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思想研究述評
劉少奇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思想研究述評
黃祖琳
劉少奇關於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思想，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共同探索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所積累的寶貴經驗的一部分，為今天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提供了可貴的歷史借鑒。因此，加強對這一領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
對劉少奇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思想的研究，是從1980年中共中央作出為劉少奇平反的決議后開始的。隨著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改革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人們也就自然想到了為探索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作出重要貢獻的劉少奇。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時，指出：“劉少奇同志提出了許多生產資料可以作為商品進行流通和社會主義社會要有兩種勞動制度、兩種教育制度的觀點”。①這就肯定了劉少奇在探索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方面的貢獻。
從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隨著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認識的逐步深入，學術界對劉少奇經濟體制改革思想的研究也不斷地取得新的進展和成果。在這期間，報刊上發表這方面的研究論文有40多篇。近幾年出版的有關劉少奇研究的專著，在有關章節中對劉少奇經濟體制改革思想也從某些側面進行了概括。這些研究成果，進一步加深了人們對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認識。
二
十多年來，學術界對劉少奇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思想的研究，比較集中地探討和論述了經濟體制改革思想的各個領域的基本問題，肯定了劉少奇在這些方面從理論和實踐結合上進行探索所作出的重要貢獻，同時也指出其局限性。
（一）關於對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探索
不承認社會主義經濟仍然是商品經濟，是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根本特點，也是多年來經濟體制改革碰到的最大障礙。長期以來，人們把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甚至把發展商品經濟同搞資本主義等同起來，因此，對劉少奇在建國后進行的發展商品經濟的探索不能理解，甚至產生誤解。直到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確認“商品經濟是社會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和中共十四大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以后，學術界對劉少奇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探索逐步引起重視，並有了重新評價的客觀理論依據。在這方面發表的研究文章雖然不多，但論述比較深刻。李波人認為，我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概念，是由劉少奇首先提出來的，“劉少奇是從實踐上、理論上探索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先驅”。②有的論者指出，雖然“劉少奇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並沒有、也不可能明確地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這個名稱（當時的提法是‘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但是他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對於在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必須大力發展商品經濟，必須在計劃經濟體制中引入市場競爭的調節機制的思路卻是非常明確的”。③
論者對劉少奇關於發展商品經濟思想的主要內容，就如下幾方面做了介紹：1.劉少奇根據對馬克思、恩格斯關於商品、貨幣的論述，科學地論証了商品和商品生產的長期性﹔2.指出了斯大林關於“生產資料不是商品”的偏頗，認為許多生產資料可以作為商品﹔3.指出勞動力也可以採用商品形式﹔4.強調要利用價值規律指導生產、指導分配，利用它來為社會主義服務④﹔5.認為必須充分發展商品交換，改革流通體制，拓寬流通渠道，發展商品市場﹔6.提出要學會做生意，包括學習資本家做生意的有益經驗。⑤
