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領導華中敵后抗日的軍事戰略與策略思想
劉少奇領導華中敵后抗日的軍事戰略與策略思想
黃祖琳
劉少奇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家、革命家、理論家，同時，也是偉大的戰略家和軍事家。他在領導華中敵后抗日游擊戰爭的偉大斗爭中，親臨第一線指揮，取得了成功地開創華中敵后抗日根據地、大規模發展華中地方武裝和新四軍武裝部隊、毀滅性地打擊敵偽頑反動武裝的偉大勝利。在這一階段的戰爭實踐中，劉少奇表現出出色的軍事戰略家和指揮家的遠見、膽略和才能。劉少奇在華中領導武裝斗爭的高超戰略和戰術思想是偉大的毛澤東軍事思想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他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創造性的發展的集中表現。
劉少奇領導華中敵后抗日的軍事戰略和策略思想，突出地表現在正確地認識和處理以下幾方面的辯証關系：（一）正規戰與游擊戰﹔（二）發展抗日武裝與建立敵后根據地﹔（三）反“掃蕩”與反“磨擦”﹔（四）戰略上統一指揮與戰術上獨立自主。
一、正規戰與游擊戰劉少奇是中共黨內最早堅持持久戰的戰略和全面抗戰路線，積極地身體力行地實行深入敵后開展游擊戰爭的領導人之一。
平津失守后，劉少奇果決地領導北方局撤退到太原和臨汾，與開赴山西前線的八路軍總部一道，迅速地組織和布置全體干部、軍民投身華北的游擊戰爭，明確地提出“要使八路軍和地方游擊隊發展到數十萬人槍”的響亮口號，並且於1937年10月寫出了《抗日游擊戰爭的幾個基本政策問題》的軍事理論著作，系統地闡述了華北發展游擊戰的有利條件、光明前途以及建立敵后根據地等一系列理論和實踐問題。在北方局和八路軍總部的領導下，華北和山東敵后抗日根據地最先在全國建立起來，敵后抗戰出現嶄新氣象，走出了持久抗戰的第一步。
徐州和武漢失守以后，中共中央作出了“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戰略決策。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撤消王明主持的長江局，建立由劉少奇任書記的中原局，領導長江以北、隴海路以南廣闊的華中大地的敵后抗戰工作。劉少奇臨危受命以后，分別於1938年底至1939年3月和1939年11月至1942年底兩次親臨華中領導和指揮敵后抗日游擊戰爭，歷時達4年之久。
在當時黨內仍有不少同志對發展敵后抗日游擊戰爭認識模糊、行動遲疑的時候，劉少奇高瞻遠矚地指出：“任何政黨隻有當他在抗日戰場上、在抗日的武裝斗爭中表現了自己的最大能力時，才能鞏固和發展自己，並在國際與國內的政治舞台上提高自己的地位，否則是不可能的。我們的黨當然也不能例外。”①而中共最能夠在抗日戰場上發揮作用、大顯身手的就是發動和組織游擊戰。游擊戰爭到哪裡去打？當然是到最艱苦、最困難、最危險的敵人后方去。共產黨人應該也能夠擔起這付重擔。
劉少奇認為，在華中發展抗日游擊戰爭，與華北一樣，同樣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和光明的前途。劉少奇具體分析了發展華中敵后游擊戰具備的重要條件。第一，敵強我弱，日本是一個現代的帝國主義國家，而中國是一個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國，在這種力量對比下，要在敵人戰略進攻階段就阻止敵人向內地深入和驅逐敵人出境是不可能的，中國大片領土的淪陷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戰爭不可能速勝﹔第二，又由於敵人是異民族，兵力不足和兵力分散，無法完全控制廣大的敵后佔領區﹔第三，由於中國舊統治者的腐敗，在敵人嚴重進攻下，不可避免地要逃亡和崩潰﹔第四，全國人民抗日情緒的高漲，進步勢力的壯大，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民的堅持斗爭，決定了中國不會滅亡，決定了戰爭將是長期的、艱苦的、卓絕的。從這些條件出發，就決定了共產黨必須堅持在敵后進行長期的大規模的游擊戰的戰略方針，就決定這種游擊戰爭所具有的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
