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在長征中的重大歷史貢獻
朱德在長征中的重大歷史貢獻
王安平
舉世聞名的長征是關系中國革命根本轉折的偉大歷史事件。在這由挫折走向勝利的轉折中，中共領導集團依靠集體的智慧和力量，戰勝了無數艱難險阻，終於使中國革命化驗為夷，轉危為安。朱德無疑是中共領導集團中的一位重要成員。他不僅自始至終參加了紅軍歷時兩年的戰略大轉移，而且在許多方面作出了卓越貢獻。本文試就朱德在長征中的主要歷史貢獻作一述論，以紀念他110周年誕辰和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60周年。
一、利用沿途地方實力派與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的矛盾，積極開展統戰工作，盡力減輕紅軍前進中的阻力，為打開突圍通道和實現北上抗日創造了有利條件
紅軍長征經過的地區，遍布著大大小小的地方實力派。這些地方實力派，既怕國民黨蔣介石的一箭雙雕詭計，乘追剿紅軍之機吃掉他們，又怕紅軍在他們的勢力范圍內站穩腳跟，開展土地革命，損害他們的既得利益。因此，他們一方面要對紅軍的軍事行動進行對抗，另一方面也可能在不危及他們切身利益的時候，與紅軍達成某種程度的協議。尤其是“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侵略的步步進逼，民族矛盾日益取代國內階級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部分地方軍閥民族意識的覺醒，也使紅軍和他們在共同抗日基礎上達成互不侵犯協定的可能變為了現實。為“把敵人營壘中間的一切爭斗、缺口、矛盾，統統收集起來，作為反對當前主要敵人之用。”①早在中央紅軍長征出發前夕，朱德便開始了對國民黨南路軍總司令陳濟棠的統戰工作。
廣東地方實力派陳濟棠，曾多次樹幟反蔣，與蔣介石積怨甚深。他為保存自身力量，稱霸南粵，打破蔣介石壓迫紅軍入粵，然后尾隨而入，取而代之的陰謀，對蔣介石的進剿命令採取陽奉陰違的兩面手法。1934年9月20日，蔣介石判斷紅軍主力“企圖突圍西竄”②，要陳濟棠派有力部隊在預定地域攔擊，勿使漏網，“如堵剿不力，……不問其情形如何，當概以縱匪論，令出法隨，決不寬假。”③但陳濟棠卻將原在江西南部的部隊調往粵北，加強廣東北部防務。很明顯，這一調動，既有阻止中央紅軍進入廣東的一面，也有保存實力防止蔣介石嫡系部隊乘機入粵的一面。與此同時，他又秘密派人到蘇區接洽，表示贊成中共在三個條件下“同全中國武裝隊伍聯合起來共同抗日”的主張④，願意經過談判來協調雙方的關系。朱德為利用蔣陳矛盾、建立反蔣抗日統一戰線，於9月底親自致信陳濟棠指出：“華北大好山河，已淪亡於日本，東南半壁亦岌岌可危。中國人民凡有血氣者，莫不以抗日救國為當務之爭。抗日救國舍民族革命戰爭外，實無他途，而鏟除漢奸賣國賊尤為民族革命戰爭勝利之前提。”“若不奮起圖之，則非特兩廣苟安之局難保，抑且亡國之日可待。”並說“先生與貴部已申合作反蔣抗日之意，德等當無不歡迎。”⑤在信中朱德還提出了雙方停止作戰的五項建議。10月5日，朱德又與周恩來派潘漢年、何長工為紅軍代表到尋烏與陳濟棠代表進行具體談判，最后雙方達成就地停戰、解除封鎖、互通情報、互相借道等五項協議⑥。正是有了這個協議，中共中央在決定突圍方案時，一致同意選定南方為突破口，后來，紅軍在突破敵軍第一、二、三道封鎖線時，凡有粵軍把守的地方，粵軍基本上未予截擊，有的只是朝天開槍放炮，借此虛張聲勢，告誡紅軍從速離開粵境。中央紅軍長征初期，之所以能在沒有多大損失的情況下於很短時間內突破三道封鎖線，順利通過陳濟棠的管區，是與朱德等人成功的統戰工作分不開的。
1935年中央紅軍進軍到四川，蔣介石也借阻擊紅軍長征之機，將勢力伸進四川，借以控制四川，遂與四川軍閥發生矛盾。朱德便利用與受蔣介石命令對紅軍沿途進行攔阻的四川軍閥多為故交、同鄉或滇軍舊部等關系，積極開展對川軍的統戰工作。1935年5月，朱德寫信給楊森的侄兒楊漢忠，要他認清形勢，不要在與蔣介石的關系中落得“兔死狗烹，鳥盡弓藏”的下場，並表示願與其“切取聯系”⑦。12月25日，朱德發表了致川軍將領的公開信，信中指出，日本帝國主義下決心要滅亡中國，大敵當前，川軍應同紅軍聯合起來，共同反蔣抗日。信中具體提出了訂立抗日軍事協定的三項條件：“（一）立即停止進攻紅軍和蘇區﹔（二）立即允許人民群眾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三）立即武裝民眾，作抗日救國的后備隊。”