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曉強：鄧小平對毛澤東實事求是思想的豐富和發展
鄧小平對毛澤東實事求是思想的豐富和發展
丁曉強
“實事求是”，是中國古代的治學方法，經過漫長的歷史演變，其內容不斷豐富。毛澤東將這一方法加以總結，並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証唯物主義的基礎上，把它上升到認識論的高度，構成了毛澤東思想的精髓。鄧小平正是在這個根本點上堅持和發展了毛澤東思想，並依據實事求是的原則，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和路線。“實事求是”同樣也是鄧小平的理論精髓。
治學方法及治學與踐履（即“知”與“行”）的關系問題，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極重要的內容。“實事求是”，原出《漢書·景十三五傳》，其中說河間獻王劉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實事求是”即“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它所代表的“漢學”主張通過對儒學字義的充分考証，明了經義的本意，反對用六經的微言大義牽強地附會現實政治的做法。至宋代理學，則將“說經”與“明道”結合起來，將煩瑣的考証上升到抽象的對“道”的認識。清以后，偏向“心性”的“內聖”之學與注重“實用”、“實踐”的“外王”事業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取得了統一，以“義理”為本，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為目的。“五四”前后，西方新思潮大量涌入，提倡科學，注重“實驗”、“實踐”，打破了經學的禁錮，並使傳統的治學方法和認知原則上升到了方法論的高度。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辯証法在中國的傳播，則使“實事求是”的中國古代治學方法，建立在了真正科學的基礎之上。
一
毛澤東早年深受儒學影響，但他重視實踐和實用，他所接受的“實事求是”，決不是煩瑣考據的“實事求是”，而是強調探討“義理”和“經世”。李銳說：毛澤東“不究心於雕虫小技、奇聞軼事，不勞神於煩瑣的考據功夫，而是一貫地研究心、物、治、亂、聖賢、不肖、修身、治國等大道理”【注:李銳：《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４２頁。】。這是有根據的。
青年毛澤東受“五四”思潮的影響，組織過“問題研究會”，主張“踏著社會人生的實際說話”。但是，毛澤東並沒有囿於胡適的實驗主義。瞿秋白指出：實驗主義隻能“安於瑣屑的應付”，不能“徹底的改造社會”【注:瞿秋白：《實驗主義與革命哲學》，《新青年》季刊第３期。１９２４年８月。】。正是對“義理”的興趣和探求“大本大源”的熱忱，使毛澤東具有接受唯物史觀的本能。
但是，僅僅掌握中國傳統的治學方法還是遠遠不夠的。如，執著於“漢學”的“實事求是”反而會走向教條主義。因為它以對經義的注疏為目的，以煩瑣的考據為特點。胡適曾十分贊賞清代漢學的考証方法，認為它符合實驗主義的“科學”方法。實驗主義以“實驗”和“實踐”的精神，提出“重新估計一切價值”，掀起了“五四”思想解放運動。但是，實驗主義與“漢學”一樣隻見樹木不見森林，導致了新文化運動中的形式主義傾向。又如，陳獨秀認為馬克思主義與實驗主義可以結盟，他甚至從實驗主義的角度來理解馬克思主義。他在１９２２年５月所作的《馬克思的兩大精神》的演講中，用“自然科學的証實歸納法”來概括馬克思的實際研究精神，強調馬克思主義的實用的方面。但是，陳獨秀把馬克思主義的具體公式簡單地套用於中國革命的實際，理論與實踐難以統一，從而走向了取消主義。
毛澤東總結了中國傳統的治學方法，並在此基礎上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証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毛澤東說：“記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階級斗爭》，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和一個英國人作的《社會主義史》，我才知道人類自有史以來就有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初步地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注:《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２１—２２頁。】那以后，在艱苦的戰爭環境中，他在“馬背上學的馬列主義”。到延安以后，他開始大量地閱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著和其他有關的哲學著作，非常重視對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論的學習。１９３９年１月他談到：“我的工具不夠，今年還隻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學，經濟學，列寧主義，而以哲學為主”【注:《毛澤東書信選信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３６頁。】。延安整風開始后，他建議從政治局的同志做起，“組織思想方法論的研究組”。毛澤東認為，辯証法唯物論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又是無產階級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論。建國以后，毛澤東更是多次強調哲學是一種方法，就是認識論，別的沒有。毛澤東特別強調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認識論、方法論意義，這與中國傳統思想重視“知”、“行”關系和治學方法有關。
１９３７年間，毛澤東在抗大發表了《辯証法唯物論（講授提綱）》，《實踐論》、《矛盾論》是該提綱中最能體現毛澤東哲學特色的兩個篇章。《實踐論》從“知”、“行”關系入手，系統地闡述了實踐第一的唯物主義認識論﹔《矛盾論》重點論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問題，亦即“古人所謂‘聞道’，以今觀之，就是聞這個矛盾之道。”“兩論”奠定了毛澤東思想方法論的理論基礎。
