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從同盟會員到共產黨員的思想轉變論析

在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中，朱德早期思想的轉變獨具特色。他從同盟會員轉變為共產黨員的歷程耐人尋味。朱德於1909年加入同盟會，先后參加了辛亥雲南起義、1915年的護國運動、1917年的護法運動，官至少將旅長。為求索真正的革命道路，朱德決然放棄血戰疆場十載積累的政治資本、經濟利益、社會地位，這的確與眾不同。

研究朱德思想轉變的這段心路歷程，對於研究中國共產黨創立、興起、發展的歷史，探索中國近代社會發展變化的趨勢和規律，都很有意義。本文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主要分析朱德從同盟會員到共產黨員的關鍵轉變期，梳理出思想轉變的演進階段以及影響因素。

1909—1916年：民主革命思想的發軔期

1909年初，朱德辭去儀隴縣高等小學堂的教職，遠赴昆明投考雲南講武堂。同年秋，朱德考入雲南講武堂丙班步兵科。此時在雲南，革命思想的傳播、革命隊伍的建設已初具規模。“以昆明、騰越的同盟會支部為中心，聯絡愛國革命人士，組織了許多革命團體，這樣，雲南就成為策動革命運動的重要省份之一。”【《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8頁。】而集中了大批革命黨人的雲南講武堂，則是重要據點之一。

當時，主持雲南講武堂的多為革命黨人，如李根源、羅佩金、方聲濤、顧品珍、李烈鈞、唐繼堯等。他們大都是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生，並且多已加入同盟會。在他們的影響下，“在雲南一般革命的動向更長大了一點，傳播得厲害。對革命的思想，普通教習也好，軍事教習也好，差不多都帶有鼓動宣傳的色彩。”【《朱德自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頁。】在這樣的環境和氛圍中，除了學習近代軍事知識、接受近代軍事訓練外，朱德還大量地吸收以孫中山“三民主義”為主的新思想，產生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意識。【楊如軒：《我所知道的早年朱德》（二），《話說朱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頁。】因此，朱德進講武堂不到幾個星期，就加入了同盟會。【﹝美﹞寧謨•韋爾斯：《續西行漫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0年版，第118頁。】

朱德加入同盟會，標志著他從一個朴素的愛國者成長為一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者。對此，朱德回憶道：“我一心一意地投入了講武堂的工作和生活，從來沒有這樣拼命干過。我知道我終於踏上了可以拯救中國於水火的道路，滿腔熱忱，覺得中國青年著實可以使高山低頭，河水讓路。”【﹝美﹞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東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頁。】朱德與其他學員、教官一樣，最熱衷於軍事起義，“大家經常談論的和考慮的，就是怎樣發動革命起義”【《朱德選集》，第378至379頁。】，“各種理論性的政治討論很少，或根本沒有。”【﹝美﹞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第105頁。】

1911年8月，朱德從講武堂提前畢業，即被分配到雲南新軍中任下級軍官。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不久，蔡鍔等人開始秘密醞釀雲南起義。被派往新軍各部的講武堂畢業生，成為起義的骨干力量。朱德向新軍士兵介紹保路運動、同盟會綱領以及同盟會在各地組織武裝起義的情況。“隻要把新聞告訴他們就行了，一省接著一省卷入了革命，而且兩個新名詞——‘光復’和‘翻身’——已經成了每個人的口頭禪。從政治上講，這四個字，就等於說明要推翻朝廷，換一個新的生活方式。”【﹝美﹞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第114頁。】朱德從事的革命鼓動和政治宣傳活動，說明他不僅接受而且傳播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

10月30日，在蔡鍔以及同盟會員羅佩金、唐繼堯等人的領導下，雲南宣布起義。朱德率部參加了攻打總督衙門的戰斗。不久，雲南全省宣布光復。11月10日，大中華國雲南軍都督府成立，蔡鍔被推舉為都督。

但是，中國的局勢並未改觀，國家民族仍陷危境。革命之后，由於革命黨人的妥協退讓、帝國主義的陰謀作祟，中央和地方政權或被封建勢力所重新掌握，或者被靠革命起家的軍閥所篡奪。蔡鍔雖任雲南都督，卻“控制不了部下的各抱野心的軍人。貴州的唐繼堯固然已不受他節制，他在雲南也受到部下的兩個師長的挾持。所以人們說：‘蔡鍔形同傀儡，而當權者為李鴻祥、謝汝翼’。”【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40頁。】1913年秋，蔡鍔奉令入京，實際是被迫離滇。新興軍閥掌握了雲南的領導權。朱德則在蔡鍔離滇之前，率部駐防滇南邊境。