劉少奇批評王明等人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時指出，他們一方面“不了解盧溝橋事變以后民族革命高漲的新形勢和主要斗爭形式的新變動”，“沒有把主要的注意力、工作的中心放在組織和發展敵后廣大鄉村中的抗日游擊戰爭上，而放在那些不久就要失守的城市中的群眾斗爭上”。另一方面，他們又對於抗戰形勢估計不正確，以為日本不會打到武漢來，中國軍隊可以在長江下游阻止敵人前進，中國可以速勝。因而“他們對於抗日戰爭中正規戰與游擊戰的相互關系有不正確的了解，不了解游擊戰爭在整個抗戰中的重要地位”，因此“他們就放棄了在敵后發展游擊戰爭的中心任務”。②劉少奇指出，“抗戰的主要戰爭形式是正規戰，也隻有正規戰才能最后戰勝敵人與驅逐敵人出境”，“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如果有可能的話，也應當採取正規戰的方式和敵人作戰，而且，也要用一切方法造成將來能夠和敵人進行正規戰的一切條件”，猛烈地向敵后發展游擊戰，將大量分散的游擊隊組織和訓練成正規軍，這就是為向正規戰轉化作准備，就是游擊戰向正規戰發展的必要過程。正規戰依靠和憑借廣大敵后地區軍民的游擊戰，支援和指導游擊戰，游擊戰配合正規戰，並且在條件准備好了的基礎上轉變為正規戰，這就是正規戰與游擊戰的辯証關系。從當時的具體條件出發，在抗戰的防御及相持階段，是不可能採取正規戰方式與敵人作戰的，在華中我們兵力不足，更無進行正規戰的可能。而隻有游擊戰既可以獨立自主進行，又在抗戰中具有極重要的地位。所以獨立自主地進行山地的和平原的游擊戰，才是共產黨應當採取的正確方針。
二、發展抗日武裝與建立敵后根據地獨立自主地開展敵后游擊戰，也同時必須獨立自主地發展抗日游擊武裝力量。
劉少奇在抗戰剛爆發時即指出：“在抗日戰爭中迫切需要到處組織武裝部隊，也迫切需要各種武裝部隊的聯合、集中、合並與改造。因此共產黨反對南京中央政府及某些地方當局禁止人民自由組織抗日武裝隊伍的方針，主張讓人民武裝起來，發給人民槍支，幫助人民武裝，不要怕抗日的武裝部隊太多太復雜。”③劉少奇一到達華中，立即宣傳貫徹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精神，把發展抗日武裝力量放到首要位置。他對華中的各級干部耐心地進行說服教育，使他們認識過去王明等人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他批評王明等人不發動群眾，不發展武裝，完全做國民黨的工具，執行的是一種“苦力政策”。針對一些人錯誤地講共產黨搞武裝發展是“招兵買馬”，劉少奇說：“打日本要用槍來打，有槍就要有兵，為抗日招兵買馬有什麼不好？有兵為什麼不招？有馬為什麼不買？發展抗日武裝，多多益善嘛”。針對東南分局負責人不敢發展新四軍搞所謂“精兵主義”政策，劉少奇指出“這是把自己捆死。新四軍第四支隊原有7000人，我們到時隻剩下4000人，不發展怎麼能精呢？”④1939年1月至3月，劉少奇率領中原局機關到達河南省確山縣竹溝鎮，對鄂豫皖邊發展抗日武裝情況進行具體了解，指示彭雪楓、李先念、陳少敏等分別在豫皖邊、鄂中、豫南大力發展武裝，並且將這一部署和發展情況報告中央。3月劉少奇奉命回延安后，又連續對中原地區武裝發展作出一系列指示。
