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團中央總書記到黨中央書記處書記——任弼時維護和加強黨的領導的理論與實踐

從團中央總書記到黨中央書記處書記

——任弼時維護和加強黨的領導的理論與實踐

夏遠生

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領導者任弼時，是維護和加強黨的領導的開拓者和卓越的實踐者。他同種種削弱或背離黨的領導的錯誤傾向，如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張國燾的分裂主義、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進行堅決的斗爭。他重視加強人民軍隊的政治思想建設，保証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他重視革命根據地的黨的建設，努力發揮黨的領導在根據地建設和武裝斗爭中的保障作用。他強調建設三三制民主政權中要鞏固黨的領導作用。他認為黨要在思想上領導全黨，黨中央要正確地掌握黨內思想問題、糾正黨內錯誤，才能實現黨的正確領導。他在確立毛澤東為中央領導核心、確立毛澤東思想為全黨指導思想的過程中，作出了獨特的貢獻。

一、任弼時維護和加強黨的領導的基本貢獻

從團中央總書記到黨中央書記，任弼時維護和加強黨的領導的理論與實踐，幾乎貫穿他的革命一生。任團中央總書記時，任弼時堅決維護和自覺接受黨對團組織的領導，為加強黨的領導、壯大黨團組織創造了條件。參與中央政治局領導工作以后，他更加注意維護和加強黨的領導，同削弱或背離黨的領導的錯誤傾向進行堅決斗爭。在領導革命根據地和人民軍隊建設中，他注意保証黨的絕對領導、健全黨的領導，成績突出。作為黨的著名組織家，他深切了解組織建設對於實現黨的領導和發展黨的事業的意義，在各個革命時期都為發展壯大黨的組織不遺余力。進入中央書記處領導崗位以后，他全力協助毛澤東領導延安整風，起草黨的歷史問題決議，召開黨的七大，為開創黨的建設偉大工程建樹很多。

作為黨的建設的理論家和組織家，任弼時的偉大貢獻集中體現在下列方面：

1.任弼時一生致力於維護和加強黨的領導，推進黨的建設，鞏固黨的組織，為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奠定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做出了自己的獨特貢獻。

2.任弼時作為中央秘書長和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力協助毛澤東領導延安整風，起草黨的歷史問題決議，召開黨的七大，為開創和推進黨的建設的偉大工程，辛勤操勞，頗有建樹。

3.任弼時在長期的黨建實踐中，敢於和善於同黨內“左”右傾機會主義作斗爭，在反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和張國燾分裂主義的過程中，體現和捍衛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建黨原則，努力避免黨的危機，全力健全黨的肌體、鞏固黨的團結、實現黨的統一。

4.任弼時在領導革命根據地的斗爭中，對於根據地黨的建設十分重視，他所領導的湘贛、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在“建立黨的堅強領導”、堅持黨對武裝力量的絕對領導、保証完成黨的艱巨任務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績。

5.任弼時長期從事黨的領導工作，善於總結黨的建設和斗爭的歷史經驗，所提出的一系列閃耀著馬克思主義光芒的理論觀點，豐富了毛澤東思想理論寶庫。

6.任弼時就如何認識黨性、增強黨性和自覺鍛煉黨性作過較為系統的闡述，而且他本人就是具有堅強黨性、堅持黨性修養、模范地實踐共產黨人黨性原則、躬行駱駝精神的優秀共產黨人，為后代共產黨人樹立起黨性原則和黨性精神的豐碑。

任弼時在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方面所作的艱辛探索和卓越貢獻，在中國共產黨的建設史和發展史上譜寫了光輝的篇章。

二、任弼時維護和加強黨的領導的基本實踐

翻開中國共產黨的斗爭歷史，清晰地書寫著任弼時的光榮和驕傲。任弼時是中國共產黨早期優秀黨員、黨和人民軍隊的卓越領導人之一。他經歷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十年內戰、抗日戰爭、全國解放戰爭。在中國革命斗爭的每一個關鍵時刻，他審時度勢，提出明確的主張和建議，克服危機、力挽狂瀾，推動黨的建設和革命事業向前發展，顯示了他作為黨和人民軍隊卓越領導人的氣質和智慧，為中國革命建立了豐功偉績。正因為如此，他成為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成員，成為黨和人民愛戴的優秀領袖人物。