透過政局的諸多變化，朱德開始認識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妥協性和不徹底性。“雖然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而不久開始了與反革命的妥協了。”【《朱德自述》，第56頁。】“對於孫中山先生的妥協，讓去了南京，我們感覺是‘不大好’。……一妥協，舊勢力反佔了優勢，而新勢力站不起來了。另外，在新的力量中間也發生著一種腐化。民國一年，大家都想做官、搞錢，不去搞軍隊了。革命，終究過不了封建勢力這一關”【《朱德自述》，第56頁。】，“打破封建社會的形式是比較容易的，然而要擺脫它的內容的沾染，就很困難了。”【《朱總司令在五四壽誕慶祝大會上的講演》，《解放》第11期，1941年3月30日。】

以袁世凱為代表的舊勢力，抓住革命派的妥協性和內部不統一等弱點，借著挫敗“二次革命”的時機，取消國會，於1915年12月12日稱帝。不久，蔡鍔逃出北京，潛回雲南，領導了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的護國起義。駐守滇南邊疆的朱德得到蔡鍔的親筆信后，趕走反動軍官，率部開往昆明，編入護國軍第一軍序列，參加護國戰爭。在此次戰爭中，朱德歷經納溪、瀘州等惡戰，屢創北軍，成為滇軍名將。護國戰爭雖然挫敗了袁世凱的復辟帝制，但中國的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又陷入了另一種亂局。

綜觀此時期，朱德是一個忠實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者。影響朱德思想的主要人物是孫中山和蔡鍔。朱德之所以參加同盟會，參加辛亥革命，皆因受孫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響。因此對朱德而言，孫中山是他的思想導師，這與當時參加民主革命的眾多愛國志士相同。與孫中山的間接影響不同，蔡鍔對朱德的影響更為直接。一方面，蔡鍔給朱德以先進軍事技術的教授﹔另一方面，蔡鍔對朱德的思想影響也很大。盡管並非同盟會員，蔡鍔卻是一個具有初步民主革命思想的愛國者，也是南方最進步的民主派青年領袖之一。【﹝美﹞寧謨•韋爾斯：《續西行漫記》，第119頁。】1916年11月8日，蔡鍔在日本病逝。駐防瀘州的朱德為他舉行了追悼儀式。“朱德深感淒涼。蔡鍔不僅是他的長官，不僅是他多年來依賴的政治領導人，而且是他的良師益友……蔡鍔曾經是他的北極星，現在他卻迷失了方向。”【﹝美﹞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第145頁。】

1917—1921年：思想蛻變期

護國戰爭以后，朱德率部先后駐扎在四川的瀘州和南溪。1917年7月，孫中山在廣州發起的護法運動，因依靠軍閥勢力而失敗。此后，大江南北陷入軍閥混戰，西南偏隅亦未幸免。這一時期，朱德率部除清剿當地土匪外，還參加了兩次大規模的滇川戰爭，即：1917年8月至次年3月，唐繼堯假“護法”之名發動的滇黔軍與川軍之間的戰爭﹔1920年5月至10月，唐繼堯為控制四川、推翻川督熊克武而發動的戰爭。期間，川滇黔三省軍閥之間的小規模戰爭接二連三。“革命未能按軌道走去，革命本身與軍隊就變成一種官僚軍閥的割據與混戰。”【《朱德自述》，第65頁。】