⑧此后，朱德又接連給川軍20軍軍長楊森，28軍軍長鄧錫侯、29軍軍長孫震，以及川軍總司令、四川省政府主席劉湘等過去舊友寫信，曉以“國難當頭，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民族大義⑨。為解除川軍將領害怕紅軍將在四川建立革命根據地的顧慮，朱德明白告知：“德率抗日紅軍，大舉北上，實為團結全國抗日反蔣反賣國賊力量，收復東北失地，惟不願與先生等以兵戎相見於四川。”並希望與川軍聯盟救國，共赴國難。考慮到川軍與蔣介石矛盾較深和川軍將領的具體處境，朱德還提出“倘因處在蔣賊嚴密監視之下，一時不便動作，則建立愛國友誼關系，相約互不侵犯，以保國防實力。”他告誡川軍將領吸取兩廣事變失敗的教訓，要“堅為聯合”，以免“為蔣逆分化離間收買詭計所乘”10。
朱德的信既使川軍了解了紅軍北上抗日的誠意，又揭露了國民黨蔣介石排斥異己，借刀殺人的陰謀。“楊森接信后，即令部隊給北上紅軍讓道﹔鄧錫侯也密令部隊與紅軍保持一天路程。”11盡管蔣介石多次下令川軍各部向紅軍佔據區迅速推進，但川軍將領均以種種借口抵制蔣介石的指令，拖延觀望，徘徊不前。可見，朱德對川軍的統戰，為紅軍順利出川北上抗日創造了有利條件。后來，這些地方軍閥除個別外，都投向了人民陣營。
二、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批判“左”傾軍事冒險主義錯誤，與毛澤東、周恩來一起，指揮中央紅軍取得了戰略轉移的決定性勝利
朱德和毛澤東自1928年井岡山會師后，多年共同的戰斗生活，使他們建立起了互相信任的堅實基礎，正如哈裡森·索爾茲伯裡在《長征秘聞》一書中所說：“他們兩人的關系是如此密切，農民們都把這支部隊稱作‘朱毛’軍，而且許多人都堅信朱毛是一個人。”12長征開始后，朱德作為戰略轉移的實施者，不但對部隊的行軍和作戰作了周密部署，時常親臨前線，進行戰爭動員和作戰指揮，而且在紅軍長征的關鍵時刻，對毛澤東的正確主張表示堅決支持。
1934年10月，當中央紅軍突破四道封鎖線，佔領湘黔邊境的通道城后，博古、李德仍准備按原定計劃，北上與湘西紅二、六軍團會合。然而這時國民黨軍隊已了解紅軍意圖，預先在通往湘西的必經道上布下了相當於紅軍兵力五六倍的重兵，張開口袋等紅軍往裡鑽，企圖消滅紅軍於湘江以西地區。在這關系到紅軍命運的關鍵時刻，毛澤東力主放棄原定計劃，改向敵人兵力較為薄弱的貴州前進，以便打幾個勝仗，爭取主動，扭轉紅軍突圍以來的被動局面。在中央召開的通道緊急會議上，朱德極力贊成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會后遵照中央指示，立即命令各軍團、縱隊“迅速脫離桂敵，西入貴州，尋求機動。”13
紅軍西進貴州，於12月15日佔領黎平，得到了長征以來連續行軍的第一次休整，但此時的博古、李德不顧國民黨重兵仍在湘西的實際情況，繼續主張北上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隻好召開政治局會議，對紅軍戰略方向問題進行討論。會上爭論十分激烈，“朱德非常贊成毛澤東的意見。”“他和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等多數人一起，否定了博古、李德要中央紅軍去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錯誤主張。”14會議最后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決定指出：“政治局認為，新的根據地區應是川黔邊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地區”15。這個決定確定了中央紅軍長征戰略方向的重大轉變，使紅軍開始從被動局面中擺脫出來。黎平會議結束后，朱德便和周恩來及時向全軍發出《軍委執行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決議的決議之通電》，對中央紅軍的行動計劃作了重新部署，並指揮紅軍長驅入黔，連克縣城10余座。1935年1月7日，中央紅軍攻佔了黔北重鎮——遵義。