黨的建設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加強和完善黨的領導。任弼時在維護、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的長期實踐中，具有以下突出的特點：

（一）從團中央書記到黨中央書記，始終致力於維護和加強黨的領導

任弼時是中國青年的導師，是青年工作和青年運動的主要領導者之一。1920年他就成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批團員。1924年從蘇聯學習回國后，他歷任共青團中央局組織部主任、團中央執行委員、代理總書記、總書記，成為大革命時期共青團的主要領導人。那時候，黨還處在幼年時期，團組織所起的作用十分重要。他明確提出把共青團置於黨的絕對領導之下的根本原則，要求青年團布爾什維克化，免除過“左”、過右及妥協的傾向，與黨同時實現布爾什維克化。在轟轟烈烈的五卅運動中，他抓住時機，放手發動青年，參加反帝愛國運動，在斗爭中壯大團的組織，並且把三分之一的團員輸送給黨，壯大了黨的隊伍。同時，他希望黨加強領導，給予共青團以“組織方面和鼓動方面的全面幫助”【《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4頁。】。1927年在共青團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任弼時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共青團“在黨的領導下”【《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26頁。】確定中國革命遠景和團的工作新方針的概念和工作思路。

在1927年的風雲變幻中，任弼時先后當選為第五屆中央委員和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自此參與中共中央的領導工作，致力於維護和加強黨的領導，推進黨的建設，鞏固黨的組織，為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奠定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做出了自己的獨特貢獻。任弼時在領導革命根據地的斗爭中，對於根據地黨的建設頗多建樹，湘贛、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在“建立黨的堅強領導”、堅持黨對武裝力量的絕對領導方面，有突出的成績。任弼時作為中央秘書長和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力協助毛澤東領導延安整風運動，起草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加強黨的團結和統一，籌備召開黨的七大，為開創和推進黨的建設的偉大工程，辛勤操勞，創立了功勛。黨的七大期間，他在自己的發言稿的第四部分專門寫了《關於黨的領導問題》一節，進一步論述加強黨的領導問題，指出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鞏固黨的意義。

（二）敢於和善於同黨內“左”右傾機會主義作斗爭

任弼時在長期的領導活動和黨建實踐中，敢於和善於同黨內“左”右傾機會主義作斗爭，在反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和張國燾分裂主義的過程中，體現和捍衛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建黨原則，努力避免黨的危機，大力健全黨的肌體，鞏固黨的團結，實現黨的統一，加強黨的領導。1927年，團中央總書記任弼時在中共五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他堅持真理，代表團中央幾次面對面地向當時黨中央的領導者提出批評意見，敢於抵制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方針，大膽提出正確的革命主張以力圖挽救黨的危機。大革命失敗后，他在八七會議上當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奉命赴湖南指導工作，批評盲動主義傾向，果斷停止了第二次長沙暴動的冒險計劃。並在向黨中央的報告中實際上支持了毛澤東把秋收起義軍引向農村的決斷。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舉行期間，他在國內，與李維漢、羅登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參與對各省黨組織和土地革命的指導，著眼於發展黨的組織和工農武裝，提出創造鄉村割據，為克服“左”傾盲動主義，促進黨的建設和發展，作出了貢獻。1931年被派到中央蘇區后，他曾一度執行了王明“左”傾錯誤政策，但很快認識到其中有問題，強調要學習毛澤東、朱德建設革命根據地的經驗。任弼時既不得不執行中央的“左”傾路線，又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毛澤東為代表的蘇區正確路線，支持了毛澤東的領導工作。在蘇區黨的建設工作中，任弼時注意理論聯系實際和調查研究，總結符合實際情況的工作規律，檢查黨的方針是否正確。他強調黨在蘇維埃區域的任務是“在正確的階級路線之下領導並組織所有工農群眾來鞏固並發展蘇維埃政權和紅軍，保証黨對政權紅軍及其他武裝組織和群眾組織的絕對的領導作用”，鞏固黨的組織，堅強黨的無產階級基礎，增強黨的領導作用，成為最先決最重要的問題。【《任弼時傳》（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74頁。】在黨的組織工作上，有針對性地提出建立集體領導、巡視制度和加強黨內民主的建議。在領導肅反工作中，努力堅持實事求是作風，正確估價干部隊伍，加強黨對肅反工作的領導，保護了許多好同志，消除“肅反擴大化造成的恐怖現象”。【《任弼時選集》，第93頁。】他指出：“肅清一切‘左’右傾機會主義和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求得黨思想上的布爾什維克的一致，才能保障目前各種戰斗任務的徹底完成。”【湘贛省第三次黨代表大會《政治決議案》，《湘贛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冊》。在同張國燾分裂主義的斗爭中，任弼時體現和捍衛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黨性原則。任弼時的堅強黨性，首先表現為他有堅定的政治原則性和嚴格的組織紀律性，自覺地維護黨的集中和統一。他在《對晉綏土改整黨工作的意見》等文章中，全面分析了一些地方存在的“左”傾錯誤的嚴重危害，正確指導了解放戰爭時期的土改和整黨工作，得到毛澤東的贊揚。

