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與青少年任弼時
民族精神與青少年任弼時
李玉琦
千百年來，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歷經磨難而不衰，飽嘗艱辛而不屈，千錘百煉而愈加堅強，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人民在長期的繁衍生息中形成一個中華民族所特有的民族精神。這個民族精神深深植根於民族歷史文化傳統的土壤之中，成為凝聚中華文化傳統精華的靈魂，成為中華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撐。在中華民族五千余年的發展中，這一民族精神始終根據時代和社會的發展要求，不斷豐富和發展，但是其核心成分始終是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所概括的“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這一民族精神在潛移默化之中對各個不同歷史時期的中華兒女產生著深刻的思想影響，並且促使他們為國家的強盛和民族的振興而英勇奮斗。這一現象在青少年任弼時的成長過程中體現得尤為明顯，而在紀念任弼時百年誕辰之際重溫這一歷史現象，對於我們今天進一步弘揚民族精神則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民族精神是任弼時少年時期思想的靈魂
民族精神以民族文化為載體滲透於中華兒女的日常生活之中，它常常以言傳身教、耳濡目染的方式在不同的人群中流傳。任弼時出生在家道中落的封建文人家庭，濃厚的文化氛圍便於他接受到民族精神的熏陶，家庭的遭遇也容易使得他跳出家庭而關注社會的變遷，所以少年時期的任弼時思想深處不時迸發出中華民族精神的火花。從現在僅存的少年任弼時的文稿來看，盡管其中充滿稚氣，但是愛國、勤勞、自立自強、崇尚團結的思想火花，卻不時粲然於筆端。
任弼時在序賢小學讀書的時間是1914年春節過后至1915年夏天，其年齡也不過10歲左右，但他卻已經產生了鮮明的民族情感和國家觀念，怦然而動的愛國心會不時自然地流露出來。他在一篇題為《愛國說》的作文中寫道：“凡人之生，宜有愛國之心。何也？因身與國家大有關系，故宜大家保存。有戰事宜以勇敢之心御之，勿徒多以自謀口腹自得安居而已。”【《激揚文字——任弼時青少年時代作品賞析》，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13頁。】這段話表明在少年任弼時看來，具有“愛國之心”對於所有人來說都應該是與生俱來的，因為個人與國家有著很密切的關系，所以國難當頭的時候，每個人都要勇敢抗擊來犯之敵，而不能因一己的私利而安之若素。我們不難看出在童年任弼時的心目中已經具有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底蘊。尤為可貴的是類似的語言和觀點，在童年任弼時的文稿中並非僅見，稍加留意，便會有新的發現。例如他在作文中還曾寫道：“人人若有衛國之心，即有御侮之策也”﹔【《激揚文字——任弼時青少年時代作品賞析》，第11頁。】也還曾寫道：“吾國四萬萬同胞欲保國家非自立不可。吾人年幼之時不尤宜自振乎！”【《激揚文字——任弼時青少年時代作品賞析》，第7頁。】除此之外，就是在他談論其他事物的作文中也不時流露出關注國事的情懷。
1915年夏，任弼時進入長沙第一師范附小讀書，這是他少年求學生活的重要轉折點。從此他由鄉間進入了城市，並且開始學著獨立接觸社會。他在這裡生活了整整3年，不僅開闊了視野、增長了學識，而且加快了心態和心智的成長和成熟，因此他的愛國主義情感得到了進一步的張揚。在這三年中，任弼時也有可以展示其熾熱愛國激情的文稿留存。在題為《說國民之義務》一文中他寫道：“國者，人民聚合而成。故人民宜有愛國之心，而為國家盡義務。義務為何？一曰：服兵役，以免外國侵奪也﹔一曰：務教育，以啟迪智能也﹔一曰：定法律，以維秩序也。此三者均不可缺。……吾國開化最早，地大物博，人口亦眾，不獨吾父母祖宗經營生息於斯，非可恝然相處﹔即吾藐然一身，既為國民一分子，亦當自盡其力為國家盡義務也。”【《激揚文字——任弼時青少年時代作品賞析》，第29－30頁。】