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論朱德的軍事經濟思想與實踐

簡論朱德的軍事經濟思想與實踐

王安平

經濟是軍事的基礎，軍事是經濟的保障。作為人民軍隊總司令的朱德，無論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時期，都非常重視軍事經濟建設。他善於根據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靈活具體地處理好軍事與經濟的辯証關系，形成了獨特的軍事經濟建設思想。這些思想不僅充實和豐富了毛澤東思想的相關內容，指導了人民革命戰爭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事業，而且對我國新時期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也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指導作用。

一

任何一場戰爭背后都有其深刻的經濟根源。經濟實力的強弱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戰爭的勝負。於是，發展經濟便成為鞏固、建設根據地，支持軍事斗爭的重要任務。根據革命戰爭的具體情況，朱德提出了一系列軍事經濟建設思想。

第一，搞好經濟生產，保証軍民供給。朱德在《完成邊區1941年財政經濟計劃》一文中指出，目前陝甘寧邊區面臨嚴重的經濟困難，如不能解決，抗日戰爭就難於堅持，抗戰的勝利就沒有保障。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他根據當時的具體情況和陝甘寧邊區的特殊條件，提出在不影響部隊作戰和訓練的前提下，實行邊區兵屯。當120師359旅奉調回陝甘寧邊區時，朱德把這支部隊部署在延安東南方向40多公裡的南泥灣，一方面用來防備頑固派軍隊可能發動的進攻，另一方面，積極進行開荒種地（金沖及主編：《朱德傳》，510頁，人民出版社，1993）。359旅接受任務后，全旅指戰員遵照朱德關於“敵人來了，就去打仗，敵人不來，就生產”（左齊：《南泥灣屯墾》，《星火燎原》（選編之六），41頁，戰士出版社，1981）的指示，上自旅長，下自勤務員，全都編入生產小組，積極參加生產勞動。經過幾年的努力，共開墾荒地35萬畝，1943年糧食達到全部自給。同時，還開展了包括畜牧業、工業、運輸業、商業在內的多種經營。1942年10月，朱德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會議上，具體介紹了開發南泥灣的經驗，特別強調軍隊重視農業生產的重要性，並號召全國軍民用實際行動向359旅學習。此后，敵后各抗日根據地軍民掀起了學習359旅、發揚南泥灣精神的熱潮，投入了火熱的大生產運動。南泥灣屯田政策推動了各抗日根據地的大生產運動，改善了部隊生活，開發了邊區經濟，鞏固了后方，接濟了前方，減輕了人民負擔，密切了軍民關系，打破了日、偽、頑的經濟封鎖，為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打下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解放戰爭時期，朱德要求各解放區積極發展戰時經濟，把解放區人力、物力、財力科學地調配和組織起來，把土改、生產和支前緊密結合起來，既照顧到軍隊的需要，又注意到人民負擔的可能性，實行以戰養戰。他說，應“使解放區內部各階層和衷共濟，共同解決困難，發展生產，改善生活，支援前線”。（《朱德選集》，198頁，人民出版社，1983）石家庄解放后，朱德對城市的生產情況和政策執行情況也極為重視。他親自到市內視察工廠，並對石家庄市的工商界代表說：“政策的中心是發展生產，要學會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307頁，人民出版社，1983）在解放區土地改革的過程中，朱德又注意及時糾正破壞工商業的過“左”錯誤，實行保護解放區內私營工商業的政策，允許其在一定條件下發展，以獲得我軍作戰緊缺的物資，改善和調劑人民生活。經過軍民的共同努力，解放區經濟在激烈的戰爭中不僅沒有衰敗，反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

第二，發展邊區貿易，解決資金困難。朱德認為，邊區經濟建設中的基本困難之一就是缺乏大量流動資金。為解決資金不足的問題，他經過廣泛調查研究后提出：“發展邊區經濟建設的基本環節在於積極開發邊區的資源。”（同上書，230頁）首先，應從食鹽入手，通過發展邊區食鹽業，實行對外貿易、用鹽換錢來積累資金。當時邊區的幾個鹽地產量很大，內部消費后仍有大量節余，而鄰近的山西、河南等地都大量缺鹽。這正是發展貿易、獲取資金的好機會。於是，朱德主張：“根據邊區的條件，應大力發展鹽業的生產和運輸，鹽業公司不應取消，相反地應大力從各方面加強。這是公私兩利的事業。”（同上書，257頁）其次，應從羊毛入手，當時全邊區有羊200萬隻以上，單綿羊產的春毛，每年就有250萬斤以上，朱德認為：“邊區有豐富的物產，隻要把食鹽、皮毛、甘草等幾樣土產有計劃地輸出，邊區對外貿易就有前途。”同時，“進一步爭取邊區的出超也就有把握。”（同上書，237頁）我們“目前隻應以鹽及羊毛為重心來建設，以后當以次第及於他種工業。”（《朱德傳》，508頁）食鹽業和毛紡業的發展，既改善了經濟，又減輕了人民負擔，還開辟了邊區經濟財源，緩解了邊區經濟建設流動資金不足的問題。