（三）全力維護和加強黨的領導

任弼時擔任團中央總書記期間，就堅決維護和自覺接受黨對團組織的領導，既使團的工作得到大發展，也為黨領導的斗爭和黨組織的擴大准備了力量。參與黨中央領導工作以后，任弼時更加注意維護和加強黨的領導，同種種削弱和損害黨的領導的錯誤傾向進行堅決的斗爭。1928年留守中央時，他強調“質量強健的黨雖然黨員數量不多，它必定比人數多過數倍而不活動的組織要強萬倍”。【《任弼時選集》，第48頁。】1934年底開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之后，任弼時堅持黨的一元化領導，保証黨掌握革命根據地的領導權，強調“要決心創造蘇維埃根據地”，必須“建立黨的堅強領導”﹔堅持黨對武裝力量的絕對領導，保障黨在革命戰爭中的指揮權，強調“加強對武裝的領導和組織，加強游擊戰爭的領導”【《任弼時選集》，第85頁。】﹔要求“黨和政府要經常檢查下面的工作，如果隻管發決議，下命令，不去檢查，這種官僚主義的領導方式，對於我們是最有害的”【《任弼時選集》，第90頁。】。要求“建立鞏固的無產階級骨干和加強黨的領導”。【《任弼時選集》，第95頁。】對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黨的建設、軍隊建設和政權建設，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長征后期，任弼時在促進全黨全軍實現團結統一的領導方面起到了特殊的作用。1936年7月10日的電報中，任弼時就向黨中央表明：“為著不放鬆目前全國極有利局勢，使我黨擔負起當前艱苦的歷史任務，我深切感覺黨內團結一致、建立絕對統一集中的最高領導是萬分迫切需要，而且是不能等待七次大會的。”【《任弼時傳》（修訂本），第444-445頁。】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后，取消了政治委員制度，政治工作明顯削弱。為了糾正這種傾向，任弼時同彭德懷等向黨中央寫報告，提出打破國民黨的限制，重新恢復紅軍的政治制度，加強軍隊的政治思想建設，保証黨對部隊的絕對領導。這是八路軍在新的形勢下，堅決接受黨的領導，切實執行黨的路線，發揚人民軍隊的光榮傳統，並在抗日戰爭中成長為一支英勇抗戰模范部隊的重要保証。后來在陝甘寧邊區“三三制”政權建設中，任弼時明確提出“建立‘三三制’政權並不是要放棄政權中黨的領導作用﹔相反的，我們要鞏固這種領導”，【《任弼時選集》，第261頁。】使邊區政權建設以黨的抗戰與民主的政治主張為共同的政治基礎，保証黨在“三三制”政權中的政治優勢和領導作用。實現黨的領導作用，主要是“依靠黨的主張的正確性，依靠黨員活動的積極性”。1942年，在講述抗日根據地的黨政軍民關系，理順中央、西北局的領導關系時，任弼時提出建立和實行黨的一元化領導，以黨為核心來領導整個黨政軍民工作。【《任弼時年譜》，第434頁。】解放戰爭時期，任弼時強調：“在整黨過程中，領導機關所要注意的，不應該是很多很重地處分黨員，而應該是發揚民主，正確利用批評自我批評的武器來達到原則上的分清是非，達到糾正黨內存在的不純和改善領導作風的目的。”【《任弼時選集》，第453頁。】

