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重大問題的議論到此基本結束”
——鄧小平在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爭論中
“歷史上重大問題的議論到此基本結束”
——鄧小平在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爭論中
毛澤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對於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在他健在的時候，就有過不同的聲音。在他去世后，更是產生了很大爭論，出現了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評價。鄧小平在每次的波瀾中，都起了決定性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時的混亂情況下，鄧小平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作出了正確、科學的歷史評價，為正確地理解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繼承和發展前人開創的偉大事業，指明了方向。
一直是科學地對待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杰出代表
從戰爭年代到新中國成立，再到“文化大革命”，鄧小平一直是中國共產黨人中正確、科學地對待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杰出代表。鄧小平政治生涯“三落三起”，曾三次被打倒，都同擁護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堅持科學地評價毛澤東思想，同錯誤傾向作堅決斗爭有著直接的關系。
鄧小平第一次被打倒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在江西中央蘇區。當時毛澤東受到以王明為代表的推行“左”傾冒險主義的臨時中央的排擠和打擊。擔任會昌中心縣委書記的鄧小平同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等堅持從實際情況出發，執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反對和抵制王明的“左”傾錯誤。他們反對“城市中心論”，主張向敵人力量薄弱的廣大農村發展﹔反對軍事冒險主義，主張誘敵深入﹔反對用削弱地方武裝的辦法來擴大主力紅軍，主張兩種武裝力量都要發展﹔反對“左”的土地分配政策。臨時中央開展對鄧、毛、謝、古的斗爭。鄧小平被撤銷省委宣傳部長的職務，受到黨內最后嚴重警告的處分，被派往中央蘇區邊遠的樂安縣所屬南村區委當巡視員。這是他在黨的政治生活中受到的第一次錯誤處分。所謂的“毛派”當然是不存在的，但是，被視為一派，而且被視為“毛派的頭子”，說明那時在思想上鄧小平接受毛澤東的影響。事實証明，鄧小平擁護和堅持毛澤東的主張，反對“王明路線”是正確的。毛澤東早在建黨初期，就創造性地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在學習蘇聯十月革命經驗，進行中國革命的過程中，尋找中國自己的革命道路，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的觀點非但沒有為中國共產黨的教條主義領導所理解和接受，反而遭到排斥和打擊。后來紅軍被迫長征，孰是孰非終見分曉。１９３５年在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終於重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鄧小平也作為中央秘書長出現在這次會議上。
在抗日戰爭中，鄧小平在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毛澤東領導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陝北，緊接著又打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局面，領導抗日戰爭，並使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得到迅速壯大和發展。通過延安整風和《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作出，“毛澤東是中國革命的正確路線的代表”，“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統一的科學成果”，逐漸成為全黨的共識。鄧小平在1943年的《在北方局黨校整風動員會上的講話》，對毛澤東思想的概念作出了科學的界定，提出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化的馬列主義，並且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及其中央是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這個講話是確定地使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並給以高度評價的最早的文獻之一。１９４５年召開了黨的七大，毛澤東思想被確認為我們黨的指導思想。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１９４９年中國共產黨取得了全國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從此站了起來。毛澤東因此而成為全中國人民公認的領袖，毛澤東思想成為全中國人民共同學習的指導思想。從黨的八大開始，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也成為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的成員，他在八大所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和７０００人大會上所作的講話，在和平時期，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作出了科學評價。