在遵義期間，中共中央召開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會議首先由博古作《關於反對敵人第五次“圍剿”的總結的報告》，周恩來作副報告。因博古在報告中過分強調客觀原因，為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錯誤軍事領導進行辯護，引起了多數與會者的不滿和反對。毛澤東針對博古的總結報告作了長篇重要發言，系統深刻地分析了“左”傾教條主義在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上的嚴重錯誤，正確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和戰略戰術問題，他的發言得到絕大多數會議參加者的擁護。朱德繼王稼祥、張聞天之后發言，表示堅決支持和擁護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據作為李德翻譯參加會議的伍修權回憶說：“朱德同志歷來謙遜穩重，這次發言時卻聲色俱厲地追究臨時中央的錯誤，譴責他們排斥毛澤東同志，依靠外國人李德弄得丟掉根據地，犧牲了多少人命!他說，‘如果繼續這樣的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著走下去!’”16由於朱德既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又是中央軍委主席和紅軍總司令，他在黨和紅軍中的這些重要地位和他在會上的鮮明立場，在當時激烈的軍事政治斗爭中，無疑對遵義會議集中解決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會議根據朱德等多數人的意見，改組了黨和紅軍的組織領導，決定取消由博古、李德、周恩來三人組成的黨中央關於軍事指揮的決策機構——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推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幫助周恩來指揮軍事。會后不久又組成了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領導小組，從而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
遵義會議后，朱德和毛澤東、周恩來協力配合，指揮三萬中央紅軍，在雲貴川地區展開機動靈活的運動戰，以驚人的毅力和勇氣，克服了許多難以想象的艱難困苦，經過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飛奪瀘定橋，終於擺脫了幾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粉碎了蔣介石妄圖圍殲中央紅軍於川、滇、黔邊境的計劃，使中央紅軍從被動變為主動，奪取了戰略轉移的主動權，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重大勝利。
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的妻子尼姆·威爾斯曾在《續西行漫記》中，談到朱德與毛澤東的關系及在紅軍中的作用時寫道：“毛澤東是紅軍中冷靜的政治頭腦，朱德則代表火熱的戰斗意志，使紅軍戰斗不息。”“若是沒有孿生的天才‘朱毛’，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進程是很難想象的。”“從朱毛直到紅軍司令員和政委之間沒有軍事政治權力之爭，朱毛的聯合幸好不是互相競爭的，而是完全相輔相成的。”17從上述史實看，這個評價應該說是恰如其分。
三、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后，顧全大局反對分裂，與張國燾的分裂活動進行了堅決而有效的斗爭，維護了黨和紅軍的統一
紅一、四方面軍懋功會師后，紅軍力量大增，長征形勢十分有利，但不久出現了張國燾的右傾分裂活動，使得本來令人鼓舞的前景又布上了陰雲。在這嚴峻時刻，作為軍隊主要領導人的朱德，始終站在黨中央和毛澤東一邊，與張國燾的分裂活動進行了堅決而有效的斗爭。
