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對抗美援朝戰爭所作的重要貢獻
周恩來對抗美援朝戰爭所作的重要貢獻
吳小寶曾長秋
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周恩來在擔負新中國繁重的經濟和外交工作的同時，直接籌劃志願軍赴朝作戰。他對抗美援朝戰爭所作的重要貢獻，具體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及時組建東北邊防軍
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當晚，美國政府從其全球戰略利益出發，做出了武裝干涉朝鮮內政的決定。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聲明，宣布武裝援助南朝鮮李承晚集團，命令第七艦隊開進我國的台灣海峽。不久，又操縱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要求聯合國成員國採取“緊急軍事措施”，給南朝鮮以所謂的“援助”。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對朝鮮的武裝干涉，使朝鮮戰爭的性質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由內戰變成國際性的局部沖突，並涉及到周邊地區，中國的安全受到了嚴重威脅。
中國和朝鮮是親密的鄰邦。“聯合國軍”的侵略行為，不能不使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將援助鄰邦、保衛祖國視為緊迫的重大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來。6月28日，繼毛澤東發表關於中國人民必須“進行充分的准備，打敗美帝同主義的任何挑舋”的講話之后，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發表聲明：杜魯門的聲明和第七艦隊的行動，“是對於中國領土的武裝侵略，對於聯合國憲章的徹底破壞”。“我國全體人民，必將萬眾一心，為從美國侵略者手中解放台灣而奮斗到底。”7月6日，周恩來又代表中國政府發表聲明，反對安理會在美國操縱下所通過的非法決議。他指出，這一決議“是支持美國武裝侵略、干涉朝鮮內政和破壞世界和平的，嚴重地破壞了聯合國憲章”。“這一決議是在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聯兩個常任理事同參加下通過的，顯然是非法的”，中國人民堅決反對。
毛澤東、周恩來以戰略家高瞻遠矚的眼光，審時度勢，及時地在軍事上採取了未雨綢繆、有備無患的措施。他們清楚地看到：雖然朝鮮人民軍敢打敢拼，長驅直入，但對方的主力並沒有受到致命性的打擊﹔而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居於“世界霸主”地位，是絕不會輕易認輸的，朝鮮戰爭很可能有反復。同時，東北是中國最重要的工業基地，我國最重要的戰略區。在朝鮮戰爭爆發的，駐東北的正規軍隻有一個正在從事農業生產的第42軍。東北全部兵力不足20萬，已成為全國駐軍最少的戰略區。
鑒此，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周恩來，於1950年7月7日和10日，連續兩次主持召開國防會議。總司令朱德、代總參謀長聶榮臻、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和副主任肖華、第四野戰軍司令員林彪和副政委譚政、海軍司令員肖勁光、鐵道兵司令員滕代遠、總情報部部長李克農、總后勤部部長楊立三、作戰部部長李濤、軍訓部部長肖克等出席了會議。周恩來傳達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朝鮮戰爭形勢的估計和成立東北邊防軍的指示，提出並初步商議了對東北邊防軍所轄部隊、人數、指揮機構設立與領導人選配置、政治動員與后勤保障、車運計劃與兵源補充等問題的設想。