科學評價當然不等同於一味歌功頌德。上個世紀６０年代初，林彪以高度評價毛澤東為名竭力制造個人崇拜，大搞個人迷信，黨內出現了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和割裂毛澤東思想的傾向，鄧小平第一個站出來，進行堅決的斗爭。他多次提出，要正確宣傳毛澤東思想。
鄧小平后來說過，毛澤東思想是個思想體系，我和羅榮桓同志曾經同林彪作過斗爭，批評他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澤東思想當作體系來看待。
在1960年3月召開的有中央主要領導同志和有關省市、部門負責同志參加的天津會議上，鄧小平講話指出，現在的主要問題是把毛澤東思想用得庸俗化了，把什麼都說成是毛澤東思想。例如，一個商店的營業額多一點就說是毛澤東思想發展了，打乒乓球也說是運用了毛澤東思想。“對待毛澤東思想是一個很嚴肅的原則性問題，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對我們不利，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也不利。”他強調：“不要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克思列寧主義割裂開來，好像它是另外一個東西。我們在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時候，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把‘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並提。”他還針對個人崇拜現象，論述了領袖和集體的關系，他說：“我們黨是集體領導，毛澤東同志是這個集體領導的代表人，是我們黨的領袖，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體成員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分開，應該把毛澤東同志看作是黨的集體領導中的一個成員，把他在我們黨裡頭的作用說得合乎實際。”
鄧小平的講話在當時對於制止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的傾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充分顯示了他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態度和原則立場。但是，鄧小平的這些言論在當時無法在黨內被廣泛接受，“文化大革命”開始，鄧小平第二次被打倒，這成為加在他頭上的諸多罪名之一。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等大搞個人崇拜，導致了全社會對毛澤東神化和對毛澤東言論教條化的風氣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使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遭受到巨大的災難，而“文化大革命”卻被強調地宣傳為毛澤東最偉大的貢獻，“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被宣傳為毛澤東思想最重大的發展。而對這些實踐和思想的懷疑和抵觸，被當作“反毛澤東思想”而受到斗爭和打擊，從而造成了黨內外政治思想上極度的混亂和困惑。“文化大革命”后期，鄧小平在毛澤東支持下復出，１９７５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實行全面整頓。他再次提出了怎樣看待毛澤東思想的問題。指出：“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怎樣宣傳毛澤東思想”[i]，並且重新提及林彪割裂毛澤東思想的教訓，這是針對“四人幫”的。不久，鄧小平第三次被打倒，原因是“這些整頓實際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調”[ii]，“四人幫”加給他的罪名很多，毛澤東思想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條。
毛澤東逝世后，如何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成為關系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極其重大的政治和理論問題。鄧小平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走到中國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上來的。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后，領導撥亂反正，把正確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作為頭等大事來抓，很快統一思想，將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可以說，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引領黨和國家走向輝煌，與他正確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是分不開的。
真誠坦言毛澤東的功與過，堅定提出”功”第一位
總結鄧小平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問題所產生的影響，如果說“文化大革命”之前較多的是對鄧小平個人政治生命的重要影響的話，“文化大革命”之后更重要的是對整個中國，對全體中國人民，對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的影響。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10月6日，江青反革命集團被粉碎，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完結，給飽受十年動亂之苦的全國人民帶來了新的希望。然而，當時的中央領導人推行“兩個凡是”的方針，繼續維護毛澤東晚年發動“文化大革命”，導致出現了兩年徘徊的局面。能否從危機和徘徊中走出來，開創新的局面，關鍵在於，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如何評價毛澤東的功過，如何科學地認識和評價毛澤東思想。
在全黨全國人民的熱切期盼中，鄧小平把解決這個關鍵問題的歷史重任擔當了起來。