1939年4月21日中共中央根據劉少奇初到華中工作的情況及意見，立即發出“關於發展華中武裝力量的指示”，指出：“新四軍在江北指揮部應成為華中我武裝力量之領導中心，除指揮我原有武裝外，更有建立及發展新隊伍之任務。”⑤4月底，根據劉少奇的指示，陳少敏等率豫南信陽挺進縱隊及竹溝留守處部隊與李先念在鄂中會師，不久成立新四軍豫鄂獨立游擊支隊。劉少奇指示“目前豫鄂邊各地黨以建立武裝部隊為中心任務”，“目前鄂中黨的中心任務是在最短期內，擴大與創立一支5000人以上的黨可直接領導的新四軍”。⑥1939年11月，劉少奇到達淮北。此時彭雪楓在豫皖邊已建立和發展了一支7000余人的游擊隊，並且已開始走向正規化，部隊紀律好，戰斗力強。劉少奇對此十分滿意。11月11日，劉少奇致電中央書記處，報告雪楓部隊情況，要求延安抗大派兩百人來作骨干，計劃年內擴大雪楓部2萬至3萬人。
12月初，劉少奇到達皖東，立刻部署華中地區武裝部隊的擴大和發展。（一）鄂中李先念部（新四軍鄂豫挺進縱隊）在半年內發展至2萬人槍﹔（二）豫東彭雪楓部（第六游擊支隊）發展到3至4萬人槍﹔（三）江北新四軍也應迅速擴大原有武裝，四、五支隊分別擴大到1萬人以上﹔（四）在蘇皖邊，半年內發展黨所領導的游擊隊3萬人槍，自衛軍30萬人。其它地區發展自衛軍均應為游擊部隊的10倍左右。
1940年1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指示，要求山東、華中地區把發展武裝力量作為一切工作的中心，肯定了劉少奇在華中發展武裝的部署和計劃。
在大力發展游擊武裝部隊的同時，劉少奇把擴大和發展華中抗日根據地也同樣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他說“游擊戰爭是要有根據地的，沒有根據地就不能長期堅持”⑦。他每到一地，都強調，打仗要有人，要有槍，同時也要有個“家”。劉少奇形象地把發展抗日武裝和建立根據地的關系比喻為“人”與“家”的關系，這個“家”就是要建立根據地。他說“歷史上的流寇主義，沒有一個能夠成功，抗日戰爭沒有根據地也不可能取得勝利”⑧。劉少奇堅持貫徹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關於發展華中的指示，把創建華中敵后抗日民主根據地看成是一項關系抗日戰爭全局和影響今后建立民主和平的新中國的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任務。
1939年春夏，劉少奇對創建鄂中、豫南、豫東的抗日根據地作了部署。同年11月，劉少奇到達淮北時，立即指示彭雪楓部“集中力量創建永、夏、蕭、宿四縣根據地”，同時要求“在杞、太、淮及鹿邑、亳州、商丘等地建立小塊根據地，以便將來聯系成大塊”。
同時，劉少奇以戰略家的眼光，瞄准了蘇北：“准備在一二個月后，主力部隊及省委干部抽一部即越過津浦路東，去創造蘇北根據地。在蘇北，我們活動的可能性更大，更可放手。”⑨
12月初，劉少奇率中原局機關到達皖東，通過詳細調查了解，覺得皖東明顯存在的問題是“地方工作薄弱，建立根據地觀念甚微弱，而國民黨則調集相當大的兵力到皖東向我壓迫，命令我們過江南”。12月19日，劉少奇在就華中地區工作部署致中央書記處的電報中說：“在武漢失守后，大約有好幾個月時間，使我們完全有可能建立相當完滿的皖東抗日根據地，我們是（處於）失去歷史發展這種特殊的窘迫。如果敵情及全國大局沒有大的變化，目前我們在皖東隻能求得某種有限度的發展，而有大發展希望的地區是在江蘇北部”[10]。
根據這種形勢，劉少奇作出部署，新四軍四、五支隊一部分留皖東，加強和鞏固原來基礎，其余部分北渡淮河開赴皖東北，配合彭雪楓部向蘇北大發展。12月中旬至次年初，劉少奇主持召開三次中原局會議，調整組織，統一思想，作出了向蘇北發展、建立鞏固的華中敵后根據地的具體部署。除了四、五支隊一部北上，配合彭雪楓部東進以外，同時致電中共中央，建議調遣八路軍一部南下，新四軍陳毅部由蘇南北上。三支隊伍合力開辟蘇北。會后，劉少奇決定自己親赴皖東北實施東進計劃。
