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當選國家主席前后
劉少奇當選國家主席前后
馬雲飛
劉少奇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公元1959年4月27日。
無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還是在劉少奇的政治生涯中，這一天都是一個值得記住的日子……
4月1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坐落於中南海內的懷仁堂隆重舉行。
4月27日，大會進入新的議程——選舉國家機構領導成員。下午，代表們開始投票。經過近兩個小時的投票和檢票，到5時許，大會執行主席彭真庄嚴宣布了選舉結果：
劉少奇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同時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主席﹔
宋慶齡、董必武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
朱德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
經國家主席劉少奇提名，周恩來繼任國務院總理。
執行主席話音剛落，與會代表全體起立，全場立即響起熱烈的掌聲。
掌聲中，身穿深色中山裝的劉少奇，習慣性地用手梳理了一下幾乎全白頭發，同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央領導人一起，從主席台的座位上緩緩站起來，微笑著接受代表們的祝賀。
在年輕的人民共和國即將迎來10歲生日的前夕，在全體代表熱烈祝賀的掌聲中，劉少奇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繼毛澤東之后，成為共和國第二任國家元首。
巧合的是，這一年，劉少奇剛剛度過60歲的生日，同毛澤東5年前擔任這個職務時同齡。
一封來信引起毛澤東的極大關注
提名劉少奇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建議是在1959年4月上旬召開的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做出的，但其中的醞釀過程卻可以追溯到5年前，即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之后。
1954年9月，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毛澤東當選為第一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但是，在這之后不久，毛澤東就在不同場合多次提出：不再擔任下一屆國家主席職務。
在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中，毛澤東的核心地位是無可質疑的，由他出任初創的共和國國家元首，也是眾望所歸。從年齡上說，那一年毛澤東剛過60歲，正是年富力強之際。那麼，毛澤東為什麼要提出不再擔任國家主席了呢？
當選國家主席后，作為一國元首，不可避免地要經常參加國事活動，出席各種外交禮儀。這一切，使毛澤東深感苦惱。他希望擺脫這些雜事的干擾，希望在藏書頗豐的書齋中靜靜地多讀一些書，多思考一些國內國際上的重大問題。
毛澤東的想法在黨內高層領導人中多次說過。
多年同毛澤東朝夕相處、深知他的脾氣秉性的老戰友如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人都充分理解毛澤東的苦衷。
然而，這個想法，在黨內更大范圍內能夠得到理解嗎？黨外人士、全國人民中間又如何看待這件事呢？對此，毛澤東心中沒有底。他一直在尋找一個適當的契機，以期求得各方的理解。
機會終於來了。
事情是由陳叔通、黃炎培的一封信引起的。
1957年春季，中共中央決定實行開門整風，歡迎社會各界人士對共產黨展開批評。4月30日，毛澤東以此為主題召開了第十二次最高國務會議。
同以往的國務會議不同，這次會議則顯得別具特色。時間選在五一國際勞動節前夕，而地點則定在天安門城樓上，除應邀出席的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無黨派知名人士外，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彭真等中央主要領導人全部到會。僅此安排，便足以顯示毛澤東對這次會議的重視程度。
