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探索與詩情奔涌
——毛澤東“上山”思想歷程和中央革命根據地詞作探析
道路探索與詩情奔涌
——毛澤東“上山”思想歷程和中央革命根據地詞作探析
孫東升
如果以《西江月·秋收起義》和《西江月·井岡山》為開端，毛澤東在井岡山和中央革命根據地一共創作了11首詞（加上蔣桂戰爭、重陽、元旦、廣昌路上、從汀州向長沙、反第一次大“圍剿”、反第二次大“圍剿”、大柏地、會昌）。時間是1927年秋到1934年夏。這是毛澤東思想處在探索階段，他的思維最為活躍的時期，也是他詩詞創作比較集中的一個時期，形成他一生詩詞創作的第一個高峰。
本文擬從史、詩結合的角度，以1927年春毛澤東面臨道路選擇時作於武漢的“心情蒼涼”“心情郁悶”之作《菩薩蠻·黃鶴樓》和他上述11首詞為線索，梳理一下毛澤東“上山”思想的形成發展過程，探究並試圖回答兩個問題：
第一，在所有共產黨人都在面臨危局、尋找道路的時候，為什麼隻有毛澤東找到了一條上井岡山、開辟第一塊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適合中國實際的正確的革命道路？毛澤東經歷了怎樣的思想歷程，使農民運動和武裝斗爭最終成為打開中國革命成功之路的兩把鎖鑰？
第二，為什麼毛澤東能在艱苦轉戰甚至槍林彈雨的情況下，幾年內比較集中地寫了一組膾炙人口、鼓舞人心的詞作，在取得理論上豐碩成果的同時，出現他一生詩詞創作的第一個高峰？
“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關注農民和鄉村，奠定了上井岡山開辟革命根據地的思想基礎
作為職業革命家的毛澤東，要探索他的思想歷程，不能不涉及他1925年秋寫的另一首詞《沁園春·長沙》。
建黨初期，同其他共產黨人一樣，毛澤東更多地關注工人運動。對農民問題，他沒有投入太多的精力。1923年前后，陶行知等正在提倡鄉村教育，惲代英曾寫信給毛澤東說，我們也可以學習陶行知到鄉村裡去搞一搞。毛澤東不以為然，回信說，現在城市工作還忙不過來，怎麼顧得上農村呢？①[①轉引自《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07頁。]
但是，出身於農民家庭的毛澤東比別人更懂得，中國早期的工人大多來自農村，同農民有著血肉聯系。中國革命如果沒有農民參加，要取得勝利幾乎是不可能的。而農民運動中迸發出的巨大活力，促使他很快把注意力轉向農運。
1923年4月，湖南水口山礦區工人罷工勝利后，毛澤東曾派共產黨員劉東軒、謝懷德回到他們的家鄉衡山縣岳北白果鄉開辟農運工作。9月中旬，白果鄉成立了湖南第一個農會——岳北農工會，會員很快發展到萬余人。盡管兩個月后，農工會遭到湖南省長趙恆惕的鎮壓，但這個實踐無疑激活了毛澤東的思維，他由此看到了農民運動中蘊藏的力量。
在廣東出席中共三大時，毛澤東明確提出了開展農民運動的問題。參加這次大會的張國燾后來回憶說：毛澤東向大會指出，“湖南工人數量很少，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更少，可是滿山遍野都是農民”，“任何革命，農民問題都是最重要的。……中國國民黨在廣東有基礎，無非是有些農民組成的軍隊，如果中共也注重農民運動，把農民發動起來，也不難形成像廣東這類的局面”。張國燾后來認為：提出農民問題，是“這個農家子對於中共極大的貢獻”②[②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版，第294頁。]。但是，由於陳獨秀主導的中共三大注意的焦點是如何推進國共合作，所以會后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
1924年底，毛澤東親自開始了農民運動的實踐。這年12月，他離開上海回到家鄉韶山沖，通過各種渠道做社會調查，開始了發動農民運動的工作。他后來回憶說，正是這次回韶山，才使他體會到“湖南農民變得非常富有戰斗性”，於是，我“發動了一個把農村組織起來的運動”①[①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35頁。]。
他發動的這個運動，主要包括四件事：一是創辦夜校，借識字向農民灌輸一些淺顯的道理，對農民進行思想啟蒙教育﹔二是秘密組織農民協會，親自發展了韶山第一批中共黨員，幫助成立了中共韶山支部﹔三是以秘密農協為核心，在韶山一帶發動成立了二十多個鄉雪恥會，作為公開合法的群眾組織，開展演講、散發傳單、游行示威、檢查洋貨、禁止銷售洋貨等活動﹔四是成功發動農民迫使地主開倉賑災、“平粜阻禁”斗爭。