當時國內在對待毛澤東問題上，眾說紛紜，分歧很大，存在著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傾向。一種是“左”的傾向，堅持“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不敢正視“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認為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會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因而在強調必須堅持毛澤東思想、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的時候，把毛澤東晚年的錯誤也包括在內，以至於其實際意義就是繼續維護這種錯誤，沒有魄力糾正這種錯誤。另一種是右的傾向。有些人把建國后的歷史看成一團漆黑，在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的時候，認為“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就是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把中國共產黨的失誤，甚至把林彪、“四人幫”的罪行也歸罪於毛澤東，把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混淆起來，因而對於要不要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要不要繼續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發生懷疑和動搖，全盤否定毛澤東、否定毛澤東思想。更有極少數人打著所謂“社會改革”的幌子，以反個人崇拜為名，集中貶低毛澤東的歷史功績，極端夸大毛澤東的錯誤。這使得評價毛澤東的工作既迫切需要，又舉步維艱，極為困難。
毛澤東逝世后，世界各國也非常關注毛澤東以后的中國如何評價“文化大革命”，如何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國外一些媒體，尤其是西方國家的一些傳媒散布，中國共產黨糾“左”和撥亂反正是否定毛，搞“非毛化”。港台的媒體也推斷：“大陸批毛，勢在必行。”不少社會主義國家的黨和第三世界國家領導人對中國如何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非常關注，而許多西方國家則以此作為觀察中國今后政治走向的風向標，作為制定對華政策的重要依據。正確評價毛澤東的功過是非和毛澤東思想的地位，對於澄清國際輿論，回擊國際敵對勢力的污蔑，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至關重要。
鄧小平由於“文化大革命”而被打倒，在復出后，又因全面整頓，被第二次打倒。這兩次被打倒都與毛澤東有直接關系，但這絲毫沒有影響鄧小平歷史地科學地評價毛澤東。鄧小平沒有因此全盤否定毛，而是反對來自“左”右兩個方面的錯誤思潮，實事求是地在區別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原理和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的基礎上，既態度鮮明地批評和糾正了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又理直氣壯地肯定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貢獻，堅持和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表現出巨大的政治勇氣，卓越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駕馭局勢的能力和寬廣的胸襟。
1977年4月，“兩個凡是”的方針提出不久，鄧小平還沒有恢復工作，就致信黨中央，率先批評“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提出要世世代代用完整的准確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
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恢復鄧小平的工作。鄧小平在全會的閉幕會上講話，又進一步論述了如何正確對待毛澤東思想的問題。更加明確地闡述了“完整”、“准確”這一提法的含義。他說，隻有對毛澤東思想體系有完整的（不是零碎的）、准確的（不是隨意的）認識，並且運用它來指導我們的各項工作，才不至於割裂、歪曲毛澤東思想。林彪、“四人幫”就是引用毛主席的某些隻言片語騙人、嚇唬人。
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期間，鄧小平明確指出：我們不能要求偉大領袖、偉大人物、思想家沒有缺點錯誤，那樣要求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外國人問我，對毛主席的評價，可不可以像對斯大林評價那樣三七開？我肯定地回答，不能這樣講。黨中央、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干赫魯曉夫那樣的事。他在這次會議的閉幕會上做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中，再次充分肯定了毛澤東的功績：“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也絲毫不是什麼夸張。毛澤東思想培育了我們整整一代人。我們在座的同志，可以說都是毛澤東思想教導出來的。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這也絲毫不是什麼夸張。”同時他也指出：“當然，毛澤東同志不是沒有缺點、錯誤的，要求一個革命領袖沒有缺點、錯誤，那不是馬克思主義。我們要領導和教育全體黨員、全軍指戰員、全國各族人民科學地歷史地認識毛澤東同志的偉大功績。”
1980年7月30日，人民大會堂的兩幅毛澤東的巨幅畫像和兩塊巨型標語牌被摘了下來。盡管中共中央隨后作了說明，強調這樣做是鑒於以往毛澤東主席畫像、語錄、詩詞在公共場所懸挂得太多，但此舉還是令剛從“文化大革命”的狂熱中走出來的中國人產生了很多疑惑。當時外國人對中國了解還不多，對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發生的偉大歷史性轉折的了解更少，因而更難以理解中國共產黨此舉的真正含義。1980年8月21日，著名意大利女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就是懷著滿腹疑惑，專程採訪鄧小平的，她提的問題相當尖銳。