我們沒有必要去考究一個小學生對國民義務的概括和闡述是否全面和准確，因為他能有國民當為國家盡義務這樣的意識就足夠了。任弼時寫這篇作文的時間是1916年9月，時年僅12歲。次年春天，開始走入人生第13個年頭的任弼時在敘述當時中國遭受東西列強侵略，被迫割地的慘禍之后，又發出了這樣的慨嘆：“嗚呼！我輩對之當如烈火之燒心，眾鏑之叢體，芒刺之負背。若能時存臥薪嘗膽之念，勵精圖治，何患收回割讓之地不能乎！”【《激揚文字——任弼時青少年時代作品賞析》，第49－50頁。】在愛國主義思想的激勵下，任弼時孜孜學習歷史和地理，涉獵古今名人傳記，從中尋求救國自強的途徑，初探人生之路。為了渴求祖國的富強統一，任弼時這時曾崇拜明太祖朱元璋，還曾認為普魯士的鐵血宰相俾斯麥是“強國之模范”。1918年夏，任弼時雖然年僅14歲，只是高小畢業生，但心中的志向卻是“志習工業，以圖工業振興，改良制造”【《激揚文字——任弼時青少年時代作品賞析》，第74頁。】，以拯救處於“危急之時”的祖國。
任弼時高小畢業以后，又先后進入明德中學和長郡中學讀書，伴隨年齡和學識的增長，他的愛國主義思想愈益強烈，並且由此引發對社會弊端的思考。1918年10月，任弼時在《國慶紀念日感言》一文中直面抨擊“以一二人之私見”“破壞全國之安寧，於人民之呼吁置若罔聞”的統治者，同時發出“中國其能免於危亡乎”的慨嘆【《激揚文字——任弼時青少年時代作品賞析》，第78頁。】。在參加因搞社會調查而遇害的校友追悼會后寫的紀事中，他認為校友“死於盜賊之手”是“我國之不幸”【《激揚文字——任弼時青少年時代作品賞析》，第79－80頁。】。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舉國歡慶協約國勝利之時，他卻“退而思之，我國之慶祝，止負協約之名，而無協約之實，亦可愧也！自后我國可不力自振刷乎!”【《激揚文字——任弼時青少年時代作品賞析》，第83－85頁。】正是基於這位學子與祖國共命運的赤誠，五四運動爆發后他才義無反顧地投身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斗爭，並且由此走上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征程。
勤勞節儉歷來是中華民族一貫倡導的美德。“一生之計在於勤”、“勤儉富貴之本、懶惰貧賤之苗”一類的說教在中國民間廣為流傳，歷代有作為的官僚士大夫和知識分子也都把勤勞奉為重要的家訓之一。因此，出身於家道中落的書香世家的任弼時從幼年起就在潛移默化間接受了勤勞為本的思想觀念，並且在年僅10歲的時候就寫出了《民生在勤》的作文。在文中他認為“士、農、工、商、兵”隻要“勤”就能解決“民生日艱”問題。這固然存在少年人的認識局限性，但是卻能夠說明人生宜勤勞的觀念已經深深地植入了少年任弼時的心田之中。正因為如此，少年任弼時的許多作文都在議論“勤”或與“勤”相關的事物。例如《說勤學》、《家風尚勤儉》、《勸友人勤學書》等是直接議論人生在勤，而《論日記之益》、《說閱報之益》、《說運動之益》等則是在議論與“勤”相關的事。不僅如此，少年任弼時還能由“勤”引申到“恆”，認為“優者成於勤，而成於有恆﹔劣者敗於嬉，而敗於無恆，定理也”【《激揚文字——任弼時青少年時代作品賞析》，第37頁。】。這些思想觀點不僅激勵少年任弼時勤學上進，而且伴隨了任弼時的一生。
強調和鼓勵人要立志、要自立自強歷來是中華民族所推崇的品德，“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酌貪泉而覺爽，處涸轍以猶歡”一類言志佳句，問世以來一直為讀書人所欣賞、所褒揚。在這樣一種傳統文化的熏陶下，人貴有志、人應立志的觀念會對少年任弼時產生較大的影響，所以年僅10歲的任弼時就認為“凡人之生，無論士、農、工、商必各有其志，或為士、或為農、或為工、或為商是也”【《激揚文字——任弼時青少年時代作品賞析》，第3頁。】。同時在他看來，“欲為士，必宜發憤求學，廣謀知識，以著書立說﹔為農，必宜勤勞樹藝，以望收獲之利﹔為工，必宜勤勞造貨，以供世用﹔為商，必宜勤勞運轉，以保本國利源不使外溢﹔為兵，必宜時常熟練，以御外防內也。”【《激揚文字——任弼時青少年時代作品賞析》，第5頁。】誠然從表述的文字看，少年任弼時所說的“志”與現在我們通常理解的“志”有一定的差異，但是如果聯系到少年任弼時其他作文裡的觀點，就可以看出從本質上理解二者並無差異。因為當時任弼時就認為“人之生也，當有益於世。欲有益於世，所貴者莫如自立。