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對新中國發展問題的三次重大思考

作為共和國的締造者，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劉少奇在新中國發展問題上的思考是持續不斷的，其中有三次比較重大的思考。針對中國生產力落后的實際情況，劉少奇這三次思考雖歷經不同歷史時期，但其思考的主線始終未離開過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矛盾問題、即充分發展生產力的問題。

一 建國前后對新中國發展問題的思考

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推進，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在望，以毛澤東、劉少奇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開始對新中國的發展方向和發展道路問題進行初步的探索和規劃，這是一個為新中國規劃建設藍圖的思考階段。在這一時期，劉少奇主要思考的是新中國生產力的發展問題，即在國家建設中准備社會主義因素的問題。劉少奇主張必須立足於中國的生產力發展狀況，立足於新民主主義發展階段，首先進行新民主主義階段的國民經濟建設，盡可能發展中國落后的生產力，為進入社會主義准備充分的條件，然后才能考慮生產關系的變革，向社會主義邁進。

劉少奇清楚地認識到，“中國還是一個小生產佔極大優勢的國家，還是一個農業國。”①中國的生產力還相當落后，近代化工業基本上是空白，而劉少奇認為沒有工業化是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的。根據中國的情況，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是首要任務，就是首先發展農業、手工業，利用資本主義來發展工業。

劉少奇一直強調，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要進行較長時間的新民主主義建設，過早地進入社會主義是很危險的。1948年9月，劉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言，就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問題作了闡述，指出：新民主主義經濟即整個國民經濟，包含著自然經濟、小生產經濟、資本主義經濟、半社會主義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等成分，並以國營的社會主義經濟為其領導成分。在新民主主義經濟中，基本矛盾就是資本主義（資本家和富農）與社會主義的矛盾。劉少奇還強調說：“最后還要嚴格地說一句，過早地採取社會主義政策是要不得的。”②

劉少奇認為，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特點是過渡時期的經濟，可以過渡到資本主義，也可以過渡到社會主義，是一個未解決和需要長時期逐步解決的問題。他指出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必須反對兩種錯誤傾向：一種是資本主義的傾向，就是把中國今后經濟發展方針，看作是發展普通的資本主義經濟，把中國的發展方向定為資本主義﹔另一種是冒險主義的傾向，就是在我們的經濟計劃和措施上超出實際的可能性，過早地、過多地、沒有准備地去採取社會主義的步驟。③新民主主義過渡時間不能太長，但必須有一個時期，中國可能是十年到十五年。這一點在黨內也同樣達成了共識，並取得其他民主黨派的認同。劉少奇在他的政協講話中有明確的說明：“有些代表提議把中國社會主義的前途寫進共同綱領中去，但是我們認為這還是不妥當的。因為要在中國採取相當嚴重的社會主義的步驟，還是相當長久的將來的事情，如在共同綱領上寫上這一個目標，很容易混淆我們在今天所要採取的實際步驟。無疑問，中國將來的前途，是要走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去的。”④

方向問題確定了，就是通過新民主主義發展階段向社會主義過渡。那麼，怎樣向社會主義發展呢？劉少奇認為新民主主義經濟是多種經濟成分共存並共同發展的過渡型經濟，那麼，他對新民主主義各種經濟成分的發展採取的態度是什麼？從他的多次關於這一問題的論述中可以看出，劉少奇認為通過新民主主義建設階段准備社會主義因素，發展在新民主主義經濟中帶有社會主義因素的經濟——國營經濟和合作社經濟，其中，國營經濟居於領導地位﹔同時又要充分利用和發展其他經濟成分，但要對其加以限制，以逐步地消除其非社會主義的因素，保証國民經濟發展的方向是社會主義的方向而不是資本主義的方向。