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完全同意劉少奇發展和開辟皖東北、蘇北根據地的部署，並且派遣黃克誠率八路軍第二縱隊主力三四四旅南下，命令“三四四旅應速開動，其電台即與胡服聯絡”，“八路軍到華中后，則應堅決爭取全部蘇北在我手中。陳毅部隊立即向蘇北發展”[11]。
經過半年多的艱苦奮戰，1940年10月，南北各路大軍勝利會師蘇北鹽城，劉少奇率中原局同時到達。至此，我豫、皖、蘇根據地基本建立，與華中抗日根據地聯成一片，基本完成中共中央關於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重大戰略任務，為爭取抗戰的最后勝利奠定了基礎。
皖南事變發生后，中共中央在鹽城成立了以劉少奇為書記的華中新四軍軍分會和以陳毅為代軍長、劉少奇為政委的新四軍軍部。劉少奇進一步提出“建設正規化黨軍”的任務。不到一年時間，新四軍7個主力師由9萬人發展到135萬人。華中抗日根據地進一步擴大和鞏固，包括以蘇中、蘇北、淮南、淮北、鄂中為中心的廣大地區，“面積共約18萬方裡，如加我軍經常游擊活動的地區，則約有25萬方裡”，根據地人口“約共有1500萬人，約佔敵后人口1/3以上”。[12]
斗爭實踐証明，發展抗日武裝和建立敵后根據地是獨立自主地堅持敵后游擊戰爭的不可缺少的兩輪。發展武裝，取得軍事斗爭勝利是建立根據地的基本條件，建立根據地是發展和堅持武裝斗爭的基本保証。劉少奇堅決貫徹中央精神，緊緊抓住了這兩個輪子，贏得了實現發展和鞏固華中的戰略目標的勝利。
三、反“掃蕩”與反“磨擦”
華中敵后游擊戰自始至終都是在與日軍、偽軍和反共頑固派軍隊的三角斗爭中進行的。共產黨和新四軍是在敵偽頑三方面的夾擊中，在反對敵偽的“掃蕩”和頑固派的“磨擦”中求得生存和發展的。這就必得要求這場斗爭的領導者和指揮者正確處理好反“掃蕩”與反“磨擦”的關系，運用正確的戰略戰術，取得民族解放戰爭和國內政治斗爭的勝利。
反對和粉碎日偽軍的“掃蕩”，乃至最后驅逐日軍出境，是國共兩黨兩軍共同戰斗的目標，是完成民族解放斗爭的大方向﹔也是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地開展敵后游擊戰的戰略性任務。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從抗戰開始，便作好了在極其困難條件下與日軍長期艱苦作戰的准備。
自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日軍加緊實施對國民黨的政治誘降陰謀。共產黨在華北、華中敵后的發展，引起了國民黨的恐慌，國民黨趁機對共產黨採取種種限制和打擊的政策。因此，國內形勢中暗流漸長，投降、分裂、倒退危險嚴重存在，華中成了國共磨擦的焦點所在。因此，既要反“掃蕩”，又要反“磨擦”，就成了共產黨發展華中抗日根據地所面臨的嚴峻考驗。
1939年底，劉少奇到達皖東的時候，正是國民黨反共頑固派向華中新四軍發起猖狂進攻，到處挑起“磨擦”的時候。面對國民黨妄圖把新四軍趕出華中的陰謀，劉少奇針鋒相對，親自領導和指揮了一系列出色的反“磨擦”戰。
1940年3月4日，國民黨桂系部隊李品仙部進攻皖東定遠縣以南的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和第四支隊。3月6日，劉少奇急電中共中央書記處：“廣西軍與我四、五支隊之沖突，將不可避免。我已決心迎擊來皖東向我進攻之廣西部隊，並進一步鞏固我在皖陣地。”在劉少奇、張雲逸等的直接指揮下，新四軍四、五支隊一舉擊潰了桂頑的進攻。
3月21日，國民黨韓德勤部趁李品仙部進攻津浦路西之機，出動頑軍1萬余人，圍攻淮南津浦路東半塔集的新四軍部隊。22日，劉少奇和張雲逸向半塔集的新四軍第五支隊留守部隊下達命令：“動員和組織一切力量，堅守半塔，待路西主力軍揮戈東援，殲滅韓頑。”新四軍四、五支隊、蘇皖支隊及挺進縱隊奮力合擊，殲滅頑軍3000余人，把頑軍全部趕出皖東地區。