自立之道不可依賴他人，若依賴他人即非自立。農夫播種五谷，吾得而食之﹔工人做器具吾得而用之，建筑屋宇吾得而居之。我享其成，即宜自立，以圖報稱。若一家能自立，則保一家。由家而縣，由縣而省，由省而國。固世界之人皆以自立為要。吾國四萬萬同胞欲保國家非自立不可。吾人年幼之時不尤宜自振乎！”【《激揚文字——任弼時青少年時代作品賞析》，第7頁。】他還認為“世界之科學無窮，欲以一人之力盡得世間知識，則精力有限，歲月無多勢所難能者也。是故研求科學必先擇職業以定趨向。不可恃己之才力高尚，隨意研求之也。……吾人在校讀書必先就吾性相近者，特加練習直往前驅，則后日之精進，豈可量哉！”【《激揚文字——任弼時青少年時代作品賞析》，第72頁。】他還認為“人生一世各治一業。……是宜不畏艱難而以毅力戰勝之也。”【《激揚文字——任弼時青少年時代作品賞析》，第62頁。】及至任弼時初小畢業言志時，則明確指出：“諺雲：世界無難事隻畏有心人。有心之人，即立志之堅者也。……吾志習工業，以圖工業振興，改良制造，堅持不變，庶可達其所向乎。”【《激揚文字——任弼時青少年時代作品賞析》，第74頁。】他的這些言論表明，少年任弼時就是一個有志氣，崇尚自立自強的人，這也表明民族精神的理念已經滲透到他靈魂深處。
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哺育下的中華民族，素以禮儀之邦立於世界之林。禮讓謙和也一向為讀書人和士大夫所推崇。出身書香門第的任弼時也在不經意間接受了這種教育和影響，因此他還是初小生時就認為“國者由人民而成，必賴人民以強。欲強之道，莫若合群”。【《激揚文字——任弼時青少年時代作品賞析》，第14頁。】“人知禮讓者，則能結大團體”，所以要“多尚禮讓，去紛爭”。【《激揚文字——任弼時青少年時代作品賞析》，第24頁。】后來隨著年齡和知識的增長，他進一步提出“愛群者，強國之基也。故國藉人而成立，人藉國而保存。未有國無人而強，人離國而立。故人必有愛國之心。愛國必先合群，合群必先愛群。……若能愛群，國安有不強哉！”【《激揚文字——任弼時青少年時代作品賞析》，第38頁。】這時的任弼時已經把“愛群”也就是崇尚團結看成是“強國之基”，足以顯見他對民眾團結的重視。
綜上所述，在任弼時少年時期，民族精神已經深深地扎根在他的思想之中，雖然還不十分明晰，其中還夾雜著一些不成熟或不純粹的成分，但是可以說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已經成為其思想的核心，勤勞、自強、團結友愛的思想已經成為任弼時對待生活、學習乃至為人處事的基本出發點或准則。如果聯系任弼時的生平事跡，不難看出他在少年時期生活中所獲得的這些民族精神的精華成分對他的一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他成年以后的許多思想就源於兒時的生活積澱。
民族精神是青年任弼時走向革命的動力
1920年夏，在任弼時步入青春期的時候，他面臨重大的人生選擇。此時的任弼時已經經歷了五四運動的洗禮，愛國、自強、勤勞、團結的民族精神伴隨民主和科學的思想已經融於他的生活理念，拯救祖國、改革社會已經成為他的人生理想和志向。但是這樣的人生之路該如何行走，美好的理想和遠大的志向究竟怎樣才能實現，這樣的一類問題卻不時地令他困惑，讓他犯難。這時的任弼時所面臨的情況是中學即將畢業，而家境艱難，父親年邁，依靠家庭供給繼續升學已經不可能，如何生存和向何處安身立命是其需要認真思索的首要問題。這年的暑假，他與同班同學蕭勁光相約沒有返鄉，一則想為家裡節省一點兒路費，二則是想在長沙找找畢業后的門路。一次偶然看到長沙街頭的畫像館，曾經讓任弼時動了開畫像館的念頭，並且買了紙筆做嘗試，果然畫出的人像並不比畫像館的遜色，這似乎應該是一個不錯的出路。但是他們並不開心，面對國家內憂外患，社會極端不平，眾多同胞受苦受難狀況，讓任弼時無法安心去走個人的謀生之路。受到民族精神滋育和激勵的任弼時胸中跳動的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心，血管中奔流的是救國拯民之熱血，他需要走的是既能謀求自立又能實現報國理想的道路。正因為如此，當得知長沙成立了“俄羅斯研究會”，並且在聽了關於蘇俄十月革命和蘇俄國內狀況的介紹以后，他欣喜若狂。在20世紀初年，人類社會出現的新曙光讓他看到了實現個人理想的希望，同時也產生對蘇俄的向往。不久，長沙俄羅斯研究會成立了留俄勤工儉學團，組織青年報名留俄。恰在這時，他的遠房哥哥任新典從上海來信，說上海外國語學社正在招生，學好俄文后，可以介紹去蘇俄留學。任弼時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同班同學蕭勁光后，二人十分高興。后來蕭勁光回憶道：
