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前期掃除文盲運動的方法和啟示

 

在一個經濟文化十分落后的舊攤子上開始全新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是新中國領導人面臨的嚴峻而艱巨的任務。經過數千年封建社會的發展，中國人民的文化素質雖有所提高，但在廣大的農村和偏遠城市，文盲和半文盲依然佔70%以上，掃除文盲的工作成為新中國成立初期十分迫切的任務。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對此充滿信心。毛澤東指出：“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於世界。”【《毛澤東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5頁。】周恩來曾將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比喻成“一輛車子的兩個輪子”，二者相輔而行。【《周恩來文化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頁。】

為迅速提高全民族的教育文化水平，黨和政府採取各種措施，發布了一系列指示和規定(見本期所發文獻)，在廣大人民群眾中有組織地開展識字運動，同時在全國范圍內創造條件，積累經驗，明確目標，有計劃、有步驟地展開大規模的掃除文盲運動。掃盲運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從1954年到1965年，我國掃除文盲達9571．3萬人【《中國教育年鑒(1949—1981)》，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年版，第578頁。】，廣大人民群眾文化水平迅速提高。

梳理這一時期的文獻檔案，打開那段塵封的歷史，有許多經驗和啟示值得我們總結和借鑒。

一、面向廣大群眾，把文化教育工作的重點放在人民大眾的文化普及上

新中國成立伊始，對最大多數人民群眾開展文化教育工作，就成為黨和政府開展工作的重要一環。早在1945年，毛澤東就在《論聯合政府》中指出：“從80%的人口中掃除文盲，是新中國的一項重要工作。”1949年9月29日通過的、起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教育為新民主主義的，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其中，“大眾的”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理念。綱領提出，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應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養國家建設人才、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為主要任務”，並從新中國初期的工農文化狀況出發，明確提出了“有計劃有步驟地實行普及教育”和“加強勞動者的業余教育和在職干部教育”。【參見《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頁。】

大眾文化教育工作的基礎是識字，也就是開展掃盲工作。1949年12月23日至31日，教育部召開了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明確提出“爭取在1951年開始進行全國規模的識字運動”。半年以后，1950年6月1日，政務院制定並發出《關於開展職工業余教育的指示》，要求將其作為“提高廣大工人職員群眾的政治、文化與技術水平的最重要方法之一”。隨后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工農教育會議正式作出“推行識字教育，逐步減少文盲”的決議。

把識字教育列為大眾文化教育工作的首要工作，既是現實的需要，也表明了一個新成立的人民政府的工作基石。1951年10月政務院公布了《關於改革學制的決定》，其中指出，初等教育既包括兒童的初等教育，也包括青年、成人的初等教育。而對自幼失學的青年和成人實施初等教育的學校，應為工農速成初等學校、業余初等學校和識字學校(冬學、識字班)。這些指示和規定，為之后開展大規模的掃除文盲運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二、以提倡並大力推行識字運動作為突破口，制定計劃有序開展掃盲運動

掃除文盲，其實就是解決干部群眾的認字、看書和寫字問題，一般要經過“識字”、“閱讀”和“寫作”三個階段。“識字”是掃除文盲運動的初始階段，也是這一運動的突破口。按照“首先要使不識字者識字，然后求其鞏固”的原則，掃盲運動首先從不同對象的識字運動做起。

識字教育的開展，推動了識字方法的改進。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文化教員祁建華借助注音字母的輔助作用，利用漢字字形、字義、字音相同與相異的不同特點，創造了速成識字法。用這種方法，大約通過250個小時的學習就可以記住1000個漢字，這樣就可以閱讀一般的讀物。某野戰軍用這種方法，於1952年3月底徹底掃除了文盲。