會上，毛澤東真誠地邀請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他從共產黨開展整風的目的和意義談起，講到官僚主義的危害，講到政權建設的前景，講到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多年形成的互相監督、肝膽相照的密切關系。他誠懇而詼諧的講話，使與會者深受感動，博得滿堂掌聲。
出乎與會者的預料，臨近會議結束時，毛澤東話鋒一轉，談起他不准備擔任下一屆國家主席的問題，並委托在座的諸位在各自的范圍內透露這個消息，刮點小風。
可以明顯感覺到，毛澤東的這番話，使參加會議的黨外人士感到了某種震動和不安。
果不其然，散會后，參加了會議的陳叔通和黃炎培連夜給劉少奇和周恩來寫了一封信。
陳叔通，時任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華全國工商聯主任委員﹔黃炎培，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民主建國會主任，都是資深望眾的著名民主人士，同中國共產黨有著長期的合作關系，與毛澤東也交往頗深。
陳叔通和黃炎培的信寫得真摯而懇切：
少奇委員長！
恩來主席！
昨毛主席於會議上最后提到下屆選舉主席不提毛澤東的名，並囑我們透露消息，我們兩個人意見：不說擁戴的空話而要從我們國家的現實著想，我們的國家由民主革命進入社會主義革命，是一個翻天覆地的大變革。就七年來說，發展要算順利的。但不可以不看出發展超過了鞏固，就是不可以說國家已經鞏固了，而況台灣尚未解放，國際兩大陣營尚在劇烈斗爭的時候。在此期間，最高領導人還是不更動為好。誠然要強調集體領導，但在短期過程中全國人民還認識不清楚，集體領導中突出個人威信，仍是維系全國人民的重要一環。似應再連一任，而於憲法第三十九條第二項“任期四年”下加一句“連任不得過兩任”，則以后依法辦事，可以解除全國人民的種種惶惑。不然，可能因國內人心的震動，而給以國際間推波助瀾的造謠機會。我們期期以為不可。至於代行職權，亦可在憲法上規定副主席二人或三人，前年委員長已代行過職權，接見外國使節，本來應該在憲法上加以修改。此事關系重大，應請先由黨、政府慎重考慮，暫不透露。特予秘陳。並請考慮應否及時與在場人大、政協同志，就這一問題，交換意見，如大家都有上面所陳感想，即請轉陳毛主席，同時我們相約勿遽外傳。
至於領導上工作長期高度緊張，這點確值得大大注意，今后必須在安排對內對外工作時，盡可能使傾向寬舒，似乎各位領導者都有這樣必要。如蒙同意，亦乞通知進行。
披瀝直陳，統希亮察
順致
崇敬！
陳叔通
黃炎培
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
陳叔通、黃炎培的來信經劉少奇、周恩來閱后，轉到毛澤東手中。
5月5日，毛澤東仔細閱看了陳、黃的來信，提筆在信中作了多處批注：
在來信談及台灣尚未解放及國際間兩大陣營尚在激烈斗爭處，毛澤東寫道：“以上兩個理由，因時期太長，連任四年，問題還是存在，故不宜論及。國家的根本鞏固，現在已經有了，這個國家已經推不動了。說到國家的完全鞏固，依蘇聯經驗，可能要十五年至二十年，台灣解放和兩個陣營對立時間可能更長”﹔
在信中談及個人威信仍是維系全國人民的重要一環處，毛澤東寫道：“我仍存在，維系人心的個人威信仍不會因不連任而有所減損”﹔
在信中談及全國人民可能引起種種惶惑處，毛澤東寫道：“事前在人民中展開討論，說明理由，可以減少惶惑。那時我將公開聲明理由”﹔
在信中談到國際間借以造謠問題處，毛澤東寫道：“造一陣謠言，真相自明，謠言便息。”
寫完批注，毛澤東在信的末尾又寫了一段很長的批語。批語中除贊同信中修改憲法的建議外，再次申明了他不擔任下屆國家主席的理由。
“可以考慮修改憲法，主席、副主席連選時可以再任一期，即在今年人代大會修改憲法，請鄧小平同志准備。第一任主席有兩個理由說清楚可以不連任：（一）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加上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任期已滿八年，可不連選﹔（二）按憲法制訂時算起，可連選一次，但不連選，留下四年，待將來如有衛國戰爭一類重大事需要我出任時，再選一次。而從一九五八年起讓我暫時擺脫此任務，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問題（例如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員資格，在必要時，我仍可以作主題報告）。這樣，比做主席對國家利益更大，現在雜事太多，極端妨礙研究問題。現在黨內高級領導同志對此事想通的多起來了，而黨外人士因為交換意見太少，想不通的還多，因此有提出來從容交換意見的必要。”