劉少奇認為，中國的資本主義是在年青時代，正是發揮它的歷史作用、積極作用和建立功勞的時候，應趕緊努力，不要錯過。在新民主主義條件下，要盡可能充分地發揮資本主義的潛力，使國民經濟健康、全面地得到發展。劉少奇在天津講話中明確地表述了自己的這些觀點。他指出：“今天中國不是資本家太多，太發展了，而是太少，太不發展”，“其他國家的資本主義都發達了幾百年了，而我們才隻幾十年，所以在新民主主義的經濟下，在勞資兩利的條件下，還讓資本家存在和發展幾十年。”⑤劉少奇強調要調動資本家的積極性，必須使資本家的生產能夠維持並有所提高，資本家是要剝削工人的，但是他的剝削方式是資本主義的，不是封建主義的，今天不但不反對，而且要發展，等到將來發展到生產過剩，再限制，讓它過渡到社會主義去。⑥

劉少奇認為不能過早、過急地消滅小私有制、消滅小生產，因為中國的現狀是一個農業國，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消滅小私有制和小生產的程度。農業的發展方向是集體經濟，但現在還不能過早地消滅小私有制，更不能採取過急的手段向社會主義過渡。1951年4月，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華北局寫了《把老區互助組織提高一步》的報告，主張扶植與增強互助組內“公共積累”和“按勞分配”兩個新的因素，逐步戰勝農民向富農發展的自發趨勢，逐步動搖、削弱私有制直至否定私有制。劉少奇對這一主張提出了嚴厲批評，認為這種合作社是有社會主義性質的，但僅靠這種農業合作社、互助組是不可能使農業走到社會主義去的，這是一種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對農民的自發傾向不要害怕，而採取社會主義的步驟壓制這種自發傾向就是錯誤的，“這種想法在目前是冒險的，‘左’的，帶破壞性的，在將來是右的，改良主義的。”

劉少奇提出了一個很有特色的發展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方式即合作社經濟，也就是集體經濟，與國營經濟共同構成了新民主主義經濟中社會主義的因素，代表了社會主義的方向，這是新民主主義經濟中需要大力加強的內容。一方面要通過這兩種經濟成分發展與促進國民經濟中社會主義的因素，一方面通過他們發展社會生產力。

在國民經濟很快得到恢復后，毛澤東提出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並批評了“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的提法，使全黨的思想很快就起了變化，工作重心馬上就轉到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上。劉少奇的思想轉變也很快，因為他對新民主主義的發展方向是社會主義的問題早有思想准備，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是遲早的事情，隻不過，在劉少奇看來，不能過早地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必須充分准備過渡的客觀條件。他對毛澤東所提出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擁護的，但劉少奇認為改造的時間相對來講要長一些，而且不能過急、過快，要有充分的准備。

在這種情況下，劉少奇所規劃的新中國新民主主義發展階段的建設藍圖擱淺了，但他並沒有放棄繼續思考，而且他這一次對新中國發展藍圖的規劃，對拓寬新中國的建設和發展思路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二 建國十周年前后對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的思考

新中國以極快的步伐實現國民經濟恢復之后，又很快地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標志著中國進入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由於“左”傾急躁冒進的指導思想和政策，在國家建設問題上出現了一系列問題。雖然中共八大對國內主要矛盾、國家的主要任務做了正確的判斷，但沒有得到切實、有力的貫徹執行，相反，國民經濟在“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指引下，在社會主義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指引下，畸形發展，並開始出現滑坡。這個危險的信號使劉少奇對社會主義建設問題進行深刻的反思。為什麼在生產關系發生革命之后，生產力的發展反而受到了挫折呢？從1956年開始，劉少奇一直沒有中斷這一思考過程，比較集中的是在建國十周年前后。這實際上是第一次思考的繼續，是第一次思考結合實踐的深化，因為時代變了，客觀情況包括生產關系發生了革命，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矛盾是否得到了充分的解決？顯然沒有，這就促成了劉少奇的第二次思考。

1959年11月2日至22日，劉少奇因病到海南島休養，利用這一休假的時機，集中思考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專門請了經濟學專家。這一次思考，劉少奇著重就社會主義的一系列理論問題進行結合中國實際情況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思考。不同於第一次思考的是，劉少奇掌握了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實際情況，經歷了社會主義的實踐過程，所以這一次思考更深入、更全面、更側重於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問題的思考。