第三，加強軍工生產，增強抗敵能力。軍工生產的發展，武器彈藥的供應，既是進行軍事戰爭強有力的后勤保障，也是取得戰爭勝利的重要條件，在戰爭中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抗戰初期，國民政府曾給八路軍、新四軍提供了一部分武器、彈藥，但后來卻斷絕了供應，這增大了我軍的抗敵困難。為解決這些問題，朱德提出，除奪取敵人的武器裝備來武裝自己之外，還“要加強我們的軍事生產，保証對於前線的良好供給”（《朱德選集》，198頁）。他還根據中央的指示和前線作戰的需要，及時調整布置了軍工生產，在他的具體籌劃下，邊區的軍工生產有了重大發展。到1944年，邊區軍事工廠月產量達到：捷克式馬步槍100支，擲彈筒65個，槍榴彈筒223個，硝酸铔670公斤，無煙藥250公斤，黑色無煙藥90公斤，黃藥手榴彈1萬枚，自造七九子彈1.9萬發，復裝七九彈1萬發，自造六五彈1.1萬發，復裝六五彈3萬發，捷克彈1萬發，此外，還能修理馬步槍、輕重機槍、山炮等輕重武器，有力地支持了前線的抗日戰爭。

解放戰爭時期，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戰略進攻的發展，為解決前方大量炮彈和炸藥需求的迫切問題，朱德傾注了大量精力著手抓軍工生產。他1947年春隨中央工委到晉察冀解放區后，針對軍工生產分散、管理不統一的狀況，提出了把分散的軍工生產統一起來，大規模發展炸藥和炮彈生產的主張。他在給晉察冀邊區工業局負責人的信函中說，我要求你們以確實可靠為准，保証能做到支援全國性的反攻軍所用，你們要就現有統一兵工基礎上，將每月生產數量詳細列表告訴我，以便進行總的計劃，過剩生產或各地要求的特別生產均由我們負責調濟款項。此地兵工事業應在盡可能范圍內來發展，擴充技師、工人、機器、原料來解決來計算。有關情況，今后望你們向我負責的報告至少每月一次（《朱德傳》，590頁）。針對各地兵工廠因技術問題產量較低，以及因交通問題軍工產品無法及時運到前線的情況，中共中央工委於1947年12月20日至1948年1月2日在西柏坡召開華北各解放區軍工會議和交通會議。在會上，朱德指出：“軍工生產對我們結束戰爭快慢有重要意義，要加強軍工生產”，“要搞好交通運輸業”，“把軍工產品很快運到前線去。”（袁偉、吳殿堯主編：《朱德軍事活動記事》，80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6）軍工會議結束后，朱德又先后致函晉綏領導人賀龍、李井泉和冀中軍區司令員孫毅，對兩地的軍工生產作了進一步的具體指示。由於抓得及時具體，晉察冀和其他解放區的軍工生產在1947年至1948年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大批武器彈藥源源不斷地送往前線，保障了各個戰場的需要。可以說，朱德在軍工生產上的深謀遠慮和切實工作，加速了解放戰爭的勝利進程。

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朱德仍非常重視處理軍事和經濟的關系，搞好軍事經濟建設。

其一，國防建設要服從經濟建設的大局。新中國成立后，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構成了一對較為突出的矛盾。為解決這一矛盾，朱德根據國內外形勢的發展，審時度勢，明確提出了國防建設要服從經濟建設大局的主張。他認為，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是國家建設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二者相互聯系，不可分割，缺少任何一個方面都不能建成獨立富強的現代化國家，經濟建設是國防建設的基礎，國防建設是經濟建設的保障，隻有加速基礎工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國防工業才有強大的基礎，才有可能更快地實現國防現代化。早在1949年7月，朱德就指出，我們應當在偉大經濟建設中，把我們的國家從落后的農業國變成先進的工業國。隻有我們的工業發展了，在經濟上不依賴外國了，我們民族的獨立才有基礎，我們人民的生活幸福才有保障。因此，“全國勝利以后經濟建設就成了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同上書，735頁）而要使國防建設服從經濟建設的一個主要途徑是削減軍費、減少編制。他說，國防開支應根據國家經濟發展和國際局勢大致有個適當的比例，和平建設時期如果國防費用過高，必然會阻礙經濟建設的發展。因此，我們應“盡量減少軍費的支出，集中更多的資金來加強經濟建設。”（《朱德年譜》，405頁）同時，建國后隨著全國局勢的穩定和戰爭的基本結束，再沒有必要以大量的軍費來維持當時龐大到550萬的人民軍隊的開支。朱德提出對軍隊實行整編，壓縮軍隊人數，將部分軍人轉到生產中去，參加國家經濟建設。此外，朱德還主張發揮軍隊“生產隊”作用，支援國家經濟建設，提出我們不光要用軍隊把敵人打敗，還要用軍隊把中國建設起來。國家經濟建設中遇到的困難之一是資金嚴重短缺，因而軍隊應當發揮自身經濟潛力，搞好生產建設，“學會和自然作斗爭的本領，多想辦法，多出主意，多種糧食，多養牛羊”等等（《朱德選集》，296∼297頁），爭取自己養活自己，減少國家負擔，使國防建設服務於經濟建設的大局。