毛澤東對陳、黃信的批語並未按照慣常的做法直接交給陳、黃本人，他有著更為深遠的考慮。
在寫下上述批語的當天，毛澤東將寫了批語的陳、黃來信轉給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彭真等人閱，並在寫給他們的指示中提出：
“此件需經政治局同意，然后發出。請少奇同志召集一次有100人左右參加的政治局會議，展開討論一次，取得同意。”“此事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幾十人的會上談過，大家認為可行，並且談到黨的主席，也認為將來適當時機可行，只是暫時還不可行。”
毛澤東意猶未盡，在信上又加寫了以下批語：
“請小平同志印發全體中央委員、候補委員，黨的全體八屆全國代表，各省市區黨委及全國人大所有代表及政協委員。”“請看末頁我寫的一段話及文中四處注解，都要印上。此事應展開討論，才能打通思想，取得同意。修改憲法，值得考慮。（此數句不要印）”
看來，毛澤東不再擔任下屆國家主席的決心是下定了，並且要大張旗鼓地向黨內外廣泛宣傳。在毛澤東的上述批語中，這一點准確無誤地表達出來。
5月8日，劉少奇主持召開在京政治局委員會議，專門討論了陳、黃來信和毛澤東的批語。會議在毛澤東不當下屆國家主席候選人的問題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見。
同時，在中共中央委員、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中間，也傳閱和討論了陳、黃來信和毛澤東的批語。
在這之后，毛澤東開始在更大范圍內吹風，在同一些外國使節的談話中他也多次談過這件事。
西方的一些通訊社敏銳地捕捉了毛澤東將辭去國家主席的信息，很快在一些消息中披露出來。
1958年6月，中國駐英國大使館代辦宦鄉從不同渠道中了解到外界傳說毛澤東將辭去國家主席的消息，這時宦鄉還沒有聽到國內正式傳達，他深感這事重大，趕忙向外交部作了報告。
7月31日，毛澤東在看了宦鄉的電報后馬上親筆回了一封電報，不僅証實此事，並且囑托宦鄉相機在國外“放出一點空氣”。毛澤東的電報全文如下：
“宦鄉同志：
六月二十日你給外交部的電報我看了。所傳辭職事是真的。我決心辭去國家主席一職，中央及省市同志都認為有利，正向地縣區鄉干部通知，並展開辯論，以免臨時顯得突然。國內民主黨派已通知並醞釀一年多了。在華外人如蘇新使節及前印度大使尼赫魯等亦已談過。請你經過新華社記者在倫敦新聞記者中相機陸續放出一點空氣。要是非正式的，以閑談方式出之。經過英共記者，或更好些。逐步使人們不當做謠言，而當作事實。
毛澤東
七月三十一日
這封電報按照毛澤東的批示，經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同志閱后，發往中國駐英使館。
經過新華社記者的工作，毛澤東辭去國家主席的想法終於在黨內外逐漸取得了理解和贊同，對國外輿論也作了適當的鋪墊。
1958年12月10日，在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中共中央正式作出了《同意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關於他不作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候選人的建議的決定》。決定寫道：“幾年以來，毛澤東同志曾經多次向中央提出，希望不再繼續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職務。中央全會在經過了充分的、多方面的考慮以后，決定同意毛澤東同志這個提議，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不再提他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候選人。”
決定在最后特別強調：“毛澤東同志是全國各族人民衷心愛戴的久經考驗的領袖，在他不再擔任國家主席的職務以后，他仍然是全國各族人民的領袖。在將來，如果出現某種特殊情況需要他再擔任這種工作的時候，仍然可以根據人民的意見和黨的決定，再提他擔任國家主席的職務。”
毛澤東不作國家主席的事就這樣確定了。那麼，由誰來繼任毛澤東出任下屆國家主席呢？
從毛澤東提出不擔任國家主席的建議開始，到中共八屆六中全會結束之際，毛澤東在各種場合的講話中均未明確提出過具體意見。在中共黨內其他領導人中，由於毛澤東是否留任這個首要問題尚未定論，在八屆六中全會以前也沒有議論過。現在，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
在中共的高層領導中，可以作國家主席的人選應該說有好幾位，經過中央書記處的初步醞釀，最后集中到朱德和劉少奇兩個人的身上。