法拉奇問：“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遠保留下去？”
鄧小平的回答也相當明了：“永遠要保留下去。過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處都挂，並不是一件嚴肅的事情，也並不能表明對毛主席的尊重。盡管毛主席過去有段時間也犯了錯誤，但他終究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拿他的功和過來說，錯誤畢竟是第二位的。他為中國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殺的。從我們中國人民的感情來說，我們永遠把他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締造者來紀念。”
法拉奇又問：“對西方人來說，我們有很多問題不理解。中國人民在講起‘四人幫’時，把很多錯誤都歸咎於‘四人幫’，說的是‘四人幫’，但他們伸出的卻是五個手指。”
顯然西方是把毛澤東的錯誤同“四人幫”的罪行混同了。
對此，鄧小平明確答道：“毛主席的錯誤和林彪、“四人幫”問題的性質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時間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毛主席最偉大的功績是把馬列主義的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指出了中國奪取革命勝利的道路。應該說，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許多思想給我們帶來了勝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確的。他創造性地把馬列主義運用到中國革命的各個方面，包括哲學、政治、軍事、文藝和其他領域，都有創造性的見解。”同時，鄧小平也非常客觀地指出了毛澤東的錯誤，並分析了發生錯誤的原因，他說：“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別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錯誤的，而且錯誤不小，給我們黨、國家和人民帶來許多不幸。你知道，我們黨在延安時期，把毛主席各方面的思想概括為毛澤東思想，把它作為我們黨的指導思想。正是因為我們遵循毛澤東思想，才取得了革命的偉大勝利。當然，毛澤東思想不是毛澤東同志一個人的創造，包括老一輩革命家都參與了毛澤東思想的建立和發展。主要是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但是，由於勝利，他不夠謹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漸露頭，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當部分違背了他原來的思想，違背了他原來十分好的正確主張，包括他的工作作風。這時，他接觸實際少了。他在生前沒有把過去良好的作風，比如說民主集中制、群眾路線，很好地貫徹下去，沒有制定也沒有形成良好的制度。這不僅是毛澤東同志本人的缺點，我們這些老一輩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責任的。我們黨的政治生活、國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長制或家長作風發展起來了，頌揚個人的東西多了，整個政治生活不那麼健康，以至最后導致了‘文化大革命’”。鄧小平還指出毛澤東選擇接班人問題上的錯誤，他說：“一個領導人，自己選擇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種封建主義的做法。”
但當法拉奇提出對“四人幫”進行審判的時候，以及開下一屆黨代會時，在何種程度上會牽涉到毛主席時，鄧小平非常堅決地說：“我們要對毛主席一生的功過作客觀的評價。我們將肯定毛主席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我們要實事求是地講毛主席后期的錯誤。我們還要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確的部分。毛澤東思想不僅過去引導我們取得革命的勝利，現在和將來還應該是中國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所以，我們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遠挂在天安門前，作為我們國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而且還要堅持毛澤東思想。我們不會像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那樣對待毛主席。”
幾天后，法拉奇在美國的《華盛頓郵報》全文發表了這次採訪記錄，在世界范圍內引起了巨大反響。鄧小平通過法拉奇，給世界所有關注中國的國家和個人吃了一顆“定心丸”。
主持起草歷史決議，做出定論
鄧小平答法拉奇，是那樣的成竹在胸，不是偶然的，事實上，他已經有了成熟的想法。
鄧小平接受法拉奇採訪的時候，正在主持起草歷史決議。鄧小平同她侃侃而談，基於他領導主持起草決議工作中，對歷史重大問題，特別是關於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深入思考。
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認識到，用黨的決議的形式，對“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的歷史地位、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等重大問題作出正式結論，極端重要和緊迫。1979年11月，中共中央正式成立以胡喬木為主要負責人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起草小組。
《決議》的起草是這一時期鄧小平集中抓的一項主要工作。從1979年11月開始，到1981年6月《決議》完成，在決議起草一年多的時間裡，鄧小平先后同起草工作小組的胡喬木、鄧力群等人進行過長達十六七次的談話，他關注的核心問題就是如何科學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
