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時與青年團工作研究述評
任弼時與青年團工作研究述評
李玉琦
任弼時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是中國共產黨的卓越領導人。他為中國人民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創建新中國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在他30年的革命生涯中，與中國青年運動和中國青年團組織有著一種不解之緣。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起點是1920年於上海加入青年團，而他辭世前發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為青年團中央機關刊物《中國青年》創刊27周年寫的紀念文稿。由於他是中國青年運動和中國青年團組織優秀領導者，為中國青年運動和中國青年團組織的健康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所以在1949年4月召開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與會代表一致推舉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在至今的中國青年團史上，他是唯一擔任過這一榮譽職務的人。這無疑可以充分體現任弼時在中國青年團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由於任弼時在新中國誕生僅一年時，便英年早逝，所以對於他的生平及思想理論貢獻的整理和研究，存在一定的不足。這一點在任弼時與青年團工作方面表現更甚。為了能夠有助於任弼時與青年團工作課題研究工作的開展，僅就個人所能見到的資料，對此課題目前的研究狀況略陳管窺之言。
任弼時與中國青年團工作的研究現狀
任弼時與青年團工作研究在目前處於相對薄弱狀態。據筆者所見，至今還不曾出版過關於任弼時與青年團工作的研究專著，就是研究論文粗略統計總數不會超過20篇。其中在紀念任弼時誕辰80周年時，蔣南翔發表的《任弼時同志對中國青年運動的偉大貢獻》一文是較早綜合闡述這個問題的文章。此后，在紀念任弼時誕辰85周年前后，又有幾篇文章發表。到了紀念任弼時誕辰90周年時，又有數篇研究論文問世。這也就是說，大約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關於任弼時與青年團工作的研究才逐步開展起來。但是，由於研究力量和資料積累不夠，所以研究成果不論在廣度方面還是深度方面都有待於進一步的開發。好在《任弼時年譜》和《任弼時傳》的出版，彌補了這方面研究上的許多不足，並且為開展任弼時青年團工作思想研究提供了許多新的研究線索，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任弼時與青年團工作研究。
現綜合各方面的研究成果，關於任弼時與青年團工作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1.有關任弼時生平中青年團工作經歷的研究。
研究任弼時與青年團工作，必然要結合其參與青年團工作的經歷。因此所有研究任弼時與青年團工作的論文都要談及這方面的事情。從現有的研究成果看，所論及的內容主要是兩段：一是任弼時參加革命初期，在青年團內工作這一段﹔一是任弼時革命生涯的后期，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核心成員之一，參與重建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工作這一段。而中間一段只是個別文章有所涉及，並沒有專題的論文。
對於任弼時加入青年團和開展青年團工作這一階段的經歷，從現有的研究成果看，主要如下：
1920年，任弼時16歲時於八九月間在上海外國語學社加入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年5月，經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介紹赴蘇俄學習。1924年7月，結束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三年的學習生活啟程回國，8月抵達上海，9月22日參加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局會議。這次會議決定他擔任團江浙皖區委委員。由此任弼時走上團的工作崗位。3天后，在9月25日的團中央局會議上，又被聘為團中央宣傳委員會下設的編輯部編輯員，不久又根據團中央局的決定加入團上海地委工作。