按照慣常的做法，毛澤東不連任，由上屆國家副主席、德高望重的朱德繼任是完全順理成章的事。事實上，在中共黨內高層領導和黨外民主人士中也確曾有過這種考慮。
這種考慮可以從中央組織部和中央統戰部起草的一份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候選人名單中得到印証——
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后，為准備召開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央組織部和統戰部受中央書記處委托，草擬了一份第二屆人大常務委員會候選人名單，發給中央一些主要負責人征求意見。
在這份名單上，沒有提到國家主席候選人人選，隻列舉了人大常委候選人人選，其中，劉少奇仍是作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人選列入的。
這就透露出了一個明顯的信息：劉少奇留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國家主席候選人顯然是朱德了。
朱德閱看了中央書記處送來的名單后，也明白了中央的考慮。然而，朱德不同意中央的這種安排。
12月29日，朱德提筆給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寫了一封言辭懇切的信，全文如下：
小平同志轉書記處同志們：
你給我組織部、統戰部對二屆人大常委提名候選人名單一份，我同意。我提議以劉少奇同志作為國家主席候選人更為適當。他的威望、能力、忠誠於人民革命事業，為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的革命人民所敬仰，是一致贊同的。因此，名單中委員長一席可再考慮，以便整體的安排。至於我的工作，歷來聽黨的安排，派什麼做什麼，祈無顧慮。
此致
敬禮
朱德
十二月二十九日
寥寥數語，朱德寬闊的胸襟和對劉少奇的推崇之情躍然紙上！
朱德與劉少奇是在共同的事業中結成友情的親密戰友。朱德生於1886年，比劉少奇年長12歲。若論兩人的相識和交往，同朱德與毛澤東、朱德與周恩來比較起來，並不算久遠。
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漫長征程中，朱德長期從事軍事斗爭，從未離開過軍隊，而劉少奇在參加革命的最初歲月裡，則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從事工人運動和秘密工作，只是在中央召開的會議上有過一些交往，兩個人相知而未深交。然而自從劉少奇1943年從蘇北抗日戰場回到延安，成為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成員以后，兩人在這個集體中共同輔佐毛澤東，經歷戰爭年代的風風雨雨，經歷了建設時期的日日夜夜。在長期的共同工作中，兩人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誼，相互間也有了更深的了解。朱德認為，國家主席不僅是一個名譽職務，還要擔負繁重的工作，從劉少奇的年齡、身體狀況和領導能力考慮，由他擔任國家主席比自己更合適。
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接受了朱德的提議。
在1959年4月上旬召開的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經過充分醞釀，一致同意劉少奇為中共中央向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的國家主席候選人。
劉少奇在會議的發言中對擔任國家主席一事幾次懇辭，但全會最終還是通過了推薦劉少奇為國家主席候選人的方案。
中共中央的決定是經過周密慎重的考慮的。
4月5日，總書記鄧小平在八屆七中全會上代表政治局常委作了關於國家機構人事配備方案的報告。對於決定提名劉少奇為國家主席候選人，他作了這樣的說明：
“國家主席有好幾位同志可作，如朱德同志，如黨內幾位老同志，都可以作，但是大家考慮的結果，以劉少奇同志擔任這個職務，比較更為適當些。國家主席不單是一個很高的榮譽職務，而是有一些相當具體麻煩的事要做，例如出國、會談、接待等等。所以，以劉少奇同志的能力和資望，以他現在在黨內所負的責任，出而兼任國家主席職務，是比較好的。”
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七中全會上沒有專門談論這個話題，但在緊接八屆七中全會之后召開的第十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他卻親自向參加會議的黨外民主人士解釋了國家主席人選方案。毛澤東說：
