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陳雲“一五”末期若干發展思路比較

作者:蔣永清    發布時間:2015-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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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陳雲“一五”末期若干發展思路比較

蔣永清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編制和執行,為新中國的工業化奠定了初步基礎。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正確解決了工業化起步時遇到的方向、戰略、布局、資金、人才、規模、速度等一系列基本問題,使這一時期成為我國歷史上經濟發展最好的時期之一。在探索經濟發展規律的實踐中,毛澤東和陳雲在許多方面都是一致的。同時,在編制和執行“一五”計劃的過程中,特別是在“一五”末期(1956-1957年間),他們兩人在經濟形勢的判斷、建設規模與國力的關系、農業增產方式、改進經濟管理體制等問題的思路上又有不同的側重。本文試對此作一簡析。

一、關於經濟形勢的判斷

這裡所說的經濟形勢指1956年經濟形勢。對這一年經濟形勢的判斷,既是對“一五”建設的初步總結與回顧,也是對“二五”計劃的展望與預籌。毛澤東和陳雲的態度分別是:毛澤東認為年初經濟發展勢頭很好,后來壓制這種勢頭從上到下搞反冒進是錯誤的﹔陳雲則認為這一年經濟發展冒了,贊同採取反冒進的措施。筆者認為,這兩種判斷,首先體現了毛澤東和陳雲對經濟形勢判斷的一般特點﹔其次,這個判斷是一個交織著復雜因素的爭論過程。

毛澤東和陳雲對經濟形勢判斷的一般特點,可以從“一五”時期舉出一些例子來說明。毛澤東的特點是從政治上看問題,而且看問題比較樂觀。關於前者,以毛澤東對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初全國經濟形勢的判斷為例。盡管當時國內經濟形勢很好,但他還是謹慎地考慮斯大林去世后的國際形勢,敏銳地從政治上提出“以蘇聯為鑒戒”、避免走蘇聯走過的彎路。為此還進一步作了調查研究,形成了著名的《論十大關系》。關於看問題比較樂觀,可以舉19555月毛澤東對農業形勢判斷的變化為例。此前,他一度認為農村中因自然災害和統購統銷的失誤而情況緊張,但等到外出視察后,他就認為原來的估計言過其實了,農村的形勢還是“好得很”。對形勢判斷的變化引起了決策上的連鎖反應,農業合作化進度的加快由此而來。

陳雲對經濟形勢的判斷也有兩個特點:一是從眼前具體問題入手,二是把暴露出來的問題看得比較嚴重。以1953年秋他對糧食形勢的判斷為例:首先,他從糧食市場上的具體問題入手,把每一個細微的因素都考慮在內。其次,他把這些具體問題綜合產生的長遠后果看得比較嚴重,認為糧食市場的混亂會引起物價的全面波動,從而對新生的人民政權和剛剛啟動的工業化進程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基於這種判斷,他提出了統購統銷的對策。

1956年經濟形勢的判斷就體現出了毛澤東和陳雲的上述特點。毛澤東認為:從政治上講,把反冒進搞成一個自上而下的運動是錯誤的,給群眾的積極性潑了冷水,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和1957年右派的進攻相關聯﹔從形勢的樂觀與消極上講,成績和問題的關系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系,成績是主流。陳雲則認為:從具體事實講,1956年“冒”了,一是財政信貸多支出了30億元,二是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供應緊張,出現了以物易物、抬價搶購等社會現象﹔從程度上講,問題很嚴重,他曾動情地說:我們這樣的大國,不能出問題。少奇同志管黨的工作,小平同志擔任黨的總書記,總司令也不管這些事,總理忙得很,所以,財經問題由我們作決定。我們肩上擔著6萬萬人的事,如果搞得天下大亂,打我們的屁股。①因此,他是積極主張反冒進的。