半塔保衛戰的勝利，打擊了頑軍氣焰，鼓舞了新四軍斗志，為鞏固皖東，開辟蘇北抗日根據地指明了方向。6月，劉少奇親自部署了郭村保衛戰，並取得勝利。9月至10月，與陳毅密切配合，迎頭痛擊向蘇南進攻的韓部主力，取得黃橋戰役的決定性勝利，從此奠定了蘇北抗日根據地的堅實基礎，打開了華中抗戰的新局面。
1949年3月，劉少奇關於建立蘇皖地區根據地致張愛萍的信中指出：為了在蘇皖地區建立鞏固的抗日根據地，“必須打破蘇皖地區一切漢奸、投降派、頑固派、反共派對我們的阻礙”[13]。1940年5月，劉少奇又指示：“目前蘇北黨的總任務是：迅速從思想上、組織上、武裝上准備自己，以現在蘇北的新四軍部隊為基干，抵抗敵寇、漢奸及頑固反動勢力對於我黨我軍的圍攻，徹底戰勝頑固反動勢力，建立民主的抗日政權與根據地，以便最有效力地長期堅持蘇北敵后抗戰，直至最后勝利。”[14]
事實証明，反“掃蕩”必須反“磨擦”﹔反“磨擦”是為了更好地反“掃蕩”。隻有堅決地、大膽地打退頑固派的進攻，才能克服投降和分裂危險，堅持抗戰到底。劉少奇尖銳地批評了在反“磨擦”斗爭中的機會主義思想，他指出：犯右傾錯誤的同志“在反共頑固派陰謀和無理進攻的面前沒有警惕性，一味退讓，重復大革命時期陳獨秀式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因而遭到慘重的失敗”。
劉少奇認為，在反“磨擦”的斗爭中，既要針鋒相對，又必須執行正確的策略。首先要嚴格遵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自衛原則和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其次，對頑固派要區別對待，首先打擊最頑固的分子，而暫時和緩另外一些頑固分子。其三，要努力團結進步分子，爭取中間分子，孤立頑固分子。其四，必須堅決打擊日、偽，提高我黨我軍的政治威信，然后才能勝利地打擊頑固派[15]。
劉少奇批評了在反“磨擦”斗爭中不注意斗爭策略的“左”傾錯誤。指出，有的地方在反“磨擦”中超出了有理、有節的原則，隻圖有利，造成原則錯誤﹔有的地方把頑固分子當作漢奸，把中間分子當作頑固分子等等過火斗爭，都對整個斗爭形勢造成了不應有的損失。總之，堅持反“磨擦”斗爭，既要反對一味退讓的右傾思想，又要反對不講策略、擴大打擊面和超過打擊限度的“左”傾錯誤。
在華中各根據地打退國民黨頑固派的進攻，取得反“磨擦”的勝利，頑軍基本瓦解，根據地更加鞏固的基礎上，便可以集中力量打擊和粉碎敵偽的“掃蕩”了。1940年春夏，江北新四軍在劉少奇指揮下，粉碎了日偽對我皖東、皖東北根據地的多次“掃蕩”。1941年夏，華中新四軍在劉少奇、陳毅的指揮下，堅決地粉碎了日偽對我津浦路東、蘇南地區及蘇北地區的分區“掃蕩”。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和華中抗日根據地也在堅決的反“磨擦”和反掃蕩中壯大、發展和鞏固。這也就為大反攻階段的到來“從思想上、組織上、武裝上准備了自己”。
四、戰略上統一指揮與戰術上獨立自主
抗日游擊戰爭的作戰方法，與土地革命時期的紅軍游擊戰是不同的。這是更大范圍、更大規模以及更加復雜的民族戰爭與階級斗爭交織著的一場人民戰爭。特別是在華中的敵后游擊戰，因為進入抗戰的相持階段以后，日軍、國民黨軍隊及我方均膠著於這塊戰略要地，爭奪十分激烈。
關於抗日游擊戰爭的指揮原則，毛澤東說過，一方面反對絕對的集中主義，同時又反對絕對的分散主義，“應該是戰略的集中指揮和戰役戰斗的分散指揮”相結合[16]。劉少奇把敵后游擊戰的一般指揮原則巧妙地運用於與敵、偽、頑多方作戰的華中敵后戰場，表現了他卓越的戰爭指揮藝術。