“為什麼國家主席候選人提的是劉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劉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為什麼是這個，而不是那個？因為我們共產黨內主持工作的，我算一個，但是我不管日常事務的，有時候管一點，有時候不管，經常管的是誰呢？是少奇同志。我一離開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這已經是多年了，從延安開始就是如此，現在到北京又已經10年了。以他擔任國家主席比較適合。同時朱德同志極力推薦少奇同志。”
中共中央正式作出了決定，毛澤東又親自向黨外做了解釋，劉少奇作為國家主席候選人的方案就這樣確定下來，並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獲得通過。
劉少奇曾三次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職務
毛澤東在第十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對民主黨派領導人說的一番話，談的是關於國家主席候選人問題，卻道出了當時在黨外人士中還鮮為人知的一段歷史：在中共黨內，主持黨的日常工作並在毛澤東不在中央時代理毛澤東工作的是劉少奇，這是從延安時代就開始了的。
劉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職務，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文獻中有過正式記載的，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中央七大舉行后不久。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即將勝利，為避免內戰，爭取對中國共產黨的有利地位和時機，中共中央決定，由毛澤東、周恩來飛赴重慶，同國民黨蔣介石舉行和談。
為決定這件事及商討毛澤東離開延安期間的軍機大事，中共中央於8月26日專門召開政治局會議。就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提議，在毛澤東和周恩來赴重慶談判期間，由劉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職務。毛澤東的提議獲得會議的一致同意。
27日，中共中央致電各中央局、各區黨委，通報了會議內容：“抗日階段瞬將完結，爭取和平建設的新時期已經開始，國共關系必須調整，避免內戰。中央決定毛、周赴渝談判。在毛離延期間，劉少奇同志代理主席職務，並增選陳雲、彭真二同志為候補書記。”
毛澤東臨行前，在他居住的窯洞裡同劉少奇作了徹夜長談。面對吉凶難測的重慶之行，毛澤東是作了最壞的打算的。他向劉少奇詳細分析了赴渝后可能出現的復雜局勢，以及應對復雜局勢的對策，將重擔鄭重地托付給了信賴的助手。
當年在延安還有過這樣的說法：毛澤東去重慶談判臨行前，曾在黨內交代，真要有個三長兩短，我不怕，有少奇同志嘛！萬一我回不來，你們就跟少奇同志干。毛澤東的這些話沒有留下任何文字記錄，現在也無從考証，但當年在延安的很多老同志都聽到過這些話，並且記憶猶深。
毛澤東在周恩來的協助下，經過緊張曲折的談判，終於迫使蔣介石在和平協議上簽了字，取得了預期的效果。談判結束后，毛澤東於10月11日返回延安。但由於在談判期間精神過度疲勞，毛澤東在回延安后即住院休養治療，直到1946年3月才恢復工作。因此，劉少奇這次代理中央主席職務，從1945年8月下旬到1946年3月，實際代理了半年的時間。
第二次是在建國之初，毛澤東出訪蘇聯期間。
1949年12月，毛澤東應蘇聯邀請訪問蘇聯。11月25日，中共中央在毛澤東主持下召開政治局會議，正式作出決定：在毛澤東出訪蘇聯期間，由劉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職務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職務。毛澤東於12月6日動身前往莫斯科，到1950年3月4日回到北京，在蘇聯逗留了近三個月。這期間，劉少奇集黨政事務於一身，全面負起了領導責任。
第三次，是在1953年年底。
這年年底，毛澤東外出到杭州主持新憲法的起草工作。在1953年12月24日毛澤東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特別作出決定：在毛澤東不在北京期間，由劉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