毛澤東在家鄉的活動，引起了土豪劣紳的不滿。1925年8月，湖南省省長趙恆惕電令湘潭縣團防局急速逮捕毛澤東。毛澤東躲過緝捕，到了長沙，在趙恆惕的眼皮底下舉行秘密會議，向中共湘區委報告韶山農民運動的情況。他還佇立湘江邊上，橘子洲頭，回想當年風華正茂的師范生生活，寫下著名的《沁園春·長沙》。詞中，他這樣提出問題：“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已經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毛澤東，他的答案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答案：創造歷史的是人民。
但是，黨建立起來了，領導革命事業的核心力量有了，黨領導的工人運動、農民運動都開展起來了，學生運動進一步深入了，革命的路徑究竟如何呢？毛澤東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
應該說，在黨內最早親身致力於農民運動並取得重大成果的並不是毛澤東，而是彭湃。他在1922年黨成立不久就開始在廣東海豐老家活動，1923年1月領導成立了海豐縣總農會，使海豐成為大革命時期農民運動發展得最好的地區。但他沒有把實踐上升到理論層次，沒有把農民運動看成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而當時黨內掌握實權的陳獨秀和張國燾，一個隻注意和國民黨合作，一個更為關注工人運動，完全忘記了農民。正如毛澤東后來所說：他們“都感覺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處去尋找力量，到何處去取得廣大的同盟軍”②[②《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頁。]。
大家都在迷茫中前進。但毛澤東尋找到了。他找到的這個“最廣大和最忠實的同盟軍”，就是農民。經過家鄉切身的革命實踐，毛澤東深刻地認識到：隻有農民發動起來，中國共產黨代表的人民才能真正成為歷史的主宰。1925年11月21日，他在廣州填寫《少年中國學會改組委員會調查表》時，在“學業”一欄裡寫道：“研究社會科學，現在注重研究中國農民問題。”
眾所周知，他研究的成果，體現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該文對農民這個“半無產階級”的經濟地位和政治態度作了分析，認為自耕農、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雇農，都“是我們真正的朋友”。除此之外，1926年1月1日，他又在國民黨中央農民部機關刊物《中國農民》上寫了一篇《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進一步闡明了他對農民問題的看法。
1926年1月在國民黨二大上，毛澤東參加修改《農民運動決議案》。《決議案》指出：“中國之國民革命，質言之即為農民革命。為要鞏固國民革命之基礎，亦唯有首在解放農民。”國民黨二大后，3月19日，毛澤東被任命為國民黨中央農民部主辦的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接辦第六屆。這屆講習所於1926年5月15日在廣州正式開課，收有來自全國20個省區的327名學生﹔開設25門課程，內容都是圍繞中國革命的基本知識，其中關於農民運動的課程佔8門，教員多是有實踐經驗的農民運動領導者，如彭湃、阮嘯仙等。毛澤東親自講授“中國農民問題”、“農村教育”、“地理”三門課。
1926年9月1日，毛澤東寫了著名的《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一文。他在文章中闡明：“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並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農民運動不趕速地做起來，農民問題不會解決﹔農民問題不在現在的革命運動中得到相當的解決，農民不會擁護這個革命。”
至此，毛澤東把農民問題鮮明地提升到了“中國革命中心問題”的位置上。