至於說毛澤東和陳雲對1956年經濟形勢的判斷是一個交織著復雜因素的爭論過程,主要是指:首先,陳雲的判斷是同劉少奇、周恩來、李富春、李先念等人一致的﹔這種共識在當時形成了反冒進的決策﹔陳雲參與、領導了反冒進﹔結果是,依靠集體領導和集體智慧成功地避免了一次可能出現的重大失誤。其次,毛澤東確實也認為1956年經濟有“冒”的現象,也應該採取一些措施,但他不同意搞反冒進運動﹔不過,由於當時其他中央領導人反冒進的意見都很一致,所以他的不滿並沒有立即表現出來,而是到了1958年初,他才在南寧會議和成都會議期間,明確、尖銳地表達了他對1956年經濟形勢以及由此而來的反冒進的意見。

基於對1956年經濟形勢的判斷,陳雲才參與和領導了反冒進﹔在反冒進中,又進一步堅定了他對形勢的判斷立場。陳雲參與和領導反冒進可分為3個階段,在第一階段(年初至6月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和第二階段(6月至9月黨的八大),由於工作重點在對資改造方面,所以他主要起了提供理論分析依據的協助作用﹔在第三階段(即第四季度關於削減1957年基建投資的決策中)起了關鍵的拍板作用,把1957年基建投資由243億元壓到110億元。

那麼,毛澤東為什麼在1958年初反過頭來強烈批評1956年的反冒進呢?筆者認為,有以下3點原因:11957年經濟形勢發展很好,“一五”計劃提前超額完成。毛澤東沒有認為這是反冒進的結果,而反過來認為形勢本來很好,當初的補救措施和發展結果不符。21957年的右派進攻,明顯增加的工人罷工、學生罷課、游行請願等事件,以及國際上的波匈事件,都使毛澤東認為反冒進有政治錯誤,給群眾的積極性潑了冷水,助長了敵對勢力的氣焰。3、毛澤東認為反冒進是針對他個人的,他在一份關於反冒進的摘錄材料上批道,這是“尖銳地針對我”。

總之,從政治上看問題,樂觀地分析形勢,往往站的角度較高,容易從宏觀上把握歷史發展的脈搏,但有時也容易脫離實際,違背客觀規律﹔從具體問題入手,把形勢估計得嚴重些,通常在措施上能比較得力,比較切合實際,收得明顯的效果。

二、關於建設規模與國力的關系

提出建設規模與國力的關系的命題,是陳雲在“一五”時期獨創性的理論建樹,它主要是在總結1956年反冒進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后形成的。落實在政策層面,這個命題就要求在當時的背景下大大壓縮基建規模。但毛澤東對此有不同看法,體現在他關於“平衡”與“不平衡”的論述中。

在“一五”建設的過程中,1953年的小冒和1956年的冒進,促使陳雲思考建設規模與國力之間的關系。針對1953年的小冒,他提出了“緊張平衡”的理論,即:在我們這樣一個財經基礎非常薄弱的國家,進行以重工業為重點的大規模經濟建設,必將樣樣都寬裕是不現實的。但這種緊張不能導致國民經濟平衡的破裂,而必胦保持一種緊張的平衡。為此,不要尋找國民經濟各部門緊張又不至於破裂。他認為,從總體上講,“一五”計劃是一個緊張平衡的計劃。

針對1956年的冒進,陳雲深化了他的“緊張平衡”的觀點,進一步提出了“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的理論,也就是從財金貿的角度提出了防止重視建設、忽視民生而導致緊張平衡破裂的制度保証,即:1、財政收支和銀行信貸都必須平衡,且應略有結余。2、物資使用要排隊,先保証必需的生產和必需的消費,然后再進行必需的建設。3、人民的購買力要有所提高,但提高的程度,必須同能夠供應的消費物資相適應。4、基本建設規模和財力物力之間的平衡,不單要看當年,而且必須瞻前顧后。5、農業對經濟建設的規模有很大的約束力。由於“一五”建設中出現的問題主要是建設規模過大,忽視人民生活,所以,陳雲在他的“國力論”中更多強調的是要限制建設規模,保障人民生活,從而使國民經濟整體上在一種緊張平衡的狀態中高速向前發展。

