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陳雲、鄧小平生平思想對比研究

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陳雲、鄧小平生平思想對比研究

蔣永清

陳雲、鄧小平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他們同時又都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期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鄧小平是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陳雲則是這個集體的重要成員。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這段歷史是對許多普通中國人來說留下刻骨銘心記憶的年代。對兩位偉人此期生平思想的對比研究，其意義不言而喻，其難度可想而知。筆者勉強作一嘗試。

首先簡要回顧一下此前兩人的經歷。陳雲搞經濟工作的經歷可以追溯到延安時期。在1944年3月離開擔任了7年之久的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職務后，他主持陝甘寧邊區和晉綏邊區的財經工作。邊區經濟的繁榮發展現露了他管理財經工作的才華。正是有這段經歷，建國初期，中央任命他統領全國的財經工作，在統一財經、平擬物價、統購統銷、對資改造、一五計劃等重大歷史事件中，表現出色，貢獻卓越，得到毛澤東的高度評價，成為他管理財經工作最輝煌的經歷。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陳雲當選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標志著他成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重要成員。

鄧小平的情況則不同，他是在長期的軍旅生涯中渡過的，是為新中國立下赫赫戰功的軍事家。從抗戰時期的129師，到此后的晉冀魯豫野戰軍、中原野戰軍、第二野戰軍，他和劉伯承共事13年，創下“劉鄧大軍”的威名。解放初期，他主政西南，多施善政，開創了西南地區穩定、發展的新局面。1952年7月，他作為一方地方大員調到中央，任政務院（國務院）副總理。在1954年反對高崗、饒漱石的黨內斗爭中，鄧小平和陳雲發揮了重要作用。1955年4月，鄧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委員，1956年9月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總書記。1959年又擔任中央軍委常委。從這時起，他成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重要成員。

在成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重要成員的過程中，陳雲同鄧小平之間有一些不同的特點。陳雲在進入中央核心方面要比鄧小平資格老。1930年25歲時陳雲任中央候補委員，1931年26歲任中央委員，1934年29歲時就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此后雖有一些變化，但總的是長期在中央領導層工作。鄧小平則是一步步上來的，1945年41歲時在黨的七大上任中央委員，1955年51歲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1956年52歲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總書記。

1956年是一個承前啟后很有象征意義的年代。這一年，陳雲和鄧小平都標志性地成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重要成員﹔這一年，經過一五大規模的有計劃的工業化建設和並行的社會主義“三大改造”，中國建立起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新體制。此后，中國共產黨人的領導集體對新體制下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進行了艱苦而曲折的探索，他們的性格特色與思想方略有共鳴，有碰撞﹔有磨合，有矛盾，構成一幅生動形象的歷史畫卷。大躍進運動及隨后的經濟調整，就是這個畫卷的首頁。筆者擬以1958年至1962年分年度就陳雲與鄧小平的思想及活動作一簡要的對比分析。

一、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運動發動之年：陳雲與鄧小平的工作境遇發生了重要變化

本文20世紀50年代末的重要事件特指中國的大躍進運動。陳雲和鄧小平這時都已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重要成員，在這場大事件中，他們自然不能置身度外，但兩個人的思想與活動卻大不相同。1958年大躍進運動中，陳雲與鄧小平各自的工作境遇發生了重要變化。陳雲由此前在第一線領導全國財經工作的角色改變為在同樣的崗位上卻不再發揮主要作用。而鄧小平則是得到毛澤東的充分信任，主持中央書記處處理大量日常事務，協助毛澤東實現一系列重大戰略部署，成為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得力助手，從而走上領導全國經濟工作的前台。