速成識字法的效果引起了國家教育部門的關注。

1952年六七月份，教育部開展了大量調查研究工作。8月下旬，教育部調查發現，祁建華速成識字法的成功，將大大縮短掃除文盲的時間。他們通過督促各地並協助京津二市和河北省在工廠、農村中進行重點實驗和推廣，証明不論在工人和農民中，速成識字法的效果都很好。調查表明，截至7月，天津市已組織了30多萬人參加學習，已有16萬人在實驗班畢業。華北區已開辦了5800多個實驗班，已初步學習成功的約計25萬余人。為此，教育部提出，當年冬至翌年春“可掃除區以上干部文盲20萬人，產業工人文盲150萬人，青壯年農民文盲1500萬人”﹔計劃“五年內用速成識字法掃除區級以上干部、產業工人、行業工人、城市勞動人民及青壯年農民中的文盲，共計一億七千余萬人”。經過充分調查研究，教育部黨組8月23日向中央提交綜合報告，提出擬在今年集中力量進行掃盲重點試驗(一個工廠、一個鄉或行政村、一條街、一個機關)，編印教材，訓練師資等准備工作，“明年開始全國推行掃盲運動”。報告還建議中央在9、10月間對此專門發一指示，並由政務院作出決定，“在全國范圍內建立掃盲委員會和掃盲協會，大張旗鼓地開展這一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運動”。10月7日，中共中央批轉了這一報告，同意報告提出的掃盲運動的方針和計劃，要求各地黨委及宣傳部門仔細研究，指導和監督下級黨委和政府文教部門貫徹執行。

速成識字法也引起了中央領導同志的重視，認為是掃盲運動的有效辦法。1952年6月14日，周揚給劉少奇並中央寫了一份《關於開展識字運動初步計劃的報告》，詳細介紹了速成識字法及其在部隊、農村、工廠實驗的情況，提出加以推廣的初步計劃。28日，劉少奇將此報告批轉陳雲、薄一波、安子文、廖魯言、周揚，指出在全國范圍內大張旗鼓地推行識字運動“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中央掃盲運動委員會和掃盲協會將是“一個長期的有繁重工作的機構”，要求安子文召集有關方面再進行一次討論，修改后由中央發至各地。安子文修改后，劉少奇又將《中共中央關於推行速成識字法掃除文盲運動的指示》轉報毛澤東審閱。9月13日，毛澤東批示：“同意。請尚昆辦。”10天以后，9月23日，這一指示正式發布。針對工作中存在的問題，12月8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掃除文盲運動的補充指示》，進一步對各級黨委應著力做好的工作進行了具體指導和詳細規定。

此后，速成識字法在全國得到快速推廣。其間，各地還根據實際情況創造出了豐富多樣的學習形式。比如，北京市海澱區除了班級教學外，還結合生產、生活情況，大力開展了地頭組、炕頭組和包教保學、夫妻識字等學習形式。當時流傳的“老槐樹，開白花，兩口子樹下學文化，孩子他爹你看這字念個啥”的歌謠，就是對那時群眾掃盲識字運動生動而又真實的描繪。速成識字法全面推廣后，新中國初期的掃盲運動取得了較大成效。1953年共有295萬人脫盲，1954年共有264萬人脫盲，1955年共有267．8萬人脫盲，1956年脫盲人數達到743．4萬。

三、從機構設置、人才支持和教材保証等方面著手，為掃除文盲運動做好准備

相比較而言，成人教育比幼兒教育的難度要大許多。尤其是在成人中開展掃盲教育，必須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備。周恩來曾指出：“掃盲工作是一個大工程、大運動，需要很好地准備。……要發動掃盲運動，開始后就不能中斷，這就需要先做好准備工作。需要建立機構，准備教材、教員等。”【《周恩來文化文選》，第59頁。】為打贏掃除文盲這場戰役，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精心籌劃，分別從機構設置、人才支持和教材保証三個方面著手，扎扎實實做好掃盲運動的各項保障性工作。

(一)成立領導機構，確定專職人員，為工作開展提供組織保証。

1952年9月13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推行速成識字法開展掃除文盲運動的指示》，要求從中央到縣“均設立掃除文盲委員會”，並對其主要工作任務進行了規定。在這一機構之外，指示還要求組織各級掃除文盲協會，廣泛吸收一切願意參加掃盲工作的各類知識分子與社會人士參加，作為掃盲工作隊，擔任宣傳、組織與教學工作。