“那天中午，天氣很熱，我們躺在宿舍的床上，輾轉反側，興奮得睡不著。去不去？還有幾個月就要畢業了，文憑還要不要？商量來商量去，兩人都橫下一條心，去！文憑不要了。我們立即找到任岳，通過船山中學校長賀明范的關系，提出申請，填了表，加入了俄羅斯研究會。”【《蕭勁光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12頁。】不久，任弼時、蕭勁光等人即作為長沙留俄勤工儉學團選派的第一批留俄預備生登程趕赴上海。1920年10月，在他們已經到達上海並開始了新的學習生涯時，長沙長郡中學貼出了將任弼時、蕭勁光除名的布告。就這樣，任弼時以放棄當時人們十分看重的中學畢業文憑為代價，走過了人生之路的重要轉折點，開始了新的人生歷程。從上文的敘述中，我們不難看出，任弼時做出這樣的選擇，不是外力的強迫和裹脅，更不是狹隘私利的驅使，而完完全全是出自於其源於民族精神的人生理想和社會責任感。這時的任弼時還不能說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但是民族精神讓他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馬克思主義，接受馬克思主義。
任弼時進入上海外國語學社以后，經過半年多的學習，通過閱讀《新青年》、《共產黨宣言》，從探索和比較中，找到了改造社會的理論和方向，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更促使他堅定了自己選擇的人生方向。在這時，他思想中的民族精神通過與馬列主義的結合得到了升華，使得他能夠把個人的理想和抱負與人類最偉大的事業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並由此生發出准備戰勝一切艱難困苦的勇氣和信心。1921年4月，經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與蘇俄方面的聯絡和安排，決定分批派外國語學社學員去莫斯科學習，任弼時名列其中。他的父親得知這個消息后，於5月4日寫信給任弼時，勸他“謀事上海”，從長計議。任弼時收到父親的信以后，“捧讀之余，淚隨之下”，他“連夜不安”數日，但最后還是在啟程之日，滿懷深情地寫了一封家書。在這封家書中他寫道：
“……大人奔走一世之勞，未稍閑心休養，而家境日趨窘迫，負擔日益增加，兒雖時具分勞之心，苦於能力莫及，徒叫奈何。自后兒當努力前圖，必使雙親稍得休閑度日，方足遂我一生之願。……隻以人生原出謀幸福，冒險奮勇男兒事，況現今社會存亡生死亦全賴我輩青年將來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樂，此亦我輩青年人的希望和責任，達此便算成功。”【《激揚文字——任弼時青少年時代作品賞析》，第38頁。】
很顯然，青年任弼時在這封信裡不僅向父親表達了挂念、感激的深情，而且陳述了自己人生理念、報國決心和改造中國社會的抱負。其中造成“同天共樂”的“大福家世界”應該是源於《共產黨宣言》的理念，而“社會存亡生死亦全賴我輩青年”則是出自於民族精神的社會責任感。也正是由於任弼時具有這種遠大理想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才促使他化離鄉別親之苦為動力，胸懷救國圖存的大志，毅然走出國門去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對於蘇俄之行的旅途艱險，任弼時是清楚的。因為他是第三批赴俄學員，已經知道第一批學員被軍閥政府逮捕了。但是受理想和信念的驅使，他不畏艱險，一往無前。
1921年5月中旬，年僅17歲的任弼時在投寄了家書之后，便扮成理發師，登上從上海到海參崴的郵輪，開始了赴蘇俄找尋救國真理的征程。這趟旅途歷時兩個月，行程7000余華裡，直到1921年7月9日才到達目的地，旅途上充滿艱辛和危險。
