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鄧小平重視海外華僑華人作用論析
新時期鄧小平重視海外華僑華人作用論析
在領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改革開放偉大事業的過程中，鄧小平非常重視發揮海外華僑華人的作用，積極促進海外華僑華人幫助祖國架起通向世界的橋梁，支持海外華僑華人參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為推動祖國統一大業、中華民族的復興貢獻力量。
一、感召海外華僑華人支持和參與中國的現代化建設
“文化大革命”結束時的中國，國民經濟已處於瀕臨崩潰的邊緣。鄧小平認識到：“同發達國家相比較，經濟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1]鄧小平深知振興經濟對於整個民族振興的決定性意義，他說：“我們集中力量搞四個現代化，著眼於振興中華民族。沒有四個現代化，中國在世界上就沒有應有的地位。”[2]“要急起直追，要努力趕上。”[3]從根本上說，振興中華民族就是要把中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並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振興中華民族成為時代的最強音，改革開放、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成為時代的主旋律。
鄧小平注意到，海外華僑華人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雄厚的科技實力、豐富的人才資源，更擁有強烈的愛國情懷，他們期盼中國強盛，是中國盡快發展起來的一支重要力量。遺憾的是，“文化大革命”中，有海外關系的人被冠以“特務”、“裡通外國”等罪名，受到歧視、打擊和迫害，這極大地挫傷了海外華僑華人的愛國熱情和建設家鄉的積極性。粉碎“四人幫”以后，鄧小平一復出工作就把海外關系問題的撥亂反正提上議事日程。1977年10月2日，鄧小平在接見港澳同胞國慶代表團時指出：“說什麼‘海外關系’復雜不能信任，這種說法是反動的。我們現在不是海外關系太多，而是太少。海外關系是個好東西，可以打開各方面的關系。‘四人幫’胡說什麼‘地、富、反、壞、僑’，把華僑同地、富、反、壞並列起來。這種錯誤政策一定要糾正過來”，並指出：“要做大量工作，進行政策教育，全國執行。”[4]這是鄧小平對海外華僑華人的作用作出的正確判斷和充分肯定，從而徹底為顛倒了的海外關系正名，溫暖了廣大海外華僑華人的心。
改革開放伊始，在推動對外開放邁出實質性步伐的時候，鄧小平就首先考慮到海外華僑華人的作用，明確主張引進華僑華人資金搞建設。1979年初，他邀請工商界領導人胡厥文、胡子昂、榮毅仁等人共商大計，他說：“現在搞建設，門路要多一點，可以利用外國的資金和技術，華僑、華裔也可以回來辦工廠。”[1](p．156)這在當時無疑是一個十分大膽的突破。
鄧小平最早籌劃經濟特區的時候，也充分考慮了海外華僑華人這個因素。1979年4月，他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期間第一次提出創辦特區的大膽設想，並在會上提出：廣東、福建實行特殊政策，利用華僑資金、技術，包括設廠，這樣搞不會變成資本主義。[4](p．506)確定建立深圳、珠海、廈門、汕頭四個經濟特區，正是考慮到這些地方擁有海外和港澳台同胞投資的優勢。對於這一點，鄧小平在后來回顧和總結建立經濟特區的設想時講得很清楚：“那一年確定四個經濟特區，主要是從地理條件考慮的。深圳毗鄰香港，珠海靠近澳門，汕頭是因為東南亞國家潮州人多，廈門是因為閩南人在外國經商的很多”。[2](p．366)
鄧小平認為，吸引海外華僑華人回來參與建設，“這是最節省的辦法”。1985年12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鄧小平講到他剛對楊尚昆轉來的一封信作了批示，來信建議要利用華人、華裔為我們工作。鄧小平很贊賞這種方式，他說：“有些人回來工作也可以，回來幾個月也可以，但要解決待遇問題。”[3](p．1099)1986年6月，榮氏家族200多名親屬從海外回祖國團圓觀光，他們中不少在國外工商界、科技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鄧小平親切地接見了他們，對他們說：“我們要爭取整個中華民族的大團結。你們有本領、有知識，是能夠為我們國家做出重要貢獻的。”[2](p．161)榮毅仁正是通過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和榮氏家族廣泛的海外聯系，為中國引進外資、融通資金、引進先進技術設備和管理方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當然，鄧小平也非常注意對海外華僑華人的政策問題。1982年11月17日，參加國務院僑辦和外交部召開的國外華僑、華人工作座談會的外交部部分同志來信反映，不贊成會上關於對外籍華人政策的一些提法。鄧小平於19日作出批示：“對外籍華人的政策和講話，要十分慎重。這是一個十分敏感的問題，特別是東南亞。外交部同志的意見是正確的。”[3](p．870)
引入海外華商資本對於改革開放之初建設資金短缺的中國來說意義重大，不僅可以影響和帶動國內經濟的發展，而且還可以吸引更多的外國投資者來中國投資。1984年2月，鄧小平在視察廈門后指出：“要把整個廈門島搞成特區。這樣就能吸收大批華僑資金、港台資金，許多外國人也會來投資，而且可以把周圍地區帶動起來，使整個福建省的經濟活躍起來。”[2](p．52)