隻有對社會主義有一個確切的定位，對社會主義的諸多問題才能正確認識。劉少奇認為，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應該解放思想，清楚地認識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的性質。“社會主義是向著共產主義過渡的一個短暫的階段，這是對長期的共產主義而言的。社會主義社會是幾十年或者更長些，而共產主義可能有幾萬年、幾十萬年。這樣看，思想就解放了。”劉少奇認為社會主義是不可逾越的社會發展階段。他批評一平二調、刮“共產風”等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錯誤現象，認為在這些現象中出現的平均主義對生產力的發展是不利的，是想不要社會主義階段，跳到共產主義去，是隻要不斷革命，忘記了革命發展階段論，這是不行的。社會主義作為必經的階段，是不能跳過去的，不能單憑主觀願望，想過就過。

劉少奇認為，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是向共產主義發展的一個過渡階段。它既不同於共產主義，又不同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發展前途是共產主義，有一個長期的發展階段，不是一個獨立的社會經濟形態，在本質上與共產主義是一致的，而它又從資本主義脫胎出來，不可能完全與資本主義脫離關系，就是說，在某些內容上還有資本主義的形式，如貨幣、商品、勞動力等等。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社會生產和社會需要的矛盾，同時夾雜著階級矛盾。既然是初級階段，就必然存在高級階段，就必然存在生產力的發展問題。

在中共八大上，劉少奇就已明確指出：“現在，革命的暴風雨時期已經過去了，新的生產關系已經建立起來，斗爭的任務已經變為保護社會生產力的順利發展”。⑦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矛盾就更為突出，實際上已經上升到主要矛盾，大力發展生產力、進行經濟建設就成為主要任務。中共八大的決議中第一次明確指出，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劉少奇一直堅持中共八大的決議，因此他在這次思考中著重解決社會主義社會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問題，在海南島讀書期間就更為明確。

對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分析，決定著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任務問題。劉少奇堅持中共八大所做出的正確判斷，認為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國內主要矛盾已經不是階級矛盾，也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這就決定了國家建設的主要任務就是經濟建設，是大力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

劉少奇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仍然存在矛盾，但不是對抗性矛盾，這一表述是針對階級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而言的。“社會主義社會不是無沖突，但可以減少沖突，預防沖突。沒有對抗性矛盾，處理得不好，也會沖突起來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人民內部矛盾的基本性質是非對抗性質的。兩類矛盾，不可混淆，在講非對抗性矛盾的根本性質時，不可把非對抗性矛盾當作對抗性矛盾”。劉少奇認為，對矛盾的分析要正確，否則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因此他就更加堅持中共八大所作的關於國內主要矛盾的分析。

劉少奇認為要解決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矛盾，需要不斷調整生產關系以適應生產力的發展狀況。生產關系的變革是由生產力的發展推動的，同時又為生產力的發展服務，為生產力的發展開辟道路。社會主義改造雖然已經完成，但是，生產關系中仍然存在矛盾，“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矛盾，要研究。全民所有制內部、集體所有制內部也有矛盾，也要研究。不要認為全民所有制內部沒有問題了，有的，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之間，就有不少問題。”生產關系雖然發生了革命，是先進的生產關系，但由於超越了生產力的發展階段，就與生產力產生矛盾，生產關系仍然會成為生產力的障礙。“先進的生產關系與落后的生產力的矛盾，這一提法是不對的。生產關系跑到生產力的前頭，沒有基礎了，就會破壞生產力（如一九五八年的刮‘共產風’，就會破壞生產力）。”生產關系是在發展變化過程中的，不是一成不變的。“全民所有制是否就不要發展了，不需要不斷調整了呢？要不斷調整，到共產主義社會還是要調整的。”⑧