8月26日，周恩來再次召開有關方面領導人參加的國防會議，檢查東北邊防軍的各項准備工作。31日，周恩來主持東北邊防建設計劃會議，決定：東北邊防軍以11個軍（36個師），共70萬人作三線配置﹔從第四野戰軍中抽調10萬老兵，准備在參戰后補充到第一線部隊中去。以上防范措施，為此后的抗美援朝戰爭所証明，是富有遠見卓識的。
參與制定抗美援朝的重大決策
為了對朝鮮戰局有一個准確的判斷，總參謀部作戰室和有關部門進行了朝鮮戰場情況、戰局局勢走向等問題的研究，一致認為：以美國軍隊為首的“聯合國軍”在朝鮮西海岸仁川港登陸的可能性很大。這是美國企圖扭轉朝鮮戰局很厲害的一著棋。1950年8月23日晚，周恩來的軍事秘書、總參謀部作戰室主任雷英夫向周恩來匯報了這一判斷結果。周恩來聽后，認為這是朝鮮戰局帶有關鍵性的問題，值得高度重視。他馬上打電話向毛澤東作了簡要匯報，毛澤東當即指示周恩來帶雷英夫到他那裡當面詳談。毛澤東聽完匯報后，鄭重地說：“有道理，很重要。”
為了以防萬一，毛澤東、周恩來決定將這一分析通報朝鮮和蘇聯政府，供他們參考。同時，還責令總參謀部和外交部密切注視朝鮮戰局的變化，命令東北邊防軍於9月底以前做好一切作戰准備。后來的戰局發展，証明了上述看法和措施是完全正確的。正如雷英夫所說：“主席和總理8月23日的那些決策，真英明，真及時，給我們爭取到了戰略主動權，再晚一點，就被人家堵住家門口了。”
9月15日，“聯合國軍”7萬余人在麥克阿瑟的指揮下，實施仁川登陸計劃。27日，經美國總統杜魯門批准，授權麥克阿瑟在朝鮮“三八線”以北採取軍事行動，妄圖繼而佔領整個朝鮮。面對急劇惡化的朝鮮局勢，30日，周恩來在政協全國委員會舉行的慶祝國慶一周年大會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國人民熱愛和平，但是為了保衛和平，從不也永遠不害怕反抗侵略戰爭。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外國的侵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但是，美國政府對中國政府的警告卻置若罔聞，不予重視。10月1日，麥克阿瑟指揮的南朝鮮軍隊越過三八線﹔同日和3日，金日成首相兩次請求中國人民給予朝鮮人民以特別援助，即在對方進攻三八線以北地區的情況下，急盼中國軍隊直接出動，支持朝鮮人民軍作戰。
此時此刻，中共中央面臨著出不出兵的重大歷史抉擇。從10月1日起，中共中央連續舉行會議討論朝鮮戰局。5日，毛澤東召集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門研究出兵抗美援朝的問題。周恩來與政治局成員及部分中央委員出席了會議，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力主出兵朝鮮，但也有一部分人不主張甚至反對出兵援助朝鮮，林彪就是其中之一。針對各種意見，毛澤東、周恩來審時度勢，慎重考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略決策，並選定彭德懷為中國人民志願軍的統帥。這一決策，體現了高度的國際主義精神，表明了中國人民捍衛和平、反對侵略的堅強決心。
6日，周恩來主持召開黨政軍高級干部會議，同陳雲和中央軍委其他負責人彭德懷、林彪、高崗、羅榮桓、聶榮臻等進一步商量入朝作戰的諸項重大事宜。會上，林彪仍不贊成出兵，還說如果一定要出兵，那就採取“出而不戰”的方針，屯兵於朝鮮北部，看一看形勢的發展，能不打就不打。周恩來堅定地指出：現在不是我們要不要打的問題，而是敵人逼著我們非打不可。我們的自衛是正義的，正義的戰爭最后一定會勝利的。現在朝鮮政府一再要求我們出兵援助，我們怎能見死不救呢？黨中央、毛主席決心已定，因此現在不是考慮出不出兵的問題，而是考慮出兵后如何去爭取勝利的問題。