1927年1月，毛澤東身著布衫，腳穿草鞋，考察了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歷時32天，行程700公裡。一系列生動新鮮的事例，使毛澤東非常興奮，他很快寫成了兩萬多字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報告”敘述了湖南農民所做的14件大事，認為都是革命的行動和完成民主革命的措施，說農民革命“簡直是急風暴雨，順之者存，違之者滅。其結果，把幾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權，打得個落花流水”。“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勛。”
筆者以為，正是以上對農民運動的考察和深入了解，躬身實踐和理論上的總結，奠定了毛澤東后來率秋收起義部隊上井岡山，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思想基礎。這是毛澤東開辟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正確革命道路的第一步。
“霹靂一聲暴動”：“心情蒼涼”，尋找出路，在領導秋收起義的實踐中毅然落腳井岡山
正當毛澤東致力於部署全國農運的時候，1927年4月，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逮捕和屠殺了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4月18日，他在南京另組國民政府，寧漢分庭抗禮。再加上北京的張作霖奉系軍閥政府，中國一時出現三足鼎立的局面。4月27日，中共五大召開。會議雖然批評了陳獨秀的右傾錯誤，強調要爭取領導權，但沒有提出切實可行的具體措施。毛澤東參加了大會，他當時最關注農民問題，曾邀集彭湃、方志敏等各省農民協會負責人議定出一個廣泛地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提交大會，被斷然拒絕，陳獨秀甚至沒有把它拿出來討論。
毛澤東預感到一場劫難很快就要來臨。他獨步徘徊在武昌蛇山的黃鶴樓遺址前。面對滔滔奔涌的長江水流，他寫下《菩薩蠻·黃鶴樓》：
茫茫九派流中國，沉沉一線穿南北。煙雨莽蒼蒼，龜蛇鎖大江。黃鶴知何去？剩有游人處。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這時，毛澤東是茫然的。他后來曾解釋當時寫這首詞時“心情蒼涼，一時不知如何是好”。煙雨莽蒼，朝霧彌漫，水天無際，心潮難平。山雨欲來風滿樓。此時的毛澤東，怎能不為革命的前途憂心忡忡呢？
形勢果然急轉直下。5月，駐宜昌的夏斗寅率部進攻武漢，發表反共通電。不久，駐長沙的許克祥發動“馬日事變”﹔6月中旬，蔣汪攜手，寧漢合流反共反蘇。7月15日，汪精衛武漢國民政府公開宣布“分共”，中國共產黨從合法變成非法，由地上被迫轉入地下，大革命宣告失敗。屠殺在延續。中共六大有一個統計數字，從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被殺害者有31萬多人，包括趙世炎、羅亦農、向警予、夏明翰在內的2.6萬多名共產黨人遇難。
處於血腥恐怖中的共產黨領導人在反思，並且需要迅速作出應對決策。剛剛經過改組的由張國燾、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李維漢五人組成的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面對情勢果斷決定：將中國共產黨所掌握或影響的部隊向南昌集中，准備起義﹔在秋收季節，組織湘鄂粵贛四省農民暴動﹔召集中央會議，討論決定新時期的新政策。
這期間，毛澤東鮮明地提出了“以槍杆子對付槍杆子”、“上山”等主張。
6月24日，新任湖南省委書記毛澤東趕赴長沙開展工作。隨后又到衡陽召集會議，要求各縣工農武裝一律迅速集中，用武力來對付反動軍隊，“以槍杆子對付槍杆子”。7月4日，毛澤東返回武漢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鮮明提出應選擇“上山”來對付敵人對湖南農民協會和農民自衛武裝的搜捕和屠殺，認為“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不保存武力，則將來一到事變，我們即無辦法”。八七會議上，他更明確說：“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①[①中共中央八七會議記錄，1927年8月7日。]這個對中國革命有著極其重要意義的論斷，在中國共產黨人中，毛澤東第一次把它鮮明地提了出來。