10月9日，團中央局決定任弼時擔任團中央俄文翻譯。12月27日，經團中央局會議決定他作為青年團三大議案准備委員會成員，參與青年團三大的籌備工作。在1925年1月召開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團中央委員，在團三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組織部主任。同年5月，因團中央總書記張太雷調離，任弼時代理團中央總書記職務﹔7月，任團中央局總書記兼組織部主任。1926年10月下旬，赴莫斯科出席青年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六次擴大會議﹔1927年4月中旬，返回上海，繼赴武漢出席中共五大和主持召開青年團四大。在青年團四大的閉幕式上，繼續當選為團中央總書記。1928年3月下旬以后，任弼時正式調離團中央，到中共臨時中央機關工作。
從上述內容看，對於任弼時直接從事青年團工作經歷的研究，還隻限於一個簡單的過程，對於在這三年半的時間裡比較詳細的工作經歷還有待深入地挖掘資料，並在此基礎上進行深入的研究。
對於任弼時領導重建青年團這個階段，由於中國青年出版社在1987年10月和1996年4月先后出版了何啟君編著的《青年團的初建》和《青年團重建史料集萃》兩書，使得這個問題相對顯得清楚一些。從時間上看，論者一般認為這個階段是從1946年5月任弼時提出重建青年團開始，直至1949年4月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一大召開為止。這時任弼時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是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成員之一。由於這時全黨正面臨奪取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和創立新中國的任務，任弼時日理萬機，工作任務十分繁重，但是他還是從一個偉大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的博大胸懷和戰略思維出發，為青年團重建傾注了大量的心血。這其中有十分深刻的內涵，值得人們認真探索和思考。但是從現有的研究成果看，泛泛敘述過程較多，深入進行理論探索的略顯不夠。
對於1928年調離青年團工作崗位到1946年5月以前這段時間任弼時與青年團工作關系的研究，目前還沒有人進行過專門的研究，只是在個別人的文章裡有所涉及。【見蔣南翔：《任弼時同志對中國青年運動的偉大貢獻》。】這在事實上是一個空白。出現這種情況固然與任弼時已經脫離青年團工作領導崗位和1936年11月黨決定改造青年團有關，但是決不能因此忽略這方面的研究。可是目前由於這方面的歷史資料比較分散，研究起來困難大，再加上其他認識方面的原因，使得需要做的工作都沒能進行。
2.有關任弼時對青年團建設與發展的貢獻的研究。
從現有的研究成果和回憶資料看，任弼時對青年團建設與發展的貢獻主要有以下5個方面：
（1）在大革命時期切實加強團的組織建設工作，發展壯大了團的組織，充分發揮了團的助手作用。
1924年8月，任弼時從蘇聯回到中國后，在3年多的時間裡，主要從事青年團的領導工作。在此期間，他注意從調查研究入手，採取建立健全和調整青年團的組織手續和機構、明確各項組織手續與規定、依斗爭需要即時調整組織常設機構及職責等一系列有效措施，切實加強了團的領導機關的工作效能﹔同時通過具體實施黨團分化工作，大力發展團員，並不斷地向黨輸送優秀團員和干部，以切實體現團的性質﹔另外還通過“改變團的社會成分”、“改造組織、提拔工農分子”等方面工作，使大批勞動青年加入到團組織中來，不僅壯大了團的隊伍，而且改變了青年團成立以來知識青年為主體的局面。【蔡慶新：《任弼時與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組織建設》。】但是目前對於任弼時開展上述各方面工作情況的研究還是初步的，有待於進一步加強。
在此期間，任弼時就青年團組織建設問題還提出許多頗有見地的思想和主張。主要有：關於團組織的發展，主張借助社會民眾運動高潮，抓住機會，擴大影響，以達到發展目的﹔關於團員標准，認為應依據組織發展原則及斗爭需要做適時調整﹔關於團內民主生活，主張“厲行民主集權制”，不能少數人包辦一切﹔關於秘密組織與擴大工作的關系，認為秘密組織是未取得政權時組織生存、發展和擴大工作的最必要的條件﹔關於團的工作方式和作風，主張深入青年群眾，從引導青年群眾爭取本身利益入手，逐步引導他們到總的政治覺悟及行動，“認識我們是代表他們利益而奮斗的團體而取得其信仰”﹔關於開展少年兒童工作，認為這是青年團為培養將來的無產階級戰士的重要工作。【蔡慶新：《任弼時與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組織建設》。】任弼時的上述觀點和主張雖然是針對當時工作談的，但是有著深刻的思想內涵，對青年團工作有重要現實意義，當前青年團工作的一些重要理論觀點都可以從這裡找到源頭，如果能夠深入地開掘和探索，對當前的青年團工作會有直接的指導作用。