1980年3月，起草小組擬出《決議》提綱，送鄧小平審閱。鄧小平看后，感到鋪得太寬了。他認為要寫得集中一些。對重要問題要加以論斷，論斷性的語言要多些，當然要准確。
鄧小平指出，中心的意思應該是三條：
“第一，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不僅今天，而且今后，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
十一屆五中全會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定傳達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間思想相當混亂。有的反對給劉少奇同志平反，認為這樣做違反了毛澤東思想﹔有的則認為，既然給劉少奇同志平反，就說明毛澤東思想錯了。這兩種看法都是不對的。必須澄清這些混亂思想。對毛澤東同志、毛澤東思想的評價問題，黨內黨外和國內國外都很關心，不但全黨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們怎麼說。
“第二，對建國三十年來歷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負責同志的功過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評價。”
“第三，通過這個決議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的總結。還是過去的話，這個總結宜粗不宜細。總結過去是為了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爭取在決議通過以后，黨內、人民中間思想得到明確，認識得到一致，歷史上重大問題的議論到此基本結束。”
4月1日，鄧小平又召集胡耀邦等人，談修改后的“歷史問題決議”提綱的看法。強調：“決議中最核心、最根本的問題，還是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黨內黨外、國內國外都需要我們對這一問題加以論証，加以闡述，加以概括。”他要求盡快搞出個稿子來。針對當時把過去黨和國家工作中的錯誤都統統算到毛澤東一個人身上的偏向，鄧小平指出：“講錯誤，不應該隻講毛澤東同志，中央許多負責同志都有錯誤。‘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志沒有說話。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隻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在這些方面，要運用馬列主義結合我們的實際進行分析，有所貢獻，有所發展。”
不料決議草稿出來后，鄧小平不滿意，覺得草稿寫得太沉悶，不像個決議，沒有很好體現原來的設想，即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
6月27日，他同胡耀邦、胡喬木、姚依林、鄧力群等人談話，毫不客氣地提出這樣的稿子“不行，要重新來”，必須進行大的修改。指出：“要說清楚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毛澤東同志有哪些貢獻。他的思想還在發展中。我們要恢復毛澤東思想，堅持毛澤東思想，以至還要發展毛澤東思想，在這些方面，他都提供了一個基礎。要把這些思想充分地表達出來。”他說：“重點放在毛澤東思想是什麼、毛澤東同志正確的東西是什麼方面。錯誤的東要批評，但是要很恰當。單單講毛澤東同志本人的錯誤不能解決問題，最重要的是一個制度問題。毛澤東同志說了許多好話，但因為過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毛澤東同志晚年在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要講，但是要概括一點，要恰當。主要的內容，還是集中講正確的東西。因為這符合歷史。”他要求起草小組的同志對一些錯誤意見就是要硬著頭皮頂住，不能接受。整個地說，就是要同這些意見唱反調。要堅定不移地按原來的設想改好決議，不受這些意見的影響。在這個重大原則問題上，鄧小平的態度始終是一貫的和堅定不移的。當時如果沒有鄧小平，維護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將非常困難。
7月，起草小組根據鄧小平的意見，對草稿作了較大修改，將修改意見提交中央書記處討論，之后，10月到11月份，又下發到有關部門，在黨內4000人的范圍內征求意見。
討論中，大多數同志對草稿中歷史地科學地評價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對肯定毛澤東思想，表示贊同，但也有些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見，對毛澤東提出了不正確的批評，特別是有些挨過整的人，意見相當極端。有人提出：“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是完全錯誤的，連古今中外哪一個剝削階級統治的國家發生的問題也比不下這個嚴重。”
有人說：“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大批黨和國家領導人，歸根到底，他不是為了革命事業，而是維護自己的地位，這表明他的品質不高尚。”
有人說：“評價毛澤東可以分前后兩段，前期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后期是極左主義者。”
有人甚至說：“整個建國30年來，中國發生很多次重大錯誤和失誤，所有這些錯誤都應該由毛澤東一個人負責。”
鄧小平仔細看了討論情況的簡報，他首先給予肯定，認為“暢所欲言，眾說紛紜，有些意見很好。”同時鄧小平認為，對於討論中出現的偏激意見，必須澄清。
10月25日，他又召集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談話，說討論中出現的這些錯誤意見是否定毛澤東。他再次明確闡述自己的看法：“不提毛澤東思想，對毛澤東同志的功過評價不恰當，老工人通不過，土改時候的貧下中農通不過，同他們相聯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過。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
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