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雖然也談到要正確處理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在《論十大關系》中第一條就指出:“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還要適當地調整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投資比例,更多地發展農業、輕工業。”並且在19571月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強調全黨一定要重視農業,不抓糧食很危險﹔但是,在涉及到理論問題時,毛澤東不贊同陳雲的觀點,他把陳雲這種限制建設規模以使其與國力相適應的理論看成是一種消極平衡理論,而他倡導積極平衡理論,也就是不平衡理論。在195512月的一次關於批判右傾保守思想、爭取提前完成過渡時期總任務的談話中,毛澤東就說:客觀事物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斷被沖破是好事,按平衡辦事的單位就有問題。②1958年初,他再次強調了這個觀點:“平衡理論問題。不平衡是絕對的無條件的普遍的永久的。平平<>是相對的有條件的[]普遍的暫時的。很多事物,以不平衡為平衡,例如人有老少、知多知少、高低肥瘦,知識的多少深淺,永遠不能平衡。”③“不平衡——平衡——再一個不平衡——再一個平衡以至無窮,這就是規律”。④這種不平衡理論或者說積極平衡理論在經濟生活中的應用,就是要“不斷地提高落后的指標和定額,使它適應於先進的指標,向先進的定額看齊”。⑤

應當說,在走向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的過程中,按照馬克思的理論,國民經濟要遵循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原則,這一點,毛澤東和陳雲是一致的。至於為什麼毛澤東對陳雲結合中國實際,具體地發展了馬克思這一理論的成果(即“國力論”)有不同意見,筆者認為原因主要是:1、陳雲的“緊張平衡”是一個基於積累與消費、總供給與總需求的經濟學概念,而毛澤東的“平衡”與“不平衡”是一個哲學概念。概念既然屬於不同的范疇,溝通起來就難有共識。2、隨著“一五”計劃的提前超額完成,毛澤東產生了趕超英美的緊迫感,這使他忽略了陳雲“國力論”的意義。毛澤東對近代以來我國遭受西方列強凌辱的歷史非常敏感,有一種利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工業化進程實現趕超西方強國的強烈願望。“一五”計劃結束時,我國的工業化進程順利,有了初步的基礎,毛澤東認為,我們可以乘勝實現趕超西方強國的目標。在1956年黨的八大上,他就說:“超過美國,不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應該。如果不是這樣,那我們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們對人類的貢獻就不大。”“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⑥而且,他的這種緊迫感越來越強烈、越來越具體。19561月,他說,趕超要用幾十年也就是說5060年的時間,到195711月變成15年趕超英國(相當於25年趕超美國),“大躍進”運動中就更快了(19584月開始考慮能否用15年趕超美國,相當於7年趕超英國﹔19586月則提出兩年就可以趕超英國了)。趕超英美主要是指重工業,而重工業又主要指鋼鐵。鋼鐵的指標和任務高、大、急,必然會突破緊張的國民經濟所許可的程度,發生經濟災難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三、關於農業增產方式

“一五”時期,我國國民經濟的基礎很薄弱,體現在農業經濟的比重很大,並對建設規模有很大的約束力。因此,毛澤東和陳雲都很重視農業的增產問題。筆者認為,毛澤東關於農業增產的思路有兩條,一是在生產關系方面強調農業合作化﹔二是提出了在農業合作化后依靠集體力量發展農業生產力的全面的具體措施。陳雲在“一五”前期首先表明對毛澤東倡導的農業合作化的堅決支持,認為這是農業增產的主要方式﹔但到“一五”后期,他對合作化的效果產生了懷疑,在配合毛澤東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力的探索中強調提出了以化學工業和水利為手段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的思路。