此外，任弼時在五卅運動前后關於青年運動的戰略策略思想也是值得更加深入探討的課題。
（2）在大革命后期中國革命處於低潮時，面對“白色恐怖”帶領青年團堅定跟黨走，並領導青年團同陳獨秀右傾錯誤進行了旗幟鮮明的抵制和斗爭，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領導青年團建立了特殊的功績。【張欣：《任弼時和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斗爭述要》。】
這是一個在特殊歷史條件下的一件特殊的歷史事件，它恰恰集合於任弼時一身，就尤為顯現出其獨特。大革命后期，在四一二以后，中國處於“白色恐怖”之中，這時革命隊伍內部分化十分嚴重，確實是“有人落伍、有人頹唐、有人叛變”。但是就在這種條件下，任弼時主持召開的青年團四大，旗幟鮮明地宣告要堅定地跟著共產黨走。然而也是在這時，任弼時領導青年團同樣旗幟鮮明地批評和抵制陳獨秀的右傾錯誤。任弼時這時的革命堅定性和革命斗爭的原則性得到充分地體現，因此所有研究任弼時生平的人都要涉及這件事情。對此，《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中指出：“青年團以及中央委員會的代表，証明自己最近期間在政治上的堅決性”，黨中央指導者“想閉住青年團的口，否認青年團有提出政治問題決議之權﹔但是這並沒有成功——青年團始終站在共產國際政策之上。”寫在黨中央文件上的這些話語，是對任弼時這一貢獻的最好評價。可是，對於這一事件的記述，現有的研究成果在敘述上還存在一些差異，並且限於資料，一時還難以形成共識﹔另外對於這一事件的研究，不僅在於對歷史事件本身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從青年團如何發揮自身職能方面進行探討，以借鑒歷史經驗，做好現實工作。
（3）及時糾正了團內出現的取消主義和先鋒主義的傾向，為團的建設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有長遠的歷史意義。【蔣南翔：《任弼時同志對中國青年運動的偉大貢獻》。】
這是幾乎所有研究任弼時與青年團工作問題時經常提到的一件事情，因為這段歷史對於青年團工作有長遠的借鑒意義，在糾正這兩種錯誤傾向的過程中，以及后來青年團工作實踐中解決與此相關問題所形成的一些理論觀點，是開展青年團工作的重要原則。可是到目前為止，對於這段歷史的真實情況，由於缺少相應的歷史資料，還不甚清晰，記載這一事件的重要文章《先鋒主義和取消主義》一文的作者“小毛”究竟是何人，至今尚未查清。這些問題的存在，對全面認識和反映任弼時在解決這個問題上的貢獻產生一定的影響，對於深刻總結這段歷史的經驗教訓也會有不利的影響。另外，召開這次團中央擴大會議是在1927年11月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之后，會議的重要任務是傳達貫徹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精神，而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又是一次“左”傾盲動主義在全黨取得支配地位的會議，這樣的歷史背景對於解決青年團的這個錯誤傾向產生了什麼影響，也是一個值得認真探討的課題。
（4）在抗日戰爭時期，糾正了陝甘寧邊區的青年運動的方向，妥善地解決了青年組織的特殊工作與黨的中心工作的關系問題，對於青年組織開展工作有長遠的指導意義。【蔣南翔：《任弼時同志對中國青年運動的偉大貢獻》。】
對於任弼時在抗日戰爭時期糾正陝甘寧邊區青年運動方向的問題，主要是在蔣南翔的《任弼時同志對中國青年運動的偉大貢獻》一文中提出來的。對於抗日戰爭時期任弼時對中國青年運動貢獻的研究，是個薄弱環節。產生這樣的問題也有客觀原因。首先，這時的任弼時處於黨的領導崗位，青年團和青年工作僅是其所承擔工作任務的一個很小的部分，並且留下來的資料比較分散，開展研究難度較大﹔其次，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沒有黨領導下的全國統一的青年組織，青年工作作為黨的工作的一部分，由中央和地方的青年工作委員會負責，納入了黨的工作系列，所以也會給從青年工作角度開展研究工作帶來一定的困難。但是我們開展任弼時與青年團工作研究，絕不能因此而忽視任弼時的這段經歷，不注意去尋找線索，不深入地挖掘資料，否則對於任弼時在解放戰爭時期所提出的關於青年工作的重要理論觀點的認識和理解是難以說清楚的，對於理清和提煉任弼時青年工作思想體系也是有影響的。因為任弼時在這個時期青年工作的實踐與思考，對於后來指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重建工作有重要影響。