（四）鞏固和發展黨的組織以實現黨的領導

任弼時在黨中央工作期間，既是重大方針政策的參與制定者，又是各項方針政策的切實執行者。他深切地了解黨的組織建設對於實現黨的領導和推進黨的建設的重要意義，所以他在各個革命歷史時期都十分關注黨的組織建設和發展。他的《白色恐怖下的黨組織整頓和秘密工作》、《目前黨在組織上的中心工作》兩篇文章，分別解決了白區斗爭下黨的組織形式如何適應形勢的問題和蘇區條件下黨支部工作規程的問題。1938年，任弼時在向共產國際的報告中指出：“中國黨更加要健全和發展自己的組織，鞏固黨在抗戰中的領導，是黨在建設問題上最基本的任務。”【《任弼時選集》，第206頁。】任弼時1940年參加中央書記處工作，負責中央組織部、青委、婦委等部門。1941年被任命為中央秘書長后，即著手整頓中央的辦公機關，逐步建立了一套工作制度、行政制度和供應制度。他為黨的組織領導工作和日常行政工作逐漸走向正規化做出了貢獻。延安整風后期，任弼時協助毛澤東領導中央機關的精兵簡政。1943年3月16日，任弼時代表書記處提出初步方案，經中央政治局會議多次討論，通過了《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確定中央政治局“擔負領導整個黨的工作的責任”，中央書記處“有權處理和決定一切日常性質的問題”，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之下設立宣傳委員會和組織委員會。這次精簡整編，在黨的建設特別是組織建設上意義深遠，它從組織上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袖地位，為黨的七大在組織方面奠定了基礎，增強了領導效能，同時為全黨樹立了精兵簡政的榜樣。

（五）協助毛澤東領導延安整風，改善黨的領導方法和領導作風

任弼時是協助毛澤東開展延安整風的主要領導人。整風運動開始后，毛澤東提出“黨在思想領導上的重要性”的問題。任弼時認為這是在整風運動中要解決的一個根本問題。他說：黨如果不能在思想上領導全黨，黨中央如果不能正確地掌握黨內思想問題，糾正黨內的各種錯誤，要使黨來正確地領導革命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提議以此作為中央政治局第一項原則。他用事實揭露和批判以王明為代表的機會主義，要求大家從中吸取沉痛的教訓。為了加強黨的思想領導，他還多次提出，必須轉變黨的工作作風，加強黨的思想教育，認為這是擺在全黨面前的一個很重要的課題。他協助毛澤東代表中央就有關思想范圍的問題，做出了很多重要決定，並發表了很多闡述性的報告、講話，對於在整風運動中抓住思想領導這個根本問題，提高全黨的思想覺悟，使全體黨員受到一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促進黨的各方面建設，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有著重要的意義。

（六）擁立黨的正確路線代表者毛澤東為中共領導核心

1938年任弼時受黨中央的派遣赴莫斯科后，向共產國際執委會作了詳細匯報，特別報告說，毛澤東最善於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毛澤東的主張的正確，已經完全為中國革命實踐所証明。中國共產黨正是採取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一系列的正確意見，才有許多革命根據地的創立和發展，才有黨和紅軍的發展，才有遵義會議的召開，才有對於“左”傾錯誤的迅速糾正，才有三大紅軍主力的會師和結束長征的偉大勝利，才有“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才有黨和軍隊在抗戰以來所取得的重大勝利。他斷言：隻有“毛澤東才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由於任弼時系統地介紹中國實際情況，闡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確路線，取得共產國際的理解和支持，共產國際執委會表示完全同意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這有利於克服王明曾經受到共產國際支持的右傾錯誤，使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得以進一步統一了全黨。所以毛澤東曾說：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任弼時在擁立毛澤東為中央領導核心的過程中，無論是向外宣傳毛澤東，對內協助毛澤東，還是在確立毛澤東思想為全黨指導思想等方面，都做出了獨特的貢獻。正是有了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這樣具有黨的建設實踐經驗和到蘇聯學習背景的優秀領導人的支持，才使毛澤東的思想和路線被全黨逐漸接受，才使毛澤東最終成為黨的領導核心。