對海外華僑華人的關心和信任，激發了他們熱愛祖國和為中華民族振興加油助力的熱情。許多華僑華人大量投資中國經濟，直接或間接參與中國各項建設事業。鄧小平對他們的愛國熱情給予充分肯定：“絕大多數華僑都是帶著愛護和發展社會主義祖國這個願望來的，與純粹的外國投資不同。”[1](p．235)這種信任也是吸引海外華僑華人來華投資的一個重要因素。
事實証明，鄧小平的判斷是完全正確的，海外華僑華人經受住了歷史風浪的考驗。1989年政治風波后，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制裁，外國企業紛紛停止來華投資，有些已經投資的也撤了回去。但海外華商和港澳台同胞不但沒有撤資，而且繼續投資。在祖國遇到困難的時候，他們鼎力相助。對此，1990年4月7日，鄧小平在會見泰國正大集團董事長謝國民等人時自豪地說：“西方一些國家對中國的制裁是不管用的。”因為“我們還有幾千萬愛國同胞在海外，他們希望中國興旺發達，這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2](p．357，358)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際風雲變幻，中國在面臨挑戰的同時也迎來了大好的發展機遇，鄧小平從戰略高度反復強調要把經濟搞上去，同時再次強調了海外華僑華人的獨特作用。1993年初，鄧小平在同上海各界人士共迎新春時，強調重視海外華僑華人的作用時指出：“對中國來說，大發展的機遇並不多。中國與世界各國不同，有著自己獨特的機遇。比如，我們有幾千萬愛國同胞在海外，他們對祖國做出了很多貢獻。”[3](p．1359)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海外華僑華人積極參與祖國現代化建設，為中國經濟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正如鄧小平所期望的，海外華僑華人發揮了重要的橋梁紐帶作用，促進了中國對外合作交流，帶動了一批批外商來中國投資，不僅彌補了建設資金的不足，同時也學習了外國先進的經營管理經驗和方法，從而推動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進程。
二、廣納海外華僑華人才智，為振興中國科技事業助力
當今經濟的發展，離不開科學技術的發展。然而，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不但在經濟上同世界發達國家存在很大差距，在科技上的差距同樣不容樂觀。科技水平低、科技人才匱乏成為制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重要障礙。為盡快提高我國的科技水平，鄧小平主張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把世界一切先進技術、先進成果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1](p．111)為此，他特別關注奮斗在世界科技各個領域、取得顯著成就的數十萬華僑華人科技人才。他認為，與海外華僑華人加強交流，是中國學習外國先進科學技術，吸收外國先進科技經驗和成果的一個重要的、直接的渠道。同時，海外華人科學家的知識和經驗也是振興中國科學技術事業的獨特而寶貴的財富，而“華僑和華人都是一片愛國心。美國有很多華人科學家，但心是在中國的，願意幫助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4](p．492)所以，鄧小平把加強同華裔專家的交流溝通作為中國現代化建設的一項重要戰略舉措來抓，提出“接受華裔學者回國是我們發展科學技術的一項具體措施”。[1](p．57)
從1979年開始，國家有關部門有計劃、有步驟地邀請華僑華人學者、專家和其他人才來華工作，主要是講學、進行學術和技術交流。當時，黨內在這個問題上思想還不夠解放，思路沒有打開。針對這種情況，1983年7月8日，鄧小平約見國務院副總理萬裡、姚依林及國家科委主任方毅和國家計委主任宋平等談話，明確提出要利用外國智力，“請一些外國人來參加我們的重點建設以及各方面的建設”。[2](p．32)根據這個具有戰略意義的構想，8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了《關於引進國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設的決定》。9月7日，中央即成立了引進國外人才領導小組。
鄧小平把引進國外智力特別是海外華僑華人中的科技人才作為中國發展高科技的重要環節。為此，他特別重視華人中的杰出科學家，如李政道、楊振寧等，感嘆“多幾個這樣的人才就好了”。[5]僅從1977年8月至年底，也就是鄧小平剛剛復出的這段時間裡，他會見海外華人就達10次之多。【筆者根據《鄧小平年譜(1975∼1997)》相關內容統計而成。】從20世紀70年代末直至整個80年代，鄧小平頻頻約見有影響的海外華僑華人和著名的華人科學家【鄧小平接觸比較多的有諾貝爾獎獲得者李政道、楊振寧、丁肇中，著名數學家陳省身，物理學家袁家騮、吳健雄等。】，傾聽他們的意見和建議，過問有關具體問題，並作出決策。
美籍華人教授陳省身曾任美國國家數學研究所所長，為了使中國的數學研究水平在國際上取得應有的地位，早日成為數學強國，他於1985年回國創辦了南開大學數學研究所並任所長，決心在中國本土建立起自主培養高級數學人才的基地。研究所很快造就了一大批活躍在海內外的高水平的中青年科學家，成為具有重要國際影響的數學研究和學術交流中心。鄧小平多次會見這位為提升祖國數學研究水平做出突出貢獻的海外華人教授，並於1986年11月3日的會見時指出：“你立足國內培養人才，這個方法好。用這個方法可以培養更多的人。”[3](p．1150)
