它既是詩人毛澤東對外部世界的審美關照和內心體驗的詩的表述,又是對中國人民改造自身命運、推動歷史大變革的偉大歷史實踐的詩的寫照。其四,毛澤東詩詞具有豐富的哲理內涵和美學內涵。它是人類智慧的結晶,是毛澤東光輝思想的藝術表現,堪稱人生的教科書。詩人毛澤東通過詩詞創作,體現了自己的文藝思想和美學理論,從而使他的詩詞具有了獨特的美學意蘊、美學風格、美學特征。其五,認為毛澤東詩詞對我國當前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有其特別的不可替代的價值。它所反映出來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的精神,以及革命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對我們現在正在進行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有巨大的促進作用。把毛澤東詩詞研究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自覺地聯系起來,這是我們應當承擔的歷史使命。
伴隨著這些認識的逐步深化,毛澤東詩詞研究出現了許多令人欣喜的研究成果。在眾多的研究成果中,關於毛澤東詩詞的賞析、詮釋類著作和論文始終佔有重要地位。這些賞析類著作,以臧克家和公木撰著的同一書名的《毛澤東詩詞鑒賞》為代表,多側重於詩詞背景的說明、詩句的解釋、史實的考訂、意蘊的開掘、藝術特色的分析、心理體會的介紹等,其印數大、流傳廣,對毛詩研究的普及和提高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同時,對毛澤東詩詞發表了很多詮釋和考証性的文章。這一方面促使對毛澤東每首詩詞的理解更趨准確,另方面,一些不同意見的爭論,也使得研究更為豐富多彩。
同樣令我們振奮的是,毛澤東詩詞研究近年來呈現了多樣化、專題化的態勢。這突破了50年代以來毛詩研究以詮釋、賞析為主的格局,表露出毛詩研究向縱深方向發展。90年代以來,不少學者開始對毛澤東詩詞從不同角度進行專題化的深入研究。有的從美學角度進行研究,例如,劉漢民撰著的《毛澤東詩詞十美》、馬連禮主編的《毛澤東詩詞美學論》,前者深入闡述了毛澤東詩詞的十種美學風格,頗具開拓性意義﹔后者對毛澤東詩詞的美學特征,除從總體上提綱挈領地作了精要論述外,又條分縷析地作了詳細論列,各具特色,富有新意。又如,李人凡撰著的《鯤鵬之路——毛澤東詩詞美學發展論綱》,從詩美層次說、詩美階段論、詩美發展論、詩美“突圍型”、詩美多元體等方面,論述了毛澤東詩美品格的特征、價值等,構想了毛澤東詩詞一個比較完整的美學框架,從而深入開掘了毛澤東詩詞的美學意蘊。有的從哲學角度進行研究。例如,張育仁撰著的《鯤鵬之夢——毛澤東詩化哲學評傳》,通過追尋詩人一生的足跡和中國文化的歷史淵源,從毛澤東詩詞中去探究詩人內心世界的軌跡和人格意志的發展脈絡,同時,把毛詩提升到“詩化哲學”的高度加以多角度多層次的分析研究,揭示了毛澤東詩詞的哲學內涵。有的從史學角度進行研究。例如,馬連禮主編的《毛澤東詩詞史詩論》,把詩和史融為一體進行研究,從“史”的角度揭示毛澤東詩詞的精深內容,因而印証了毛澤東詩詞是革命的“史詩”。又如,蕭永義撰著的《毛澤東詩詞史話》、陳東林撰著的《毛澤東詩史》,前者從史話角度闡明毛澤東的每首詩詞產生的歷史背景和動人故事,史料翔實,持論中肯,可讀性較強﹔后者將詩人的奮斗史同他的詩詞溶為一爐,由詩談史,以史論詩,詩中見史,史中有詩,既是史話,也是詩話,頗具特色。有的從詩詞格律角度進行研究。例如,劉金瓊撰著的《毛澤東詩詞格律研究》等,對毛澤東詩詞的平仄、對仗、用韻等詩詞格律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頗有功力。