1927年8月1日，周恩來等領導的南昌起義如期舉行，並成功佔領南昌城，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8月7日八七會議，“武裝反抗”形成決議，“從此找到出路”。但是，當時人們的主導思想仍想依賴外援，順勢南下攻打大城市，導致兩個月后遭圍攻而失敗。毫無疑問，中國革命“城市中心說”的思想還佔據絕對優勢。
毛澤東對此表示了疑問。八七會議結束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希望毛澤東到上海中央機關去工作。毛澤東回答：我不願跟你們去住高樓大廈，我要上山結交綠林朋友①[①譚震林：《回顧井岡山斗爭歷史》，《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頁。]。8月9日，毛澤東出席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第一次會議，進一步提出湘南暴動“縱然失敗，也不用去廣東，而應上山”②[②毛澤東在中共臨時政治局第一次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27年8月9日。]。會后，毛澤東受命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回湖南傳達八七會議精神，領導秋收起義。
起義之前，毛澤東通過調查，在湖南省委會議上鮮明地提出幾個問題：第一，舉什麼旗——湖南秋收起義時“我們應高高打出共產黨的旗子”，不能再照八七會議規定的那樣打“左派國民黨旗幟”﹔第二，暴動問題——“要發動暴動，單靠農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須有一個軍事的幫助”，“現在應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軍事運動。實行在槍杆上奪取政權，建設政權”﹔第三，土地問題——“必須沒收地主的土地交給農民”﹔第四，暴動的區域——“以黨的精力及經濟力量計算，隻能制造湘中四圍各縣的暴動，湘中的中心是長沙。”③[③彭公達：《關於湖南秋暴經過的報告》，《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6－101頁。]
毛澤東和湖南省委堅持從實際情況出發，制定了明確的暴動綱領。但中共中央並不同意毛澤東的主張。緊迫的局勢，不容許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等之間的爭論繼續下去。
毛澤東仍按原計劃作出起義部署。秋收起義爆發，工農革命軍形成三路分別向平江、萍鄉、瀏陽推進。毛澤東興奮地寫下《西江月·秋收起義》，描述起義的動人場面：
軍叫工農革命，旗號鐮刀斧頭。修銅一帶不停留，便向平瀏直進。地主重重壓迫，農民個個同仇。秋收時節暮雲沉，霹靂一聲暴動。④[④這首詞，作者后來作過修改，將其中的"修銅"、"便"、"平瀏"、"沉"，分別改為"匡廬"、"要"、"瀟湘"和"愁"。]
由於當時全國革命形勢已走向低潮，反動軍事力量在各處都大大超過革命力量。從湘贛邊界來說，群眾沒有充分發動起來，進攻長沙的計劃顯然難以實現。這時，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已由原來的5000人銳減到1500余人，受到嚴重挫折。
這時，起義軍需要立刻作出選擇：是繼續進攻，還是實行退卻？如果退卻的話，向哪裡退？毛澤東不顧阻撓，斷然提出改變原有部署，下令各路起義部隊停止進攻，先退到瀏陽文家市集中。9月19日晚，在文家市前敵委員會會議上，毛澤東清醒地認定，單靠工農革命軍的現有力量不可能攻佔國民黨軍隊強固設防的長沙，起義軍應向南轉移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山區，尋找落腳點，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圖發展。會議經過激烈爭論，通過了毛澤東的主張，“議決退往湘南”。