陳雲工作境遇的改變要追溯到1956年的反冒進。他由於長期從事財經領導工作，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因此到1956年前后已經形成了成熟和定型的經濟管理思想，這集中體現在他總結反冒進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后提出的國力論思想，即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也就是緊張平衡的理論。陳雲認為在我們這樣一個財經基礎非常薄弱的國家，進行以重工業為重點的大規模經濟建設，必將是一個各方面關系都很吃力與緊張的建設，但這種緊張不能導致國民經濟平衡的破裂，而必須保持一種緊張的平衡。為此，就要尋找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合理而動態的比例關系，使這種平衡既緊張又不至於破裂。他從財金貿的角度提出了防止重視建設、忽視民生而導致緊張平衡破裂的5項制度保証。但這時已經敏銳地抓住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新體制下新氣息新主題的毛澤東不但在理論上並不贊同陳雲的觀點，而且在工作中針對陳雲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毛澤東從哲學的高度認為陳雲主張的是一種消極平衡理論，而他倡導積極平衡理論，也就是不平衡理論，這種理論在經濟生活的應用就是要不斷地提高落后的指標和定額，使它適應於先進的指標，向先進的定額看齊。在工作中，大躍進運動就是在不斷加深批評反冒進過程中發動的，在這一過程中毛澤東在小范圍特別點名說批評反冒進是針對陳雲，批評的言詞都異常尖銳，如說反冒進是方針性錯誤，是政治問題，是反馬克思主義的。等等。可以說，通過對反冒進的批評，毛澤東到第一線親自領導全國的經濟工作，而此前處於第一線主持財經工作的陳雲從此不再發揮主要作用。有一件事可以鮮明地驗証這一點。1958年6月中央下通知成立中央財經小組，陳雲任組長。在沒有明文撤銷這個機構的情況下，1962年3月中央又成立中央財經小組，也是以陳雲為組長。這隻能說明1958年成立的中央財經小組名存實亡，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在這種境遇中，陳雲1958年上半年主要是作檢討，承擔反冒進的領導責任。下半年主要是以中央和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主任一職，糾正當時基建方面的工程質量問題。1958年12月22日至26日，陳雲主持召開全國基本建設工程質量杭州現場會議，總結10月份生產大搞群眾運動以來工程質量事故和工傷事故大幅度增加的原因，提出6條改進措施。事后，他把會議情況向鄧小平和毛澤東都寫信作了匯報，指出總的情況是隻圖數量，不顧質量﹔隻講“多快省”，不講“好”。他的意見得到中央重視，批轉各地遵照執行。這件具體的業務工作，是陳雲在當時環境下所作的力所能及的貢獻。

與此同時，鄧小平被毛澤東委以重任，在黨內的工作地位得到不斷提升，在各項事務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就曾形象化地打比喻講：我挂正帥，就是大元帥，鄧小平為副司令、副元帥﹔我們兩個人一正一副﹔一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在工作中，毛澤東對鄧小平既充分信任，又給予了多方具體指導。毛澤東讓鄧小平抓大事的另一個重要表現就是，這期間國務院各部門直接向中央書記處匯報工作。與實際決策權的加強相適應，鄧小平個人的公開宣傳也得到了加強。1958年9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央關於增挂林彪、鄧小平同志像的通知》，要求在今后黨和人民解放軍以及各人民團體機關懸挂領袖像時，除過去規定懸挂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的像之外，應增挂中央副主席林彪和總書記鄧小平的像。

由於鄧小平黨內地位的提升，也由於他主持處理中央的日常事務，所以1958年的每一個歷史事件都有他的重要參與。在批評反冒進及制訂總路線的過程中，鄧小平學習體會毛澤東關於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方面有兩點突出的體會，一是關於解放思想，一是關於加快速度。他在一些場合的講話中指出：思想解放運動是一切工作的基礎，思想一解放，就會迸發出無窮的力量，大大推動文化革命、技術革命，因此，要強調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開動腦筋，獨立思考﹔在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有兩種方法的斗爭。一種是搞得快一些，一種是搞得慢一些。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方法，就是根據客觀可能的條件，加快建設。隻要是可能的，隻要不是主觀主義的就應該快。