川滇軍閥的混戰毫無停息跡象，這使朱德陷入了痛苦。他“把自己和所處的環境描繪成一場噩夢，他的身影好像是穿過了混亂的瘴霧，最初滿懷自信和希望，接著是茫然和躊躇，最終還是陷入他自己所一直反對的黷武主義的泥潭。”【﹝美﹞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第142頁。】朱德看到曾經並肩戰斗過的革命黨人如唐繼堯、熊克武、劉存厚、楊森等人墮落為軍閥，革命也夭折了。“許多所謂革命黨人自己就變成了新軍閥，隻顧擴充自己的勢力，把孫中山先生說過的‘各派協同進行，以收群策群力之效……以期早日除國賊而奠國基’這些話，根本丟到腦后。因此，護國戰爭雖然打倒了袁世凱，但是並沒有能夠挽救革命。結果是北洋軍閥中另外一些人代替了袁世凱，在中國繼續實行賣國反人民的統治。”【《朱德選集》，第383至384頁。】“中國人民很早就干革命，前仆后繼，但屢次遇見的革命伙伴就往往不大靠得住，比如那些假裝革命而以升官發財為目的的人們，每次在獲得革命果實后，卻反轉來鎮壓革命，致屢次失敗，人民屢次上當。”【《朱德自述》，第240頁。】在這種狀況下，大批革命者暫時迷失了方向，“孫中山先生和一切仍然忠於中國革命事業的人們，包括我自己在內，都陷入了一種懷疑和苦悶狀態，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朱德選集》，第385頁。】

1921年2月，朱德參加了在川滇軍返回昆明倒唐（唐繼堯）的行動，迫唐離滇。然而，朱德意識到，倒唐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所以倒唐之后，朱德就提出了辭職出洋的要求，但為同事和朋友們所勸留而延宕行程。

在瀘州期間，朱德於閑暇參加詩社，約請當地士紳名流飲酒賦詩，“泄腹中牢騷，憂國憂民﹔舒心中錦繡，諷人諷事。”【《朱德在瀘縣》，第64頁。】朱德的悲觀失望與不甘墮落的矛盾心態，在他的詩作中時有表露：“深海當年姓字標，茫茫大地願難銷”﹔“西蜀偏安庸者據，逐鹿中原是雄材。”朱德回憶道：“那時候，中國已回到軍閥的封建時期，光景實在黑暗，我很苦悶。我在四川當軍官的最后一年（1920年），我吃上了鴉片煙。”【﹝美﹞寧謨•韋爾斯：《續西行漫記》，第120頁。】然而，這種因思想苦悶至極而採取的頹廢消極的避世之舉，終不能解心頭之憂。他在讀《史記•齊太公世家》時旁批：“此老八十出尚定天下，今少年小子初出即思歸養，動作老，懺愧矣。”【《文獻和研究》（1985年合訂本），第41頁。】在讀《三國志•魏志•武帝紀》時，他也曾批道：“亂世有大志無力者，均遠避，養力以待，后多成功。”【《文獻和研究》（1985年合訂本），第44頁。】這應當是朱德暫時避世而謀出世之道的真實心理。

在這個時期，朱德的實踐活動無法脫離軍閥混戰，但卻在紛至沓來的各種新思潮中尋求新的思想出路。史沫特萊稱此時的朱德具有“分裂的人格”。確切地說，這是朱德棄舊迎新的轉變中所必然經歷的一種矛盾狀態，即實踐行動的落后與思想意識的超前之間的矛盾狀態。

最終影響朱德思想轉變的是新思潮、新主義。在1915年創刊的《新青年》雜志影響下，五四新文化運動浪潮勃興。紛繁蕪雜的新思潮、新理論充斥著思想界。這使朱德的思想雜糅並蓄，為他尋求思想的新出路、擺脫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的束縛打開了突破口。“我在瀘州五年的生涯裡，最主要的收獲是思想上的進步。我們經常閱讀《新青年》，也讀了達爾文的《進化論》和盧梭的《民約論》，以及其他一些進步的書籍。這些新思想，如同撥開烏雲的陽光，一下帶來新的覺悟，新的希望，新的方向。”【劉白羽：《大海》，中國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頁。】

在眾多的主義和思潮中，馬克思主義理論吸引著朱德，使他的思想衍變具有明顯的傾向性，盡管他不可能深刻理解更談不上接受馬克思主義。1919年，朱德在家中組織了學習小組，研究新思想，苦讀《新青年》、《每周評論》、《新潮》等進步書刊。但是，與幾乎所有探索新道路的先進知識分子一樣，朱德受到先進理論文獻匱乏的困擾。“在五四運動時代，還沒有革命的基礎，沒有革命的知識，沒有先進的理論書籍雜志報章”【北京師范大學公共政治理論課教研室編：《人民的光榮》（四），1977年版，第373頁。】，“我們所看到的馬克思主義文獻不過是雜志裡的文章……在我們的學習小組裡，影響最深的是種族和民族平等、被壓迫的殖民地人民有權獨立以及國家發展工業和文化等等思想。”【﹝美﹞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第149頁。】“我們討論又討論，可是得不出結論。”【﹝美﹞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第154頁。】