在革命的緊急關頭，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人認識到要用武裝的革命反抗武裝的反革命，這一點是共同的。但是，是否繼續攻打大城市，是否與數量眾多的工農武裝相結合，成了成功與失敗的分水嶺。南昌起義失敗后起義軍退到了廣東，秋收起義受挫后斷然放棄進攻長沙計劃，退往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山區，創建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再與廣州起義比較，在共產國際代表諾伊曼的指導下，前委會否定了葉挺等撤往農村的主張，堅持“進攻再進攻”的戰略，最終導致起義失敗，張太雷壯烈犧牲。秋收起義后的道路選擇表明，我們黨領導革命成功跨越了兩大障礙：俄國道路的框框、共產國際錯誤指導的障礙﹔對中國實際不了解的障礙。毛澤東以極大的勇氣，以唯物辯証法的精神，以充分的調查研究和對實際的深入了解，成功跨越了這兩大障礙。這就是毛澤東之所以成為毛澤東，比其他領導人高明的地方。
毛澤東對自己的選擇充滿自信。他說：我們現在好比一塊小石頭，蔣介石反動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總有一天，我們這塊小石頭，一定要打爛蔣介石那口大水缸！
起義軍南下攻克蓮花縣城，經過著名的“三灣改編”，成功地團結和改造了袁文才、王佐的地方武裝，正式落腳井岡山，恢復各縣黨組織，打開了實現工農武裝割據的新局面。1928年4月，朱毛紅軍大會師，兩部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大大增強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實力。
“我自巋然不動”：充滿自信，總結經驗，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新路
1928年5月至7月，湘贛邊界割據進入全盛時期，黨、紅軍和根據地的建設都有很大發展。但是不久，在中共湖南省委錯誤指導下，紅四軍主力遠離根據地，國民黨軍隊乘機猛攻，侵佔邊界各縣城和平原地區，焚燒房屋，屠殺人民，湘贛邊界遭受嚴重摧殘，造成“八月失敗”。
其時，毛澤東正在永新領導軍民，以游擊戰術牽制國民黨軍隊11個團近一個月。8月23日，他率第三十一團第三營日夜兼程南下，在湘南桂東接應作戰受挫的第二十八團。在桂東縣城舉行前委擴大會議，決定紅四軍主力返回井岡山。
在返回井岡山途中，毛澤東得到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留守井岡山的何挺穎、朱雲卿等，指揮紅軍第三十一團第一營借黃洋界天險，抵抗國民黨軍隊四個團的猛烈進攻，用僅有的一門迫擊炮，打退了敵人的沖鋒。毛澤東詩興大發，豪情萬丈，填寫《西江月·井岡山》一詞：
山下旌旗在望，山頭鼓角相聞。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早已森嚴壁壘，更加眾志成城。黃洋界上炮聲隆，報道敵軍宵遁。
朱毛紅軍返回后，隨即開展恢復和發展井岡山根據地的工作，三戰皆捷收復遂川、寧岡、永新縣城，先后打破國民黨軍隊的兩次“會剿”。1929年1月，一場大雪過后，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3600多人，趁國民黨“會剿”部隊還沒有合圍，主動撤離井岡山，出擊贛南。之后，面對敵人的“追剿”，紅軍採取盤旋式和打圈子的做法，尋找時機集中兵力殲其一部，恢復主動地位。經過短短一年多一點的時間，在當地黨組織的密切配合下，紅四軍迅速開辟了贛南和閩西的農村革命根據地，並使根據地得到鞏固和擴大。
到1931年10月，長期被分割的贛南和閩西兩塊革命根據地連成一片，形成以瑞金為中心的鞏固的中央革命根據地（也就是中央蘇區）。它的范圍擴展到28個縣境，擁有瑞金、興國、於都、長汀、上杭等15座縣城，總面積5萬多平方公裡，人口達250多萬。在根據地內，發動群眾，建立或恢復黨、團組織和蘇維埃政權，分配土地，動員了1.2萬名群眾參加紅軍，為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轟轟烈烈的開展革命斗爭、開創比較完整的工農武裝割據新局面的間隙，毛澤東開始著手從理論上總結經驗教訓。
1928年10月、11月，毛澤東先后寫成《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和《井岡山的斗爭》兩篇重要著作，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斗爭進行了理論上的總結和概括，闡述了“工農武裝割據”是黨領導下武裝斗爭、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建設的密切結合：武裝斗爭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形式，沒有革命的武裝斗爭，就不能進行有效的土地革命和發展革命根據地﹔沒有土地革命，紅軍戰爭就得不到群眾的支持，革命根據地也就不能鞏固和發展﹔不建設革命根據地，武裝斗爭就沒有后方的依托，土地革命成果就無法保持等一系列重要的思想。