論者也同時指出了劉少奇關於發展商品經濟思想限於當時歷史條件而存在的局限性：1.他當時的思想主張並不是系統的，有些思想還不大成熟，一旦受到“左”的沖擊，隻能中斷。⑥2.他對發展商品經濟的探索，不能不帶有“左”的思想的印記，例如：他仍把商品、貨幣、銀行等當作資本主義的東西。3.仍無法解決發展商品經濟同計劃經濟體制的矛盾。⑦
（二）關於社會主義經濟既要有計劃性、又要有多樣性、靈活性的思想
多數論者認為，這是劉少奇關於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最基本的構想，是劉少奇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思想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的特殊表述。許多論文對這一構想進行了充分肯定和不同程度的闡述，認為這是劉少奇為了搞活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思考和探索，是對單純實行計劃管理體制的反思。劉崇文的《劉少奇1956年前后的重要思考》一文，比較集中地闡述了劉少奇為搞活社會主義經濟的一些重要思路和舉措。以后又有多篇論文⑧相繼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論述。
論者認為，劉少奇對搞活社會主義經濟的主張和措施，主要包括：1.調整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發展水平﹔2.允許私人辦工廠，允許個人在一定限度內有經濟活動的自由﹔3.開放和利用自由市場，允許社員有家庭副業和自留地﹔4.國家計劃要和地方計劃互相調整﹔5.要增加地方與企業的自治權力﹔6.學習資本主義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方法。⑨
關於劉少奇提出的社會主義經濟既要有計劃性，又要有多樣性、靈活性思想的重要意義，陳紹疇在《調整生產關系，促進和保護生產力的發展》一文中指出，“劉少奇提出搞活社會主義經濟的思想，盡管尚未從根本上突破計劃經濟的基本構架，但實際上已經觸及到了計劃經濟和商品經濟的關系問題”。“他代表了當時認識上的一個進步”。10吳智棠的《劉少奇“計劃性、多樣性、靈活性”的經濟思想給我們的啟示》一文認為，劉少奇關於“三性”問題的提出，“標志著對行之多年的蘇聯經濟模式在思想認識上開始突破。它是我們黨和國家領導人試圖改革舊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最早的思想萌芽之一”。它“實際上已經開始觸摸到了要處理好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二者關系的邊緣，如果順著劉少奇‘三性’的思路走下去，是必然走到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科學概念和遠大目標去的”。11
（三）關於試辦托拉斯的理論與實踐
不少論者認為，試辦托拉斯是劉少奇探索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一次重要嘗試，是他“按照經濟辦法管理經濟”思想在工業管理體制改革方面的具體實施和表現。馬雲飛的《劉少奇與六十年代的國民經濟調整》、楊波的《實事求是，勇於探索，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等文，在論述劉少奇“按經濟辦法管理經濟”的思想時，認為試辦托拉斯是他改變單純依靠行政組織和採用行政辦法管理工業的一個重要改革步驟。呂小薊的《劉少奇與試辦托拉斯》一文和鄔正洪、王愛玲、丑立本合著的《劉少奇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一書，比較系統地回顧了劉少奇關於組織行業公司或托拉斯的有關論述，闡明了劉少奇關於組織托拉斯的目的、性質、方法以及他對試辦托拉斯的具體指導和積極扶持等問題。認為劉少奇關於“必須用托拉斯改革舊的經濟管理體制，並進而改革上層建筑的思想，關於監督托拉斯的思想，關於托拉斯的組織形式的思想，關於托拉斯應實行工商一體化的思想，以及托拉斯應有競爭的思想等等”，是“今天仍然閃爍光輝的重要思想”。12王文才的《對劉少奇試辦托拉斯理論與實踐的再認識》一文，論述了試辦托拉斯的重要意義和作用。認為它“實質上是一次全面改革”，“標志著對舊體制的弊端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觸及到了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調整國家和企業關系）問題”。13
論者指出，劉少奇關於試辦托拉斯設想的局限，首先，它沒有突破計劃經濟的框架，不是面向市場的產物，而主要是對政府經濟計劃負責的組織形式﹔其次，托拉斯統一集中的一面與地方利益發生矛盾，在當時條件下，難以合理解決。14
（四）關於生產資料可以作為商品進入流通領域和改革物資管理體制的思想和實踐
有的論者認為，這是劉少奇經濟體制改革思想中一個頗有特色的觀點。劉少奇在50年代就對“生產資料不是商品”的觀點提出了不同意見，隨后不久，又大膽地提出了改革物資體制的設想。60年代初，劉少奇先后八次召開會議研究物資體制改革的具體實施，並取得了顯著成果。袁寶華的《我國物資體制的一次重大改革》一文，系統地論述了劉少奇對生產資料流通和物資體制改革所作出的重大貢獻和它產生的深遠影響，認為在當時我國對整個經濟體制尚未考慮進行全面改革的情況下，劉少奇發起和領導那樣規模和深度的改革，“表現了他的膽略和卓識”，“是對產品經濟模式的有力沖擊”。15