其二，提出建立國防建設與民用工業相結合的軍事工業體系。朱德認為，從國際形勢看，社會主義陣營日漸擴大，各民族獨立運動不斷高漲並在亞非部分地區獲得成功，國際形勢有利於我們集中精力搞經濟建設。“國際局勢已發生根本變化，世界戰爭是可以防止的。”“我們能爭取到相當長期的和平建設條件。我認為需要考慮怎樣把最大的力量集中到和平生產方面，同時把國防建設同和平生產結合起來的問題。”（《朱德年譜》，401頁）從國內形勢看，軍工訂貨驟然減少，許多投資大、廠房好、職工多、設備新、技術水平高、生產能力大的軍事工業普遍出現了“吃不飽”的現象。於是“有些廠就到處攬活自尋門路，有些廠還沒有想到辦法，隻得讓一部分設備和人員閑著。”（《朱德選集》，352頁）造成很大浪費，而民用工業又急需新建同類型的工廠。要使企業走出困境，就必須改變單純生產軍品的狀況，充分發揮自己在技術、設備和人員上的優勢，兼產一些民用產品，同民用生產結合起來，以求得自我發展。鑒於上述認識，朱德在1956年4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時，提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主，國防建設為輔，國防建設應和民用工業結合”（《朱德軍事活動記事》，801頁）的主張。8月，他又在《我對主席指示的十大關系的體會和想到的一些意見》一文中說：“民用工業和國防工業應該互相結合起來，使二者能夠在乎時為經濟建設服務，戰時迅速地轉到為戰爭服務。”相當數量的“軍工廠如不改為和平生產，要犯錯誤。”（《朱德傳》，671頁）1957年初，他在《外出視察的報告》中，就如何把軍工轉入和平生產的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了兩個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案，即“一個是把二機部同一機部、電機部合並，設備和人員統一調度，平時可以多生產些民用品，戰時主要生產軍用品。”“一個是把二機部的范圍劃小，把剩余的生產能力分出來轉向民用生產，二機部今后專搞原子武器等特種兵工生產。”（《朱德選集》，352∼353頁）根據朱德建議，1958年2月全國人大一屆五次會議批准了將一機部、二機部和電子工業部合並的方案。朱德在合並后的第一機械工業部干部大會上的講話中鮮明地指出：“把三個部合並起來，有利於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事業的發展，使軍用生產和民用生產結合起來。”（《朱德軍事活動記事》，808頁）

其三，提出實現軍事工業現代化的目標。新中國成立后，朱德一直把用現代化武器裝備軍隊當作國防現代化的物質基礎。要盡快趕上發達國家軍隊裝備的水平，實現我軍武器裝備的現代化，無外乎兩種方法，一是購買國外先進武器，二是自己制造。像我們這樣一個國大、軍隊多、經濟尚不發達的國家，從長遠來看，軍隊武器裝備現代化的根本出路，在於自力更生地去發展軍工生產。1956年3月，朱德在空軍政治工作會議上指出：“我們不但要學會使用和修理飛機，還要學會制造飛機。”（《朱德選集》，275頁）7月13日，朱德給蕭勁光等人寫信說：“海軍和飛機是近代化的兵種最高的必需的，要加強這兩個兵種，就必須有造船廠、飛機廠。”8月14日，他建議毛澤東把制造坦克和發展汽油工業納入第一個五年計劃。根據朱德的建議，國家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對原有的兵工廠進行了技術改造，並新建了佔全國重點成套項目30％的重點工程，先后擴建了74個規模較大的飛機、艦艇、火炮、坦克、彈藥、雷達、指揮儀、通訊設備和電子元件等工廠，為我國獨立自主地生產武器裝備打下了初步基礎。此外，朱德還十分重視提高科技水平，發展尖端武器。

（作者工作單位：四川大學）

（來源：《高校理論戰線》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