劉少奇在毛澤東外出期間，受毛澤東委托主持召開了中共七屆四中全會，順利地解決了高崗和饒漱石的問題，並在高饒問題解決后，配合在杭州起草新憲法的毛澤東，在北京主持了新憲法的修改和討論，為即將舉行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了准備。
三次代理毛澤東的職務，情況各不相同，但卻足以說明了劉少奇在中共黨內的地位。
劉少奇除三次代理毛澤東的職務外，還有一次是在特殊的情況下作為中央的“預備隊”而被毛澤東委以重任。
1946年重慶談判后不久，蔣介石重新挑起內戰，並於1947年初派胡宗南率重兵進攻中共中央首腦機關所在地——延安。中共中央為避敵鋒芒，在與胡宗南部激戰六天、殲敵五千余人后，主動撤離延安。
3月29日，中共中央在陝北清澗縣的棗林子溝召開會議，決定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中共中央機關和人民解放軍總部留在陝北，主持中央工作，而由劉少奇、朱德、董必武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以劉少奇為書記，前往晉西北或其他適當地點，進行中央委托的工作。30日，毛澤東將此決定致電通報正在晉西北視察工作的周恩來和晉西北根據地負責人賀龍：“中央決定組織中央工作委員會，在少奇主持下進行各項工作。”
劉少奇率部到達晉西北后，又輾轉來華北，經過慎重選擇，新組成的中央工委最后落腳在太行山麓的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建立了共產黨最后一個農村戰略指揮部。
中共中央的這個部署是有著深遠考慮的。
內戰初期，國內戰爭形勢敵強我弱。在陝北戰場上，國民黨胡宗南幾十萬重兵壓境，全力追擊圍攻中共首腦機關，而我在陝北的主力部隊加上地方部隊僅三萬余人，兩軍實力對比是10：1。
在這種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毛澤東為了拖住敵人的主力部隊，支援其他戰場展開戰略反攻，走了一步“險棋”：決定中央機關不離開陝北。毛澤東對此解釋說：“我們在延安住了十幾年，都一直是處在和平環境中，現在一有戰爭就走，怎麼對得起老百姓？所以，我決定和陝北老百姓一起，什麼時候打敗胡宗南，什麼時候再過黃河。我不離開陝北，還有一個理由，現在有幾個解放區剛剛取得主動，如果蔣介石把胡宗南投入別的戰場，那裡就會增加困難。中央留在這裡，蔣介石就會多下些本錢。這樣，咱們負擔重些，就能把敵人拖住，不讓他走，最后還要消滅他。”
話是這樣說，但對這步“險棋”帶來的險境，毛澤東是有著清醒認識的：戰爭形勢瞬息萬變，面對數十倍於我的強敵，面對孤立無援的境地，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遭遇不測。毛澤東既出此險招，就不能不留有后路。這個后路，就是由劉少奇率領的中央工作委員會，這是作為黨中央的“預備隊”而考慮的。在國共兩黨決戰的前夜，毛澤東又一次將重擔托付給了劉少奇。
毛澤東在“接班人”問題上同蒙哥馬利的談話
在考慮國家主席人選時，毛澤東為什麼要重提這段歷史呢？顯然，毛澤東對由誰出任國家主席一職有著更為深層的考慮。
在中國的政壇上，應該說，國家主席的頭銜只是個名譽職務，這是稍微有點政治常識的人都知道的。黨的工作由黨的主席來主持，而政府工作則由政府總理來主持，國家主席並沒有實際工作權限。但是，毛澤東在向黨外人士解釋國家主席候選人人選的談話中，專門提到在中共黨內“代理主持工作”一事，並把這件事作為劉少奇“比較合適”擔任國家主席的主要理由，種種情況表明，毛澤東是在考慮“接班人”問題，並希望用某種形式使之確定下來。
盡管毛澤東有這種考慮，但是，在1959年劉少奇當選國家主席之前毛澤東在正式場合中卻一直沒有談論過接班人問題，更沒有明確說過劉少奇是他的接班人這樣的話。
接觸到這個話題，毛澤東同赫魯曉夫的一次交談算是絕無僅有的一次。
1957年11月，應蘇共中央和蘇聯政府的邀請，毛澤東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赴蘇聯訪問，並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各國共產黨工人黨會議。
在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40周年典禮時，赫魯曉夫忽然問毛澤東：“你的接班人考慮沒有？”
赫魯曉夫的問話很唐突，毛澤東回答得也很含糊：“我們黨內有幾位同志，他們都不比我差，在我之后，有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這些同志……”