（5）領導了中國青年團組織的重建工作，為新中國建立后的中國青年運動的蓬勃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何啟君：《任弼時重建青年團》。】
關於任弼時對於中國青年團組織重建的貢獻也是所有研究者一致給予高度評價的。這方面的資料比較多，研究工作進行的也比較深入，主要觀點無庸贅述。但是關於這個問題的研究還存在一些空白，最主要的一點是為什麼任弼時在中共七大召開時沒有同意中央青委提出的建立青年團組織的要求，而在幾個月以后卻向蔣南翔提出相機建立“青年團”、“民先隊”組織的主張【蔣南翔：《任弼時同志對中國青年運動的偉大貢獻》。】，並且在1946年5月又向中央青委工作人員提出建立青年團的建議。固然這其中有中國革命的性質和任務發生變化的原因，但是除此之外，任弼時是否還有其他的思考，也需要進行探討。另外，在進行這方面研究時，如果能夠結合當時黨內關於是否要重建青年團組織的不同觀點和主張加以研究，將對於全面理解建立青年團的必要性，深刻理解青年團的性質、任務和職能，產生非常深刻的影響，並且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3.有關任弼時的建團思想研究。
關於任弼時建團思想研究，受各方面條件的制約，目前主要還僅限於表述任弼時建團思想的內容方面，其基本觀點如下：
（1）青年工作有其特殊性，建立青年團組織是必要的。
研究者指出，任弼時源於他對共產主義事業的忠誠和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遠見卓識，源於他對青年團的性質、任務和作用的深刻認識及其通過學習和實踐積累的深厚理論素養，認為建立中國青年團組織是必要的，這是加強黨的青年工作的重要手段，是團結教育青年一代培育黨的后備力量的重要工作任務，因此要根據黨的綱領和任務的要求大力加強青年團組織的建設工作，幫助青年團組織作為中國青年運動的核心，有效地發揮黨的助手和后備軍作用。【李玉琦：《任弼時建團思想初探》。】
（2）中國的青年團組織必須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研究者指出，中國青年團組織必須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任弼時始終一貫的主張，他不僅是這一主張的提倡者，而且也是模范實踐者。對於這一開展青年團工作的基本原則，他不僅有許多十分精辟的思想理論觀點，而且還有堪稱楷模的實踐。他在這方面的理論和實踐是中國青年團組織寶貴的精神財富。【章學新：《中國青年的卓越導師》。】
（3）青年團工作應當注意青年化和群眾化，工作方式方法要適合青年的特點。【章學新：《中國青年的卓越導師》。】
研究者指出，任弼時基於豐富的青年工作實踐以及對青年團歷史經驗的全面總結，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提出了開展青年團工作的一些具體原則和方法，其主要內容是，青年團工作要切實做到青年化和群眾化﹔青年團的工作方式方法要適合青年的特點﹔青年團組織應該有其獨立性，但是不能“鬧獨立性”，青年團的工作必須圍繞黨的中心工作進行﹔青年團工作要研究青年的特點，要注重解決青年自身利益問題，並在這個過程中，教育引導青年樹立遠大理想﹔青年團要帶領青年深入實際，學習群眾，在實踐中學習實踐，幫助青年走上健康成長的道路。
（4）青年團工作要注意加強組織建設和作風建設。【孫銀生：《略論任弼時關於青年團理論的若干問題》】
研究者指出，在任弼時早期的青年團工作實踐中，就十分重視青年團的組織建設工作，並且在實踐中產生了重要的成果，后來走上全黨的領導崗位以后，也十分重視組織建設工作，並且在實踐中形成豐富的關於青年團組織建設的理論觀點和實踐范例。另外，任弼時十分重視團干部的作風建設，明確提出青年團干部不能做“青年官”，要學會做群眾工作，不能用行政工作方法。任弼時這一系列觀點和主張對於青年團工作和青年團干部有十分深遠的指導意義。
關於深入開展任弼時與青年團工作研究的幾點想法
從現有的關於任弼時與青年團工作的研究成果看，這個課題研究的狀況與任弼時在中國共產黨、中國青年運動和青年團乃至中國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相比是十分不相稱的，需要深入研究的課題和有待開發的研究課題還有很多﹔固然改革開放以來已經取得了令人欣慰的進步，但是同任弼時在中國青年運動和青年團工作所作出的貢獻相比較，這方面的研究工作顯得相當不夠。