三、任弼時維護和加強黨的領導的基本理論

（一）闡述了堅強的黨性觀念

中國共產黨是最講馬克思主義黨性原則、強調鍛煉出和培養成堅強黨性的無產階級政黨。黨把增強黨組織和黨員的黨性作為黨的建設的根本任務。延安整風實質上就是一次對全黨進行黨性教育和黨性鍛煉的運動，促進了黨的全面建設，增強了黨性。任弼時在參與領導整風的過程中，就增強黨性觀念、自覺鍛煉黨性發表了多次講話，對如何認識黨性，什麼是黨性，中央為什麼要做出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怎樣鍛煉黨性等問題作了較為系統的闡述。他撰寫的《關於增強黨性問題的報告大綱》和1942年7月14日在中央黨校的長篇報告，闡明了黨中央要求全黨黨員加緊鍛煉黨性，提高黨性，培養黨性，增強黨性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把黨性的鍛煉和修養當作黨的建設的根本任務。任弼時分析了黨中央之所以提出增強黨性的黨內外的社會歷史原因，強調黨內缺乏黨性的傾向和表現是嚴重的和危險的。增強黨性的中心是解決組織問題又解決思想問題，解決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鞏固黨的問題，每個黨員要從思想、政治、組織和作風方面自覺地進行黨性鍛煉和培養，以實現黨的集中、統一和團結，建設一個堅強團結統一的黨。他指出共產黨員的黨性是無產階級階級性集中的或者最高的表現，“就是無產階級最高度的階級覺悟和階級意識”。【《任弼時選集》，第231頁。】他批評宗派主義就是黨性不純，就是對黨外產生排外性，在黨內產生排內性，要克服宗派主義，必須加強黨性教育和黨性鍛煉。每個黨員首先要做到“黨的利益高於一切”，“個人利益應當服從黨的利益，一切行動要合乎黨的利益”。這是共產黨員黨性的根本含義。他強調黨員要具有堅強的黨性，把黨員的思想意識、政治觀點、言論行動是否符合中國革命現階段的性質任務和黨的路線，作為衡量黨性的標志。對於黨的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除了理論修養和斗爭經驗外，還要求有更加完備的思想方法，他認為，能不能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思想方法，能不能使階級意識、階級立場和思想方法三者高度統一，是革命者是否成熟的標志，也是黨員黨性的最高表現。他強調共產黨員的黨性修養要達到這樣的境界——應該是出於對黨的最高利益的“忠實性”、“堅定性”、“覺悟性”、“自動性”和“積極性”，而不是“盲從”﹔要在領悟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礎上堅守黨性，而不是唱高調、套公式﹔要以馬列主義的原則指導自己的實際行動，把黨的利益放得高於一切，為黨的統一和團結而斗爭﹔要自覺遵守黨的統一紀律和鐵的紀律﹔要與群眾建立真正密切的聯系，從群眾中獲取黨的斗爭力量。

（二）強調運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武器

在黨的思想路線上，任弼時認為馬克思主義是指導革命斗爭重要的“方法和工具”，必須運用這個武器“注意分析中國社會，按客觀事實而運用經驗與理論”，反對不切實際地“仿效俄國黨的經驗”。【《任弼時選集》，第1頁。】在延安整風時指出：“這裡所指的理論是說掌握馬列主義的思想方法，拿了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去解釋和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既要“反對把馬列主義看成教條公式來搬運的傾向，同時也反對那種不重視理論的狹隘經驗主義的傾向”，要有創造性的發展。【《任弼時年譜》，第431頁。】任弼時最早闡明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化的馬列主義，應當成為全黨的指導思想。1943年任弼時在《共產黨員應當善於向群眾學習》中說：中國共產黨“真正使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真正使馬列主義具體化、中國化，並有新的發展”。“因此，我們要學習馬列主義理論，便不只是去學習馬克思列寧的原著，特別要去學習中國化的馬列主義，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及黨的決定，並要在領導群眾實踐中發展馬列主義。”【《任弼時選集》，第304頁。】黨的七大正式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是中共建設史上最重大的理論成果，任弼時為此作出了貢獻。