關於劉少奇改革物資體制的基本思想，論者大體概括為六個方面：1.為了保証生產資料作為商品流通，要建立強有力的生產資料流通管理部門和高效率的經營機構﹔2.對生產資料要改變多頭分散管理，實行統一、全面管理﹔3.物資工作要從生產出發，為生產服務﹔4.生產資料要盡量做到就地就近組織供應，流通合理化﹔5.節約物資，合理利用資源﹔6.要重視物資流通管理的人才開發培養。16關於這一領域的研究，總的說還比較單薄，主要是從理論上的闡述分析不夠，發表的文章也很有限。這與劉少奇在這方面的重要建樹是不相稱的。
（五）關於改革分配體制的問題
有的論者在論述這一問題時，從解決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著眼，充分肯定了劉少奇關於改革分配體制的思想。陳紹疇的《調整生產關系，保護和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一文認為，“分配關系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佔有重要地位。劉少奇對這個問題的探討是從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入手的”。認為，人民內部的矛盾還特別表現在分配問題上，堅持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正確處理分配問題，是改革和完善生產關系使之適合生產力的發展的一個不可忽視的方面。“如果不按勞分配，不公平合理，就阻礙生產力的發展”。17可以說這是抓住了這個問題的實質。張文和的《劉少奇關於分配問題的若干思考》一文，比較系統地概述了劉少奇關於改革分配制度的主要思想觀點，即：1.實行按勞分配，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原則﹔2.不能混淆全民和集體兩種所有制，其分配辦法也要有所區別﹔3.既要反對平均主義，也要反對分配不公﹔4.堅持物質獎勵和思想政治工作相結合，二者不可偏廢。18
與改革分配體制相關聯，一些論者還論述了劉少奇改革勞動制度和工資制度，實行勞動合同制和計時、計件及獎勵工資等辦法的思想，以及改革住房制度，試用職工集資和國家補助相結合建房的思想。論者指出，劉少奇這些改革主張在今天仍然顯示出它的生命力。在今天這些領域的改革實踐中，仍“充滿了劉少奇當年設想的影子”，“因為它適應生產力的要求，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19
對劉少奇改革分配、工資、勞動和住房等制度的思想，目前僅有少數論文有所涉及，還有待投入研究力量挖掘這方面的內容。
（六）關於改革農村經營管理體制的思想
一些論者在論述這個問題時，認為劉少奇經濟體制改革的構想和實踐首先是從農村開始的。特別是在60年代初期國民經濟的調整中，對農村經營管理體制的改革和調整，對於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發展國民經濟，推動生產力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關於劉少奇改革農村經營管理體制思想的具體內容，論者指出，主要包括兩個方面：1.在農村經濟的所有制結構上，強調所有制的變革要同生產力的水平相適應，穩定和發展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形式﹔2.實行以“包產到戶”為中心的多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包括允許農民有自己的自留地、家庭副業，允許個體手工業、個體商販和自由市場的存在，作為社會主義公有經濟的必要補充。20
關於劉少奇改革農村經營管理體制的思想，目前還沒有專文論述，有關專著在論述這方面的內容時也較簡略，一般是在論述發展農村商品經濟思想和改革所有制形式使之適合生產力發展的問題時，才加以具體論述的。
（七）關於劉少奇和毛澤東經濟體制改革思想的比較研究
這方面發表的論文比較少見，僅在有關論文中有所涉及。黃崢在《毛澤東、劉少奇對新中國經濟建設思路的比較》一文中，論述了毛、劉關於經濟體制改革方面的相同點，指出他們都對計劃經濟體制暴露出來的弊端有所覺察，提出了不能再照搬蘇聯的模式，不能取消商品生產和交換，不能忽視價值規律的作用等﹔還指出他們的改革思路都沒有突破計劃經濟這個大框框。關於兩人的不同點，該文認為在探索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方面劉少奇比毛澤東“走得更遠”，特別是他提出的社會主義經濟既要有計劃性，又要有多樣性和靈活性的觀點，關於許多生產資料可以作為商品在市場上流通的觀點，是頗為大膽開放和有新意的。21應該說，毛澤東、劉少奇在領導經濟體制改革方面有長達近20年的合作關系，在這方面的比較研究還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三