這一時期，影響朱德思想轉變最為關鍵的事件，是十月革命的勝利和五四運動的爆發。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頁。】在五四運動和十月革命的刺激下，朱德流露出對俄國革命道路的向往。“1919年，遠在北京發生了‘五四運動’，跟著這運動——同時受了國際上蘇俄革命勝利的影響，在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熱潮中，在《新青年》時代，我們思想上起了大的轉變。”【《朱德自述》，第64頁。】“我知道中國革命必須更進一步，必須像俄國革命一樣徹底，俄國革命的不斷勝利，又給我以希望。”【﹝美﹞寧謨•韋爾斯：《續西行漫記》，第120頁。】“我已親身認識到用老的軍事斗爭的辦法不能達到革命的目的，加上受到十月革命的影響，我深深感到有必要學習俄國的新式革命理論和革命方法，來從頭進行革命。”【《朱德選集》，第385至386頁。】

在這個階段，影響朱德思想的重要人物是孫炳文。孫炳文字濬明，1885年生於四川南溪，北京京師大學堂（今北京大學）預科畢業，1911年參加京津同盟會。1912年任北京《民國日報》總編輯，“性情很傲，革命精神很強”【《朱德自述》，第72頁。】。1914年因逃避袁世凱逮捕，返川任教。1917年春，與朱德相識。兩人互視為知己。1918年1月，朱德聘孫炳文為旅部咨謀，協理軍政事務。

在孫炳文的幫助下，朱德不僅度過了一生中最為苦悶彷徨的思想蛻變期，而且找到了新的思想歸宿和新的革命起點。“朱老總在思想轉變上，孫炳文對他影響最大。……平時和我們也談到過，他出國受孫炳文影響最大。”【房師亮：《在德國、蘇聯時的朱德》（一），《話說朱德》，第43頁。】朱德后來說：“炳文同志革命意志堅強，以民族民主革命的銳志而走到無產階級的戰士，是一貫的革命精神。一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深通歷史及文學、哲學，最后在留學德國時，研究馬列主義最有成果，並影響一批前進青年加入革命。”【《朱德年譜》（新編本）（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1182頁。】朱德便是受孫炳文影響而加入革命的“一批前進青年”之一。

在這個至關重要的蛻變期中，朱德與絕大多數愛國者一樣，苦於找不到出路而在黑暗中摸索，經受著思想蛻變的陣痛。因此，他的思想具有雜糅並蓄的特征，濟世救國的理想與消極避世的念頭共生。但是，造成朱德陷入思想困境的根源，則是其實踐上的落后與思想上的不斷進步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在這個階段不可能得到解決，惟一的出路便是尋找新的思想歸宿並在其指導下從事新的實踐活動。

1922—1925年：思想飛躍期

1922年3月，唐繼堯糾集在廣西的滇軍舊部和土匪武裝，進攻昆明，重新督滇，並通緝朱德等人。朱德被迫遠逃避禍。這次流亡終結了朱德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生涯，使他走上全新的革命道路。朱德后來說：“這一場民主革命斗爭，自信還是一個頑強者，但還不能擺脫封建關系而失敗，最后還借著唐繼堯的毒手將封建關系代我斬斷，使我更進入了共產主義的階段的革命。”【《朱德自述》，第68頁。】