（三）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任弼時在領導作風、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上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也就是毛澤東一貫倡導的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實事求是的態度，反對脫離實際的主觀主義、脫離國情的本本主義。翻閱《任弼時選集》，約有10處提到“實事求是”概念，基本上強調的是：毛澤東正確政策的基本精神就是實事求是，就是按照實際情形規定我們的政策﹔共產黨員培養和鍛煉黨性，要忠實朴素，埋頭苦干，實事求是，把理論與實踐、工作與學習聯系起來，配合起來﹔各地黨政機關都要像延安一樣，用實事求是的精神去解決生產建設中的許多具體問題﹔研究黨的歷史問題，應該有實事求是的精神，要告訴人們實事求是地、全面地、歷史地分析問題和處理問題的方法，用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精神去對待一切工作。他特別主張共產黨人要有實事求是的態度，有實事求是的精神，實事求是地去解決問題。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由於康生的嚴重錯誤，掀起“搶救運動”，使審干偏向歧途。任弼時知道后，堅決反對這樣做，他說，我們的革命隊伍，哪能越革反革命越多呢？我不信，應該調查研究，堅持實事求是。他針對審干強調說：真正厲害的特務靠“搶救”是搞不出來的，要注意干部和群眾的情緒，實事求是地解決問題。【《任弼時年譜》，第455頁。】他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一起研究決定，堅決糾正在審干中出現的擴大化錯誤，從而使整風運動恢復正軌。他根據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特別強調黨的思想建設和理論建設，增強無產階級黨性，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達到全黨的思想統一。通過總結建黨以來20年的歷史經驗，闡明“根本問題是思想方法問題，即如何使理論與實際真正聯系的問題”【《任弼時年譜》，第407頁。】。他嚴肅批判六屆四中全會后的路線錯誤和嚴重惡果，並作自我批評，提出延安整風運動必須遵循的指導思想。他要求全黨同志都要學習毛澤東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就是貫徹強烈的群眾觀念，具備虛心向群眾學習的態度，使理論與實踐統一，學習與工作一致。

在黨的作風建設上，任弼時倡導勤於和善於開展調查研究工作，要求擔負領導責任的黨員，精確地了解“本部門本地區上下左右的情況”，運用理論的力量，分析“當時當地的具體條件，了解內部聯系，找出主要矛盾，來確定我們的方針”。他要求：“我們在訂計劃、寫決議的時候，必須經過仔細的調查研究，按照實際可能的條件，按照群眾的覺悟程度和經驗去決定我們的政策和辦法。”【《任弼時選集》，第288頁。】他非常重視發揚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明確指出“黨內黨外均應加強民主，建立民主制度，而且制度必須實行”，“必須先有黨內的民主，人民的民主才能真正建立起來”【《任弼時選集》，第461頁。】。

（四）對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的實踐經驗加以理論總結

任弼時具有高度的馬列主義理論修養和豐富的實際斗爭經驗，具有理論聯系實際和實事求是的優良作風。他注重調查研究，深入實際，善於解決復雜的重大的問題。他對於黨的組織工作、軍隊政治工作、青年工作、土地改革工作和財經工作都有獨到的見解。他為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做出了貢獻。毛澤東的《改造我們的學習》等光輝著作為延安整風提供了指導方針和理論總結，任弼時則生動地闡述了毛澤東的思想觀點，作了深入淺出、理論聯系實際的系統闡釋和發揮，為豐富毛澤東建黨思想寶庫做出了貢獻。任弼時注意總結黨的斗爭和建設的實踐經驗並加以理論概括，撰寫了大量文章，在黨的思想、政治、組織、作風建設上為毛澤東建黨思想增添了一些新內容，對加強黨的領導、促進黨的建設起到了很好的指導作用。如關於加強和鞏固邊區黨與政權的領導力量，改善領導方式的觀點﹔關於建立集體領導的觀點﹔關於推廣黨內民主化的觀點﹔關於紅軍改編后仍然保持共產黨絕對領導的觀點﹔關於把健全和發展黨的組織，鞏固黨在抗戰中的領導，作為黨的建設最基本任務的觀點﹔關於必須大大提高黨員的創造精神，培養干部能夠根據黨的政策大膽地去創造的觀點﹔關於不能組織領導經濟建設就可能喪失政治地位的觀點﹔關於從五個方面加強黨性修養的觀點﹔關於把思想領導放在第一位的思想﹔關於創造性地使馬列主義具體化、中國化並有新的發展的思想﹔關於圍繞著經濟建設這個中心轉變黨的領導方法和領導作風的思想，等等。