十多年來，對劉少奇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思想的研究雖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和進步，特別是研究劉少奇所作出的一些突出的貢獻和有特色的思想理論方面有了新的進展，但不論是與劉少奇這位偉大的理論家、革命家和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先驅所創建的寶貴財富與經驗相比，還是與今天改革開放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迫切需要相比，這方面的研究深度總的說來是遠遠不夠的。研究中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對劉少奇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思想缺乏系統的研究。雖然也有幾篇論文是從總體上研究其改革思路的，如葉健君、張金財的《劉少奇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探索》22、李素賢的《劉少奇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思想回顧》23，但是畢竟只是一個開頭，涉及的深度和廣度都有限。特別是目前還沒有一部系統研究劉少奇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思想的專著，雖然有個別研究劉少奇經濟思想的著作對經濟體制改革方面有專章研究，但還不是系統的和全面的。因此，在這個方面學術界還是任重道遠的。
第二，就目前發表的論文及專著中某一章節來看，大部分著重於對某一局部的體制改革思想的研究，這樣，有利於抓住某一改革思路，系統論述，得出明確的結論，也突出了劉少奇經濟體制改革思想中某些重要特色和突出貢獻。但一般來說，對劉少奇的改革思想概要介紹較多，而從理論上深入分析略顯不足﹔對當時條件下劉少奇怎麼說、怎麼做論述較多，而對該思想與今天的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踐有什麼關聯和啟示則論述較少。因而，其深度和影響也就不夠。
第三，對劉少奇經濟體制改革思想與毛澤東、鄧小平、陳雲等的經濟體制改革思想的比較研究探索不夠。雖然對毛澤東、劉少奇經濟體制改革思想的比較研究有了開頭，但還沒有專文論述，深入研究更是遠遠不夠，而對劉少奇、鄧小平、陳雲經濟體制改革思想的比較研究幾乎還是空白。
第四，基於上述幾點，也基於目前國內外對劉少奇經濟體制改革思想的研究和宣傳力度不夠，目前理論界和學術界對劉少奇經濟體制改革思想的探索還缺乏應有的實事求是的評價和認識。盡管有的論文肯定了劉少奇是“在我國最先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概念”，是“探索有計劃商品經濟的先驅”。但是理論界在評價和回顧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歷史進程的時候，往往忽略了劉少奇對探索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道路所起的重要作用。
劉少奇的艱辛探索，不僅僅是他一個人，我國在60年代初的國民經濟調整時期探索經濟體制改革使之適合生產力發展所取得的令人矚目的成就，也不是劉少奇一人的功勞，而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共中央領導集體的功勞。但不管怎麼說，劉少奇是當時處在第一線主持中央工作、全面負責國民經濟調整的，其他同志的種種有創造的改革主張，包括鄧子恢的建立農業生產責任制、包產到戶的主張，都是得到劉少奇的贊同和積極支持才得以實施的。這一時期是劉少奇經濟體制改革思想非常活躍的時期，他提出的許多改革經濟體制的思想和主張，也得到了其他負責同志的贊同和響應。以這一時期的很有特色的“主體——補充”論來說，1956年中共八大上陳雲作了這方面的發言，劉少奇則在八大前后都多次闡明這方面的觀點和意見。而“主體——補充”模式的具體落實，則是到60年代初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領導國民經濟調整時才得以實現的。例如，當時在劉少奇主持下中共中央制定的《關於城鄉手工業若干政策問題的規定》、《關於改進商業工作的若干規定》以及《農村人民公社條例60條（草案）》，都有關於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允許發展其他個體經濟成分作為補充的具體規定。
因此，我們應該加強這方面的研究，實事求是地評價劉少奇在50至60年代探索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所起的重要作用。這樣將更加有利於全面地回顧總結過去的歷史經驗，作為今天改革開放的有益借鑒。
四
為了進一步深入地對劉少奇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思想進行研究，探討劉少奇在探索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道路的實踐中所取得的寶貴經驗和教訓，為今天的改革開放服務，建議今后從以下幾方面加強研究：
第一，重視和加強從總體把握上對劉少奇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思想的研究，既要更多地寫出這方面的學術論文，也希望能有幾部這方面的專著出現。對這方面的研究，要系統化，應深入研究劉少奇經濟體制改革思想的理論基礎，它的突出的特點和貢獻，存在的歷史局限，以及它對今天的經濟改革的重要借鑒意義等。