流亡初期，朱德謝絕了楊森的挽留，“決定找尋新的革命道路，找尋共產黨。”【﹝美﹞寧謨•韋爾斯：《續西行漫記》，第119頁。】8月，朱德、孫炳文在上海拜訪了孫中山。孫中山提出，為朱德提供10萬元軍餉，重整在桂的滇軍攻打陳炯明。朱德拒絕了。“孫炳文和我對於孫先生及其國民黨信徒動輒與這個或那個軍閥搞同盟的戰術，已經失掉了信心。實行這種戰術的結果，總是革命派敗北，軍閥勢力增強。我們自己在這種一再重復的錯誤中已經度過了寶貴的11年。中國革命到現在是失敗了，俄國革命卻獲得了成功。俄國人的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為他們是採用了我們從未聽說過的理論和方法的共產主義者。”【﹝美﹞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第176至177頁。】“我們決定到外國留學，在重新回到中國的政治生活之前，要先會見共產黨人，研究共產主義。”【﹝美﹞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第177頁。】這表明，朱德在思想和行動上已發生質的轉變，“那時我已認清學習馬克思主義是我惟一的出路了。”【《朱德自述》，第71頁。】

與思想蛻變的痛苦一樣，朱德尋找黨的過程同樣曲折。由於缺乏共產黨組織的確切信息，他“從南方跑到北方，又回到南方，像一匹脫羈的馬。”【﹝美﹞寧謨•韋爾斯：《續西行漫記》，第120頁。】1922年八九月間，朱德終於在上海見到了中共中央負責人陳獨秀，並向他提出入黨要求。“陳獨秀說，要參加共產黨的話，必須以工人的事業為自己的事業，並且准備為它獻出生命。對於像朱德這樣的人來說，就需要長時間的學習和真誠的申請。”【﹝美﹞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第179頁。】陳獨秀的答復出乎朱德的預料，給滿懷希望的朱德以極重的挫折感。“我感到絕望、混亂。我的一隻腳還站在舊秩序中，另一隻腳卻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美﹞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第179頁。】，以至於后來回憶此事時，朱德仍不願多談。【陳獨秀的答復表示了一種什麼態度？史沫特萊認為，陳“拒絕”了朱德的申請。后來諸多論著大都採用史氏的觀點。但種種跡象表明，陳的回答正常合理、符合原則。第一，鑒於朱德的特殊歷史背景，陳獨秀作為黨的負責人作此回答，表明他對黨、對朱德本人都是負責任的，堅持了黨的組織原則。第二，朱德見陳的時間，當是黨的二大后不久。二大通過的組織章程明確規定：“黨員不應只是在言論上表明是共產主義者，重在行動上表現出來是共產主義者。”而史沫特萊所記敘的陳的答復內容，基本精神甚至措辭與組織章程基本一致。第三，朱德在德國亦非一次而是多次申請后方獲准入黨的。據當時中共旅法旅德組負責人張申府回憶：在德國“朱德多次對我表示要求進步。后來我感到他很誠懇，就介紹他入黨了。”“我介紹人家入黨，一向是非常慎重的。……后來我回國，一天晚上到當時黨總部，對陳獨秀詳細談了朱德同志入黨的經過，他完全同意。”第四，周恩來雖同意朱德的入黨申請並答應幫助辦理手續，但也說明：在入黨申請書未經國內批准前，暫作候補黨員。以上說明，陳、張、周三人在朱德入黨問題上均持慎重負責的態度，只是在表現方式上有所差異。第五，目前持陳“拒絕”朱德入黨一說的論著，基本上源於史沫特萊記述的資料並受其觀點的影響，而無其他資料予以佐証。史氏材料為孤証，這在史學方法上存在缺陷。第六，考慮到陳在黨內的特殊歷史地位以及后來的境遇、1937年史沫特萊採訪朱德時的歷史環境和政治背景以及成書時的政治環境，史沫特萊在敘述時不可避免地帶有自己的分析和揣度，也必然受時代所局限和特定政治氛圍所影響。】

當時，朱德對於共產黨的理論、信仰、活動方式、組織程序等，均缺乏清晰的認識。朱德“原以為隻要一提出加入共產黨的申請，就可以被接受。因為國民黨就是這樣，隻要申請便可參加。朱德以為共產黨的手續也不過如此”【﹝美﹞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第178至179頁。】。正因對共產黨的淺顯認知，朱德才會對陳獨秀的回應感到絕望。

盡管他找黨歷盡艱辛而且初次提出申請入黨未果，盡管他對這個政治組織缺乏充分的了解和認識，但朱德認定中國共產黨正是自己苦苦尋覓的歸宿。從他決定加入中國共產黨的那一刻起，這個信念就再也沒有動搖過。