關於農業合作化,“一五”前期,當經濟生活中由於農業歉收而導致供需緊張時,毛澤東開始從生產關系方面考慮問題。他認為,應當改革生產關系,以使其更好地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即在農業上發展合作化:一、合作化是生產關系的變革,這種變革導致人們生產積極性提高,從而提高農業產量。二、合作化是人們力量的一種聯合,聯合可以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從而導致增產。“在合作化的基礎之上,群眾有很大的力量。幾千年不能解決的普通的水災、旱災問題,可能在幾年之內獲得解決。”⑦當然,在合作化問題上,毛澤東的思想有一個變化過程。19533月時,他還沒有強調這個問題,但到10月就發生了變化,要求各地給予大力發展。19557月則提出要在全國普遍推行。他的思想之所以發生這種變化,與195310月的糧食市場緊張有關,也就是說他把合作化看成是糧食增產的最為有效的途徑。

陳雲對毛澤東的這種思路是贊同和支持的。19546月,在向中央作的關於“一五”計劃編制情況的匯報中,他就說,完成農業計劃很吃力,靠開荒增產不多,提高單位面積產量也很緩慢,因此“主要靠合作化”。在19555月毛澤東和鄧子恢關於合作化的爭論中,陳雲支持毛澤東,他認為合作社問題雖然亂子不少,但大體是好的,基本方針仍要發展。

合作化基本完成后(也就是“一五”末期),毛澤東的思路放在制定發展農業的總體設想即“農業17條”和由此而擴充的“農業40條”上。可以看出,這時毛澤東關於農業增產方式的重點已經轉移到在繼續鞏固合作化的基礎上怎樣發展生產力上,他提出了許多具體的措施,如發展畜牧業﹔推廣先進經驗、新式農具﹔興修水利,保持水土,等等。當然,這些措施的效果是有限的和逐步的,不會一蹴而就。

這時,陳雲的思路開始發生一些變化,產生了具有他的個性特色的思想。首先,根據觀察,他認為合作化的增產效果有限,需要另謀出路。“合作化只是給發展農業創造了條件,還不能解決根本問題。”“第一個五年計劃投資的重點,是工業和交通。這是必需的。農業投資和事業費給了84億元,發展農業主要放在合作化上面。那個時候也隻能這個樣子。”⑧他開始考慮如何發揮個體經營的積極性。后來在60年代的調整中,他根據家鄉調查的結果,結合國內外形勢,向毛澤東提出了“分田到戶”的建議,但遭到了毛澤東的批評,這是后話。

其次,陳雲開始思考一些能夠行得通、並能見效的技術措施。通過調查研究和讀書學習,他把中外專家發展農業的思路概括為3種:一是“擴大耕地面積”,主要是美國的做法﹔二是“肉食論”,即發展畜牧業來增加人民的肉食,主要是歐美一些國家的做法﹔三是“提高單位面積產量”,他認為,這正是我國農業增產要走的路子。而要提高單位面積產量,除了過去已有的如養豬積肥、改良農具、防治病虫害等辦法外,他想強調的是化學肥料、化學纖維、治澇、擴大灌溉面積4個問題。歸納起來就是化學工業和水利,他認為這兩項措施“可以對農業增產起很大作用”。在19578月遼寧省各級黨員負責干部大會以及9月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他都對這兩項措施作了詳細的闡述。事實上,陳雲提出的這兩項措施特別是關於發展化學工業的措施,對我國農業增產確實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四、關於改進經濟管理體制

我國在“一五”計劃結束的時候,也同時取得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建立起高度集中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這種體制在發揮其正面作用的同時,其弊端也在一開始就暴露出來。因此,毛澤東和陳雲都提出了改進的思路。毛澤東的思路以權力下放為主,陳雲的思路則以增加市場調節的空間為主。

