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馬背上哼成的”詩詞縱橫談
毛澤東“在馬背上哼成的”詩詞縱橫談
吳正裕
（一）
毛澤東於1962年在《人民文學》5月號發表《詞六首》，即《清平樂·蔣桂戰爭》、《採桑子·重陽》、《減字木蘭花·廣昌路上》、《蝶戀花·從汀州向長沙》、《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漁家傲·反第二次大“圍剿”》。他在發表這六首詞時寫了一篇小序，其中說：“這六首詞，是一九二九—一九三一年在馬背上哼成的，通忘記了。”40多年來，關於“在馬背上哼成的”一語，無論是論者和注家，大體上有兩種解讀。一種是就毛澤東在革命戰爭年代創作的詩詞從題材和內容方面去詮釋。例如，有的論者把毛澤東反映他戎馬生涯的詩詞分別稱為征戰詩詞和行軍詩詞等﹔有的論者把毛澤東自秋收起義到長征期間創作的詩詞從題材和內容角度泛指為馬背上哼成的史詩﹔有的論者把毛澤東領導戰事以后寫的用兵紀實之作統稱為馬背詩詞。另一種是就毛澤東在革命戰爭年代創作的詩詞從寫作的環境和條件方面去詮釋。例如，郭沫若於1962年發表毛澤東的《詞六首》時，在《喜讀毛主席的<詞六首>》一文中寫道：“詩總是‘哼’出來的。有的是從書齋中哼出來的，有的是從田園裡哼出來的，有的是從工廠裡哼出來的……而主席的詩詞則是‘在馬背上哼’出來的。”①[①郭沫若：《喜讀毛主席的<詞六首>》，《人民日報》1962年5月12日。]郭沫若對毛澤東所說的“在馬背上哼成的”一語的解讀，著眼的是毛澤東當時創作詩詞的環境和條件，我認為是符合毛澤東的原意的，是完全正確的，依據有三：
第一，毛澤東曾經對馬背哼詩有具體的說明。1955年他會見法國前總理孚爾談起自己寫詩時說：“我的確曾經寫詩，那時我過著戎馬生活，騎在馬背上有了時間，就可以思索，推敲詩的押韻。馬背上的生活真有意思。”毛澤東從領導秋收起義到指揮解放戰爭，過了20多年的戎馬生活，但真正在馬背哼詩的時間並不太長，大約有七八年。根據毛澤東行軍轉移配備戰馬和他創作詩詞的實況，能在馬背上哼詩隻有四個時期：一是在井岡山和中央革命根據地期間﹔二是在長征期間﹔三是在東征期間﹔四是在轉戰陝北期間。在這四個時期中，特別是在中央革命根據地和長征途中，毛澤東不僅經常騎馬行軍，而且頻繁創作詩詞。那個時期他出現詩詞創作的高峰，這同在馬背上哼成是有密切關系的。在戰爭環境下行軍轉移，往往是兩次作戰之間的一次休戰，一種休閑，坐在馬背上信馬由缰，心情放鬆，閑適舒暢，有了幾分從容，有了幾許靈感，當會詩興大發，加上有充沛的精力，充裕的時間，正可以精心構思，仔細推敲，於是一首詩詞的腹稿就醞釀完成。
第二，《詞六首》中的《清平樂·蔣桂戰爭》、《採桑子·重陽》的寫作經過，《採桑子·重陽》的題材和內容，透露了兩點信息，表明作者把這兩首詞看成是“在馬背上哼成的”，著眼點就在這兩首詞的寫作環境和條件上面。第一點信息是，這兩首詞作於1929年九十月間，當時因作者患惡性瘧疾，身體虛弱，不能騎馬，是坐擔架在行軍途中創作的（對此將在后文作詳細論述）。坐擔架行軍同騎馬行軍，對創作詩詞的環境和條件來說，有許多相似甚至相同之處，也許正是這個原因毛澤東把“在擔架上哼成的”看作同“在馬背上哼成的”一樣了。如果說“作於騎馬行軍路上”是“在馬背上哼成的”一語的內涵，那麼“作於坐擔架行軍路上”是“在馬背上哼成的”一語的外延。第二點信息是，從《採桑子·重陽》的題材和內容來看，既不是寫征戰，也不是寫行軍，更不是寫駐扎，這與軍旅生活毫無關系。也許有人會說，此詞寫了“戰地黃花分外香”，內容與征戰有關。其實此句原為“但看黃花不用傷”，后改為“大地黃花分外香”和“野地黃花分外香”。可見把這首詞列入征戰詞一類，是不恰當的。即使把“大地”、“野地”改為“戰地”，也只是表現了戰地的環境和氛圍，涂抹了革命的色彩，並不能使這首詞的題材和內容變為征戰。我認為這是一首以重陽為題材的感悟和感慨人生的哲理詞，如果從它的題材和內容角度立論，根本談不上是“在馬背上哼成的”﹔隻有從這首詞的寫作環境和條件立論，才符合“在馬背上哼成的”一語的原意。