此后，除了參與重大事件的決策外，與當年的大躍進運動有關，鄧小平的活動可以分為兩個階段。8月北戴河會議后至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是第一階段，主要是在全國各地調研工業生產和人民公社問題，作鼓動工作。鄭州會議后至年底是第二階段，主要是協助毛澤東開始對大躍進出現的問題進行糾偏。在第一階段，鄧小平從東北一直向南走，9月10日至17日在黑龍江調研。9月24日至29日在遼寧調研。10月7日至14日在河北調研。10月22日至11月6日在廣西、雲南、四川、貴州等地調研。他一路視察工廠、人民公社、學校，聽取工作匯報，召開干部大會作形勢和任務的報告。他明確指出我們出去主要是鼓動，並在各地調研時對生產、人民公社體制、群眾路線等問題發表了意見。第二階段主要是毛澤東開始對大躍進運動中的浮夸風、“共產風”、高指標等過“左”的東西進行糾偏。鄧小平積極學習和貫徹毛澤東隨著實際情況變化而發展的思想。他於11月初直接從調研地重慶赴鄭州參加第一次鄭州會議，並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主持起草《鄭州會議紀要》。鄧小平結合他在各地的調研成果，在會議上闡述了對人民公社一些帶原則性和政策性質問題的觀點。在隨后的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他作《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的說明，針對急於向全民所有制、共產主義過渡和企圖過早地取消商品生產、商品交換的兩個突出傾向，著重闡述幾個重大政策和理論問題。

總之，1958年大躍進發動之年，陳雲和鄧小平的工作境遇大不相同，他們發揮的作用和思想觀點也不相同。陳雲是受批評，作檢討，繼而作一些力所能及的糾偏工作﹔鄧小平是受器重，積極參與歷史發展進程的決策，隨形勢的發展而不斷調整自己的思想狀態。

二、一九五九年、一九六0年——從大躍進運動向經濟調整的過渡階段：陳雲從一件件具體事務做起，積極調研渡災的應急措施﹔鄧小平協助中央處理重大事件，精力集中在中蘇兩黨論爭的國際斗爭

從1959年起，大躍進運動造成的問題開始逐漸暴露，盡管對它的嚴重性及深遠影響的估計在領導人之間有一個不斷加深認識的過程，但是極其重視出現的問題、認真調研解決的辦法則在領導人之間是一致的。由於所處的環境和發揮的作用不同，每個人在此間的作為都各有特色。就1959年來說，巧合的是，陳雲和鄧小平都因病沒有出席七八月份的廬山會議。在此之前，陳雲主要是調研落實當年的鋼鐵指標﹔鄧小平則主要是協助毛澤東作壓縮空氣、降低指標的工作。

1958年北戴河會議建議1959年鋼產量指標是3000萬噸。11月武昌會議將指標降為1800萬噸至2000萬噸。1959年4月中共八屆七中全會將好鋼降為1650萬噸。即使這樣，毛澤東仍不放心，委托陳雲對此進行研究。中央書記處也責成財經小組研究鋼鐵指標問題。