在上海入黨未果后，1922年9月初，朱德與孫炳文按原定計劃遠赴歐洲，於10月下旬抵達柏林，見到了當時中共旅法旅德組負責人之一的周恩來。朱德向周恩來陳述自己的曲折經歷，“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柏林的黨組織，他一定會努力學習和工作，隻要不再回到舊的生活裡去”【﹝美﹞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第182頁。】。經過幾次申請，1922年11月，由張申府和周恩來介紹，朱德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開始走上了新的革命旅程”【《朱德選集》，第386頁。】。

盡管加入了黨的組織，但要成為一名真正的共產黨員，朱德仍需付出艱辛的努力才能完成徹底的轉變。首先，他徹底放棄資本主義救中國的理想。“我開始放棄資本主義可以拯救中國的信念。在我看來，擁有這樣熟練技術，這樣有紀律、有文化、有組織的工人階級，而本身也是高度工業化的德國，在戰爭中仍然是敗下陣來，卻又要讓中國也步其后塵，豈不非常愚蠢。”【﹝美﹞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第185至186頁。】其次，他在思想上不斷更新、積累並完成飛躍。“在德國當時，馬列主義的書籍到處都出得很多。”【《朱德自述》，第89頁。】朱德讀的都是馬列主義理論書籍和研究宣傳馬列主義的刊物，主要有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馬恩通信集》、《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布哈林的《共產主義ABC》，梅林的《唯物史觀》，以及《向導》、《國際通訊》等。

讀馬列著作、用馬克思主義理論重新武裝自己的頭腦，是朱德思想發生飛躍的決定一環。同時，朱德全身心地投入到黨的活動，“想好好的過共產黨員生活，那些官僚都不想往來了……在哥廷根一年，我又回到柏林去專門做革命運動，做學生會運動，還辦了報紙。”【《朱德自述》，第88至89頁。】雖然朱德是在德國自覺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而完成徹底轉變的，但這個轉變是在長期摸索的基礎上逐步完成的，倘若沒有前期的思想斗爭和實踐准備，也不會有此時思想的質的飛躍。誠如朱德所說：“在這‘休養’時期，重新准備的時期，我把自己的思想、行動都重新檢討了。現在想起來，那時的確是有很大的進步。”【《朱德自述》，第91頁。】在這個階段，影響並促使朱德思想徹底轉變的關鍵人物，當然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人及其著述。

在德國期間，朱德曾多次申請赴蘇聯學習軍事，均未獲批准。1925年3月7日，朱德為此事再次致信在蘇聯的中共黨員李季、陳啟修（莘農）：“來莫入東方大學，再入赤軍研究軍事。歸國后即終身為黨服務，做軍事運動。此種計劃，在莘農同志留德時已定，我始終竭力辦此事，均未有效。”“似此種困難情形，看來或是我黨員資格太差，或是我行動太錯，不能來莫研究，或同志中有不了解我的，說我是軍閥而官僚而小資產，終不能做一個忠實黨員的嗎？以上種種疑誤，是我的環境使然，不明我的真相的人，決不曉得我是一個忠實的黨員。”【《朱德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版，第1頁。】7月，朱德終於成行，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和軍事。這年下半年，中共旅莫支部在一份評語中認為：朱德對黨組織“興趣很高”，對黨“很忠實”，“自動的守紀律”，對黨的問題“尚能了解”，過去對黨的工作“很努力，有成績”，對同志的關系“很密切，很普遍”。朱德幾年來的思想和行為表現並得到黨組織的肯定，表明他已經成為一名堅定的共產主義者了。

做“一個忠實的黨員”、一個“終身為黨服務”的黨員，標志著朱德的人生觀、世界觀完成了質的飛躍，標志著他摒棄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者的舊我、再造了共產主義者的新我。

結語

綜上所述，朱德完成早期思想的根本轉變，是自身思想發展和實踐活動交互作用的結果。他之所以能夠完成徹底的思想轉變，因為他具備如下幾個至關重要的基本條件。

首先，他所處的時代動蕩不休而新生事物層出不窮。朱德的早期轉變，適逢中國社會的動蕩期，是社會問題叢生、民眾運動澎湃、社會思潮龐雜的時期。這樣的時代背景和歷史環境，是他轉變的社會基礎。正是這樣的社會基礎，孕育並催生著新的革命力量，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正是這樣的社會基礎，造就了一大批像朱德一樣經歷著思想轉變的愛國者。而他們思想的轉變，恰恰是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濃縮地體現了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的必然方向和趨勢——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方向。