毛澤東從1955年開始對我國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有所覺察,以后不斷提出改進的措施。歸納起來,他提出的改進措施核心是權力下放,包括4點內容:一是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這既指中央部門對省、市、區,也指省、市、區對地、縣、區、鄉。他說,“我們不能像蘇聯那樣,把什麼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權也沒有。”“中央要注意發揮省市的積極性,省市也要注意發揮地、縣、區、鄉的積極性,都不能夠框得太死。”⑨二是給企業一點權力、一點機動、一點利益,使其在經營活動中具有相對的獨立性。三是批評了中央部門的官僚主義作風。毛澤東在1956428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批評了中央部門辦事見不到人、處理問題拖延不決的官僚主義作風。四是強調了全國平衡的問題。盡管毛澤東提出了放權的改進措施,但大的框框還是要全國一盤棋。他說,沒有全國的平衡,就會搞得天下大亂,全國的工業化也搞不起來。毛澤東的這些思想,既是總結了蘇聯管理體制中的弊端,即中央統得過多、過死,損害了地方、企業、個人的積極性,經濟體制缺乏活力,也是總結了我們黨歷史上統一與分散的經驗教訓的結果。他說:“鑒於蘇聯的教訓,請同志們想一想我們黨的歷史,以便適當地來解決這個分權、集權的問題。”⑩

針對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陳雲首先提出的改進措施主要是:1、改變工商企業之間的購銷關系﹔2、糾正盲目的集中生產和集中經營﹔3、取消市場管理中限制的有關規定﹔4、從有利於生產的角度制定價格政策﹔5、適當變更國家對某些產品的計劃管理方法。其次,他從建立新型經濟管理體制的角度出發,對這些措施進行了抽象概括,提出了“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構想,即在生產方面,計劃生產是主體,一定范圍內的自由生產是補充﹔在經營方面,國家、集體經營是主體,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是補充﹔在市場方面,國家統一市場是主體,一定范圍內的自由市場是補充。這個構想當時雖然並沒有付諸實施,但它體現了陳雲在改進經濟管理體制方面的主體思想,即強調在生產、經營、市場方面,應該保留一定數量的自由生產、個體經營和自由市場。這個構想和毛澤東關於權力下放的思路還是有區別的。權力下放只是經濟管理體制中權力范圍的調整,並沒有涉及到導致弊端的核心問題──即經濟運行體制中行政權滲透面過寬、過廣的問題。而陳雲提出的“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構想引進了市場調節的機制,對行政權是一種挑戰。也可能正因為如此,所以它在當時也才只是一種構想,而不是一種政策。

相反,陳雲對權力下放可能導致的后果抱有一定的擔憂。從《陳雲文選》中可以看到,他當時曾親筆為國務院起草了以下放權力為主旨的3個改進經濟管理體制的規定,即1957118日的《關於改進工業管理體制的規定》、《關於改進商業管理體制的規定》和《關於改進財政管理體制的規定》,但應當說,這3個文件更多的是職務作品,是在落實毛澤東關於權力下放的指示,因為陳雲當時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分管財經工作。他真正擔心的還是權力下放后會出現的問題,特別是制約建設規模的因素會減弱的問題。所以,陳雲在1957924日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特別指出:中央某些職權下放以后,必須加強對各個地方的平衡工作﹔地方要切實掌握資金的投放方向﹔財政體制一經改變,必須建立相應的財務管理制度﹔中央和地方各種分成制度在執行一年后,如有不適應的地方,應該有局部的調整。

總之,對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毛澤東和陳雲都有所認識,只是在如何改進的思路上有一些差別:毛澤東更多地從權力重新分配的角度考慮如何更好地發揮地方和企業的積極性,陳雲則更多地從經濟運行體制的角度考慮如何更多地發揮自由市場的調節作用。盡管有這種思路上的不同,但他們都是在對改進我國經濟管理體制進行著艱苦的探索。

筆者之所以對毛澤東和陳雲以上4個方面的發展思路進行比較,是為了從領袖思想史的角度更深入地探求“大躍進”運動發生的原因。當然,要作出准確的回答,還有待更為深入和嚴謹的論証。

 

注釋:

19561227日陳雲代總理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時的講話。

②參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上卷),第540頁。

③④《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第10926頁。

1958228日《人民日報》社論。

⑥《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89頁。

⑦《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451頁。

⑧《陳雲文選》第3卷,第7879頁。

⑨《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3133頁。

⑩《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52頁。

(原載《黨的文獻》200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