這時，第一次世界大戰雖然結束了，但是俄羅斯的土地上戰火並沒有熄滅。為了扼殺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14個帝國主義國家的軍隊，調轉槍口，勾結俄羅斯境內的反對布爾什維克的武裝企圖推翻蘇維埃政權。當時在蘇俄遠東地區的海參崴和濱海省，就盤踞著與蘇俄為敵的日本軍隊，而這裡是任弼時等人赴蘇俄留學的必經之地。
任弼時等人乘坐的郵輪不是直抵海參崴，而是從上海起錨后，先要到日本長崎停靠。船到長崎港后，為了安全，任弼時等人不能登岸，必須成天蹲守在昏暗悶熱的船艙中。而郵輪到達海參崴時，當地還處於冰天雪地中，又正鬧著鼠疫。下船后，他們迎著呼嘯的寒風，來到一家中國人開的小旅館，住進了冷冰冰的屋子，焦急地等待共產國際遠東局的人前來接頭。在同共產國際的接待人員接上關系后，他們才得知，從海參崴到紅軍管轄區伯力還要經過反布爾什維克武裝盤踞的地區，沿途盤查甚嚴，如果暴露了身份，就會有生命危險。隻有到了伯力，安全才會有保障。在旅途中已經備嘗艱辛的任弼時，這時依舊無所畏懼，義無反顧，勇敢地踏上這充滿艱險的旅途。在旅途上，任弼時曾不幸因患感冒而被日軍扣留，並且與其他赴蘇俄人員失散。當時他身上沒有多少錢，處境十分艱難危險。但是他臨危不亂，機智勇敢，不但巧妙地擺脫日軍檢查站人員的盤查，而且果斷採取妥善措施安全地抵達伯力，與其他赴蘇俄留學人員勝利地會合在一起。同伴們得知他脫險的經過后，都一致贊揚他的鎮定和機靈。戰勝艱難險阻，克服無法預知的困難，需要人的精神力量，也能夠顯示人的精神品質，年輕的任弼時用不凡的表現展示了中國青年革命者的情懷。
任弼時等人到達伯力以后，雖然安全得到了保障，但是前往莫斯科的旅途生活依舊充滿艱辛。4年的世界大戰和3年的國內戰爭，把俄羅斯搞得筋疲力竭，沒有糧食、沒有燃料、沒有足夠的日用品，開往莫斯科的蒸汽列車，燃的是木柴，顛顛簸簸，速度很慢。車廂裡沒有暖氣，人仿佛在冰窖中。列車經常出故障，總是走走停停。有時遇到零散的匪徒襲擊，旅客還得下車，匍匐在車廂下，躲避流彈。在蘇維埃政權在全國實行軍事共產主義的困難條件下，接待客人的食品，隻能是一小塊黑面包。但是年輕的革命者“到列寧的故鄉去學習革命”的決心是堅定的，這些困難是不能讓他們退縮的。民族要復興、祖國要富強、人民要解放，為了實現這個理想，任何艱難險阻都不可阻擋。
1921年8月3日，任弼時等人進入莫斯科東方大學，開始了嶄新的學習生活。這時，雖然生活條件還比較艱苦，但是學習的條件和環境還是比較優越的，可是語言的障礙不能不讓他們的學習效果受到制約。學習和掌握俄語又成為任弼時必須克服的困難。剛入校時，任弼時的俄語水平很低，聽課時非常困難，必須要翻譯一句一句地翻譯。任弼時不甘心這種被動的聽課狀態，憑著勤奮和自強的民族精神，橫下一條心苦學俄語，抓緊一切空余時間堅持不懈。因此，盡管在該校中國班的學員中，任弼時年紀最小，身體也差，經常感冒，但是由於他的刻苦和勤奮，使得他的俄文水平提高很快。一年過后，當擔任西方革命史課堂翻譯的瞿秋白奉調回國時，18歲的任弼時就接替他當上了課堂翻譯。語言的突破，讓任弼時如魚得水。在東方大學裡，任弼時較為系統地閱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著作，提高了自己的思想理論水平﹔廣泛地涉獵各種傳媒信息，擴大了自己的政治視野。這樣一來，就使得他能夠把中國革命和遠東乃至世界各國的革命斗爭聯系在一起，把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運動和國際工人運動聯系在一起，進行觀察和思考，所以加快了在政治上成熟的步伐。一年過后，在1922年冬，任弼時轉為中共正式黨員，加入到中國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光榮序列，走上了為共產主義奮斗終生的征程。
毛澤東曾經說過，“人是要有一點兒精神的”。這句話雖然簡約，但是有深刻和豐富的內涵。因為毛澤東說這句話的時候已到晚年，應該說其中包含有他和他們一代人的人生感悟。與毛澤東同屬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成員的任弼時的這段青少年生活經歷也能夠說明這樣的內涵。任弼時走上革命之路的動力，不是物欲的追求，而完全出於一種精神的動力。這種精神追求，如果追根尋源，就是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盡管由於任弼時接受了馬列主義，使得這種民族精神得到升華，但是我們不能因此否認其根本的思想淵源。