話題到此為止，沒有再繼續下去。
劉少奇當選國家主席后，這個問題逐步明朗了。1961年，即劉少奇當選國家主席兩年以后，毛澤東在同英國元帥蒙哥馬利的談話中，對“接班人”問題作了明確的回答。
1962年，蒙哥馬利寫了一本叫作《三大洲——關於亞洲、非洲和中美洲的局勢和問題以及這些地區對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防務政策和對英聯邦關系的研究》的書。在這本書中，他詳細記載了同中國領導人會見的情況，披露了同毛澤東談話的內容。
在蒙哥馬利同毛澤東的會見中，毛澤東第一次向西方人士談到了“接班人”問題。
關於這次談話，蒙哥馬利在回憶毛澤東時說：
曾經談到的一個問題是年齡。我表示，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十二年中，他從混亂的局面中取得巨大的成績，但是還有許多事情需要做﹔他必須保持健康和精力充沛，以便引導這個國家堅定地走上他所規定的道路上去。他的回答是很有趣的。他說中國有個古老的傳說，認為七十三和八十四是人的生命中的凶年﹔如果能夠順利地度過這兩個年頭，他就能活到一百歲。他自己不想活到七十三歲以上，那就是還有四年，以后他就要去同卡爾·馬克思做伴了。馬克思是他的英雄，幾乎就是他的上帝。我表示強烈的反對，我說中國人民需要他，他必須至少活到八十四歲這一關。他說‘不行’，他有很多事情要同馬克思討論，在這裡再呆四年已經夠了！我說要是我知道馬克思在哪裡，關於這個問題，我得同他談一談。我的話把他逗樂了！
接著，我就問到他的繼承人的問題。我的經驗是國家領袖們對於指定他們的繼承人是很反感的，我舉了幾個例子，如印度的尼赫魯、葡萄牙的薩拉查、德意志聯邦的阿登納、英國的麥克米倫、法國的戴高樂。誰將繼承他呢？他說，在中國，繼承人是很清楚的，並且已經確定了，那將是劉少奇。我問劉以后將是誰呢，他說他既不知道，也不關心﹔他自己將會同馬克思在一起了，他們在中國自己會解決這個問題。
這次談話是在1961年9月24日，地點在武漢市專供中央領導人下榻的東湖賓館。但可能是由於翻譯的問題，蒙哥馬利對這次談話的描述並不很准確。
在蒙哥馬利這次訪華時全程陪同的原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熊向暉在他寫的回憶錄中作了更為准確的回憶：
“談話是從下午2點30分開始的。寒暄幾句后毛主席就說：“元帥是特別人物，相信能活到100歲再去見上帝。我不能。我現在隻有一個五年計劃，到73歲去見上帝。我的上帝是馬克思，他也許要找我。’蒙哥馬利說：‘馬克思可以等一等。這裡更需要你。”
毛主席說：“中國有句話，‘七十三，八十四，閻王爺不請，自己去。’蒙哥馬利借機提出：‘我認識世界各國的領導人。我注意到他們很不願意說明他們的繼承人是誰，比如像麥克米倫、戴高樂，等等。主席現在是否已經明確，你的繼承人是誰？’
毛主席說：‘很清楚，是劉少奇，他是我們黨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哥馬利又問：‘劉少奇之后是周恩來嗎？’毛主席說：‘劉少奇之后的事情我不管……’蒙哥馬利說：‘中國現在還有許多事情要做，很需要主席，你現在不能離開這艘船，放下不管。’
毛主席說：‘暫時不離，將來學邱吉爾的辦法。’並說：‘我隨時准備滅亡。’接著毛主席講了五種死法：被敵人開槍打死﹔坐飛機摔死﹔坐火車翻車翻死﹔游泳時淹死﹔生病被細菌殺死。毛主席說：‘這五條，我都已准備了。’毛主席還說，人死后最好火葬，把骨灰‘丟在海裡去喂魚。’”
盡管文字上稍有出入，但隨蒙哥馬利《三大洲》一書於1962年在倫敦考林斯書店出版，劉少奇是毛澤東當然繼承人的消息很快便傳遍了世界各國。
關於毛澤東的這次談話還有一些不為人所知的內幕。實際上，蒙哥馬利要提出關於繼承人的話題，毛澤東事先就已經知曉了，並在同熊向暉的私下交談中說了一段更為明確的話。
那是在熊向暉陪同蒙哥馬利到達武漢后向毛澤東匯報情況時說的。
幾天前，熊向暉陪同蒙哥馬利參觀包頭、太原、延安、西安、三門峽、洛陽、鄭州、武漢等地后回到北京，在向周恩來匯報工作時，周恩來問：蒙哥馬利經過這些天訪問，他腦子裡對我們還有什麼疑問？他還可能提出什麼戰略性問題？
熊向暉匯報說：他似乎想探詢毛澤東的繼承人是誰？他可能認為，毛主席百年之后，中國不能保持穩定。他沒有直接提出這個問題，我是從一些跡象中揣測出來的。
周恩來又問：有哪些跡象？