有著世界眼光的鄧小平，深深了解海外華人科學家在世界科技領域的地位。因此，他非常重視聽取海外華人科學家的意見和建議，從他們那裡了解國際科技新動態及看法，鼓勵他們建言獻策，這對鄧小平了解國際科技新動態，形成科技發展指導方針和思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比如，“中國必須發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領域佔有一席之地”[2](p．279)這一重要思想就是1988年10月24日鄧小平在視察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時提出的。李政道是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建設的積極推動者，但由於種種原因，該項目幾經論証，懸而未決。1984年5月21日，他見到鄧小平，再次建議要盡快確定這項工程的建設，鄧小平聽后當機立斷：“要解決具體問題，不要拖，拖是最大的官僚主義，財政撥款找萬裡”。[3](p．976)10月7日，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國家實驗室正式開工，鄧小平親自出席了奠基典禮。1988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台高能粒子加速器——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首次對撞成功。這是中國在高科技領域取得的一項重大突破性成就，對推動中國高科技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為了爭取幾萬名在國外的優秀留學生回國工作，並使他們盡快成長為學科領域的帶頭人，李政道曾兩次給中國國家領導人寫信，建議在中國設立博士后流動站，實行博士后制度。1984年5月21日，李政道又向鄧小平提出了這個建議。在詢問關於國外對於博士后培養的情況后，鄧小平當即表示贊同：“設立博士后流動站，是一個新的方法，這個方法很好。培養和使用相結合，在使用中培養，在培養和使用中發現更高級的人才。十個博士后流動站太少，要建立成百成千的流動站，要成為制度。”[3](p．976)1985年7月，國務院正式批准了國家科委、教育部、中國科學院在中國試行博士后制度的報告，決定設立博士后流動站，實行博士后制度。博士后制度對培養高端人才、推動科學研究，發揮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李政道教授還對中國的科技發展提出過許多建議，鄧小平都非常重視並一一表態或作出批示。
為祖國科技發展獻計獻策的海外華人科學家還有很多，鄧小平對他們同樣給予重視。1977年10月10日，在聽到美籍華人、高能加速器專家鄧昌黎教授參觀高能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和廣播器材廠后，認為這些機構水平高但面窄時，鄧小平指出：“這個意見很好！我們要採取具體措施，創造條件，抓住了問題就解決”。[4](p．219)1983年12月28日，鄧小平會見美籍華人楊振寧教授，楊振寧建議在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成立軟件小組，鄧小平說：“這個意見很好。要看得遠一點，要不然來不及。科技大學要作為重點支持。”[3](p．952)美籍華人吳健雄教授提出，中國解決農業問題要搞生物工程，投資少，見效快。這個建議引起了鄧小平的重視。1986年9月13日，鄧小平聽取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匯報當前經濟情況和明年經濟體制改革方案，在講到農業情況時，他特別提到了吳健雄的這個建議，明確指出，2000年糧食要達到9600億斤，要靠生物工程。[3](p．1137)
在鄧小平的直接推動下，許多海外華人科學家不僅為中國的科技發展積極建言獻策，還經常回國講學、指導和參與一些重要的科學研究工作，這對於促進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縮短同世界的差距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30多年來，中國在一些重要的高科技領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和顯著成就，比如計算機技術、放射技術和航天工程等，大大縮短了同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
三、充分發揮海外華僑華人在實現祖國統一中的紐帶作用
收回對香港、澳門的主權，實現大陸與台灣的和平統一，既是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也是民族復興大業的必然要求和重要組成部分。鄧小平明確指出：“國家的統一是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的願望。這不僅有利於子孫后代，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上也是一件大事。”[3](p．797)對於統一的意義鄧小平曾指出：“祖國統一后，所有中華民族的子孫就不僅是站起來了，而且飛起來了。”[3](p．1189)在領導中國建設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歷程中，解決台灣問題，使香港、澳門回歸祖國，完成統一大業，是鄧小平最為關切的、重點思考的問題之一。