“實事求是”是毛澤東關於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論中國化的概括和表述。１９４１年５月，他在《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中指出：學習馬克思主義，應該“有的放矢”，“‘的’就是中國革命，‘矢’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所以要找這根‘矢’，就是為了要射中國革命和東方革命這個‘的’的。”他說，這種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所謂“實事求是”，他解釋說：“‘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顯然，這與河間獻王“實事求是”的本意已有很大的差異。第一，“實事求是”不是局限於“本本”（經義），更重要的是調查研究，了解中國的現狀和歷史，核心是實踐第一的觀點，以后又發展為“群眾路線”的認識方法﹔第二，“求是”具有強烈的經世意義，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為了“有的放矢”，所以毛澤東有時也把“實事求是”和“不尚空談”聯用﹔第三，“是”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是規律性，這決不是“漢學”的煩瑣考証，在一定意義上更接近於“宋學”的“義理”，但這是建立在唯物主義的客觀真理論的基礎之上的，“求”就包含了辯証法的基本方法。陳雲在延安曾反復考慮“實事求是”的含義，他提出了“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和“全面，比較，反復”１５個字，正包含了唯物論和辯証法兩個方面。根據“實事求是”的精神，毛澤東批判了“言必稱希臘”的教條主義態度，從實際出發，把握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開創了中國革命的新路，形成了毛澤東思想。
二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當時黨的主要負責人推行並堅持“兩個凡是”，堅持毛澤東的晚年錯誤。鄧小平敏銳地意識到，“這是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是個是否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問題”【注:《鄧小平文選》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８頁。】。他明確指出“兩個凡是”不行，不符合馬克思主義。他反復地論述毛澤東思想是個思想體系，要完整地准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這樣就不能拘泥於個別詞句、片言隻語。他進而提出，“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出發點和根本點”。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的工作會議上，他還集中闡述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觀點。
鄧小平指出，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和實踐相結合，是毛澤東思想的根本觀點﹔如果反對這一觀點，那就談不上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那隻能引導到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鄧小平關於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的論述，確實深得毛澤東思想的真諦。這一論述，前所未有，也是對毛澤東思想的重要貢獻，對於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具有重要的意義。
鄧小平說過，毛澤東思想培育了我們整整一代人。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人之一的鄧小平，對毛澤東思想、尤其是毛澤東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有著深刻的理解。正因為如此，毛澤東十分欣賞鄧小平，例如，１９５７年１月，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特別提到：“總之，要照辯証法辦事。這是鄧小平同志講的。”在毛澤東晚年，毛、鄧在基本政治路線上發生了重大分歧之后，毛澤東仍然感覺鄧小平人才難得。鄧小平對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堅持，其核心就是繼承和堅持了毛澤東“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鄧小平關於“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論述，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一方面，是沖破長期以來“左”傾思想的束縛，反對“兩個凡是”，開展關於真理標准的討論﹔另一方面，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進程中，出現了許多我們不熟悉的、預想不到的新情況和新問題，這樣，就要有一批勇於思考、勇於探索、勇於創新的闖將。鄧小平說：“隻有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才能順利進行，我們黨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也才能順利發展。”【注:《鄧小平文選》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４３頁。】鄧小平在“實事求是”之前加上“解放思想”，強調了唯物主義的本質是批判的、革命的，是不斷自我革新、自我完善的。