早在1958年陳雲就對1959年鋼鐵指標表示了委婉的懷疑，他主要是從煉鐵、軋鋼、礦石、煤、運輸等環節作說明。武昌會議期間，他仍覺得鋼的指標還是難於完成，建議以不公布為好，但這個建議未能反映給毛澤東。1959年4月上海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在作關於工作方法問題的講話時，稱贊了陳雲在1959年指標問題上表示了非常正確的態度，並說陳雲這個人是很勇敢的，犯錯誤勇敢，堅持真理也勇敢，還是經驗比較多一點。真理往往在一個人手裡。在接受中央落實當年鋼鐵指標的任務后，5月3日至9日，陳雲連續主持中央財經小組會議，聽取冶金部關於鋼鐵生產總的情況以及礦石、焦炭、耐火材料、鋼鐵冶煉、鋼材品種等問題的6次匯報。最后確定鋼材的可靠指標為900萬噸，鋼的生產指標是1300萬噸。這個指標得到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的完全同意。實際執行結果，1959年鋼完成1387萬噸，生鐵完成2192萬噸，鋼材完成897萬噸。毛澤東對陳雲的工作也很滿意，多次表揚和關心，並且進一步聯系到陳雲此前提出的一系列理論觀點，甚至聯系到對陳雲個人命運有重大影響的反冒進運動。毛澤東在6月13日 確定1959年鋼鐵指標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話指出：明年的指標切記不可高，我看大體就是今年的指標，低一點也可以，搞一個馬鞍形嘛﹔1956年的錯誤是不應該公開反“冒進”，至於1957年的降低指標，完全正確。此后他還說到：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妻，陳雲對經濟工作是比較有研究的，讓陳雲來主管計劃工作、財經工作比較好﹔大躍進的重要教訓之一就是沒有搞好綜合平衡。不過，隨后的廬山會議由糾“左”變成反右，毛澤東從1958年底開始的糾“左”暫時中斷，“反右傾”斗爭在全黨和全國各地普遍展開。陳雲雖因病未出席這次會議，但會議結果對陳雲個人命運來說，仍有深遠的負面影響。

對於鄧小平來說，他的思想、活動是緊密圍繞毛澤東展開的。廬山會議之前，毛澤東集中精力繼續1958年底開始的糾左工作。2月至4月，他接連主持召開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海會議、中共八屆七中全會，解決人民公社所有制問題、糾正“一平二調”的“共產風”、降低1959年工業指標，就工作方法問題提出要多謀善斷，定計劃要留有余地、實事求是。鄧小平在主持中央書記處貫徹毛澤東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時作了精煉的闡發，他在5月28日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工業生產情況時指出：中央下了決心，退到可靠的陣地，鋼、煤、糧、棉四大指標都要下調﹔日用生活必需品是關系6億人民的生活問題，比1800萬噸鋼還重要﹔要迅速從壓迫我們的幾個指標下解放出來，抓市場、抓農業。對如何進一步改進工作，他在不同的場合強調以下幾點：（1）農業主要是個勞力安排問題，今年勞力中浮腫病不少，一定要實行8小時勞動，最忙12小時，否則要出大亂子﹔（2）工業出亂子，可能把整個國家計劃搞垮，因此要調整企業管理秩序，恢復過去好的制度，工廠還是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3）降低指標要有決心，中央各部門忍得痛，地方也要忍得痛，要舍得，該壓減的堅決壓下來，堅決不搞﹔（4）要強調全國一盤棋，統一安排基建、主要產品的生產、原材料和兩個部類（一個生產，一個生活）的主要物資分配，讓有條件的地方先上去﹔（5）宣傳要鼓干勁，但是要實事求是，力戒浮夸。等等。當然，對於總的形勢的分析,鄧小平還是持兩點論，既肯定主流方向，又指出存在的問題和糾正的辦法。因此,在落實完1959年鋼鐵指標后，他就針對鬆勁情緒指出：鋼不能再退了，再退就全黨全民泄氣，不能說退就是馬克思主義。鄧小平同樣因病沒有出席隨后的廬山會議,但這次會議對政局影響至巨,因而不能說它就對鄧小平的行為思想沒有影響。

1960年是一個明顯的過渡階段。由於1959年夏廬山會議后反右傾和國際上中蘇論戰的加劇和展開，大躍進的一些“左”的政策在1960年上半年繼續持續。這段時間，陳雲主要是休息養病，並就評彈藝術發表了許多具有真知灼見的指導性意見。但隨著困難局面的加劇和部分地區出現大量非正常死亡現象，從下半年開始，經濟調整問題逐漸成為中央領導層關注的頭等大事，陳雲也很快投入到這場艱巨的攻堅戰中。從9月至年底，陳雲就如何渡過經濟災荒進行了全國范圍的調研工作。9月12日至20日在河北調研。9月21日至28日在山東調研。10月4日至6日在宣化調研。10月18日至27日在河南調研。10月28日至11月1日在安徽調研。11月2日至14日在江蘇調研。11月14日至19日在上海調研。11月20日至12月6日在浙江調研。