第三，從《詞六首》的曾用題看出，六首詞中有三首曾標出“路上作”，這清楚地說明這些詞都非作於駐地，而作於行軍路上。於是，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詞六首》是“在馬背上哼成的”。《採桑子·重陽》，在1963年作者主持編輯的《毛主席詩詞》清樣稿上，曾用題為《江西廣昌縣路上作》，后改為《廣昌路上作》，最后定稿為《重陽》。此詞說作於廣昌路上，恐系誤記。1929年重陽節作者是由永定農村坐擔架去上杭縣城的，並未到過廣昌，故此詞應是“永定赴上杭路上作”或“上杭路上作”。但這首詞的曾用題告訴我們，在作者的記憶中，它是作於行軍路上的。《減字木蘭花·廣昌路上》，作者主持編輯《毛主席詩詞》時，此詞在清樣稿上曾用題為《廣昌縣路上作》，后改為《廣昌路上作》，最后定稿為《廣昌路上》。《蝶戀花·從汀州向長沙》，作者主持編輯《毛主席詩詞》時，此詞在清樣稿上曾用題為《從福建到湖南路上作》，后改為《從汀州向長沙路上作》，最后定稿為《從汀州向長沙》。《詞六首》中的另外三首的曾用題，雖然未標明“路上作”，但是作者已經判明是“在馬背上哼成的”，自然應該看成是作於行軍路上。
總上所述，毛澤東所說“在馬背上哼成的”一語，不是泛指毛澤東在革命戰爭年代創作詩詞的題材和內容，也不是泛指他當年所寫詩詞是他戎馬生活的真實記錄﹔而是特指毛澤東在革命戰爭年代創作詩詞的環境和條件，特指他當年所寫詩詞是騎馬或坐擔架作於行軍路上。
（二）
多年來出版的毛澤東詩詞的注釋、講解、解讀、賞析、史話等一類書籍，對《詞六首》的寫作經過，特別是對其寫作的地點和具體時間，常有錯誤的判定。我們弄清楚“在馬背上哼成的”一語的內涵是作於行軍路上，這對於澄清和糾正《詞六首》的寫作經過，很有必要，意義頗大。
《清平樂·蔣桂戰爭》：這首詞的寫作時間作者定為“一九二九年秋”，因此有些論者抓住“秋”字，把具體寫作時間或推定為9月，或推定為八九月之交，甚至推定為8月8日與11月8日之間。這首詞的寫作地點，有的論者推定為在上杭縣城，有的論者推定為在永定農村。以上關於寫作具體時間和寫作地點的推定，都背離了“在馬背上哼成的”原意，因而是不確切的。鑒於作者把這首詞編排在《採桑子·重陽》之前，詞中又提到打下上杭，這首詞的寫作時間可限定為1929年九十月之交。9月21日紅四軍攻克上杭后，中共紅四軍第八次代表大會於9月下旬在上杭召開，會前致信在永定農村養病的毛澤東要他出席會議。毛澤東回信說：紅四軍黨內是非不解決，我不能夠隨便回來﹔再者身體不好，就不參加會了。前委接到毛澤東的回信，給他黨內“警告”處分，並要他馬上到會。毛澤東隻得坐擔架由永定農村趕赴上杭縣城，但他趕到時會議已結束，大家見他確實病得很重，讓他回去養病。於是他坐擔架再回永定農村繼續養病。必須指出的是，有些論者誤認為毛澤東這次到上杭，留住臨江樓治病，並寫下兩首詞。根據以上敘述，這首《蔣桂戰爭》一詞，可以推定﹔作於九十月之交的由永定與上杭之間往返行軍途中。