熊向暉說：蒙哥馬利很願意同群眾談話，問這問那。他經常向他接觸到的工人、農民以及服務員提出“你最擁護誰，你最聽誰的指揮？”以及“除毛主席以外，你最擁護誰，你最聽誰的指揮？”等諸如此類的問題，好像是在做“抽樣調查”。在洛陽，他同我閑談時曾說，中國古代的帝王很聰明，在位的時候就確定了繼承人，雖然有的不成功，但多數是成功的，這就可以保持穩定。以前英國常為繼承王位而打仗，后來平靜了，因為有了王位繼承法，也許是從中國學來的。現在許多國家的政治領袖不像中國古代帝王那樣聰明，沒有遠見，沒有足夠的勇氣和權威確定自己的繼承人，這是不幸的。在鄭州，他又對我說，斯大林是一位有權威的政治領袖，但也缺少遠見，生前沒有明確提出自己的繼承人，死后出現“三駕馬車”，局勢很亂。貝利亞被殺掉，結果讓隻會用皮鞋敲桌子的赫魯曉夫取得權力，他的統治是不會長久的。
周恩來是一位思維縝密、考慮周全的政治家，聽完熊向暉的話，他沉默了一會兒，沒再說下去。但這次談話后，周恩來在征得劉少奇同意后，很快安排了劉少奇同蒙哥馬利的會見。
9月22日，劉少奇以國家主席的身份在人民大會堂會見蒙哥馬利——這次會見在蒙哥馬利原來的訪問日程中是沒有的。
22日上午，總理辦公室接到通知，毛澤東准備在武漢會見蒙哥馬利。接到通知后，根據周恩來的安排，熊向暉和總理辦公室秘書浦壽昌當天乘專機飛往武漢，向毛澤東匯報蒙哥馬利訪華的情況。
在匯報中，熊向暉又向毛澤東談了曾對周恩來講過的自己的那個揣測。
毛澤東聽完后，問：英文的“繼承人”是什麼？熊向暉回答：“successor”。毛澤東說：這個名詞不好，我一無土地，二無房產，銀行裡也沒有存款，繼承我什麼呀？“紅領巾”唱歌：“我們是共產主義的接班人”。叫“接班人”好，這是無產階級的說法。
浦壽昌解釋說，英文裡沒有“接班人”意思相近的詞，“接班人”翻成英文，還是“successor”，習慣上理解為繼承人。
毛澤東不再堅持，說：這個元帥講英語，不懂漢語，他是客人，就用“繼承人”吧。
接著，毛澤東就這個話題發了一番議論：
你講他是來搞戰略觀察的。我看，他對我們的觀察不敏銳。這也難怪，他是英國元帥，又是子爵，不是共產黨，對共產黨的事情不那麼清楚。共產黨沒有王位繼承法，但也並非不如中國古代皇帝那樣聰明。斯大林是立了繼承人的，就是馬林科夫。不過呢，他立的太晚了。蒙哥馬利講的也有點道理，斯大林生前沒有公開宣布他的繼承人是馬林科夫，也沒有寫遺囑。馬林科夫是個秀才，水平不高。1953年斯大林嗚呼哀哉，秀才頂不住，於是乎隻好來個“三駕馬車”。其實，不是“三駕馬車”，是“三馬駕車”。三匹馬駕一輛車，又沒有人拉缰繩，不亂才怪。赫魯曉夫利用機會，陰謀篡權，此人的問題不在於用皮鞋敲桌子，他是兩面派：斯大林活著的時候，他歌功頌德﹔死了，不能講話了，他做秘密報告，把斯大林說得一塌糊涂，幫助帝國主義掀起十二級台風，全世界共產黨搖搖欲墜。這股風也在中國吹，我們有防風林，頂住了。
這位元帥不了解，我們同蘇聯不同，比斯大林有遠見。在延安，我們就注意這個問題，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當時延安是窮山溝，洋人的鼻子嗅不到。1956年開八大，那是大張旗鼓的，請了民主黨派，還請了那麼多洋人參加。從頭到尾，完全公開，毫無秘密。八大通過新黨章，裡面有一條：必要時中央委員會設名譽主席一人。為什麼要有這條呀？必要時誰當名譽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當名譽主席。誰當主席呀？美國總統出缺，副總統當總統。我們的副主席有五個，排頭的是誰呀？劉少奇。我們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實際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線工作。劉少奇不是馬林科夫。前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改名換姓了，不再姓毛名澤東，換成姓劉名少奇，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出來的。以前，兩個主席都姓毛，現在，一個姓毛，一個姓劉。過一段時間，兩個主席都姓劉。要是馬克思不請我，我就當那個名譽主席。誰是我的繼承人，何需戰略觀察！這裡頭沒有鐵幕，沒有竹幕，隻隔一層紙，不是馬糞紙，不是玻璃紙，是鄉下糊窗戶的那種薄薄的紙，一捅就破。我們沒有搞“抽樣調查”，英國元帥搞了，一搞，發現了問題。中國一些群眾也沒有捅破這層紙。這位元帥講了三原則，又對中國友好，就讓他來捅。捅破了有好處，讓國內國外都能看清楚。什麼長生不老藥！連秦始皇都找不到。沒有那回事，根本不可能。這位元帥是好意，我要告訴他，我隨時准備見馬克思。沒有我，中國照樣前進，地球照樣轉。
於是，劉少奇是毛澤東的“接班人”（或者按照西方人的習慣叫“繼承人”）這層“薄薄的、鄉下糊窗戶”用的那種“窗戶紙”，就在武漢東湖賓館的那間簡朴的會客室裡，在68歲的毛澤東同74歲的英國退役元帥蒙哥馬利的談話中捅破了，並且由這位英國元帥的那本小書捅向了全世界……■
（來源：《百年潮》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