7日，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不顧中國的一再警告，悍然越過三八線。8日，毛澤東當機立斷，發布了關於組成中國人民志願軍，援助朝鮮人民解放戰爭的命令，並正式任命彭德懷為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隨即，毛澤東致電金日成，將決定通報給他。在制定決策過程中，周恩來態度鮮明地支持毛澤東的意見，主張出兵援助朝鮮，體現了周恩來高瞻遠矚、指揮若定的膽識。
秘密赴蘇要求軍事援助
1950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和中國政府決定出兵援助朝鮮之后，周恩來偕林彪、翻譯師哲和機要秘書康一民前往蘇聯，同斯大林等黨政領導人商談緊急而機密的志願軍作戰的有關事宜，主要是要求蘇聯提供軍事援助和出動空軍掩護中國地面部隊的問題。
周恩來在與斯大林等蘇聯黨政領導人進行的會談中，詳細地介紹了中共中央會議討論朝鮮局勢和是否出兵援朝的問題，說明中國出兵后將面臨巨大的實際困難，提出希望蘇聯出動空軍掩護中國志願軍作戰，同時要求蘇聯援助中國抗美援朝所需的軍事裝備，並提供各種類型的武器與彈藥，首先是陸軍輕武器制造的圖紙。斯大林當即答應了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的請求，並說：蘇聯空軍尚未准備好，須在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內才能出動。
斯大林表示暫不出動空軍到朝鮮掩護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態度，既使出使蘇聯的周恩來感到意外，也是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始料未及的。后來，周恩來談到這一情況，說：美軍“逼近了鴨綠江，我們就下決心，去與斯討論。兩種意見，或者出兵，或者不出兵，這是斯說的。我們問：能否幫助空軍？他動搖了，說中國既困難，不出兵也可，說北朝鮮丟掉，我們還是社會主義，中國還在。談了一天，晚上就要決定，馬上電問毛主席”。10月13日，毛澤東復電稱，政治局一致認為我軍還是出動到朝鮮為有利，“我們認為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失極大。”
14日，辦事認真仔細的周恩來在得到蘇聯政府對援助中國的軍事裝備將給以信貸和將出動16個團的噴氣式飛機掩護志願軍的肯定答復后，致電斯大林，進一步提出了8個問題，請求給予明確答復，並隨電附上中國政府第一批關於各種炮類及附屬器材的訂貨單。但是，不久在“聯合國軍”北進甚速，平壤危在旦夕的極為關鍵的時刻，斯大林從維護蘇聯自身戰略利益，避免同美國發生全面武裝對抗的立場出發，改變了原先的承諾，指示莫洛托夫轉告周恩來：蘇聯現決定隻派空軍到鴨綠江北岸的中國境內駐防，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后也不准備進入朝鮮境內掩護中國人民志願軍作戰。
得知斯大林改變原有主意的消息后，18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再次研究出兵問題。剛剛回國的周恩來在會上匯報了同蘇方會談的情況，彭德懷匯報了志願軍出動前的准備情況。在是否出兵、何時出兵的問題上，雖受到蘇聯反復多次的影響，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在支援朝鮮人民軍、出兵入朝作戰的重大問題上，決心是堅定不移的，會議決定中國人民志願軍於19日入朝參戰。在這個重大問題上，周恩來始終站在毛澤東一邊，堅決地執行了中共中央的決策。
組織領導和指揮抗美援朝戰爭