任弼時民族精神成因探析及其現實意義
通過以上的回顧，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民族精神的作用對於青少年任弼時的成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時也說明弘揚民族精神在今天的青少年思想教育中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所以我們還有必要探求民族精神是怎樣進入青少年任弼時的精神世界的。
任弼時出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的一個鄉紳家庭，遠祖曾官至廣西太平知府，其后諸輩雖仕途不暢，隻任些文“散官”，但也總算有個功名，因此對於整個任氏家族而言，讀書致仕、啟智明理應該是一種家傳。這樣的封建書香門第的家庭是不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和家訓的。這種文化的熏陶對少年任弼時影響應該說是深刻的。誠然，這種家族文化帶有封建的糟粕，但是立志報效國家的核心成分一旦與先進的思想理論結合就能夠給人以無窮的動力。因此我們不能否認這一家庭影響對於民族精神進入任弼時精神世界的作用。
任弼時童年時，其父親任裕道是家庭中對其有深刻影響的人。這位科舉落第的鄉間知識分子，以教書為業，思想開明，不因循守舊。他在年逾而立之年時，還離家赴長沙湘陰師范學校接受為期半年的鄉間私塾教師的培訓，結業后便在家鄉辦起新學——求志學堂，不再講授詩雲、子曰的舊書，而是改上國文、算術、音樂、美術、體操等新課程。這所學堂還男女兼收，也使鄉村的風氣為之一新。任弼時出生后，他按照族譜輩序的“培”字，給任弼時起名“培國”，寓愛國、衛國、強國之意。從任弼時三四歲開始，他便教任弼時描紅識字，給任弼時講屈原和端午節的由來、岳飛精忠報國的事跡、花木蘭代父從軍的故事，帶任弼時背誦《木蘭辭》一類的詩篇。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時，他將7歲的任弼時送進作民小學求學。此時，因經費困難，求志學堂已經並入他校，任裕道也已應聘到作民小學做國文教員。作民小學離任弼時家20多華裡，任裕道是住校的教師，所以任弼時也隨父一起住在學校裡。1914年春節過后，因父親轉入任姓族祠所辦的學校——序賢小學任教，任弼時也插入序賢小學三年級就讀，並且依舊隨父住在學校。1915年夏，任弼時在序賢小學初小畢業后，考入長沙第一師范附設高小部讀書。從此，任弼時離開家鄉，告別父母，開始了獨立的學習生活。這時，任弼時隻有11歲。從上述事實我們可知任弼時的父親對於童年任弼時的成長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限於史料我們無法了解他是怎樣教育和引導任弼時的，但是僅從上述的情況中，我們就可以知道他已經把民族精神的核心成分播撒在幼年任弼時的心田中，而這些對於任弼時來說是足可以受用一生的。
離開家庭獨自在外求學的任弼時由於還未成年，所以一時還不能完全脫離家庭，走入社會。但是相對獨立的學校生活，又不能不讓他獨自地面對社會和面對生活。少年求學的經歷促使他過早地接觸社會、了解社會和熟悉社會，同時也因此，他所面對的社會生活和環境必然會對其成長產生重要和深刻的影響。
任弼時出生在20世紀初年。他出生時中國人剛剛蒙受過英、美、德、法、俄、日、意、奧八國聯軍侵佔首都北京這一巨大民族恥辱，他的童年和少年時代是近代中國最混亂、最貧弱、最痛苦、最黑暗的年代。這時雖然有辛亥革命發出的一線曙光，但在轉瞬之間就被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所湮沒。當時，東西方資本主義列強通過資本輸出扼住中國的經濟咽喉，通過文化侵略企圖從精神上奴化中國人民、從心理上征服中國民心﹔在外國列強推行“以華治華”的方針下，中國的封建王朝和軍閥政府日益成為外國資本主義統治中國的工具。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是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兩座大山﹔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構成當時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這時的中國已經完全墮入半殖民地的深淵。