《採桑子·重陽》：對這首詞的寫作地點，許多論者都判定寫於上杭縣城，甚至更具體地說寫於上杭臨江樓。這些論者立論的依據是曾任紅四軍第四縱隊司令員的傅柏翠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回憶：“我敢肯定是在上杭縣城寫的，就在毛主席住的那個小樓上寫的。毛主席是在上杭城過重陽節……當時正菊花盛開，又打了上杭城不久。”①[①轉引自吳雄選編：《毛澤東詩詞集解》，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傅柏翠的這個回憶經一些紀念館傳開，被不少注家採納。歷史事實是，毛澤東在永定農村休養，因缺醫少藥，病得很重，所以在重陽節時由地方武裝護送坐擔架到上杭縣城，住在臨江樓治病和休養。這期間毛澤東會見過傅柏翠。因此傅柏翠在三十多年后的回憶也許能見証毛澤東當年到過上杭並住在臨江樓的情況，卻很難証明重陽節那天毛澤東已在上杭城，並曾填詞。據說，那年護送毛澤東赴上杭城的當事人曾回憶：毛澤東抵縣城已是重陽節后。曾有人追問傅柏翠的回憶有什麼根據，他說是自己推斷的。②[②轉引自吳雄選編：《毛澤東詩詞集解》，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毛澤東主持編輯《毛主席詩詞》時，在這首詞的曾用題中標明“路上作”，這說明他的追憶是准確的。由此可以推定：這首詞作於重陽節即10月11日由永定赴上杭的行軍路上。
《減字木蘭花·廣昌路上》、《蝶戀花·從汀州向長沙》：一般論者和注家，對這兩首詞的寫作經過，都頗有共識。這兩首詞的曾用題都標明“路上作”，無疑都是作於行軍路上，這與作者在《詞六首》小序中說的“在馬背上哼成的”，意思完全相同，不過表述不同而已。
《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這首詞的寫作經過，在毛澤東詩詞史話一類的書籍中，成了演義性的敘述。有些論者根據郭化若的回憶①[①轉引自舒龍、凌步機：《歲歲重陽》，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164頁。]，把此詞的上闋說成是在1930年12月30日活捉張輝瓚的當晚作於黃竹嶺指揮所，下闋說成隔數月后在第二次反“圍剿”准備階段的一個晚上寫成。這個說法把作者所說的“在馬背上哼成的”話丟到腦后，由於依據是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幾十年后的回憶，並不十分可靠，因此是不足取的。我認為，這首詞的寫作經過可以推定：作於第一次反“圍剿”勝利之后和第二次反“圍剿”開始之前的行軍路上。如果當年作者身邊工作人員看到過這首詞的手稿，那也可能是先有行軍路上的腹稿，后有在駐地落筆寫成的手稿。
《漁家傲·反第二次大“圍剿”》：這首詞的寫作經過，有的論者說成在第二次反“圍剿”的凱歌聲中，6月3日建寧縣城召開軍民祝捷大會，毛澤東興奮不已，揮筆寫成此詞。這個說法完全不顧作者關於“在馬背上哼成的”話，也是不足取的。我認為，這首詞的寫作經過可以推定：作於第二次反“圍剿”勝利后的行軍路上。
《詞六首》的寫作經過，都推定作於行軍路上，完全按照的是作者的原意。當然，把這些詞推定作於行軍路上，無論從作者的本意來說，還是從論者和注家的分析研究來說，主要是指這些詞是作者行軍時在馬背上構思腹稿，進行推敲，並不排除在駐地進行修改和寫成手稿。
（三）
毛澤東在革命戰爭年代創作的詩詞，除前述《詞六首》以外，根據他騎馬行軍的有關史實、詩詞本身的有關內容和作者的創作習慣，經研究可以判定有12首，是“在馬背上哼成的”。下面對這些詩詞的寫作經過，作一簡略的敘述。
《西江月·井岡山》：這首詞是毛澤東於1928年9月在迎還兵敗湘南的紅軍大隊回師井岡山途中，欣聞紅軍“黃洋界保衛戰”勝利時所作的。有的史書記載，當時毛澤東與朱德是騎著戰馬率領紅軍大隊回到井岡山的。①[①邱恆聰：《毛澤東同志在井岡山》，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3頁。]因此，這首詞可以看作是毛澤東“在馬背上哼成的”第一首佳作。