入朝作戰，同人民解放軍以往經歷過的任何一次戰爭不同。其區別不僅表現在出國打仗上，更重要的是面對具有現代化裝備、機動性強、陸軍地面火力猛、海空軍佔有絕對優勢的外國（主要是美國）軍隊。但是，中國軍隊又有很多美軍所沒有的長處：政治覺悟高，士氣旺盛﹔有著豐富的戰斗經驗，幾十年來一直以劣勢裝備戰勝裝備優良的敵人，尤其擅長於近戰、夜戰、山地戰、白刃戰﹔作戰機動靈活，善於從側面迂回包抄消滅敵人，善於分散隱蔽﹔英勇善戰，不怕流血犧牲，能吃苦耐勞﹔離后方近，補給線短。
為了打贏這場戰爭，作為主持日常工作的軍委副主席、毛澤東最重要的軍事指揮助手，周恩來全神貫注地注視著戰局變化，經常到總參謀部作戰室聽取匯報，掌握動向，並在代總參謀長聶榮臻協助下，具體指導前線部隊軍事行動的實施。他每天晚上都要看前方的戰況和標有敵我態勢的地圖，從不間斷。在整個戰爭期間，重要的作戰部署都是在周恩來參與下作出的，很多電報、文稿也是由周恩來親自起草或口授的。一些重大問題都要由周恩來先提出意見，再報毛澤東批准。正如去朝鮮參加談判工作的志願軍代表喬冠華所說：周恩來對朝鮮戰場上敵我雙方情況，特別是志願軍方面直至團一級單位的狀況，都了如指掌。對哪個部隊正在哪個村庄、哪個山頭，也很清楚。周恩來還根據朝鮮戰局的發展變化，及時地提出了一些戰略戰役指導原則和克敵制勝的辦法，連后勤工作都親自抓。
由於這是一場在國外進行的消耗巨大的現代化戰爭，對手主要是擁有優勢火力的美國侵略軍，俘虜是外國人，不能用來補充部隊﹔對方的高度現代化的軍隊，機動快，又掌握絕對的制空權，難以繳獲大量彈藥和物資﹔朝鮮當地在戰爭中遭受了極其嚴重的破壞，志願軍幾十萬大軍在前線，從兵員補給到所需的武器、彈藥、糧食、被服、藥物、醫療器材、生活用品等，主要靠祖國供應，而且不能有任何間斷。新中國建立伊始，許多不可缺少的條件卻沒有完備。周恩來最早認識到軍隊后勤工作中這些根本性的變化，在志願軍出國作戰前，他專門聽取了后勤工作准備情況的匯報，對武器、彈藥、車輛補充、傷員收治和后勤干部調配等問題一一作了部署。隨后，他召集總后勤部、地方有關部門和有關軍區后勤部門的負責干部開會，研究志願軍出國后的供應問題，確定了部隊供應關系和作戰物資的補給計劃，並且明確地規定：出國作戰要立足於國內供應的方針。
周恩來計算得非常細，一直計算到每個士兵需要吃多少和用多少。志願軍剛出國時，冬衣補充不足。朝鮮嚴冬的氣溫下降到攝氏零下40度，使周恩來十分焦急，每天打兩次電話，催問冬服的生產和調運情況。志願軍攜帶的干糧不夠，朝鮮的糧產區又遭受到戰爭的嚴重破壞。周恩來以政務院的名義，布置有關省市發動群眾炒炒面，他還親自同機關干部一起炒炒面。在一次后勤會議上，有人反映，大蓋帽不便於防空、爬山、鑽林子，周恩來就建議改為解放帽。這次會上還反映，戰士單衣原是套頭式的，負傷后不好脫，周恩來就建議改為開襟式。以后，他在聽取志願軍后勤部門匯報時，聽到部隊在山地行軍作戰，棉衣容易被樹枝挂破，又親自提議在棉衣面上扎絎線。
美軍依仗空中優勢，對朝鮮的城鎮、工廠、車站、橋梁等目標進行了毀滅性的轟炸，還以少架多批的戰斗轟炸機，依山傍道，晝夜不停地超低空搜索掃射。志願軍后勤運輸主要依靠汽車，而敵人把破壞我戰區后方交通作為重要手段，使我后勤運輸陷入極度的困境。針對這種嚴重狀況，周恩來提出了一個響亮的口號：“組織一條打不爛、炸不垮的鋼鐵運輸線。”他親自組織鐵道部、鐵道兵、東北鐵路管理局等方面的力量，搶修和保衛鐵路、公路和交通樞紐。他指示在運輸線上普遍設立“防空哨”，下令從地方抽調大批汽車司機和修理工補充志願軍。以后，隨著人民空軍的逐步壯大，又加強了空軍對地面的掩護。為保証建成一條“打不爛、炸不垮的鋼鐵運輸線”，周恩來日夜操勞。彭德懷深有體會地說：“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百分之六十至七十應歸功於后勤。”聶榮臻也多次說：“恩來同志對志願軍的后勤保障費盡了心血，作出了寶貴貢獻。”
其他，如志願軍各部實行輪番作戰﹔粉碎敵人的“絞殺戰”和“細菌戰”﹔堅持打，爭取和，促進和談與停戰，等等，周恩來也都作了精心部署。