鄧小平對毛澤東“實事求是”思想的發展，最集中地體現在他從根本上糾正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傾路線，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了經濟建設上。日本著名學者河上肇在《馬克思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中認為階級斗爭學說是根本貫穿著馬克思主義三大原理的一條金線，這一學說為李大釗和李漢俊等接受並加以傳播。毛澤東也是首先從階級斗爭理論中初步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並把對立統一、階級斗爭看作是“我們辦事的兩個出發點”。強調階級斗爭，在革命和戰爭年代無疑是正確的。但是，階級斗爭只是人類發展的一定階段所產生的社會現象，科學社會主義更重要的目的是解放全人類，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生產力的發展是達到這一目的的基本條件。因此，建國以后，尤其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開始以后，毛澤東還強調以階級斗爭為綱，必然嚴重地扭曲政治與經濟的關系，囿於政治的或倫理的價值判斷，不能貫徹“實事求是”的思想原則。而這種對政治的或倫理的價值的執著，多少帶有中國傳統哲學，如宋明理學專注“心性”的空疏之風的某些痕跡。
１９６２年，鄧小平在《怎樣恢復農業生產》的講話中談到：“劉伯承同志經常講一句四川話：‘黃貓、黑貓，隻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這是說的打仗。我們之所以能夠打敗蔣介石，就是不講老規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況，打贏算數。現在要恢復農業生產，也要看情況，就是在生產關系上不能完全採取一種固定不變的形式，看用哪種形式能夠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就採用哪種形式。”【注:《鄧小平文選》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３２３頁。】這段話清楚地體現了鄧小平重視發展生產力，不固守具體形式的思維特點，這是以后“生產力標准”理論的張本。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糾正了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鄧小平在領導我國的改革開放進程中，本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精神，著重思考了什麼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他認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歸根到底要體現在它的生產力比資本主義發展得更快、更高﹔判斷姓“社”姓“資”的標准，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本質的新的概括，既糾正了毛澤東晚年的錯誤理論與實踐，又突破了傳統社會主義觀念的束縛。
在上述論述中，鄧小平闡明了關於生產力的標准，黨的十三大對此作了如下概括。“是否有利於發展生產力，應當成為我們考慮一切問題的出發點和檢驗一切工作的根本標准”。堅持生產力觀點和生產力標准，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基礎唯物史觀的新的認識和正確概括，大大推進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的觀點，並由此構成了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各個方面，同時擴展和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毛澤東特別注重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在此基礎上，鄧小平則進一步強調“實事求是”是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基礎，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指出“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黨的思想路線。鄧小平是以生產力為重點與基礎來展開“實事求是”的各項命題的，從而使得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得到高度的統一。鄧小平以堅持生產力觀點和生產力標准為核心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理論，推動了毛澤東思想的發展。
“實事求是”，這一中華民族的古老命題，從求實、明道、經世到以“義理”為本和以“科學”為本的致用﹔毛澤東總結了這一治學方法，並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辯証法的基礎上，提出了“有的放矢”的思想方法﹔鄧小平又把“實事求是”提到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高度。鄧小平說：“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要提倡這個，不要提倡本本……我讀的書並不多，就是一條，相信毛主席講的實事求是。過去我們打仗靠這個，現在搞建設、搞改革也靠這個。我們講了一輩子馬克思主義，其實馬克思主義並不玄奧。馬克思主義是很朴實的東西，很朴實的道理。”【注:《鄧小平文選》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３８２頁。】“實事求是”同樣是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精髓，是貫穿於我國整個改革開放進程的靈魂。鄧小平正是抓住這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不斷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用以指導我國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才使馬克思主義在新的歷史時代得到了豐富和發展。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199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