至此，毛澤東關於以“農村為中心”實行“工農武裝割據”的各方面的具體路線都已大體形成。從紅軍的建軍思想和作戰原則，土地改革的政策，根據地建設的方針，到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的思想路線，毛澤東都已提出明確而系統的、切合中國實際的主張。這是他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在中國社會的復雜環境中，嚴格遵循從實際出發的原則，堅持在實踐中頑強探索的成果。盡管前進道路上還會有曲折，但毛澤東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條中國革命的成功之路，已經深深扎下了根。
毛澤東開辟的井岡山道路，代表了探索中的中國革命道路的正確方向。
“馬背哼詩”：在艱苦探索中詩興勃發，獲得詞作豐收，形成他一生詩詞創作的第一個高峰
伴隨著革命的進程，毛澤東的詩詞創作形成了他一生的第一個高峰。
通觀毛澤東井岡山時期的詩詞創作，我們發現一個奇特的現象：越是在艱難困苦、形勢緊張的時候，毛澤東的詩興越濃，他的詞作反映生活的范圍越寬，表達的思想感情也愈加深刻。毛澤東是一個勇於接受挑戰的詩人。從1927年秋到1934年夏，毛澤東面臨敵人嚴重的白色恐怖，開辟道路、沖破思想牢籠的痛苦選擇和突破重圍的復雜局面，迷茫、憤怒、不平，豪邁、樂觀、喜悅，在左沖右突中他心有所感，以詩言志，生動記錄了這一段中國革命的歷史和他的思想歷程。
試舉數端。
1929年春，蔣介石同廣西軍閥李宗仁、白崇禧為爭奪湖南、湖北兩省地盤展開混戰，歷時4個月。是年3月，朱毛紅軍由江西進入福建西部，佔領長汀。五六兩月，三次佔領龍岩，9月攻克上杭。秋天，毛澤東寫了《清平樂·蔣桂戰爭》，用僅僅46個字的小令，生動、真實地反映了這段歷史：
風雲突變，軍閥重開戰。洒向人間都是怨，一枕黃粱再現。紅旗躍過汀江，直下龍岩上杭。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這之后，毛澤東先后創作了《採桑子·重陽》、《如夢令·元旦》、《減字木蘭花·廣昌路上》、《蝶戀花·從汀州向長沙》、《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漁家傲·反第二次大“圍剿”》、《菩薩蠻·大柏地》和《清平樂·會昌》。所有這些，構成毛澤東的中央革命根據地詞作。這些詞作，僅從標題來看，便知詩興的緣起和該詞的內容：或記錄紅軍行軍生活，詩情如火關不住，表達豪邁心情和對錯誤路線的抵制，如《廣昌路上》、《從汀州向長沙》，有人稱之為“行軍詞”﹔或狀寫戰事，如紅軍集中兵力，四面包圍，全殲敵人第十八師師部和兩個旅近一萬人，活捉張輝瓚的《反第一次大“圍剿”》﹔狀寫毛澤東、朱德率紅一方面軍從贛江東岸打到閩西北山區，橫掃七百余裡，殲敵三萬余人，繳獲各種武器二萬余件和大量的軍用物資，打破國民黨軍隊的第二次“圍剿”的《反第二次大“圍剿”》，有人稱之為“戰爭詞”﹔或寫戰地戰場，表達自己被剝奪軍權后的郁悶心情和對時局的擔憂，如《大柏地》、《會昌》，有人稱之為“抒懷詞”或“言志詞”。總體而言，正如詩人在他寫於1962年的《<詞六首>引言》中說的那樣，這些詞“反映了那個時期革命人民群眾和革命戰士們的心情舒快狀態”①[①《毛澤東詩詞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39頁。]。
中國古有“憤怒出詩人”的說法。毛澤東早年說過：“文學創作只是實現自我。”晚年他讀《詩經》時，更明確地說：“司馬遷說詩三百篇，皆古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發憤之所為作’，心裡沒有氣，他寫詩？”從漢朝司馬遷的發憤為詩，唐代韓愈的不平則鳴，到當下毛澤東的“實現自我”，因怨氣而為詩，三者一脈相承。毛澤東這個階段的詞作，尤其是幾首“抒懷詞”，正是沿著這一傳統而寫成的。
郁滯成詩。西方學者也認為，情感是本能欲望與外界壓抑之間發生沖突時產生的結果，詩歌創作就是這種“對峙和糾葛”的排解、疏泄、轉換和升華。由此看來，寫詩填詞是有共同的創作沖動的。《採桑子·重陽》如此，《菩薩蠻·大柏地》如此，《清平樂·會昌》也是如此。