領導停戰談判斗爭
戰爭，從來不是孤立的軍事行動，它是實現一定政治目的的手段，而且常常和外交斗爭相配合。朝鮮戰爭爆發后，周恩來曾代表中國政府一再提出建議和警告，要求和平解決朝鮮和遠東問題。在被迫進行抗美援朝后，中國人民仍始終沒有放棄爭取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努力。當中朝軍隊把侵略軍趕過三八線后，1950年12月20日，周恩來以外交部長的名義發表聲明：“我們堅持以一切外國軍隊撤出朝鮮及朝鮮內政由朝鮮人民自己解決為和平調處朝鮮問題的談判基礎。”1951年1月17日，周恩來致電聯合國大會，提出召開七國會議、迅速結束朝鮮戰爭從和平解決亞洲問題的4項建議。6月23日，蘇聯駐聯合國代表馬立克再一次提出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建議，並提議以交戰雙方“談判停火與休戰”和雙方“把軍隊撤離三八線”作為它的第一個步驟，這個建議立即得到了中國政府的響應。
由於接連遭受中朝軍隊的打擊，已經看不到勝利的希望，並且因傷亡慘重而受到本國輿論的強大壓力，美國不得不接受停戰談判的建議。7月1日，朝鮮人民軍總司令金日成和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彭德懷聯合發表聲明，同意與“聯合國軍總司令”李奇微舉行停戰談判。
中國派李克農、喬冠華赴朝鮮參加談判工作。為了取得談判的實效，周恩來對談判工作的指導既堅決果斷，又細致周到，表現出了高超的談判藝術。夏衍回憶說：“我記得李克農、喬冠華到板門店上談判之前，恩來同志對他們作了全面指示之后，引用了一句古語：‘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前一句話的意思是該做的就應該做，義無反顧，后一句的意思是該停的時候就應該適可而‘止’。周總理指出：抗美，是保家衛國，是‘當行’的愛國主義的正義戰爭﹔援朝，則是社會主義國家應盡的國際主義義務。可是，當侵略者傷亡慘重，被迫求和的時候，那麼我們就得審時度勢，把戰爭停下來，爭取在和平的環境中進行新中國的建設。當行則行，當止則止，這是用總理在外交上的一貫思想。”
7月10日，朝鮮停戰談判的首次會議在朝鮮三八線上的開城來鳳庄舉行。這個談判拖延的時間很長，可以說是打了3年，談了2年。隨著邊談邊打局面的出現，周恩來擔負起雙重的任務，總是通宵達旦地工作，即上半夜處理戰場上的問題，下半夜處理談判中的問題。談判代表團每天都要發來電報，報告當天的談判情況、美方動向、外國記者反映、代表團的意見。這些問題，一般由他直接處理﹔重大的由他提出意見，再經中央討論決定。同時，周恩來還討談判的議程、方針、策略直到談判的地點、中立區的范圍，進行了縝密的考慮。他以毛澤東的名義起草了大量電報，經毛澤東同意后發往前方，指導我方談判代表的工作。這些電報總數約有幾百件，僅1951年8月下旬到10月25日，就有50件之多。當時，我談判代表團有一條專用電話線，直接通到周恩來的辦公室，隨時可以通話。當談判進入緊張階段時，代表團除書面報告外，每天都在周恩來清晨臨睡前用電話向他報告一次。
1954年，中國派出了由周恩來為團長的近200人的代表團，出席在日內瓦召開的旨在解決朝鮮和越南問題的國際會議。為了開好這次會議，周恩來從方針政策到具體事務，都作了安排。在長達3個多月的時間裡，周恩來就朝鮮問題作了6次發言，表現出了高超的靈活性和斗爭的藝術性。雷英夫作過這樣的評價：“周總理是名副其實的副統帥兼參謀長。他既有遠大的戰略目光，又有周密的組織才能﹔既能協助毛主席運籌帷幄、深謀遠慮、一擲千鈞地定下戰略決心，又能將毛主席的意圖和決策，化作嚴謹細致的技術措施，環環相扣的具體步驟，貫徹到千軍萬馬的行動上，落實為千裡之外的決勝事實。正因為有了毛主席的掌舵和周總理的輔佐，我們才能無往而不勝。”這個評價，是公正而准確的。
（來源：《黨史縱橫》200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