從幾年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看來，劉少奇認為，不能走蘇聯的老路，要走中國自己的道路。蘇聯的經驗教訓值得借鑒和吸取，中國也必然會超過它。“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搞社會主義比蘇聯晚幾十年，如果中國搞得不錯，總應比第一個好些。”劉少奇指出了中國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照搬蘇聯經驗存在著問題，“社會主義工業化，蘇聯從重工業開始，對農業的發展，注意不夠，我們也有這個問題。所以現在提出農、輕、重，以農業為基礎，發展輕工業，同時發展重工業的方針，免得發生長期性的工農比例、輕重比例失調。若是部分的個別的比例失調，容易糾正，以后還會經常有的，可隨時調節。要注意長期障礙工業發展速度的比例。”⑨這與劉少奇建國前后所提出的優先發展農業、手工業，再發展工業，工業中以輕工業為先，再發展重工業的次序是非常一致的。

依據社會主義社會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以及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的認識，劉少奇認為社會主義的發展動力是生產力的發展，是生產關系與生產力這一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進行斗爭的過程。在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過程中，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第一位的，應採用一切方法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包括生產關系的調整，盡管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具有優越性，但生產關系跑到生產力前邊去，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生產關系需要不斷調整，生產力也需要不斷發展，二者是矛盾的統一。

三 “七千人大會”前后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思考與嘗試

劉少奇關於中國發展問題的第三次思考集中體現在“七千人大會”前后，它是前兩次思考的進一步深入，也是對前兩次思考的一次升華和實踐過程。這次思考和實踐的大部分是對現行的經濟體制進行調整，也就是調整生產關系，變革生產關系中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因素，尤其是超前的生產關系要“退”，以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由於長期以來“左”傾錯誤的深刻影響，全黨的認識很不統一，因而劉少奇的這次思考過程就更加困難、更加需要勇氣。

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造成了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反右傾”以后提出的1960年“更大的躍進”也難以繼續下去。盡管鄭州會議和八屆六中、七中全會等一系列會議已開始糾“左”，但廬山會議停止了繼續糾“左”，其基本方針是“反右傾，鼓干勁，繼續‘大躍進’”，使本來沒有得到很好解決的“左”傾錯誤再次急遽升溫，本來已壓縮的國民經濟計劃的主要指標也重新上漲，再加上蘇聯單方面廢除中蘇有關合作協議，這些都加重了國民經濟的困難。劉少奇一直主持中央一線工作，對這一系列的錯誤沒有進行有力的抵制，甚至在某些程度上予以支持，這是他的不足，但是到“七千人大會”前后，他已深刻地認識到這些錯誤。經過1959年海南島讀書的思考，劉少奇關於中國經濟建設問題的思考已更加成熟，並下決心要扭轉局面。

1960年6月，劉少奇在上海會議上對繼續“大躍進”提出警示，要求全黨實事求是，冷熱結合﹔要堅決糾正偏大的計劃和浮夸現象﹔否則，現在是一個指頭，將來可以慢慢擴大，可以擴大到兩個指頭、三個指頭。劉少奇提出要把農業擺到第一位，各方面都不要妨礙農業。但由於當時思想上的“左”傾錯誤還沒有根除，劉少奇的這些看法沒有在黨內產生較大影響，對國民經濟一系列問題的認識在黨內還沒有達成共識。因此，雖然9月已經提出國民經濟調整的八字方針，但並沒有真正解決思想問題，致使措施不力，沒有能夠止住國民經濟的下滑勢頭。1960年底的中央工作會議和1961年初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確定了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揭開了經濟調整的序幕。

經過湖南農村調查，劉少奇更加了解到，中國的國民經濟狀況已經到了非常危險的地步，必須採取非常措施。劉少奇認為，人為的因素和工作中的錯誤是造成困難的主要原因，需要在思想上來一個大的轉變，切實糾正“左”的錯誤。對於這一點，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前后是始終堅持的。