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為統一紅一、四兩方面軍的思想，明確會合后的戰略方針，在兩河口舉行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決定“集中主力向北，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陝甘蘇區根據地”18，為此，必須首先奪取與控制鬆潘以北地區，以便使主力能順利向甘南前進。在會上強調隻有兩軍統一思想，統一行動，才能從政治上保障戰爭勝利的朱德、會后立即率紅一方面軍北上，連翻幾座大雪山，於7月16日攻佔鬆潘附近的毛兒蓋。可是，在兩河口會議上表示同意北上方針的張國燾，在紅一方面軍出發后，不但不指揮紅四方面軍北上，反而個人野心膨脹，依仗人多槍多，要求改組中央軍委和紅軍總部，企圖將紅軍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為維護兩大主力紅軍的團結，爭取張國燾同黨中央保持一致，中央政治局於7月18日決定，將周恩來原任的紅軍總政委職務改由張國燾擔任。中央軍委也於同時發出通知：“一、四方面軍會合后，一切軍隊均由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總政委直接統率指揮”19。由於張國燾的拖延，戰機貽誤，原定的鬆潘戰役計劃難以實施。於是，中央軍委決定將紅一、四方面軍混合組成左、右兩路軍分兵北進，左路軍由紅軍總司令部率領，右路軍由中共中央、前敵總指揮部率領。中央政治局也於8月初在毛兒蓋附近的沙窩召開會議，重申北上抗日，創建川陝甘革命根據地的方針是正確的，而要實現這個方針的基本條件，則是加強紅一、四方面軍的團結。會議強調，必須在紅一、四方面軍中進一步加強黨的絕對領導，提高黨中央在紅軍中的威信。
沙窩會議后，朱德堅決執行中央北上方針，立即率紅軍總司令部人員趕到卓克基、率軍北上，8月，到達阿壩。然而，張國燾卻拒絕執行中央的北上方針，他一面散布什麼“中央政治路線有問題”，“中央紅軍的損失應由中央負責”等流言蜚語，一面違抗中央決定，借口噶曲河漲水，部隊不能東進向右路軍靠擾，竟提出南下主張。朱德得知后，親到河邊查看水情，並派警衛員探測河水深淺，力主服從中央決定。但一意孤行的張國燾置朱德的意見於不顧，重新安排左路軍的行動，並強令右路軍的紅四方面軍部隊南下川康邊。當中共中央為貫徹北上方針，避免兩大主力紅軍之間可能發生的沖突，果斷決定率紅一、三軍團先行北上后，張國燾公開走上了分裂黨、分裂紅軍的道路。身處左路軍的朱德，在這艱難時刻堅持原則，顧全大局，對張國燾的分裂活動進行了積極的抵制和反對，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在大事大非面前的嚴正立場。
張國燾先是派人同朱德談話，要朱德寫反對中央北上的文章，遭到朱德的拒絕。接著，張國燾在阿壩召開的“川康省委擴大會議”上指責中央率一、三軍團北上是“不顧整個中國革命利益”，“破壞主力紅軍團結”的“分裂逃跑”，大肆鼓吹南下，並指使他的追隨者要朱德當眾表態“反對北上，擁護南下”。朱德旗幟鮮明地說：“中央北上抗日的決定，我是贊成並舉了手的。我絕對不能反對自己親自參加作出的決定，如果硬要我發表聲明，那我就再聲明一下：我是擁護黨中央北上抗日的決定的。”20紅軍的行動必須按照黨中央的決議執行，“南下是沒有出路的!”21當有人挑舋地沖著他說：“你想北上那你就走”。朱德理直氣壯地回答道：“我不能走，我是黨派來的，你們到哪兒，我就跟到哪兒”22他認為紅四方面軍的廣大官兵是識大體，顧大局的，不能把他們丟給張國燾不管，隻要張國燾的陰謀被揭穿，大家是不會跟他走的。
張國燾不聽朱德的一再勸告，於9月17日發布南下命令，10月5日，又在卓木碉召開高級干部會議，攻擊中央“犯有政治路線錯誤”，現已“威信掃地”，“失去領導全黨的資格”。他要仿效列寧與第二國際決裂的辦法，組成新的臨時中央，同時正式宣布開除毛澤東、周恩來、博古、張聞天等人的黨籍，並要大家表態。朱德語重心長地說：“大敵當前，要講團結嘛!天下紅軍是一家，中國工農紅軍在黨中央統一領導下，是個整體。大家都知道，我們這個‘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國和全世界都聞名。要我這個‘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論發生多麼大的事，都是紅軍內部的問題，大家要冷靜，要找出解決辦法來，可不能叫蔣介看我們的熱鬧。”