1952年10月24日，周恩來在政務院第156次政務會議上提出，教育部要單獨成立掃盲工作機構。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召開第19次會議，決定設立中央人民政府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作為全國掃除文盲運動的領導機構。楚圖南任主任，李昌、林漢達、祁建華任副主任。1953年，掃盲工作委員會正式定編214人，下設辦公廳、城市掃除文盲工作司、農村掃除文盲工作司、編審司、干部訓練司、研究室等部門。中央還發出指示：“各級掃盲委員會的編制列入行政編制，此項編制應在各地編制總數內自行調劑解決。標准由各地根據實際情況本精簡節約精神自行規定。”【中共中央關於各級掃盲委員會編制問題的指示，1953年10月23日。】為整合資源、方便工作，各級掃盲委員會的建制又有所變化。1954年11月18日，國務院指示中央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合並於教育部﹔1955年5月13日，教育部通知“省、專、市、縣各級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的辦公機構與同級文教行政部門實行合並”。這一重大措施，保証了全國范圍掃盲運動的組織領導、有序展開，為掃除文盲工作奠定了重要的組織基礎。

隨著掃盲運動的深入發展，1956年3月15日中央發起成立了“全國掃除文盲協會”，陳毅任會長，其職責是：(1)動員組織廣大的知識分子、社會人士及所有的有文化者，協助搞好掃盲運動﹔(2)動員組織文盲者接受掃盲教育﹔(3)支持機關、團體、工礦企業、農村合作社、手工業合作社、城鎮居民委員會等組織的掃盲活動﹔(4)協助各級人民政府開展掃盲運動和培養掃盲師資﹔(5)協助各級人民政府和團體搞好對在掃盲工作中成績顯著的個人和單位的表彰、獎勵活動。4月18日，國務院轉發教育部、全國掃盲協會《關於各級掃盲協會人員編制方案》，要求各地參照設置機構、配備人員，開展工作。到1956年底，全國已有23個省市自治區成立了掃盲協會，各個縣的掃盲協會也相繼籌備成立。

從成立各級掃盲工作委員會，到成立各級掃盲協會，為開展全國范圍內的掃除文盲運動提供了強有力的組織保証，為積極動員一切力量參與其事打下了基礎。

(二)採用各種辦法組織訓練師資，為掃盲運動提供人才支持。

新中國剛剛成立，要在短時期內動員相當數量的教師參與到掃除文盲工作中來，其難度可想而知。在人才缺口非常大的情況下，中共中央和各級政府廣泛動員，制定了“以民教民”的總的指導方針。

1952年9月，中央《關於推行速成識字法開展掃除文盲運動的指示》要求各地將“能夠和願意參加實際掃盲工作的人，哪怕每星期隻能擔任幾小時教課的人”作為掃除文盲運動的師資力量吸收進來，並責成人民解放軍和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多方動員，組織力量投身到掃除文盲運動中來。同年12月的《補充指示》又明確將“訓練掃盲師資”作為1953年准備工作的重點，要求“各地應運用目前的師范學校或另辦訓練班，招收失學失業知識分子，施以三個月至半年的訓練，講授內容除速成識字法、中國語文等文化業務課外，應重視政治思想教育，務使受訓出來的掃盲教師都具備熱愛勞動人民，熱心為人民服務的精神”。

在師資力量的對比中，農村較城市更為薄弱。隨著工作的深入，農村掃除文盲的師資短缺矛盾愈加突出。1955年6月2日，周恩來簽發了國務院《關於加強農民業余文化教育的指示》，強調必須堅持“以民教民”的原則，“各級人民政府和有關方面要採用適當和有效的辦法，廣泛組織和動員識字的人，利用業余時間來教不識字的人，並使他們真正理解到這是一個義不容辭的光榮任務”。對於農村業余教師文化水平不高的現狀，各地“應當積極地採取有效辦法幫助他們提高文化業務水平”，比如採用教學研究小組、短期訓練班等方式來訓練和提高業余教師﹔對那些工作較好，生產和生活有困難的業余教師，在生產和生活上給以適當的幫助，“還可以定期地進行評模、獎勵，以資鼓勵”。