解開了這個思想上的疙瘩，就容易對情況、形勢有一個比較清醒的認識，也就能夠採取有針對性的有效措施。劉少奇開始在黨內一些會議上提出自己的意見，並影響其他的領導人。在1961年5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提出，現在是不是要提出反“左”的口號，大家可以考慮。他還在會議上指出，“從全國范圍來講，有些地方，天災是主要原因，但這恐怕不是大多數﹔在大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他批評有些人仍然堅持的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系“不符合實際情況”，指出要好好總結經驗，現在就要回頭，“我看是時候了，再不能繼續這樣搞下去了。”“如果這次下了這個決心，問題可以解決，前途還是光明的。”⑩“七千人大會”期間，劉少奇的這些思想得到了充分的發揮，並得到黨內大多數人的認同。他認為，“在過去幾年中的確有一段時間是大躍進的。可是，現在不僅沒有進，反而退了許多，出現了一個大的馬鞍形。”劉少奇認為，國民經濟形勢“應該說是一個很困難的形勢”，“現在的主要危險還是對困難估計不夠”，“我們多少年都是因為估計不夠而陷於被動”。（11）造成困難形勢的原因，劉少奇認為在很大程度上是1958年以來工作中的錯誤。

劉少奇認為，建設社會主義具有長期性和艱巨性，“要根本改變我國一窮二白的面貌，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時期。”“應該估計到，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長期的、復雜的、不斷戰勝各種困難的斗爭。”因為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社會主義不是平均主義，共產主義也不是平均主義。”“否認社會主義階段的按勞分配和等價交換的原則，把平均主義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混淆起來，甚至認為平均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這是極端錯誤的，是同人民的利益根本抵觸的。”這一點擊中了多年“左”傾錯誤的要害，即認為平均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找到了多年來困擾全黨、困擾社會主義建設的症結。

在很多場合，劉少奇都強調對所犯的錯誤要有充分的認識，否則就不可能徹底進行經濟調整，徹底扭轉困難局面。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的報告中提出的建設成就共有12條，同時指出工作中存在的缺點錯誤有四條：一是工農業生產的計劃指標過高，基本建設的戰線過長，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比例、消費和積累的比例嚴重不協調。二是農村人民公社在很多地區、在一個時期內，曾經混淆集體所有制經濟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線，曾經對集體所有制經濟的內部關系進行不適當的、過多過急的變動，犯了刮“共產風”和其他平均主義的錯誤。在手工業和商業方面，也犯了急於把集體所有制改變為全民所有制的錯誤。三是不適當地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許多完整的工業體系，權力下放過多，分散主義的傾向有了嚴重的滋長，破壞了集中統一的領導，損害了全民所有制。四是對農業增產的速度估計過高，對建設事業的發展要求過急，城鄉人口比例同農業生產水平極不適應，加重了城市供應的困難，也加重了農業生產的困難。劉少奇指出的這四條錯誤是切中時弊的。劉少奇對成就與錯誤的比例定為三比一，實際上就是三七開，成就佔七成，錯誤佔三成，這種分析還是比較切合實際情況的。

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報告及講話對於統一全黨的思想，對於影響全黨對困難形勢的認識，繼而解決實際工作中的問題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全黨對困難形勢的估計和造成困難的錯誤的認識還沒有統一，在這一點上，“七千人大會”存在著不徹底的弊端。在后來的西樓會議、五月會議上，劉少奇多次強調了任務的艱巨性，認為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調整工作，“現在處於恢復時期，但與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年情況不一樣，是個不正常的時期，帶有非常時期的性質，不能用平常的辦法，要用非常的辦法，把調整經濟的措施貫徹下去。”（12）他支持陳雲對於國民經濟形勢及克服辦法的講話，並要求陳雲到國務院會議上作一次報告，使各級干部對所採取的措施有一個明確的認識，並全力貫徹執行。