其次，他經歷了舊民主主義革命的興衰。朱德參加了一系列舊民主革命活動，親歷了它的興起、衰敗和夭折，親眼目睹了革命果實如何落入反動勢力之手、民主革命如何淪為軍閥混戰的工具。因此，他最終得出結論，資產階級民主共和不可能救中國，救國必須走新的道路——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這是朱德從新選擇革命道路的實踐基礎。

第三，他受到幾個重要人物的影響。

孫中山、蔡鍔、孫炳文等人，盡管自身也在轉變當中，但對朱德而言均具有導師性質。在朱德思想轉變過程中，這些時代人物的思想、行為、品質，相繼對其思想的某個特定階段產生了決定意義的影響。這是朱德完成思想轉變的人文基礎。

第四，最根本的條件，是他根深蒂固的愛國主義思想。

這是朱德完成早期轉變的思想基礎。恰恰因為深厚的愛國主義思想和豐富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實踐，朱德徹底看穿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實質，才決心尋找新的革命道路，才會不斷更新思想、改造自我。這個自我改造的過程，是“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51頁。】的過程。這就是朱德從同盟會員向共產黨員轉變的本質。

與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人一樣，朱德也是從一個朴素的愛國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的。在國家危殆、民族危亡、社會動蕩的巨大壓力下，他們急切地尋找一切辦法和一切道路，以拯救中國、拯救民族、拯救人民。正如朱德在《紀念中國偉大的民主革命導師孫中山先生》中所講的：“二十世紀以來，帝國主義者更加強了對我國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侵略，清朝政府也更加強了對帝國主義的依靠，借以維持其封建統治。國家瀕於危亡，人民生活痛苦，愛國人士莫不為救亡而要求革命。”【《人民日報》，1956年11月11日。】所以，朱德也與同時代的愛國者一樣，曾經走過曲折的道路，並在黑暗中艱難地摸索了許久，而最終走上革命救國的道路。但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道路在中國行不通，救國目標非但沒有實現，反而使國家和民族陷入更為混亂、更為危險的境地。朱德雖然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獲得了較高的社會地位，但是，為了實現救國理想，朱德決心尋找新的革命道路而決然拋開既得利益。劉伯承曾回憶說：“總司令參加革命以前，生活優裕，即不升官發財，亦足以度其舒適之一生，然當其一旦認識革命，即棄如敝屣，一無反顧﹔以后在任何困難之前，坦然如坐春風，尤足使人深深感動。”【劉伯承：《中國軍人的偉大導師》，《人民日報》，1946年12月4日。】

朱德所具有的愛國主義思想之深，在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者向共產主義者的轉變過程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因為這一轉變，不僅要求他放棄高位重權，放棄已經積累的軍事政治資本，放棄在舊秩序中轉圜升遷的諸多機遇，而令朱德最痛苦的是必須放棄曾經為之奮斗十余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理想和實踐而尋找新的思想歸宿。恰恰因為深厚的愛國主義思想，當認識到以往的革命道路無法實現救國理想時，朱德即義無反顧地徹底與舊秩序決裂，尋找新的革命思想和新的革命道路，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及其指導下的無產階級革命。他自己曾經說：“我是一個農民的兒子，所有農民的兒子都是要革命的。那時不成功是摸不到路。后來找到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朱德自述》，第240頁。】

朱德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成為一名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完成了一生中具有轉折意義的轉變。他在回憶這一轉變時說：“我是生在封建社會的農村裡，我曾看見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我曾看見過封建社會的一切腐敗和黑暗，也曾看見資本主義社會並不比封建社會更好，我曾參加推翻封建社會的斗爭，也曾經為走向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社會而努力。……我也曾經碰壁，也曾經碰破頭，也曾經找不到一條正確的道路。后來，經過了許多艱難困苦，我終於找到了一條道路，隻有這一條唯一的道路，才能使中國走到真正的民主共和國，才能最后實現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社會。同志們!這條道路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道路。”【《朱總司令在五四壽誕慶祝大會上的講演》，《解放》第11期，1941年3月30日。】

（《北京教育學院學報》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