（五）加強黨的建設對於在全國執政的共產黨來說特別重要

早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和延安時期，任弼時就十分注重已經在蘇區和邊區執政的共產黨的建設。在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上，通過的任弼時起草的《黨的建設問題決議案》，就規定了一系列對蘇區的執政黨建設具有重要意義的堅持和保障黨對政權、紅軍、群眾組織的領導作用的原則。在延安時期，他強調一是建設好“三三制”的民主政權，二是要用很大的注意力去進行經濟建設，兩者密切相關，缺一不可，但邊區的經濟建設是“最中心的任務”。黨必須提高對經濟建設重要性的認識，必須轉變老一套的領導方法和工作作風。這樣，任弼時就把執政黨的建設同邊區的經濟建設緊密結合起來。同時，任弼時提醒全黨要反對貪污、腐化和墮落的嚴重傾向，否則，“任其發展下去，干部和黨員就會起質的變化，黨、政府與軍隊也會被它逐漸腐蝕，這是十分危險的”。【《任弼時選集》，第299頁。】任弼時在有關整風文獻中更多的是側重從執政條件下的共產黨的黨員、干部需要更加注意黨性鍛煉的角度來闡述他的黨建理論觀點的。為了爭取全國革命勝利和在革命勝利后搞好經濟建設，任弼時及時強調要加強黨內的批評和自我批評，貫徹執行黨的群眾路線，加強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強法制建設，注意搞好黨在執政條件下的自身建設。1947年8月，任弼時在同河北永年縣委書記李新的談話中，富有遠見卓識地論述了執政黨“自己辦黨”的問題。他說：“全國有許多黨派，共產黨執政以后，靠國家來養，其他黨派怎麼辦呢？蘇聯、東歐國家的共產黨，執政以后，把國家變成黨的，黨很少受監督。我們執政以后，黨和政權的關系怎麼處理？領導黨和其他黨派的關系怎麼處理？”“如果黨自己能解決經費，又有監督，黨政分開，才能做到人民的國家，黨的領導。”【《任弼時傳》（修訂本），第845頁。】

在1949年3月七屆二中全會上的發言中，任弼時對中國共產黨步入城市進行全面執政中可能遇到的主要問題和執政黨自身建設的問題，作了深入的思考。他強調隨著全黨工作重心由農村轉向城市，黨的建設也“要轉向以城市和工業為重點”。他告誡全黨保持清醒的頭腦，說現在我們要防止因為經常的行政事務繁忙而忽視黨務工作的現象﹔如果“忙於各種經濟建設和行政事務，放鬆了黨的建設，忘掉了黨務工作，那是很危險的”。要糾正這種隻忙於事務而對黨的領導方式和工作作風很少注意的偏向，“對於我們黨將要在全國范圍成為執政黨的時候是特別重要的”【《任弼時選集》，第473頁。】。任弼時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所作的關於執政黨建設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講話，得到毛澤東和黨中央的高度評價。

綜上所述，任弼時在從團中央總書記到黨中央書記處書記的二十多年革命領導生涯中，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致力於維護和加強黨的領導，為實現和鞏固黨的正確領導、加強和推進黨的各項建設，做出了杰出的貢獻，值得我們各級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干部認真總結汲取他的寶貴經驗，大力弘揚他留給全黨的革命精神和優良作風，在黨中央的領導和十六大精神的指引下，進一步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事業。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黨史研究室人物研究處處長、研究員）

（來源：《任弼時百周年紀念——全國任弼時生平和思想研討會論文集（下）》2005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