在劉少奇的主持下，在周恩來、鄧小平、陳雲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一系列國民經濟調整的重大舉措紛紛出台。自1961年開始，中央制定了一批涉及各條戰線的工作條例：《農業60條》、《商業40條》、《手工業35條》、《林業18條》、《科研14條》、《文藝8條》、《工業70條》、《高教60條》等等，旨在糾正國民經濟各條戰線存在的缺點錯誤，扭轉國民經濟的困難形勢。同時，減少城市人口2000萬，將農業建設放在第一位。

這一系列的措施出台后，國民經濟開始全面調整。這實際上就是對以往的國民經濟中不合理的部分進行調整，也就是生產關系的調整，使經濟得到恢復，從而促進生產力發展。

劉少奇還指出，現行經濟管理體制存在的弊端是用行政辦法管理經濟，“是中央各部和省、市的廳、局都干預經濟，這是超經濟的辦法，不是資本主義的辦法，是封建主義的辦法。”劉少奇提出，要用“經濟辦法管理經濟”，改革現有的經濟管理體制，在加強社會主義經濟的計劃性的同時，增強其靈活性、多樣性，可以借鑒資本主義經濟管理方法，試辦托拉斯，組織專業公司。在劉少奇的指示下，從1964年下半年開始，中央各部委試辦了12個托拉斯，全國性的有煙草、鹽業、汽車、拖拉機、內燃機配件、醫藥、地質機械、橡膠、紡織機械、制鋁等公司﹔地區性的有華東煤炭工業公司、京津唐電力公司、長江航運公司等。劉少奇認為，整個國民經濟，都要有組織、有計劃。試辦托拉斯，就是要組織起來，就是要解決整個國民經濟更有計劃性，更有組織性。在辦的當中，要按經濟管理的原則，考慮合理性。目的就是“組織起來，就可以搞專業化、標准化、系列化，提高質量，增加品種，降低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劉少奇在經濟管理體制方面所進行的這一系列有益嘗試對拓寬社會主義建設思路、活躍經濟形式，對解放經濟管理思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調整過程中，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重提階級斗爭，對階級斗爭做出擴大化和絕對化的結論，批評所謂“單干風”、“黑暗風”、“翻案風”。劉少奇盡管同意毛澤東的主張，但他實際上始終認為階級矛盾不是主要矛盾，經濟建設是當前的主要任務，盡可能地維護國民經濟調整順利進行。劉少奇指出，一講階級斗爭就聯系很廣。這是個復雜問題，鬧不好在實際上可能發生反右。會議精神傳達應該有個范圍，不向下面傳達，免得把什麼都聯系到階級斗爭上來分析，也免得把全黨的力量都用去對付階級斗爭，沖擊正在進行的國民經濟調整。毛澤東接受了劉少奇的意見，規定這次會議的精神隻傳達到行政十七級以上干部，並要求全黨不要放鬆經濟工作，要把經濟工作放在第一位。在劉少奇的堅持下，在其他領導人的共同努力下，國民經濟調整得以按原計劃繼續進行。

劉少奇之所以堅持把經濟工作放在第一位，一方面是因為他竭力維護來之不易的國民經濟調整的方針和成果，不致使國民經濟的發展再次出現波折，另一方面他仍然認為階級矛盾不是國內的主要矛盾，仍然認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而且是亟待解決和需要長期繼續解決的矛盾。

經過調整，國民經濟在1962年下半年開始出現好轉，1963年明顯好轉。到1965年，國民經濟調整任務勝利完成，工農業生產超過或接近歷史最高水平，農業、輕工業、重工業在比例關系上實現了綜合平衡發展，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關系也基本上恢復正常，市場供應得到顯著改善，物價穩定，財政收支平衡，其他各條戰線包括文教、衛生、體育、科技等也得以恢復和發展。事實証明，劉少奇所作的努力得到了極大的回報，他所堅持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主張也是正確的。

四 三次重大思考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劉少奇對新中國發展問題的三次思考，都是基於新中國的發展方向是社會主義、而且必須是社會主義的認識。每一次思考都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出發點是必須不斷解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這三次思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體現出劉少奇對新中國發展道路的重大探索，而且歷史實踐也証明他的這三次思考抓住了中國建設和發展過程中的主要矛盾——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矛盾，而這一矛盾是中國發展道路上的核心問題。