劉少奇首先強調戰略上的統一指揮原則，因為這是實現開辟廣闊的華中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全局的需要。這裡包括對長江以北、隴海路以南的華中所有我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即新四軍、八路軍和地方游擊隊的統一指揮，也包括各個游擊區及淮北、淮南、皖東北、蘇北、蘇南、鄂中各抗日根據地游擊部隊各自的戰略統一指揮問題。劉少奇每到一地，總要先解決統一指揮問題，並將解決方案向中央提出建議和報中央批准。例如隴海路以南、淮河以北的游擊部隊較分散，劉少奇決定統一由彭雪楓、黃克誠指揮﹔為統一江北各路新四軍部隊，中央決定由劉少奇統一指揮﹔新四軍一、二支隊北上，新四軍華中總指揮部成立后，江北部隊統歸劉少奇、陳毅指揮。皖南事變后重建新四軍軍部，中央沿此指揮關系不變，劉少奇任政委，陳毅代軍長，下轄7個主力師。由於有了對華中地區游擊武裝強有力的統一領導和指揮，這就保証了新四軍部隊能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猛烈地發展到10多萬人槍，並迅速地做好戰略展開，完成鞏固淮北、皖東、豫鄂邊，開辟蘇北抗日根據地的任務。
根據華中敵后抗日戰爭嚴峻的形勢和與敵、偽、頑之間三角斗爭的復雜局面，劉少奇也同時強調，對於反“掃蕩”與反“磨擦”這兩種分別與日軍和頑軍進行的戰爭，須要兩套不同的戰法，須要兩種不同的戰略戰術原則。
對日寇的反“掃蕩”戰爭，應當是在戰略統一指揮下獨立自主地開展游擊戰爭。反“掃蕩”戰的作戰原則，主要包括兩點：
第一，爭取頑軍、友軍的合作和協同作戰。例如1941年夏，為了粉碎日軍對鹽阜的大規模“掃蕩”計劃，劉少奇、陳毅要求各師“要懂得韓德勤、陳、李投敵於我極不利”，“對陳泰運、李明揚中間派的部隊，更應該實際幫助，免為被迫變為敵之工具”。當然，對頑軍要爭取，又要時刻提高警惕。
第二，“軍事上以分散游擊，避免決戰為主，但能爭取較大勝利時，應決心實施較大兵力突擊”[17]。這樣就能有效地達到保存自己有生力量和消滅或擊潰敵人之一部的目的。具體作戰方針是，在敵開始“掃蕩”時，我採用阻擊、分散、糾纏、夜襲、伏擊等作戰法，阻滯敵人前進，掩護根據地民眾實行堅壁清野、破路、逃反等工作﹔主力集中機動位置，選擇有利地形，待機予敵一部或一路以殲滅，同時小部隊不斷襲擾敵人，保持接觸。這種軍事上的分散、伏擊和合擊行動，必須發揮游擊部隊高度的靈活性和獨立自主的能力。但這一切又都必須在游擊區指揮機關及首長的統一領導下進行。例如1939年12月21日的周家崗反“掃蕩”戰，敵偽3000多人分三路竄犯津浦路西根據地的所在地周家崗，劉少奇和張雲逸根據敵我形勢決定“避敵鋒芒，擊其弱翼”[18]。戰斗開始后，我利用山地設埋伏，敵遭伏擊又被分割和追擊，敵傷亡近200人，我收復了周家崗、復興集、古河鎮等失地。
對於敵人大規模的“掃蕩”行動，則一開始便應避免與敵人決戰。劉少奇說，“敵人較大的掃蕩戰役，總是分若干路向中心區合擊，然后反復掃蕩，再向據點撤回。我們應付的辦法是：當敵人合擊與反復掃蕩時，主力應切實避免與敵人作戰，不要去企圖阻止或打擊敵之一路，而應分散向四周邊區及敵佔區行動”，“隻留小部隊在中心區游擊周旋”，“待敵撤退時，主力再轉回中心區”[19]。
至於反“磨擦”的戰爭，劉少奇認為，既不能採取反“掃蕩”戰中的戰略上的統一與戰役戰術的獨立自主的指揮原則，也不能照搬紅軍土地革命時期採用的“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的作戰方法，而應當是在戰略、戰役以至戰術上都要統一指揮，特別是在政策上更須統一。因為與頑軍的沖突磨擦既是軍事斗爭，又是政治斗爭，是統一戰線內堅持獨立自主的斗爭，具有很強的政策性。所以往往一場並不大的“磨擦”戰，是打或不打，勝或敗，都關系到全局，具有戰略性影響。如果是規模較大的反“磨擦”戰，則更應該慎重。例如，劉少奇曾在處理皖南事變的危急關頭及時向中共中央提出對國民黨政治上進攻、軍事上暫緩進攻的建議，中央和毛澤東採納了他的建議，改變了原擬政治上、軍事上同時予以反擊的決策。這一切，都是從戰略全局出發考慮的。