第二，要進一步深入研究劉少奇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艱辛探索，總結它與今天的經濟體制改革的區別和聯系等。特別是要加強對那些目前還較薄弱方面的研究，例如：他的關於許多生產資料可以作為商品進行流通的觀點﹔社會主義經濟既要有計劃性，又要有多樣性、靈活性的觀點﹔大力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觀點﹔改革流通體制，以流通促生產的觀點﹔以公有制為主體，鼓勵多種經濟形式的發展，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的觀點﹔貫徹按勞分配，鼓勵多勞多得，兼顧公平和合理的觀點﹔建立專業化的公司或托拉斯，實現政企分開，讓企業自主經營，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的觀點﹔鼓勵職工集資和國家補助相結合，解決城市居民住房的觀點﹔建立勞動合同制，實行固定工與合同工相結合的觀點等等。
第三，加強對劉少奇與第一代中共中央領導集體其他成員在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思想方面的比較研究。例如：劉少奇與毛澤東經濟體制改革思想的比較﹔劉少奇與陳雲經濟體制改革思想的比較等，從中找出劉少奇在50至60年代經濟體制改革思想的獨到之處，正確評價它的歷史地位和作用。
第四，加強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經濟體制改革思想的比較研究，找出劉少奇和鄧小平在50至60年代期間的共同探索和鄧小平在80至90年代的新的探索之間的歷史淵源、有機聯系和實質性區別，更加清醒地認識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曲折發展歷程，認真地吸取和借鑒過去歷史中的有益經驗，從而自覺地掌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規律，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加速建設現代社會主義國家服務。
（作者單位：劉少奇紀念館）
注 釋：
①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讀》（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310頁。
② 李波人：《劉少奇對我國合作制和有計劃商品經濟的成功探索》《劉少奇研究論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317頁。
③ 黃祖琳：《劉少奇六十年代初期對發展農村商品經濟的探索》，《劉少奇與新中國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145頁。
④⑦ 魏興：《劉少奇經濟思想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301—311頁、303頁。
⑤ 《劉少奇與新中國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150—157頁。
⑥ 尹世杰：《劉少奇發展商品經濟的思想》，《劉少奇經濟思想研究》，湖南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55頁。
⑧ 陳紹疇：《調整生產關系，保護和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馬雲飛：《劉少奇“按經濟辦法管理經濟”思想的再考察》、榮開明：《劉少奇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可貴探索》，《劉少奇與新中國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7月版。
⑨ 劉崇文：《劉少奇在1956年前后的思考》，《劉少奇研究論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356—359頁﹔陳紹疇：《調整生產關系，保護和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劉少奇與新中國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80—82頁。
10《劉少奇與新中國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81頁。
11《教學與研究》1994年第1期。
12《劉少奇與新中國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128頁。
13同上書，第109—113頁。
14馬雲飛：《劉少奇“按經濟辦法管理經濟”的再考察》，《劉少奇與新中國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103頁。
15 《劉少奇研究論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419頁。
16同上書，第414—417頁。
17《劉少奇與新中國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88—89頁。
18同上書，第130—138頁。
19同上書，第143頁。
20同上書，第76—79頁、83—85頁、149—154頁。
21同上書，第50—52頁。
22《毛澤東思想論壇》1989年第2期。
23《沈陽師范學院學報》199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