23他還嚴正地向張國燾表示，“你這個‘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從黨中央的領導，不能另起爐灶，鬧獨立性。”24你的作法我不贊成。“你可以把我劈成兩半，但你割不斷我跟毛澤東的關系。”25張國燾雖然對朱德反對他分裂黨和紅軍的一系列言行表示不滿，但考慮到朱德在黨和紅軍中的巨大聲望，也不敢對他採取極端手段。同時，也由於朱德等人態度的鮮明和斗爭的堅決，張國燾的錯誤行為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約和限制，不敢為所欲為，他搞的偽中央也一直未公開對外宣布。
朱德除了面對面地與張國燾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外，還在處境艱難的情況下，為維護紅四方面軍和隨左路軍行動的原紅一方面軍五、九軍團之間的團結做了大量工作。當時紅一方面軍留在左路軍中的干部戰士，目睹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肆意詆毀黨中央的行為，表示了極大的義憤。有的提出：單獨北上，找黨中央去!有的說，張國燾要阻止我們執行黨中央北上命令，我們就跟他干。在這關鍵時刻，朱德從革命全局出發，耐心教育大家要顧全大局，要講革命，講團結。紅四方面軍廣大干部戰士是好的，是要革命的，都是我們的階級兄弟，要注意和他們搞好團結，切不要上少數人破壞團結的當。隻有全體紅軍的團結，才能克服困難，爭取革命事業的勝利26。經朱德耐心細致的引導，這些原紅一方面軍的干部戰士才逐漸克服急躁情緒，堅定了勝利的信心。許多官兵都表示要掌握正確的斗爭方法，和紅四方面軍官兵搞好團結。與此同時，朱德對紅四方面軍的干部戰士也極為關懷，他利用各種機會到部隊基層同紅四方面軍的干部戰士接觸、談心，向他們反復宣傳黨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確主張和加強團結的重要性。他平易近人的作風和堅持原則循循善誘的談話，提高了紅四方面軍將士對張國燾錯誤的認識，搞好了紅軍內部團結，避免了內部沖突，贏得了廣大干部戰士的愛戴，在南下戰斗中，兩個方面軍的干部戰士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共同打了不少勝仗。此外，隨軍南下的朱德，雖然不同意張國燾的南下主張，但從愛護和發展紅軍力量出發，仍在逆境中積極行使職權，與徐向前、劉伯承等人一起分析敵情，制定作戰計劃，指揮部隊作戰，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部隊損失，保存了紅軍力量。
上述一系列史實表明，朱德在與張國燾的分裂斗爭中，處處以黨和紅軍的大局為重，既堅持無產階級黨性立場和革命原則，反對分裂，又顧全大局維護團結，不輕率地採取任何決裂的做法，把原則性和靈活性巧妙地結合起來，有力地維護了紅軍內部的團結，並在危難中挺身而出，行使職權，避免內部沖突，保存了這支重要的紅軍力量。正如毛澤東所贊譽的那樣，朱德在同張國燾的分裂斗爭中，是斗得有理有節，臨大節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鋼。
四、促成紅二、六軍團和紅四方面軍會合，堅持執行黨中央北上抗日方針，率軍北上，實現了三大主力紅軍的勝利會師
紅一、四方面軍分離后，黨中央同紅二、六軍團之間的通訊聯絡，因通訊密碼留在紅軍總部而中斷。在紅軍總部的朱德，對紅二、六軍團的情況極為關心。為在軍事行動的決策上給紅二、六軍團以幫助，他經常通過電報與他們保持聯系，並提供軍事情報。朱德在紅二、六軍團轉戰湘黔邊、挺進黔西、會師甘孜的整個戰略轉移過程中，都給予了有力的政治軍事指導。
1936年2月，紅四方面軍接到中央希望北上陝甘的戰略行動方針的來電，朱德的耐心工作和南下受挫的血的教訓，使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認識到了南下沒有出路，他們紛紛要求北上。徐向前、陳昌浩等將領也贊同中央提出的北上行動方針，日益孤立的張國燾不得不同意北上。為進一步增強與張國燾斗爭的實力，爭取紅二、六軍團共同北上，朱德等多次致電紅二、六軍團領導人，希望他們放棄在南北盤江地區建立新根據地的設想，迅速北上與紅四方面軍會合。3月23日，朱德和張國燾致電紅二、六軍團，要求他們在“渡河技術有把握的條件下及舊歷三月水漲之前設法渡過金沙江，到雅江與四方面軍會合，大舉北進。”27在電報中還提供了5個渡河點供選擇。但當時紅二、六軍團仍准備在南北盤江一帶創建根據地，朱德得到報告后，30日再次與張國燾致電紅二、六軍團指出：“你軍最好北進。”紅二、六軍團得到這一電示后，才毅然“決定北渡金沙江與主力會合。”28盡管當時給紅二、六軍團的電報都是由朱德、張國燾連署，但張國燾的想法與朱德是不一致的，他的打算是“想把二、六軍團拉過來，壯大自己的力量”29，以繼續對抗中央。