上述研究成果表明,毛澤東詩詞研究開拓了一個新的局面,有了一個新的大發展。但是,在世紀之交,當我們回顧毛澤東詩詞研究取得豐碩成果的同時,不能不看到在研究領域中還存在一些值得重視的不良傾向。
第一,對毛澤東詩詞的歷史定位出現了懷疑、貶低的傾向。有的論者對毛澤東的個別詞作肆意歪曲和貶損,借以貶低毛澤東詩詞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比如,有的文章將毛澤東的《蝶戀花·答李淑一》與黃興寫於1911年的兩闋《蝶戀花》詞《哭黃花崗諸烈士》(轉眼黃花看發處)和《贈俠少年》(畫舸天風吹客去)相比,認為《蝶戀花·答李淑一》“一涉抒情,便一往情深,一瀉千裡,縱筆所至,離題萬裡”,與黃詞相比,“有失詩人簡練蘊藉之旨,”其深度與力度“未可同日而語”,且毛詩“從兒女私情出發,從個人得失落筆,升華為游仙之詞,降龍伏虎,扯到‘革命’,似覺‘嬌情’”,與黃詞相比,“二者襟期胸次,判若雲泥,詞的品位便不同了”。我們不否認黃詞有深厚的功力和較強的感染力,但我們不同意對毛詞下如此斷語。寫實固然值得贊頌,展開想象的翅膀,充分運用革命浪漫主義的手法表現詩人的情感,便是“縱筆所至,離題萬裡”,便是“矯情”,便是“品位低”了嗎?這種斷語,其實是不置一駁的。還有的論者,故意歪曲毛澤東詩詞,如說《沁園春·雪》有“帝王思想”等,既貶低詩人的人品,又貶低毛詞的詞品。這是毛澤東詩詞研究中的一股暗流,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毛澤東詩詞是中華詩詞史上的一座豐碑。毛澤東詩詞不但深受中國人民的熱愛,而且走向了世界,在世界各地廣為傳播,法國漢學界把對毛澤東詩詞的翻譯研究視為對“當代東方一代詩神的深入探尋”。然而,國內卻有一些學者,置毛澤東詩詞達到思想和藝術高度統一的成就於不顧,公然抹殺毛澤東詩詞的歷史地位,在“五四”以來中國杰出詩人和優秀詩作的評選中,把毛澤東和毛澤東詩詞排除在外。如果不是懷有偏見,至少是無知和幼稚。
第二,毛澤東詩詞研究中既存在政治庸俗化的傾向,又存在淡化政治、遠離政治、輕視作品思想內容的傾向。在毛澤東詩詞研究領域,一些不夠科學的學風依然存在。有的脫離作品的寫作背景和實際內容,牽強附會地把毛澤東詩詞同某些政治事件或政治背景聯系起來。比如,有的說《沁園春·長沙》是“二十世紀的隆中對”,認為如此解析方能更好地“探索毛澤東的精神世界”。又如,有的評論《七絕·觀潮》,生拉硬扯地聯系1957年的反右斗爭,說“鐵馬從容殺敵回”的詩句,“充分表現了‘陽謀’實現后勝利者的心境”。有的甚至把每句詩都進行索隱式的探秘,硬同政治背景挂起鉤來,等等。這種不切實際的傾向,是一種庸俗社會學的闡釋方法,我們應該引以為戒。
與此相反,目前毛澤東詩詞研究中也確實存在一種淡化政治、遠離政治和輕視作品思想內容的傾向。我們不同意毛詩研究是可以脫離政治、是純學術性研究的主張。8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文藝界出現了一種文藝可以“超越政治”的論調,這是違反創作規律和創作實際的,也是否認文藝的積極教育作用和社會功能的。古今中外偉大的作家及其作品,都是有鮮明的政治傾向的,毛澤東及其詩詞自然不會例外。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關於文藝與政治關系的論述,其總的精神是正確的。