通過調研，陳雲初步形成如下幾點思路。限於當時鋼鐵不能不少搞，公共食堂不能解散，城市職工不能大量退回農村的客觀條件，這些思路有很大的臨時救急性。（1）用“瓜菜代”的臨時緊急措施來代替糧食渡過當前的難關，首先解決吃的問題。（2）進口糧食來應急。考慮到這個話題在當時還有政治上的敏感性，用的是調劑糧食品種的名義，初步確定進口150萬噸。（3）提高糧食收購價格，從次年夏收起平均提高20％。（4）工業支援農業，增加手推膠輪車、拖拉機、發電機以及農具修理材料等。凡是對增產5000萬斤至1億斤糧食有用的措施都要採取。（5）建議建設年產800噸合成氨的小化肥廠。總的來說，陳雲的這些思路屬於調研性質，為國家宏觀政策的決策提供了有益的參考。

1960年對鄧小平來說又不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兩種路線的爭論在當時是更大、更緊迫的大事，以他在黨內的地位和重要作用，他的精力因此集中在中蘇兩黨爭論上。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會議后，中蘇兩黨的分歧與論爭公開化，並且不斷走向尖銳。鄧小平主持起草了中蘇兩黨論爭的幾乎所有重要文件，並且處於第一線親自參加中蘇兩黨面對面的談判、論爭，充分展現了代表黨和國家利益在對外關系中的硬朗、堅毅、敏捷的大家風范。9月17日至22日，作為中共代表團團長，他率團同以蘇斯洛夫為團長的蘇共代表團進行5次會談。在會談中，他尖銳批評蘇共不以平等的、兄弟的而是以父子的態度來對待中國，指出中國共產黨永遠不會接受父子黨的關系。這次會談雙方分歧很大，在各項原則性問題上沒有取得共識，但表示把沒能解決的問題放到將要召開的26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文件起草委員會上討論。10月1日至22日，鄧小平率中共代表團出席在莫斯科舉行的26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文件起草委員會會議。會議對蘇共中央起草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聲明草案》中提出的關於時代、戰爭與和平、 “單干”與“民族共產主義”、集團活動與派別活動、對蘇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的評價等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在鄧小平領導下，中共代表團與蘇共代表團進行多次交鋒，迫使大會按照中共要求對草案作了許多修改。但未達成協議的幾個重大問題留給81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討論解決。11月5日至12月3日，鄧小平作為中國黨政代表團副團長，和團長劉少奇率團出席在莫斯科舉行的81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這次會議經歷了驚心動魄的邊緣斗爭，終於取得對中共來說比較滿意的結果，使中蘇兩黨之間的分歧與論爭暫時平抑下來。1960年中蘇兩黨的論爭牽涉鄧小平大量和主要精力，這使他一方面無暇顧及國內工作，另一方面也對國內工作的理解產生影響，因為在中共兩黨的論爭中，鄧小平要捍衛的許多觀點是蘇方批評和指責的大躍進運動的許多理論觀點，這就不能不對當時進行的調整工作產生負面影響。1960年12月7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關於莫斯科81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情況的報告后指出，中蘇兩黨之間的斗爭停頓一個階段，現在要聚精會神搞國內工作。1961年，鄧小平將傾力關注國內的調整工作。

三、一九六一年——全黨大興調查研究年：陳雲繼續深化渡災之策，積極向中央建言獻策﹔鄧小平全面展開調查研究，掌握經濟調整的主導權

隨著1960年下半年國內困難局勢的全面爆發，中央領導層在1961年全力以赴調整經濟。1960年12月底至1961年1月初，中共中央工作會議討論1961年國民經濟計劃，要求徹底檢查和糾正“共產風”、浮夸風、瞎指揮風、干部特殊風、強迫命令風﹔徹底清算平調賬並堅決退賠。毛澤東在講話中批評“一平二調”、“共產風”是“人禍”，要求大家勇於承認錯誤，使1961年成為實事求是年。接著，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批准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毛澤東在講話中號召全黨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這次全會標志著1958年大躍進以來黨在經濟工作指導方針上的重要轉變。