就在紅二、六軍團即將北上之時，張浩卻從陝北來電表示反對，他說：“二、六軍團在雲貴之間創立根據地，是完全正確的”，“將二、六軍團引入西康的計劃，堅決不能同意。”30這個電報，曾使紅四方面軍的一些指揮員不知該怎麼辦，原定紅四方面軍留在康北策應紅二、六軍團北上的決策也幾乎發生動搖。徐向前在《歷史的回顧》中說：“多虧朱總司令決心不變，堅持四方面軍仍在現地休整訓練，待與二、六軍團會合后，共同北上。”31朱德后來也說，紅二、六軍團的“過江不是中央指示，是我們從中抓的，抓過來好，團結就搞起來了”，“二方面軍過江，我們氣壯了，北上就有把握了”。32。
當賀龍、任弼時率領紅二、六軍團於4月27日勝利渡過金沙江后，朱德及時領銜發去賀電表示祝賀，並電令紅四方面軍的32軍西出理塘，策應和迎接紅二、六軍團的到來，5月下旬，紅二、六軍團分左、右兩路進入康南，會合在即，為保証兩軍會合后的團結，朱德立刻召集會議，一再強調﹔“各部隊在兩軍會師后，互相學習，不說不利於團結的話，不做不利於團結的事，切實保証兩軍之間的團結。”33朱德的這番講話，為兩軍會合后互相幫助，共同北上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恰在這時，中央也來電對兩軍會合共同北上的方針表示歡迎。這實際上是對朱德堅持兩軍會合北上主張的肯定。
6月下旬，紅二、六軍團先后到達甘孜附近，朱德聞訊，迅即從爐霍趕到甘孜迎接。因各路紅軍長期處於被分裂狀態，加之朱德發出的所有電報均受張國燾的控制，所以。紅二、六軍團領導人事前對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情況一無所知，為使他們了解真情，朱德分別找紅二、六軍團領導人談話，向他們介紹張國燾抗拒中央，搞分裂活動的陰謀。他對任弼時說：“你們這一來，我的腰杆也硬啦!”任弼時回答說：“總司令，我們來聽你的指揮!”他又對賀龍說：“你們來了，我們一起北上，黨中央在毛主席那裡。”34王震在與朱德的一夜長談之后，也明確表示要與張國燾作斗爭。朱德還與他們一起共同商討對策，如何將部隊分開行動，以防被張國燾所控制。在兩大主力紅軍於甘孜舉行的會師慶祝大會上，朱德對紅二、六軍團的廣大指戰員說：“同志們，我祝賀你們戰勝了雪山，也歡迎你們來與四方面軍會合，但是這裡不是目的地，我們要繼續北上。要北上就必須團結一致，不搞好團結是不行的。”35隨后，根據中央軍委命令，紅二、六軍團合編成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由賀龍任總指揮，任弼時任政委。在兩軍北進時，根據朱德建議，任弼時隨紅軍總部行動，劉伯承隨紅二方面軍行動，這就從內外兩方面加強了與張國燾斗爭的力量。雖然兩大主力北上途中，在是西渡黃河還是繼續北上與紅一方面軍會合等關鍵問題上，朱德與張國燾有過多次爭論與斗爭，但由於得到了任弼時、賀龍、劉伯承、徐向前、王震以及陳昌浩等人的支持，最后終於克服了張國燾的分裂危險，於1936年10月按中央要求，實現了三大主力紅軍西北大會師。
可以想象，如果沒有朱德促成紅二、六軍團與紅四方面軍的會合，以及與張國燾的堅決斗爭，三個方面軍要在西北大會師是非常困難的。可以說，紅二、四方面軍能來到黨中央身邊，既是黨中央北上抗日方針的勝利，也是朱德近一年時間忍辱負重，艱苦工作的結果。作為中央軍委主席和紅軍總司令，有人這樣客觀、公正地評價過他：“共產黨所以能夠完全操縱紅軍，原因之一就是朱德對黨的忠誠。”“朱德在各方面都是沒有政治野心的”。36