對於討論過程中，有人把許多問題都歸結到毛澤東的個人品質上的錯誤意見，鄧小平認為是不對的，他說：“實際上，不少問題用個人品質是解釋不了的。即使是品質很好的人，在有些情況下也不能避免錯誤。”“對於錯誤，包括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一定要毫不含糊地進行批評，但是一定要實事求是，分析各種不同的情況，不能把所有的問題都歸結到個人品質上。毛澤東同志不是孤立的個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們黨的領袖。對於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不能寫過頭。寫過頭，給毛澤東同志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這是違背歷史事實的。”
在鄧小平的領導和主持下制定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和導致這個錯誤的由來，作出了歷史的結論。同時，對建黨以來和建國以來我們取得的偉大的歷史成就，作出了充分的估價，維護了毛澤東在我們黨和我們國家歷史上的崇高地位，肯定了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對於指導我們事業的重大意義。決議指出：“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他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戰爭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為我們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立和發展，為中國各族人民解放事業的勝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和我們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建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功勛。他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
歷史決議的作出，標志著中國共產黨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基本完成，中國進入全面改革的新階段。撥亂反正，按鄧小平的概括就是：“撥林彪、‘四人幫’破壞之亂，批評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回到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軌道上來。”[iii]我們的事業才能前進，才會有今天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和新局面。
在以后的歷史進程中，在國內國外發生的風風雨雨中，總會出現否定毛澤東、否定毛澤東思想的思潮冒頭的情況。鄧小平總是堅持歷史決議的立場不動搖，繼續反對來自“左”右兩個方面的錯誤思潮。
１９８６年9月2日，美國記者華萊士採訪鄧小平時曾問道：毛澤東逝世已經十年，他對現在的一些事會怎麼看？現在的領導人主張致富光榮，主張個人幸福，允許私人辦企業，准備搞政治改革，人民有了言論自由，這一切同毛澤東的主張都不一樣，毛澤東會怎麼看？
鄧小平反駁了他的這種看法，說：“有些不一樣，但有些原則還是一樣的。我們有一個《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解答了這些問題。”[iv]
１９８９年２月26日，鄧小平會見美國總統布什，當時動亂正在醞釀當中，有人企圖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鄧小平提出：“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他還講到：“我們已經對建國以來的歷史事件的是非，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作出了恰當的評價。對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也作出了恰當的評價。對毛澤東同志晚年錯誤的批評不能過分，不能出格，因為否定這樣一個偉大的歷史人物，意味著否定我們國家的一段重要歷史。這就會造成思想混亂，導致政治的不穩定。”[v]
１９９１年８月，當蘇聯出現劇烈動蕩的時候，鄧小平重申了他在主持起草歷史決議之初說過的“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的論點，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是要講。我們搞改革開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經濟建設上，沒有丟馬克思，沒有丟列寧，也沒有丟毛澤東。老祖宗不能丟啊！問題是要把什麼叫社會主義搞清楚，把怎麼樣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搞清楚。”[vi]
這就是說，鄧小平一直要求我們堅持歷史決議的立場，以歷史決議為武器，進行反對否定毛澤東、丟掉毛澤東的錯誤思潮的教育和斗爭。
總之，隨著國內局勢的發展和國際局勢變化，作出歷史決議和堅持歷史決議，正確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這個重大決策表現出來的我們黨的政治勇氣和遠見，這個重大決策對於我們事業的穩定健康發展的意義，人們看得越來越清楚了。
鄧小平科學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對於后來中國繼往開來，沿著正確軌道快速發展，形成今天這樣的局面，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江澤民同志后來評價說，正確地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是鄧小平的一個重大的歷史貢獻，這件事關系到如何看待黨和國家幾十年來奮斗的歷史，也關系到黨的團結、國家的安定和黨、國家未來的發展前途。隨著國內局勢的發展和國際局勢的變化，越來越顯示出作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個重大決策的勇氣和遠見。
（作者：姜淑萍，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副主任、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