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者應如何重視黨報和宣傳工作

領導者應如何重視黨報和宣傳工作

——讀解《關於黨報作用和宣傳出版工作的歷史文獻選載》

孫東升

本期《黨的文獻》從不久前出版的《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中，選發了一組關於黨報作用和黨的宣傳出版工作的歷史文獻，其中包括1931年中共中央關於黨報及其作用的文獻兩篇，1942年到1949年中共中央及有關部門關於宣傳出版工作的文獻6篇，它們都是首次正式公開發表。這是對已經公開發表的黨的新聞宣傳出版理論有關文獻的重要補充，對加深認識我們黨充分發揮黨報的領導和喉舌作用、不斷加強黨的宣傳出版工作，有著重要意義。

一、黨對加強黨報的領導和喉舌作用的認識不斷深化，要求“黨報必須成為黨的工作和群眾工作的領導者”。

黨報是黨的重要宣傳和輿論工具。從黨的成立之初開始，中國共產黨人就十分重視黨報在發動群眾、組織群眾，壯大自身力量，開展政治和武裝斗爭中的作用，始終把它看作黨的所有工作特別是群眾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在黨的理論宣傳和新聞出版的理論和實踐方面，進行了不懈的探索。

中國共產黨人對黨報性質的認識，最初來源於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黨報是黨同自己的敵人作斗爭的“同等的武器”和“第一個陣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36頁。】﹔列寧則進一步指出：“報紙應當成為各個黨組織的機關報”【《列寧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4頁。】，“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員和集體的鼓動員，而且還是集體的組織者”【《列寧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頁。】。因此，在建黨初期和大革命時期，中共相繼創辦了《向導》、《新青年》、《先驅》、《前鋒》、《中國工人》、《中國青年》、《紅色中華》等報刊。

為了更好地宣傳黨的方針政策，黨在1923年曾對黨和團的中央機關報作了宣傳上的分工：《新青年》季刊是“學理的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宣傳機關”，《向導》是“國內外時事的批評宣傳機關”，《中國青年》周刊是“一般青年運動的機關”。【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編《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上卷，新華出版社1980年版，第7頁。】后來在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過的《對於宣傳工作之議決案》中，在1926年7月黨中央的指示中，又分別對各黨報的職能作出過調整。此外，黨還曾指示各地方報刊要注重當地的政治鼓動和地方問題，要注意與當地各派辯論，並按月報告此類工作的成績。

根據革命斗爭事業發展的需要，黨對黨報的重要作用有了進一步的認識。1927年，中共中央為進一步加強宣傳鼓動工作，專門指出：“政治宣傳和鼓動，乃是黨調動群眾、領導群眾兼以訓練黨員之必需條件。”【《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上卷，第35頁。】1930年，《紅旗》刊發《提高我們黨報的作用》一文，指出：“擴大黨報不僅是我們黨的經常工作之一，並且是我們黨在目前革命形勢中0個重要的革命斗爭。這個斗爭不僅要反抗帝國主義及一切統治階級對於我們黨報的壓迫，並且要反對我們黨內之一般忽視黨報作用的傾向。”【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編《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下卷，新華出版社1980年版，第36頁。】

但是，由於黨在成立初期力量相對弱小，斗爭經驗不足，黨的工作尚處在艱難曲折的探索中。同時，人們也意識到黨報對黨的工作尤其是群眾工作的影響和作用還十分有限。到了1930年前后，黨中央實際工作負責人李立三錯誤估計革命形勢，制定了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中心城市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使中國革命遭受重大損失。瞿秋白、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經過努力，糾正了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但不久又在六屆四中全會上遭到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路線的無情打擊。同時，黨內分裂主義危險加劇。1931年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清理了黨內的混亂思想，同時，針對黨報黨刊宣傳不力的問題，討論通過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黨報的決議》，就是本期所發文獻的第一篇。

這篇文獻，在指出過去黨報工作存在“空談理論”、“形成一個單純的對外的宣傳品”、沒有做到“帶有最大限度的具體性”、沒有起到“領導的指示的作用”等問題的同時，特別指出：“以后黨報必須成為黨的工作及群眾工作的領導者，成為擴大黨在群眾中影響的有力的工具，成為群眾的組織者”﹔所發論文“要帶有指示文件的性質”，“應當給與實際工作中的同志以具體的建議”﹔另外還重新規定了《紅旗日報》、《實話》、《布報》和《黨的建設》等報刊的性質和宣傳分工，決定成立黨的中央黨報委員會，“負責中央黨報一切領導”。這個決議，在對黨報作用的認識上，在具體辦報方法和經驗上都做了重要部署，是黨的新聞發展史上一篇具有重要意義的文獻。