總之，在歷經艱難曲折的兩年長征中，朱德不僅運用自己的豐富作戰經驗和軍事理論，指揮千軍萬馬與圍追堵截的幾十萬國民黨軍隊進行艱苦卓絕的作戰，而且靈活運用黨的統戰政策，廣泛開展統戰工作，在相當程度上減輕了紅軍戰略轉移的壓力。同時，在革命瀕於絕境的關鍵時刻，堅定不移地支持、擁護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和領導，在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后，於困難的環境中，與之進行不懈斗爭，有力地維護了黨的統一和紅軍內部的團結。並在與張浩意見相左的情況下，堅持自己的正確主張，促成了紅二、六軍團與紅四方面軍的會合，最后遵照中央指示，率軍北上，完成了三大主力紅軍西北大會師的歷史使命。朱德在長征中對中國革命的這些重大歷史貢獻充分體現了他堅強的無產階級黨性和對革命事業的無限忠誠。他在長征中對中國革命所作出的這些貢獻將永垂史冊。
（作者單位：四川省師范學院）
注 釋：
①《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二版），第148頁。
②胡羽高：《“共匪”西竄記》，第81頁。
③《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緒編》（二），第405頁。
④《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1934年7月15日），《六大以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60頁。
⑤朱德：《關於抗日反蔣給陳濟棠的信》（1934年9月），《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頁。
⑥⑧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130頁，第149頁。
⑦中共四川省黨史工委編：《紅軍長征在四川》，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19頁。
⑨《成都文史資料》，第5集，第35頁。
10北京師范大學馬列室編：《人民的光榮》（四），第210頁。
11田子渝等：《朱德戰斗在四川》，南充師院學報叢書《朱德研究》，第282頁。
12（美）哈裡森·索爾茲伯裡：《長征秘聞》，《參考消息》編輯部譯編，第6頁。
13《朱德致各軍團、縱隊首長電》，1934年12月13日。
14、29、33金沖及主編：《朱德傳》，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334頁、第370頁，第373頁。
15《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1934年12月18日。
16伍修權：《生死攸關的歷史轉折——回憶遵義會議前后》，《星火燎原》季刊，1982年第1期
17、36（美）尼姆·威爾斯：《續西行漫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108頁。
18《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戰略方針的決定》，1935年6月26日。
19《中央軍委關於朱德仍兼紅軍總司令，張國燾任總政委的通知》，1935年7月18日。
20陳友群：《力挽狂瀾，反對分裂》，《文獻與研究》1986年第2期，第26頁。
21余洪遠：《南下是沒有出路的》，《紅旗飄飄》，第21輯，第18—19頁。
22《康克清談朱德革命實踐中的一些重要情節》，《文獻與研究》1984年第1期。
23、24、31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第459頁，第475頁，第483頁。
25（美）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378頁。
26歐陽毅：《朱總司令和我們在一起》，《星火燎原》（選編之三），第377—378頁。
2728任弼時：《二、六軍團從湘鄂邊到康東北長征經過報告大綱》，1936年7月。
30林育英致朱德、張國燾電，1936年4月1日。
32《朱德委員長談二方面軍渡江同四方面軍會合前的經過情況紀要》，1960年11月9日。
34王震：《忠誠的戰士，光輝的一生——紀念賀龍同志》，《解放軍報》1977年7月28日。
35譚尚維：《甘孜會師》，《解放軍報》，1975年10月8日。
（來源：《紀念朱德誕辰110周年——全國朱德生平與思想研討會研究文集》1998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