在這種政治背景下，陳雲繼續深化他在1960年著力開展的渡災政策的調研工作，並不斷向中央建言獻策。1961年4月4日至10日，在杭州調研化肥問題。4月16日至20日在南京調研企業管理問題。6月27日至7月11日在家鄉青浦縣小蒸公社搞10個問題的專題調研。7月13日至18日在浙江調研。10月14日至11月3日調研煤炭問題。11月24日至12月17日調研冶金問題。通過這些調研活動，陳雲不斷深化他的調整思路與政策建議：（1）提出增加豆腐供應來解決城市人民營養問題。每人每月供應3斤大豆，供應8個月，需12億斤。這種辦法馬上就可以做到，而且有保証，實際等於增加了糧食和工資。（2）轉變建設化肥廠思路，由年產800至2000噸的小型氮肥廠向年產2.5萬至5萬噸的大型廠轉變。靠進口解決設備、材料，1962年到1964年3年內，每年竣工5個開建5個5萬噸的大型廠。（3）提出“計劃和市場兩條腿走路”的策略，即有些商品憑証計劃分配，有些商品隻要有鈔票就可以到市場買。利用進口的糖和麥子制作高級高價糖果、糕點，開館子賣炒肉片、炒肉絲。以此緩和人心，增加營養，回籠貨幣。（4）思考渡災的釜底抽薪之舉，提出動員城市人口下鄉這個牽動全局的大政策。在2月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提出隻要動員500萬人回鄉，就能給農業生產增加相當的勞動力。4月進一步提出下放1000萬到1200萬城市職工的構想。5月中央工作會議上就精減職工和城市人口下鄉問題作了長篇主題發言，詳細論証動員城市人口下鄉的決心早下比晚下好。為此，中央作出《關於減少城鎮人口和壓縮城鎮糧食銷量的九條辦法》，決定3年內減少城鎮人口2000萬以上，1961年內減少1000萬。（5）在家鄉搞調研時深切感受個體單干的積極性，在政策調研中理解並支持這種情緒，提出母豬也應該下放給農民私養，按中央規定留足自留地。（6）重提緊張平衡理論，以此分析形勢和任務。在9月中央工作會議上建議《關於當前工業問題的指示》中把綜合平衡問題單寫一條。在年底分析煤炭問題時著重指出：社會主義經濟有計劃，就是按比例。是不是按比例，不僅要看當年，還要看5年、10年，甚至二三十年。決定建設規模時，必須有相應的投資、材料和設備。標准過高，造成浪費不好﹔標准過低，搞所謂簡易投產，建設起來不能正常生產，后果更不好。

在陳雲深入探索具體問題的同時，鄧小平也全面展開調查研究。1961年上半年，毛澤東的注意力放在對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體制的糾偏和規范上，主持制訂了《農村人民公社條例修正草案》（又稱“農業六十條”），對人民公社原有的體制進行調整。鄧小平上半年也主要是遵照毛澤東的指示，調研人民公社體制問題，他4、5月到北京郊區順義縣進行農村調查，調研結束后，在和彭真聯名致毛澤東的信中講了社隊規模、糧食征購和余糧分配、供給制、食堂、家庭副業等問題。在調研中，鄧小平強調以下幾點：一是解決問題要快，要果斷。二是在食堂問題上根據群眾的意見辦事，多種多樣，不要一哄而散。三是多勞多得，按工分獎勵糧食，調動積極性。四是大力恢復和發展手工業和家庭副業。等等。