一個多月后，1931年3月5日，中共中央再次作出《關於加強黨報領導作用的決議》。這個決議，要求地方各級負責同志重視黨報領導作用、為黨報撰寫文章，發表對於各種問題的意見，總結實際工作中的經驗，並要求建立各地通訊網，對黨報的健康發展作出了明確而細致的規定。

二、以1942年延安《解放日報》改版為標志，黨關於黨報作用和新聞宣傳出版的思想和理論開始走向成熟。

1935年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中國共產黨人克服難以想象的嚴重困難，度過了最艱難的一段歲月，在陝北開辟了抗日根據地。同時著力於黨的自身建設，肅清黨內錯誤思想，逐步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此，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更加重視黨的報刊的領導和喉舌作用，大力加強黨的宣傳出版工作。這一時期，在延安清涼山下，由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八路軍總部、陝甘寧邊區有關部門編輯出版發行的報刊《今日新聞》、《解放周刊》、《中國工人》、《中國婦女》、《中國青年》、《共產黨人》、《谷雨》、《詩刊》、《西北》、《中國文化》、《軍政雜志》等，相繼創刊發行。1940年2月7日，在《新中華報》由陝甘寧邊區政府機關報改為中共中央機關報新刊一周年之際，毛澤東還親自撰寫了紀念文章，稱贊《新中華報》“是全國報紙中最好的一個”。

1941年5月15日，為適應形勢的發展變化，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由毛澤東起草的關於出版《解放日報》和改進新華社工作的通知，決定將延安的《新中華報》和《今日新聞》合並，出版《解放日報》。【參見《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第54頁。】次日，《解放日報》在延安正式創刊。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根據地出版的第一份大型中央機關報（日報）。

在《解放日報》最初10個月的辦報實踐中，由於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影響，在宣傳報道上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嚴重的主觀主義、黨八股、形式主義。比如，在內容上以刊載國際新聞為主，報紙對黨的政策和中心工作宣傳不力，嚴重脫離解放區斗爭實際和黨的中心工作實際﹔在版面安排上幾乎程式化：一國際、二國內、三邊區、四本地（即延安），把重要的黨的消息放在極不顯著的位置﹔教條主義地照抄蘇聯《真理報》和中國《大公報》的做法，堅持“一天一篇社論”，導致一些社論質量不高，有些新聞也不真實，不少文章脫離群眾，八股文風很濃。

1942年3月，中央決定改造黨報。3月16日，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出改造黨報的通知，指出報紙是黨的宣傳鼓動工作最有力的工具，把報紙辦好是黨的一個中心工作﹔報紙的主要任務是宣傳黨的政策，貫徹黨的政策，反映黨的工作，反映群眾生活﹔各地黨的領導機關必須親自注意黨報的編輯工作，負責人要經常為黨報撰稿﹔黨報要開展適當的正確的自我批評﹔報紙文風要力求通俗簡潔。【參見《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91—92頁。】4月1日，《解放日報》在中共中央指導下正式改版。

改版后的《解放日報》面貌煥然一新：版面安排和新聞排序緊緊圍繞黨的中心工作和聯系群眾﹔及時、大量宣傳整風運動，保証黨的政策有效落實，約請在延安的中共中央領導人和各部門負責者撰寫有關文章，包括毛澤東的《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學風黨風文風》、《反對黨八股》，有力地引導整風運動健康發展﹔提高社論質量，加強宣傳黨的政策，深入探討黨報的理論問題。《解放日報》改版后的社論加強了對黨的政策的宣傳，僅在1942年4月至年底的時間，就發表整風社論100多篇。報紙還大量刊載探討新聞理論問題的社論，如胡喬木的《報紙是人民的教科書》（1943年1月26日），陸定一的《我們對於新聞學的基本觀點》（1943年9月1日）等，對黨報的理論研究也進一步系統化。