劉少奇的三次思考各有側重。第一次是提出了首先要經過一個較長時期的新民主主義發展階段，考慮的是新民主主義的發展以及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是對新中國發展問題的構想，為新中國描繪藍圖。第二次是針對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出現的一系列問題進行系統的歷史的反思，更多的色彩是檢討教訓，總結經驗，為採取正確措施扭轉困難局面作准備，但並不成熟，還沒有形成一系列的具體政策、方針。第三次是針對國家建設面臨的困難、嚴峻形勢，採取了果斷、有力的措施，是對前兩次思考的一次總結，也是對前兩次思考的實踐。他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一大批領導人共同努力，取得了國民經濟調整的重大成果。事實証明，劉少奇的三次重大思考，對探索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有著重大的歷史意義。

貫穿劉少奇三次重大思考的中心線索就是生產力的發展。劉少奇認為生產力的發展是新中國的首要任務，因為中國生產力發展落后。劉少奇認為社會主義的標准應當是很高的，工農業的發展、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人的改造等等一系列條件，都需要長時期的發展。劉少奇認為社會主義的確立是建立在客觀條件的准備上，如果准備不足，就不能過早、過急地進入或者發展社會主義，在生產關系上不能超前，應當視生產力發展狀況來調整生產關系。隻有在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生產關系才能進行革命性的變革。

社會主義是什麼，達到什麼程度算是建成社會主義，全黨包括劉少奇在內都沒有一個具體的、形象化的標准來作參照。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要經過一個歷史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從劉少奇的思想、所提出的舉措來看，他是向社會主義方向邁進，向社會主義方向奮斗，為達到社會主義的目標准備條件。因此，從一開始，劉少奇在談到社會主義問題時就相當謹慎，認為必須經過新民主主義發展階段，而且這個階段是很長一段時期，不能超越。他認為在可以向社會主義過渡時，在已經達到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條件時，也還要視實際情況是否轉入社會主義。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所有制發生了革命，社會階級狀況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社會主義制度已經確立，急風暴雨式的階級斗爭已成為過去，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目的上升為主要矛盾，主要任務就是進行國民經濟建設，大力發展生產力。

在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劉少奇又主張不能操之過急，而應當循序漸進，應當分階段、分步驟進行，這又是一個長時期的歷史過程。這與劉少奇所認為的社會主義所應具備的一系列主客觀條件有關，並不是他不願意向社會主義過渡，而是他認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機和條件還不成熟。

可以說，在這一點上，劉少奇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作了最初的探索和思考。劉少奇始終認為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過渡階段，不能作為一個獨立的社會經濟形態。為什麼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際上就是一個為建成社會主義作准備的階段，它不同於以往，也不同於將來，發展方向是社會主義，但是現階段是一個准備的階段，是一個量變的積累階段，是一個為達到質變作准備的階段，需要長時期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因素，因為還存在著一些非社會主義的因素，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對生產關系進行革命的程度。

生產力的發展是新中國發展道路上的最大動力。如果說建國前后劉少奇認為資本主義充分的發展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有利於中國的發展，是基於中國的資本主義沒有得到成熟的發展的考慮，那麼建設社會主義時期劉少奇所一直主張的利用資本主義的方式方法來發展中國的社會主義就勢在必然，因為實踐証明這是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的有效手段。這一思想在國民經濟調整時期得到了明確的體現。

劉少奇這三次重大思考對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作了有益的探索和初步的實踐，即使在今天仍然為我們提供了理論和實踐上的指導，具有高度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注釋

①②《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1、7頁。

③④《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430、434－435頁。

⑤⑥⑧⑨（12）《劉少奇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201、209、469、468、549頁。

⑦⑩（11）《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194－201、335－341、444－446頁。

（《教學研究》199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