在貫徹中央指示的過程中，全國各地根據實際情況，盡可能多地利用各行業的人才資源，帶動當地的掃盲運動。比如，北京市海澱區就確立了“以民為師，能者為師”的原則，參與教學的除少數專職教師外，多數是聘請的義務兼職教師。針對師資力量缺口大的問題，海澱區還集中舉辦了培訓班，先對半文盲和有一定文化基礎的人進行集中培訓，培養一批骨干，然后再讓這些人去教文盲。以點帶面，將掃盲運動在短時期內全面鋪開。

(三)保障教材與經費需求，為掃除文盲運動准備重要條件。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保障掃除文盲運動中必需的教材、讀物、教學工具與經費需求，解決后顧之憂，是中共中央在這場運動發動之初就著力解決的問題。

早在1951年3月1日，一份主要面向識字量不多的職工、由教育部主編的全國職工業余教育委員會的機關刊物《學文化》正式創刊。中央掃盲工作委員會成立后不久，又編纂出版了面向掃盲工作者的《掃盲通訊》雜志。1952年9月中央《關於推行速成識字法開展掃除文盲運動的指示》發布后，有關部門按照指示集中力量編審教材、教師手冊、速成識字的教學工具(如挂圖、字片等)﹔出版總署迅速組織各方面人力，分工編印大量通俗書刊。文化部、電影局、廣播局也制定出相應的工作計劃。對於掃盲運動所需經費，除一部分由群眾自願負擔外，國家還撥出專款，支付專職教師和專職干部的工資，兼職教師與群眾教師的補貼、師資訓練費，教材、讀物印刷費及其他必要開支。這些措施，具有切實的可操作性，有力地保障了掃盲運動的順利開展。

四、重視總結經驗，講求工作方法，適時指導掃盲工作

掃除文盲運動是一項浩大的工程。在運動的推進過程中，中共中央廣泛開展調查研究，講求工作方法，分別從確定掃盲對象、制定掃盲標准、規定具體時間、經過試點重點推進等方面，不斷總結經驗，適時制定和調整運動計劃，使掃盲工作順利推進。

(一)梯次確定掃除文盲對象。

每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都享有受教育的權利，掃盲運動的對象自然包括所有具有中國國籍的文盲和半文盲。但從工作方法上講，又不能齊頭並進，必須有先有后，確保重點。在1950年9月20日至29日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工農教育會議上，就明確提出工農教育的實施對象，“首先是工農基層干部和積極分子，其次才是逐漸面向那些條件具備的廣大工農群眾”。1950年12月14日，政務院批准並轉發的《關於開展農民業余教育的指示》又規定，掃除文盲的對象“首先著重農村干部、積極分子及其青年男女，逐步推廣到一般農民”。在1952年9月發出的《關於推行速成識字法開展掃除文盲運動的指示》中，中央又對區級以上機關團體的工農干部、工人、農民、城市勞動人民等不同對象的掃盲方式作出了具體規定。從這些規定可以看出，掃除文盲的重點對象是人數最多、文盲率最高的工農兵勞動人民和工農干部，重點區域是農村。

(二)針對不同對象確定不同掃盲標准。

在確定掃除文盲標准時，中共中央從一開始就採取了針對不同對象制定不同標准的政策。中央掃盲工作委員會在1952年11月24日發布的《關於掃盲標准、掃盲班畢業考試等的暫行辦法的通知》中規定：在識字方面暫以能識到500字以上而未達到掃盲標准者為半文盲﹔不識字或識字數在500字以下者為文盲。掃盲標准，干部和工人一般可定為認識2000個常用字，能閱讀通俗書報，能寫二三百字的應用短文﹔農民一般可定為認識1000個常用字，大體上能閱讀最通俗的書報，能寫農村中常用的便條、收據等﹔城市勞動人民一般可定為1500個常用字，閱讀、寫作可分別參照工人、農民標准。這些標准可根據具體情況靈活掌握，適當伸縮。