如果分析產生這種狀況的原因，主要不外乎兩點，其一，任弼時是黨的第一代領導核心成員，同時又辭世較早，受歷史條件的局限，在改革開放以前基本沒有開展對其生平及思想的研究，其生平及思想主要體現在對於他的回憶、紀念文章中﹔改革開放以后情況稍有改觀，但是人們對“熱點”人物關注較多，對任弼時的研究相對冷落，只是在“逢十”的誕辰紀念時，才能出現少量的紀念研究文章，所以成果不是很多。其二，關於青年團史乃至中國青年運動歷史的研究在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領域是一個處於相對滯后和冷僻的門類，無論研究力量還是研究成果都很小，加上青年團屬於群眾團體，其性質也決定這個組織的工作和活動處於黨的歷史的從屬地位，並且多數工作和活動不在核心層面，而處於中下層，這不僅造成資料收集和積累的困難，而且無形地增加了開展研究工作的難度，所以人們也就難以涉足。
這類現實情況的存在，無疑會給任弼時與青年團工作的研究帶來不利的影響，但是要想改變這一現實狀況，又非一時之功。面對這種現實，從實際出發，為推進任弼時與青年團工作的研究，建議從以下三個方面做些努力。
1.充分利用《任弼時年譜》和《任弼時傳》，聯系具體的歷史條件和環境，摸准任弼時青年團工作思想的形成和發展脈絡，深入研究其青年團工作思想。
任弼時與青年團工作研究處於相對薄弱狀態的原因之一是因為資料問題，資料的缺乏導致研究工作難以深入。《任弼時年譜》和《任弼時傳》的出版，無疑對這方面研究的開展提供了一定的條件。《任弼時年譜》和《任弼時傳》較為詳細地記述了任弼時的生平及其思想歷程，提供了許多研究的線索，隻要深入發掘，可以填補一些研究的空白。
有關任弼時與青年團工作的內容在《任弼時年譜》和《任弼時傳》中也有記載，目前需要認真對照這兩個成果，全面檢索任弼時與青年團有關的經歷和思想觀點，理清他的有關思想特點和思想發展脈絡，並以此為基礎，把研究引向深入。
2.對於任弼時在離開青年團工作領導崗位以后關於青年團工作思想和實踐的資料的發掘和整理工作要切實加強，力爭盡快填補任弼時與青年團工作研究這項空白。
因為任弼時在離開青年團工作領導崗位以后，在事實上並沒有完全脫離青年團工作或青年工作，更沒有停止對開展青年團工作的思考，而他在黨的領導崗位上工作實踐，反而有助於他從全局的角度思考青年工作或青年團工作問題，有助於他更全面、准確地認知青年團工作的意義。也正因為如此，他才能夠在指導青年團重建時，對於青年團的性質、任務、工作原則和方式方法等都提出了十分明確的思想觀點，保証了建團工作能夠順利、成功地進行。所以對於任弼時離開青年團工作崗位以后的青年工作思想和實踐的研究必須加強，特別是要努力改變目前的這種“空白”狀態。
當然，現在開展這方面的研究困難很大，因為沒有現成的資料可資利用，所以現在首要任務是加強有關資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把散在其他內容資料中的有關資料提煉出來﹔其次需要加緊口碑資料的收集工作，因為靠現存的文字資料可能難以把歷史反映清楚。這項工作由於還處於開創階段，需要扎扎實實地進行，從而隨著工作的深入，不斷逐步擴大戰果。無疑這項工作是一個相對冷落和艱苦的工作，需要我們甘願奉獻、默默無聞、埋頭實干，才能取得成效。
3.加強青年團史和青年團工作理論研究，切實把握任弼時青年團工作思想的發展脈絡，整理出任弼時青年工作思想的體系。
對於任弼時與青年團工作研究不夠深入，固然有資料方面和研究力量方面的原因，但是對於青年團歷史和青年團工作理論的研究不夠也是不可忽視的原因。長期以來由於多方面的原因，青年團史的研究基本處於平面式的、簡單敘述歷史過程的狀態，對於許多重要的基本理論問題缺乏研究和探討，一些重要歷史事件的記述尚處於若明若暗的情況之下，這對於總結歷史經驗，全面認識歷史問題都會帶來不良的影響。任弼時關於青年團工作的思想理論觀點的提出都是在工作實踐中針對一些具體問題提出來的，沒有對當時歷史環境和歷史史實的全面了解，許多精辟深邃的思想不僅無法敘述清楚，而且對有些內容可能還會不被理解。研究歷史問題雖然不能不受現實社會生活中思想觀念的左右和影響，但是作為研究者，首先應該努力把研究的對象放在當時具體的歷史環境中加以分析和探討。如果一味地從現有的歷史結論出發，通過尋找歷史史實加以論証已經成熟的歷史結論，這樣的研究無論如何也是無法深入的。更何況研究歷史人物的思想，不是為了去印証某些現成的思想理論觀點，而是為了總結前人的思想理論成果，借鑒其觀察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方式和方法，以啟發人們能夠更好地認識、分析和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問題。要想切實做到這一點，要求研究者必須對所研究的課題具備一定的基本思想理論素養和一定的歷史知識，否則很難達到預期的效果。
基於以上想法，希望在開展任弼時青年團工作研究的時候，要注意對青年團史和青年團工作理論的研究和學習。因為現在對於青年團歷史和青年團工作理論的研究處於比較薄弱的狀態之下，我們可以直接運用的研究成果不是很多，因此我們必須在開展對任弼時青年團工作研究的同時，推進青年團史和青年團工作理論研究的進程。這也許是現實對於我們開展任弼時青年團工作研究的人提出的無可推卸的要求。
（來源：《任弼時研究述評》2002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