國家積貧積弱，人民飢寒交迫，並且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威脅。“救亡圖存”的吶喊顯得格外痛切，而這吶喊在任弼時的家鄉湖南又尤為激昂。因為在中國進入近代社會以后，湖南才真正出現了千年學府——岳麓書院大門對聯所雲“唯楚有才”的盛況。鴉片戰爭以后，在這個省份先后出現了以魏源、譚嗣同、唐才常、黃興、宋教仁、陳天華、蔡鍔等為代表的人文思想界的領軍人物或革新志士，並且因此使得經國濟世的遠大抱負、救亡圖存的愛國情懷、不尚空談的務實作風、百折不撓的奮斗精神成為近代以來湖南知識界人士所推崇的一種人文精神。任弼時進入長沙第一師范附小讀書時，毛澤東、蔡和森、張昆弟、蕭子章等人也正在校，蕭子章還是一師附小的體育教師。這些人不但是在校內傳播新思潮的骨干，也是長沙學生界、文化界的活躍人物，長沙第一師范學校也因為有他們而在政治上頗為活躍。學校還成立了學友會，組織同學參與校政，開展課外活動，這在當時湖南各校中是破天荒的事情。在這樣一種社會和學習氛圍下，來到省城讀書求學的任弼時除了學習學校的功課外，還經常坐在學校的閱覽室裡仔細地翻閱報紙，關注時事，涉獵歷史、地理知識和中外名人傳記，從中尋求救國自強的途徑和自己人生的道路。特別是在這段時間裡，國內先后發生了袁世凱恢復帝制和護國戰爭、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和五四運動，這類事件都會對任弼時產生深刻的思想影響。
此外，他還切身體會到封建軍閥帶給人民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傷痛，這一點在他題為《暑假紀事》的作文中有所記載：“某日晨起，忽聞炮聲，家人不以為然，以為鄉間神廟之行鄉也。及早飯后，始知因湯將軍逃走，北兵潰散，新政府開兵攻擊故也。越一日，吾家之前亦過北兵。全家之人因逃避山中幸免危險。然而屋中之衣服器具均被其劫去。嗚呼！數十年來吾家之不幸莫此為甚也！”【《激揚文字——任弼時青少年時代作品賞析》，第27頁。】此事發生在1916年夏，這種切膚之痛對於年僅12歲的任弼時應該是刻骨銘心的。這樣的經歷對於任弼時日后深刻認識和理解國情，體會中華民族的災難，進而立志變革社會是有重要作用的。同時這對於他接受民族精神的感化，繼承和發揚民族精神也是有重要作用的。
通過對民族精神進入任弼時精神世界的上述原因的揭示和分析，我們可知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影響對於青少年精神世界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結合青少年任弼時成長的經歷來反思當前我們的青少年思想教育工作，則是富有啟迪的。僅從對青少年開展民族精神教育而言，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加強和改進我們的工作。
一、家庭教育要注意精神培養問題
家庭教育和家庭的文化氛圍對於孩子的影響是十分重要的，有些影響可能會關乎到孩子的一生。但是現在我們通常的家庭對孩子的關注往往是停留在物質方面的滿足，忽視精神方面的需要。許多家庭雖然也十分重視對孩子的早期教育，但是這些教育普遍存在世俗化和功利化的問題，一般的家庭普遍重視子女的智力開發和才藝技能的掌握，不重視思想品德的教育和良好行為習慣的培養，同時在潛意識裡又普遍對孩子抱有較高的期望。在這些人看來這才是“務實”，這樣才能使孩子適應“未來社會競爭”的要求。不能否認這種家庭教育在一部分孩子身上會出現正面效應，但也不能看不到這種家庭教育帶給相當多孩子的負面影響。人在社會中生活畢竟不能僅有物質的追求，精神上的需要也是必須滿足的。所以忽視對孩子精神需求的教育和培養，必然會對孩子的成長造成缺憾。在這方面任弼時的父親在對他進行智力開發的同時還進行精神培養的范例，是值得我們認真思索和效仿的。
二、學校教育要注意知識傳授與思想教育的和諧統一