大家知道,中國文學歷來有“文以載道”、“詩言志”的傳統,同時,詩教是中國固有的優良傳統,毛澤東詩詞正體現了這種傳統精神。我們認為,毛澤東詩詞所體現的共產主義道德情操、愛國主義思想、集體主義精神和中華志、民族魂,以及其中蘊含的革命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是毛澤東詩詞的主旋律,是毛澤東詩詞反映出的我們這個時代的最強音。毛澤東詩詞崇高的思想內涵,和它所具有的詩教特色,正體現於此。研究毛澤東詩詞,如果丟掉了這一點,便失去了根本,起碼這種研究是不全面、不深刻的。
第三,在毛澤東詩詞的所謂全集、全編、足本的出版物中,存在貪多求全、濫收作品的傾向。這些出版物除了收入1996年版《毛澤東詩詞集》所收入的67首詩詞外,有的多收一二十首,有的竟多收三四十首。這些多收入的詩詞,有以下幾種情況:
一是誤收他人的詩詞。如收入的《歸國謠·話別》(今宵月,直把天涯都照徹),1937年毛澤東曾將此詞書贈女作家丁玲,1992年11月《中國風》雜志創刊號上刊登了這幅手跡。其實,這首詞是毛澤東抄錄近代杰出革命家黃興的詞作。又如收入的《西行》(萬裡西行急,乘風御太空),見於毛澤東1965年7月21日致陳毅的信中,是毛澤東給陳毅修改的詩,並已收入《陳毅詩詞選集》。把給陳毅修改的詩也當作毛澤東的詩詞創作,這是一種極不嚴肅的態度。又如,把《滿江紅·慶祝我國第一次核試驗成功》(小丑下台)和《卜算子·悼國際共產主義戰士艾地同志》(疏枝立寒窗)這兩首詞,都當作毛澤東的詩詞創作收入了“全集”之類的出版物。從現存毛澤東文稿檔案知道,這不是毛澤東的作品。
二是收入一些改寫他人的詩作。如《七絕·贈父詩》(孩兒立志出鄉關)、《七絕·豫章西望彩雲間》,前者是改寫日本和尚月性的一首詩,隻改動了幾個字﹔后者則是明代詩人李攀龍的《懷明卿》一詩,隻將原詩中的“秋風憔悴侍臣顏”戲改為“秋風怒在叛徒顏”。再比如將杜甫《七律·詠懷古跡》其三中的詩句“生長明妃尚有村”改為“生長林彪尚有村”,全篇詩僅僅改了兩個字,這能算毛澤東的詩作嗎?誠然,這兩首詩戲改於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毛澤東當時的心情。作為一種研究資料固然無可厚非,但如果據此認為是毛澤東的詩詞創作,則近乎荒唐了。
三是將一些口歌、打油詩當作毛澤東的詩詞作品。1943年,毛澤東在延安談到一份公約時曾指出:這個公約“如能編得更押韻,則更容易被群眾接受,變為群眾的口歌”。毛澤東寫的一些四言五言的韻語,有的是口歌,如寫於1929年1月的《紅軍第四軍司令部布告》、寫於1948年的《革命無不勝》。1973年寫的“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正,勢必出修正”,是一首打油詩。這些韻語都不能算作毛澤東詩詞。當然,這裡牽涉到一個詩詞標准問題。毛澤東曾說過,他的有些詩“詩味不多”,“歷來不願正式發表”,除自謙的因素外,說明毛澤東是很看重詩詞的品位的。按照毛澤東的詩論,詩詞要有詩味、有詩意、有意境,要用形象思維,要用比興手法。這些韻語不合格律,缺乏詩味,不能算作舊體詩詞作品。
四是將一些根本不是詩的東西也說成是毛澤東的詩。比如1972年《贈尼克鬆》:“老叟坐凳,嫦娥奔月,走馬觀花。”句子之間毫無邏輯聯系,又不押韻,毫無詩味,僅僅依據美國學者特裡爾《毛澤東傳》的記載,更不用說翻譯得如何了。如果這也算作毛澤東的詩詞,那必然有損毛澤東詩詞的形象。