根據共產黨對付國民黨頑固派的有理、有利、有節的政治斗爭原則，在軍事上，劉少奇親自指揮的華中敵后根據地反“磨擦”戰中，一般採用“以守為攻”、“孤守待援”的作戰方針。例如大橋鎮、半塔、郭村、黃橋等保衛戰均採取這種戰法。攻守得當，速戰速勝，戰后講和，充分體現了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而要做到攻守巧妙得當，及時出擊，及時收兵，速戰速勝，沒有領導者高瞻遠矚的全局統一指揮和各作戰部隊的協同動作，是完全辦不到的。
1940年10月的黃橋戰役，是由劉少奇和陳毅在整個華中范圍內統一指揮，互相配合而取得的一次反頑戰爭的重大勝利。9月1日，劉少奇即電告陳毅、粟裕：“估計韓德勤有於最近向我進攻之可能，而以向你們進攻之可能性最大”。“韓部如進攻你們，決令蘇北各部不顧一切南下﹔但韓部如向北進攻蘇支，你們亦應向東台、鹽城北進增援”。同時，又致電張雲逸、彭雪楓、黃克誠等，如韓部大舉進攻我南面新四軍，我蘇北各部必須不顧一切南下，向鹽城、東台、興化攻擊前進，以便增援，擊破韓之主力。同時對西部桂系部隊則採取和緩牽制的方針，以集中力量解決韓部。9月底10月初，韓部果然向黃橋大舉進犯，在陳毅、粟裕指揮下，新四軍一、二、三縱隊奮起自衛殲滅頑軍萬余人。與此同時，黃克誠率八路軍第5縱隊南下向阜寧、鹽城推進，新四軍四、五支隊經淮安、寶應向東推進，對韓頑造成強大壓力。這次江北新四軍統一作戰行動，取得了開辟蘇北根據地的重大戰果。
對付頑軍的突然襲擊和在危急情況下，劉少奇也善於運用“圍魏救趙”的戰法。例如，1940年3月初反擊桂軍的定遠大橋保衛戰，頑軍5000多人從南、北、西三路合圍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大橋鎮，這時鎮內僅有守軍一個特務營。劉少奇和張雲逸一方面命令留守特務營堅守待援，布置四、五支隊主力對付西、南進犯之敵﹔同時急調四支隊十四團攻打頑軍顏仁毅部巢穴定遠縣城，調動顏回師北返。經過9天戰斗，取得了這次保衛戰的勝利。
劉少奇批評了反“掃蕩”與反“磨擦”這兩種完全應該有不同指揮原則的戰爭中存在的種種戰略戰術上的錯誤作法。例如，在反“磨擦”戰中，有些指揮員不嚴格聽從指揮部的統一指揮，認為可以打時就打，不可以打時就不打，或隨便轉移方向，擅自指揮部隊行動。他們機械地把紅軍時期游擊戰的戰略原則用到了反“磨擦”戰中，隻注意戰役上、戰術上爭取勝利，而不注意上級交給的戰略任務的完成，結果造成了整個反“磨擦”戰的被動和不利﹔而在對日作戰中，有的部隊在戰略上嚴格服從上級指揮，而在戰役戰術上又常常抱怨上級指揮太少。劉少奇指出，在反“掃蕩”戰中，不能忽視對反共武裝的警戒﹔在反“磨擦”戰中，也不能疏忽對日偽軍的警戒。在一定時候，應該集中主力對付一方面，而避免兩面出擊﹔當集中主力對付一方面時，要分析矛盾，利用矛盾，集中全力對付主要敵人，不可因擔心兩面夾擊而畏首畏尾，征途動搖。這些作戰原則，都是華中敵后抗戰的具體實踐經驗的總結，是馬克思主義軍事辯証法在敵后游擊戰爭中的靈活運用。
注釋
①《緬懷劉少奇》，第113頁。
②③⑦[12][14][19]《劉少奇選集》上卷，第270、86、88、283、168、242頁。
④據《劉少奇在皖南》郭述申、劉順元回憶。
⑤[11]《新四軍文獻（1）》，第126、151頁。
⑥[18]《劉少奇主持中原局》，第60、120頁。
⑧[10][13][15]《劉少奇在皖南》，第106、22、38、38—39頁。
⑨《淮北抗日根據地》，第29頁。
[16]《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435頁。
[17]《新四軍文獻（2）》，第284—285頁。
（來源：《黨的文獻》199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