(三)明確規定和適時修正掃盲時間。

規定掃除文盲時間界限，是在運動開展以后根據實際情況不斷確定並逐步修正的。1954年8月，教育部、全國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聯合召開第一次全國農民業余文化教育會議，提出爭取用15年左右的時間，基本上掃除農村2億多青壯年文盲。這是一個比較切合實際的時間界定。

鑒於掃盲對象的層次不同，1955年6月2日，在周恩來簽發的國務院《關於加強農民業余文化教育的指示》中，明確提出：“在今后三、五年期間，爭取在全國范圍內基本上掃除主要鄉干部中的文盲﹔在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展較早和較有基礎的地區，掃除大部分現有合作社社員和積極分子中的青壯年文盲及一部分非社員的青壯年文盲﹔在其他地區，爭取一部分合作社社員、互助組組員、積極分子和其他青壯年農民中的文盲入學，並逐步掃除一部分文盲。”

從1956年開始，毛澤東提出“按照各地情況，分別在12年內，基本掃除青年和壯年中的文盲，普及小學教育”。1956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掃除文盲的決定》，這是一個具有法規意義的重要文獻。《決定》為掃盲工作提出了更高標准和明確方向：“要求各地按照當地情況，在五年或者七年內基本上掃除文盲。要求二年到三年掃除機關干部中的文盲﹔三年或者五年掃除工廠、礦山、企業職工中的文盲95%左右﹔五年或者七年基本上掃除農村和城市居民中的文盲，就是說要掃除文盲達到70%以上。”《決定》還考慮到少數民族地區和條件特殊困難地區的實際情況，指示這些地方“應該根據具體情況確定掃除文盲的計劃和速度”。

總體上講，以上掃盲時間的規定和修正是符合實際情況的，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由於要求過急過高，在實踐過程中也發生了一些不鞏固和返盲的現象，使掃盲運動走了一些彎路。

(四)經過試點取得經驗，重點推進掃盲工作。

1952年12月8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掃除文盲運動的補充指示》，對掃除文盲運動的具體做法進行了規定：“無論在城市或農村掃盲工作的進行，均應採取典型試驗辦法，取得經驗，教育干部，以利重點推行。”指示還要求各地注意總結創造掃盲工作的系統經驗，從1952年冬天開始，經過切實調查，有計劃地布置一個工廠、一個鄉或行政村、一個機關及一條街道的掃盲工作，從成立領導掃盲機構、動員入學、訓練配備師資起，到教材教法、成績考查與鞏固、經費使用、教學設備等，“取得一套比較完整的經驗，給以推廣”。1954年8月，教育部、全國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要求各地，在掃盲運動中採取集中與分散、常年學習與季節性學習、農民的生產互助組織與文娛組織相結合等形式。從工作方法的角度講，這些規定具有很強的指導性和可操作性，有力保証了掃盲工作的順利進行。

從以上對文獻的梳理可以看出，新中國成立不久的50年代前期，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布的掃除文盲計劃和規定的一些措施總體上是符合實際的，並且有著很強的可操作性。它為各地區各層次掃除文盲運動的有序開展指明了方向，明確了思路，廣大人民群眾為此歡欣鼓舞，學習的積極性被極大地調動起來，因而取得了較大成效，受到了廣泛稱贊。其中一些科學、有效的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尤其值得總結和借鑒，給我們以重要啟示。

當然，在后來的實際工作中由於急於求成，忽視了全國范圍內文盲和半文盲數量眾多、掃盲工作本身存在的艱巨性和掃盲工作自身的規律，在計劃制定和實際工作的推進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冒進的做法。但總體來說，50年代新中國的掃除文盲運動，提高了整個社會的文化教育水平，改變了廣大群眾的精神面貌，為大規模展開的經濟建設和社會建設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儲備，這是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乃至世界的巨大貢獻。

〔作者孫東升，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審﹔曾珺，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館員，北京100017〕

（來源：《黨的文獻》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