在開辟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的過程中，對毛澤東來說，的確並非一帆風順。1929年6月下旬，在紅四軍第七次黨代表會議上，在建軍原則和建立鞏固的革命根據地等問題上，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未能被多數同志理解和接受，他不得不離開紅四軍領導崗位。此后，他身染重疴，留在閩西一邊養病，一邊開展地方工作。10月，在上杭臨江樓，經過一位叫吳修山的名醫十多天的治療，病情明顯好轉。正逢重陽節，看到院中黃菊盛開，填了一首《採桑子·重陽》：
人生易老天難老，歲歲重陽。今又重陽，戰地黃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風勁，不似春光。勝似春光，寥廓江天萬裡霜。
1934年，蔣介石調集幾十萬大軍向以瑞金為中心的中央蘇區逼近，中央革命根據地形勢險惡，博古、李德拒絕毛澤東突出重圍、進攻江浙、迫敵回援的正確建議，導致廣昌失守，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面臨戰略轉移的危局。這年夏天，毛澤東正在中共粵贛省委所在地會昌指導工作。由於南線紅軍執行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中央蘇區南線出現相對穩定的局勢，同北線接連遭受嚴重挫敗的形勢形成鮮明的對照。7月23日天色微亮，毛澤東帶領幾名戰士登上會昌城外的嵐山嶺，遠望南方，填成《清平樂·會昌》：
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
會昌城外高峰，顛連直接東溟。戰士指看南粵，更加郁郁蔥蔥。
毛澤東自稱其詩是“馬背上哼成的”，因而他得了一個“馬背詩人”的雅稱。1955年他風趣地對法國前總理孚爾說：“我的確曾經寫詩，那時我過著戎馬生活，騎在馬背上有了時間，就可以思索，推敲詩的押韻。馬背上的生活，真有意思。”①[①孚爾：《毛澤東會見記》，轉引自蘇揚編《中國出了個毛澤東》，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版，第297頁。]在戰爭間隙，在戎馬倥傯中詩情奔涌，逸興勃發，快速成句，也是毛澤東不同於其他詩人的獨特地方。
宋代詩人楊萬裡說：“閉門覓句非詩法，只是征行自有詩。”詩主抒情，但無論是激情還是悲憤，皆來源於生活。馬背吟詩，實際上反映了創作與生活的關系。中國古代也有“馬背詩人”，如宋代寫下“樓船夜雪瓜洲渡，鐵馬秋風大散關”的陸游﹔寫下“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裡如虎”的辛棄疾，等等。毛澤東的中央革命根據地詩詞（或曰“戰爭詩詞”），也正是源於“馬蹄聲碎”、“喇叭聲咽”的急行軍之中。
的確，詩人、政治家、軍事家毛澤東在戰事之暇，胸中風雷激蕩，感情波濤洶涌，革命情懷殷殷。在“從汀州向長沙”的行軍途中，雖然不同意當時中央要求奪取大城市、“迎接革命高潮”的主張，但他顧全大局，依然服從，“六月天兵征腐惡”，“百萬工農齊踴躍”，“席卷江西直搗湘和鄂”，無奈中充滿革命者的自信和豪邁。在第一次反“圍剿”中，“天兵怒氣沖霄漢”、“喚起工農千百萬”，朴素的語言中表露出詩人何等豪邁、何等雄奇的心境！短短幾行字，氣勢如虹，如聞驚雷。在第二次反“圍剿”中，贛水蒼茫，閩山碧綠，紅軍“橫掃千軍如卷席”﹔白雲山一役，重霄中殺入“飛將軍”，紅軍居高臨下，槍林中大敗敵人，使國民黨精心策劃的戰略隻能“為營步步嗟何及”了。如此精彩的描寫戰爭場面的詩篇，說明毛澤東不僅是戰爭的親歷者，而且確是寫戰爭詩詞的“聖手”，與陸、辛輩比不僅毫不遜色，而且青出於藍。
郭沫若曾說：“大風大浪的洪濤，便有雄渾的詩。”毛澤東這個時期的詞作風格，正屬雄渾沉郁一格。不經意為之，長期的觀察和積累便融入筆端，興會神到，遂成佳作。它們不僅抒發的是詩人的情感，而且是紅軍將士艱苦斗爭的寫照，是人民革命戰爭的頌歌。
順便說一句，毛澤東這個時期在創作體裁上幾乎都選用他所擅長的填詞，沒有吟詩。詩詞本是一體，但詞這種“長短句”形式更富音樂感，更易於表現戰爭狀態下的情感波瀾，或許馬蹄聲聲中更適合具有音樂感的鏗鏘長短句的誕生吧。
（來源：《井岡山道路與毛澤東詩詞——第三屆毛澤東詩詞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8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