從青少年任弼時成長的歷史看，學校教育對於他民族精神的培育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這一點可以從他寫的作文中反映出來。在他的一些現存作文中，有很多內容都與國計民生有關，這說明當時他所在的學校對於啟蒙時期的孩子就很注意引導他們關注社會問題，並非僅因其年幼，就僅著眼於智力的培育。然而如果讓我們反思現今的學校教育，則不難發現普遍存在偏重智育的問題，無論老師、學生還是家長對於學校教育的關注幾乎全是知識傳授和接受方面的問題，對學生的思想教育往往與知識傳授脫節。這其中既有社會和歷史方面的原因，也有教育觀念方面的原因和成才觀念的原因。簡單地批評這種現象，難免會有“假大空”之嫌，但是不注意這個問題，不從根本上認識和解決這個問題，所造成的損失是巨大的。因為一個年輕人如果思考問題時僅停留在個人的生活圈子裡，而不能與社會的進步與發展結合在一起，不可避免地會出現短視和狹隘的問題，無論對於個人還是社會都會產生不良的影響。由於這種影響通常是隱性的，所以容易為人們所忽視。因此，在當前我們的學校教育必須注意知識傳授與思想教育和諧統一的問題。在這方面或許傳統的東西能有借鑒的意義。例如古代啟蒙讀物《三字經》，在不到3000字的文字中囊括了天文、地理、歷史、哲學、倫理等豐富的內容，而這個東西通過孩子誦讀和教師講授，孩子既接受了知識和讀寫技能教育，也接受了它的思想觀點教育，可以說它基本做到了知識傳授與思想教育的統一。加上它的文體規則押韻，便於背誦和記憶，其教育效果更佳。我無意倡導讀《三字經》，但是其中是否有我們可借鑒的東西呢？
三、社會要注意營造傳播民族精神的文化氛圍
要在青少年中培育和弘揚民族精神，還要考慮社會文化氛圍對他們的作用。今天的中國與任弼時青少年時代的中國相比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大眾社會傳媒的發達幾乎將全國青少年置於一個無限廣闊的社會空間，來自各種傳播渠道的信息不斷地沖擊廣大青少年的心靈空間，同時對他們產生程度不同的影響。面對這樣一種現實，我們必須跳出傳統的思維模式，發揚創新精神，在全社會多方營造一個傳播民族精神的文化氛圍，幫助廣大青少年理解民族精神和接受民族精神。要達到這個目標，首先要讓民族精神有良好的文化載體，用盡可能完美的多種形式載荷民族精神的內容，輸送到社會的各類空間，以利於青少年攝取。其次要幫助社會中的成年人自覺體現民族精神、傳播民族精神，發揮他們的言傳身教的作用。第三要促使大眾社會傳媒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採用有效的傳播形式，不斷向廣大青少年提供弘揚民族精神的信息，將民族精神植入廣大青少年的心田。從當前的社會現實出發，要做到這些應該說還有一定的難度，因此我們必須從黨中央提出的把握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大力推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各項目標，推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這樣一個總體要求出發，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鞏固黨和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的前提下，進一步促進文化體制改革的深化，推進各類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發展，進而為弘揚和培育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做出應有的貢獻。
弘揚民族精神是黨的十六大向全黨和全國人民提出的具有戰略意義的任務，是貫徹和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任務的需要，因此我們一定要注意總結歷史經驗，切實加強在全社會，尤其是在青少年中開展民族精神教育，讓偉大的中華民族精神在21世紀，伴隨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的實現，得到進一步的發揚光大。
（來源：《任弼時百周年紀念——全國任弼時生平和思想研討會論文集（下）》2005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