圍繞著《解放日報》的改版，黨形成了報紙要增強黨性，要突出群眾性、戰斗性和組織性，要全黨辦報等一系列思想觀點，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黨報和新聞理論，加強了與革命根據地的斗爭實際、與人民群眾的聯系，標志著黨的新聞思想開始走向成熟。同時，《解放日報》的改版也為黨報的深入改革起了示范和促進的作用。這之后，《新華日報》東北版、《抗戰日報》等也在整風檢查工作的基礎上，紛紛進行了類似的改版，揭開了中國共產黨黨報發展的新紀元。這是一次成功且意義重大的探索。

三、從1942年到1949年，黨在黨報編輯出版方面結出豐碩成果，同時在領導宣傳出版工作方面做出了許多可貴探索。

以《解放日報》的改版為契機，1942年10月28日，毛澤東指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認為他們“對當地通訊社工作及報紙工作注意甚少，對宣傳人員及宣傳工作缺乏指導，尚不認識通訊社及報紙是革命政策與革命工作的宣傳者組織者這種偉大的作用，尚不懂得領導人員的很多工作應該通過報紙去做”，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西北中央局已經發表了一個關於報紙工作的決定，各地亦應仿此辦理。”【《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4頁。】

由於延安黨報容量有限，不可能全面反映邊區各地情況，加之交通不便，報刊運送困難，毛澤東特別鼓勵邊區和各地委、各部隊、偏遠的縣都來辦報。在1944年3月22日陝甘寧邊區文化教育工作座談會上，他說，可以試辦油印小報，請一位知識分子負責，從編輯到發行，定期也好，不定期也好，報上登什麼要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這樣反映情況可以更直接，更快些。各單位還可以辦牆報，這也算是報。“這樣來辦報紙，那末全邊區可以有千把種報紙，這叫做全黨辦報。”“我們有很多的政治經濟工作，如果辦好報紙，就可以使這些工作做得更好。”【《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113—115頁。】

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指導下，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我們黨自上而下形成了辦報的大好局面。以抗戰時期陝甘寧邊區為例，就有關中、綏德、隴東、三邊等地委以及三五九旅等駐軍先后辦起了70多種自己的報紙，整個延安乃至邊區的街頭、村頭、機關、學校、軍營，具有戰斗性的牆報、壁報、小報隨處都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政策深入人心。全黨辦報的空氣形成后，黨報反映情況的政策性、組織性、戰斗性、群眾性更強了，也更具體化和典型化了。

根據中央確定的黨報性質、作用和任務、宣傳出版工作的總體原則和要求，1942年以后，中共中央宣傳部、八路軍總政治部和各相關部門，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積極探索新聞宣傳出版工作新途徑、新辦法，對各地報紙刊物的出版、對外宣傳工作，新聞報道、廣播電台工作、思想理論建設、出版物的規定等問題發出一系列指示，有力促進了黨的工作和群眾工作的開展。以本期《黨的文獻》發表的幾篇文獻為例：

關於各地報紙刊物的出版，1942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出指示，要求各地適應環境，貫徹黨的精兵簡政政策，每個戰略根據地可以出版一種重點刊登本地區新聞的報刊，並要求對報紙工作人員以較優厚待遇。

關於對外宣傳工作，1944年4月1日，總政指示各地區部隊首長及宣傳機關要加強指導，真實報道敵后戰況，宣傳我英勇戰績。

關於新華社工作，1946年10月4日，中央建議各地黨委要求調查研究室干部兼任新華社特約記者或特約撰稿人，反映當地實際工作和干部思想等情況和經驗，並規定了稿件字數和上傳方式。

關於廣播電台工作，1947年6月28日，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出經周恩來審閱、修改的通知，提出通盤籌劃全國各地電台設置的具體方案。

關於統一出版事業，1948年11月22日，在經劉少奇修改發出的中共中央給華東局的指示中，決定中央要創辦大印廠、大書店，把解放區出版事業統一起來，把編印馬恩列斯文獻及中央重要文獻的權力統一於中央，消滅出版工作各自為政的無政府狀態。1949年8月4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又規定，為了出版物的版本劃一，解放社和新華書店負責編印黨的文件，由中宣部統一審查批准，不准私營書店擅自翻印。

這些規定和舉措，是黨在領導新聞宣傳出版工作方面做出的可貴探索，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黨報發展和黨的新聞宣傳出版工作在歷史大變動、大轉折時期的發展歷程。

〔作者孫東升，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審，北京100017〕

（來源：《黨的文獻》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