總的來說,這裡涉及到一個毛澤東詩詞的定位問題。我們認為,毛澤東詩詞是指毛澤東創作的舊體詩詞。1957年毛澤東致臧克家等的信中說:“遵囑將記得起來的舊體詩詞,連同你們寄來的8首,一共18首,抄寄如另紙,請加審處。”他生前手定發表的39首,都是舊體詩詞。毛澤東逝世以后,由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陸續發表的28首,也都是舊體詩詞。為此,凡不是毛澤東創作的舊體詩詞,都不宜收入“全集”之類的出版物。出版毛澤東詩詞著作集應當抱著嚴肅的態度,所收詩詞作品,決不能為了貪多求全而降低應有的標准,更不能闌入偽作,以訛傳訛,貽誤讀者。
再過兩個月,我們就要邁向新世紀。新世紀的鐘聲即將敲響。當前毛澤東詩詞研究雖然取得了可觀的成果,但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仍待進一步開拓。面對新世紀,我們如何把毛澤東詩詞研究引向深入?毛澤東詩詞研究的前景如何?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課題。
毛澤東詩詞既自成體系、又相對開放,與其他學科相交叉,是一個充滿魅力的藝術境界。研究毛澤東詩詞,應當打開思路,開拓研究渠道,開展多角度、多方面的研究。比如開展將毛澤東詩詞與中國傳統詩詞、與中國現代新詩結合起來進行研究﹔開展與毛澤東的文藝思想、美學思想、哲學思想、人格魅力、情感世界以及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歷史觀、社會觀、方法論等相結合的研究﹔開展與其他開國元勛周恩來、朱德、葉劍英、陳毅、董必武以及郭沫若、柳亞子等詩人結合起來進行研究,或者進行比較研究,等等。在擴大研究領域、提高研究水平的基礎上,專攻一些重大的研究課題,寫出毛澤東詩詞研究史、毛澤東的詩人評傳、毛澤東的詩歌理論、毛澤東詩詞版本考等﹔或者對毛澤東詩詞中的爭議點、疑難點組織力量進行專題研究,等等。
同時,我們要把毛澤東詩詞的宣傳和普及工作重視起來,對毛澤東詩詞既要進行學術專題研究,也要通過多種途徑、多種手段向廣大群眾進行宣傳和教育。過去,毛澤東詩詞通過一些藝術家的朗誦和演唱,幾乎家喻戶曉。今天,隨著現代化、信息化手段的普及,我們更有條件把普及毛澤東詩詞的工作做起來。如拍攝一部毛澤東詩詞專題片,編寫一本適合中學文化程度讀者需要的毛澤東詩詞的普及本,在適當時機舉辦一些小型的講習班、研討班,舉辦一些毛澤東詩詞的演唱會、朗誦會和書畫展等,讓毛澤東詩詞研究從專家學者和一部分愛好者中走向廣大群眾,使毛澤東詩詞這一人類智慧的結晶充分地為人們所享用,發揮其潛移默化的詩教作用。
毛澤東詩詞深受人們的喜愛。對於杜甫、李白、白居易等唐代詩人的名篇佳作,我們大都耳熟能詳,脫口引用﹔對於毛澤東詩詞,希望未來的中國人同樣能經常引用。為此,我們提倡讓毛澤東詩詞走進大中學校的課堂,使大中學生閱讀和欣賞毛澤東詩詞。本會各位會員特別是有造詣的專家學者,都要擔負起對廣大青少年學習毛澤東詩詞進行輔導和傳授的義務,發揮毛澤東詩詞的詩教作用,以提高廣大青少年的文化素質,並使毛澤東詩詞的研究后繼有人。
(作者吳正裕為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常務副會長、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審,孫東升為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會員。該文系他們在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第三屆年會上所作的主題發言,載江蘇《江海詩詞》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