《如夢令·元旦》：這首詞早在1956年《中學生》8月號由謝覺哉的傳抄稿非正式發表，詞題為《寧化途中》。1963年12月出版的《毛主席詩詞》，標明寫作時間為“一九三〇年一月”，詞題為《元旦》。從此詞的曾用題《寧化途中》，和本詞“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的內容，可以推定：這首詞作於1930年1月中旬在寧化縣的行軍路上。這首詞在出版《毛主席詩詞》時題為《元旦》，表明是作者對此詞修改定稿的日子。1930年陰歷元旦，是陽歷1月30日。“元旦”並非此詞的題材，也非此詞初稿寫作時間，作者定題為《元旦》，可能那年的元旦對作者有紀念意義。
《菩薩蠻·大柏地》：這首詞是毛澤東於1933年夏到寧都視察工作，在返回瑞金縣城途經大柏地的行軍路上所作的。毛澤東當時盡管專做政府工作，但是騎著戰馬，帶著警衛戰士，依然可以看作是一次行軍。
《十六字令三首》：這三首詞作於1934年到1935年，即作於長征開始后到遵義會議后。毛澤東在這個時期因身體較虛弱，同身帶戰傷的王稼祥一起坐擔架行軍。這三首詞是長征詞，反映了毛澤東參加長征的心路歷程。
《憶秦娥·婁山關》：這首詞作於1935年2月底的行軍路上。據史書記載，2月25日紅三軍團先頭部隊經與敵軍激戰一天攻佔婁山關。毛澤東在上世紀60年代回憶說：“詞是后來追寫的，那天走了一百多華裡，指揮作戰，哪有時間和精力去哼詞呢？”②[②引自《毛澤東詩詞集》附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重印版，第243頁。]
《七律·長征》、《念奴嬌·昆侖》、《清平樂·六盤山》：這三首詩詞都是在長征取得勝利時在行軍路上所作。現在對《六盤山》詞作於何時頗有分歧。第一種意見認為《六盤山》詞在六盤山上“揮毫寫下”①[①《"塞上江南"在延伸》，《人民日報》1995年8月4日。]﹔第二種意見認為《六盤山》詞是在1935年12月“揮筆寫出”②[②李敏杰：《<清平樂·六盤山>寫於瓦窯堡》，《人民日報》1986年12月28日。]﹔第三種意見認為《六盤山》詞是毛澤東在延安時所寫，據說曾聽作者講過③[③郁之：《大書小識之十五》，《讀書》1993年第8期。]。這幾種意見都缺乏可信的依據。第一種意見可能是指在六盤山哼出的初稿。第二種意見可能把修改定稿當成寫出初稿了。第三種意見可能把毛澤東所說作於保安誤聽作延安了。總之，這幾種意見反映了毛澤東創作《六盤山》詞，包括創作《長征》詩和《昆侖》詞，是經過打腹稿、反復修改、寫出定稿這一較長過程的。
《沁園春·雪》：這首詞可以推定是毛澤東於1936年2月准備東征時在行軍路上作。作者曾說“初到陝北看見大雪時”所作，一個“看”字說明他創作這首詞時，可能騎在馬背上去“看”，詞的上闋都是寫他在實地看見的雪景。過去有人考証這首詞作於陝北清澗縣袁家溝駐地，恐怕並不符合作者創作的實際情況。
《五律·張冠道中》：這首詩是毛澤東於1947年4月初在張冠道中行軍時所作。從這首詩標題表明“道中”，詩中有“征馬嘶北風”句，可以推定此詩是“路上作”，“是馬背上哼成的”。
毛澤東在革命戰爭年代的詩詞中，還有幾首可以判定是在住地或駐地所寫，也有的是徒步行軍時所寫，如《西江月·秋收起義》，應排除是“在馬背上哼成的”，這裡不一一論列。
（來源：《井岡山道路與毛澤東詩詞——第三屆毛澤東詩詞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8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