鄧小平把海外華僑華人視為連接大陸和台灣的一條重要紐帶，一支推動中國統一的重要力量，不斷向海外僑胞傳達一個意思，即海外華人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他說：“我們都是立足於振興中華民族，口號是‘振興中華’。不管怎樣，我們都是一個根”，[3](p．1189)並在各種場合向海外僑胞闡述中國的方針政策和原則立場，希望他們為祖國統一多做貢獻。1982年12月14日，鄧小平會見新增選的全國政協常委、從台灣回到大陸的馬壁教授和由美國回國定居的原台灣大學教授范壽康，勉勵他們為祖國和平統一事業貢獻力量：“你們的行動要產生深遠的影響。國家總是要統一的，你們帶了頭，這很重要。”[3](p．876)1984年10月1日，鄧小平在國慶35周年慶典講話中號召，希望全國各族同胞，包括港澳同胞、台灣同胞和海外僑胞，共同促進這一天早日到來。[2](p．70)
為了實現統一大業，鄧小平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而“一國兩制”這個概念，是鄧小平在會見海外華人李耀滋時第一次提出的。李耀滋當時是美國華人協會主席、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航天系教授，他積極致力於促進海峽兩岸統一大業，他說，雖然自己入了美國籍，但那是法律的問題，感情上還是中國的。1982年1月11日，鄧小平在會見李耀滋時，同他談了解決台灣問題的設想，第一次使用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說法：“九條方針是以葉副主席的名義提出來的，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兩種制度是可以允許的。他們不要破壞大陸的制度，我們也不破壞他們那個制度。”[3](p．797)鄧小平還希望他有機會到台灣，給蔣經國傳個信，很想再會一次面。為此，李耀滋十分鄭重地去了一趟台灣，見到了蔣經國的兒子章孝嚴(蔣孝嚴)，傳遞了鄧小平的口信。鄧小平不僅提出了“一國兩制”的構想，而且提出了實現大陸與台灣和平統一的具體方針政策，即著名的“鄧六條”。而“鄧六條”也是鄧小平在會見海外華人時首次提出的。1983年6月26日，鄧小平會見畢業於台灣大學歷史系的美國新澤西洲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時詳細闡述了實現大陸與台灣和平統一的六條具體方針政策，並強調：“問題的核心是祖國統一。和平統一已成為國共兩黨的共同語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我們希望國共兩黨共同完成民族統一，大家都對中華民族作出貢獻。”[2](p．30)
丁肇中教授是從台灣到美國留學后定居美國的愛國美籍華人。1984年10月4日，鄧小平專門會見並設午宴招待回國參加35周年國慶盛典的丁肇中和他的父親丁觀海教授。鄧小平向他們闡述了“一國兩制”的構想：“一國兩制”對台灣更寬一點，他們還可以有軍隊。在經濟、文化、民間交流等問題上也和香港一樣。我們不用社會主義統一台灣，台灣也不要用三民主義統一大陸。當丁肇中提出希望能在台灣見到鄧小平時，鄧小平立即表示：“好啊，我很願意。”[3](p．1000)
從上述可以看出鄧小平非常重視海外華僑華人對於促進祖國統一的作用，也希望他們做更多的工作。
香港、澳門、台灣同胞和海外華僑華人在順利收回香港、澳門主權的過程中，起到了無法替代的作用。對於晚年的鄧小平來說，祖國統一是他的一大牽挂，“希望國家能早點統一。”[3](p．1189)為此，他特別強調凝聚海內外中華兒女的力量：“隻要站在民族的立場上，維護民族的大局，不管抱什麼政治觀點，包括罵共產黨的人，都要大團結。”[2](p．76)“大陸同胞，台灣、香港、澳門的同胞，還有海外華僑，大家都是中華民族子孫。我們要共同奮斗，實現祖國統一和民族振興。”[2](p．362)鄧小平把海外華僑華人視為中華民族的組成部分，重視海外僑胞的作用，深深打動著每一個海外赤子的心，香港、澳門如期回到祖國懷抱，更加激發了中國人民實現大陸和台灣統一的願望，“一國兩制”也得到越來越多的認同，越來越多的海外華僑華人成為兩岸溝通的橋梁和紐帶，為促進兩岸交流、加快統一進程，實現祖國完全統一和民族振興貢獻力量。
[參引文獻]
[1]《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頁。
[2]《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7頁。
[3]《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9頁。
[4]《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214頁。
[5]《鄧小平論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77頁。
（作者：姜淑萍，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副主任、編審）
（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