在1961年上半年，對於鄧小平領導的中央書記處來說，還有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毛澤東開始點名批評書記處的工作。在3月廣州會議期間，毛澤東就表示對書記處、對各部門的工作有意見。在 “三北會議”和“三南會議”期間，他再次明確提出這個問題，點名要鄧小平、彭真到密雲、順義、懷柔等處搞調研。針對毛澤東的批評，鄧小平在多個場合代表中央書記處作了自我批評，表示中央書記處這幾年方針政策方面的工作沒有做好，今后一定要把調查研究作為根本的、永遠的工作方法，坐而言要少，起而行要多。基於對毛澤東批評的回應和對調查研究問題重要性的認識，在由毛澤東主導的農村問題告一段落后，從1961年下半年開始，鄧小平領導書記處認真搞調研工作，在工業、文教等領域制訂一系列調整的具體規定。當時工業企業秩序混亂，產量大幅下降，指標難以完成，鄧小平提出在工業方面也搞一個類似農業方面的條例來。6月17日，他主持書記處決定起草工業條例。同時在7月14日至25日，親自赴東北調研保鞍鋼冶煉設備開工三分之二的措施問題。從8月9日至15日，他主持書記處會議多次討論修改條例草案，會議討論並通過《國營工業企業管理工作條例（草案）》（簡稱“工業七十條”）。鄧小平在主持制訂“工業七十條”的過程中，強調以下觀點：（1）以鋼為代表的重工業，產量從1800萬噸減到1000萬噸是個限度。農輕重中“農、輕”是上，“重”是下，但要保証逐步地上，逐步地下。過去“重”一馬當先不對，現在不要又在另一方面過分突出，要正確處理農輕重的關系。（2）企業要實行嚴格的定員定編，內部不能有多余的非生產人員。這些人員可以分流出去，或由國家包起來開支，賠在明處﹔或搞集體所有制，實行獨立核算，同企業進行等價交換。（3）群眾運動破壞了企業科學的規章制度，群眾運動並不等同於黨的群眾路線。天天開大會、天天貼大字報、萬人上山大煉鋼鐵的錯誤做法是不合群眾路線的，是反動的。（4）重視技術人員的作用，要大量培養和提拔年輕技術人員。（5）企業生產指揮權一定要集中在廠長負責制上，企業黨組織不干預日常行政事務。等等。

與此同時，鄧小平還指導制訂了《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簡稱“高教六十條”），並在7月26日至8月5日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通過。這個條例針對大躍進運動以來造成的教學秩序混亂、教學質量下降、對知識分子過火批判等嚴重失誤，提出以下重要原則：明確回答高等學校的基本任務是培養社會主義建設所需的專門人才﹔明確規定要保証教學工作的穩定性，高校要以教學為主，努力提高教學質量﹔正確執行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不許用對敵斗爭的方法和行政命令、少數服從多數的方法來解決學術問題﹔實行黨委領導下的以校長為首的校務委員會負責制的領導體制等等。9月15日，中央原則批准“高教六十條”，並決定在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討論試行。

在制訂完上述兩個條例后，從10月至年底，鄧小平把很大的精力用在主持書記處討論制訂七年計劃上。這時為什麼要搞七年計劃？鄧小平從國內外形勢作了解釋：在國際輿論上造成同赫魯曉夫作斗爭的聲勢﹔國內貫徹調整八字方針以來灰溜溜的，氣不壯，七年計劃就是要鼓氣、壯氣，給全黨全國人民一個信心﹔適應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統籌各部門的打算，使工農業生產好安排一些。鄧小平還就制訂七年計劃的指導方針作了說明，即：真正按農輕重的順序，歸根到底以重工業為重點，目標是基本上解決吃穿問題及基本上解決日用品問題。接下來，鄧小平主持書記處逐個討論各部門提交的計劃大綱，最后確定了《中央轉發國家計委黨組關於七年——十年計劃的綜合匯報提綱》。《匯報提綱》決定先分三段設想七年計劃。第一段到1963年，鋼1000萬噸﹔煤2•8－2•9億噸﹔糧食自給，征購860億斤﹔棉花產量2400萬擔。第二段到1965年，以解決吃、穿、用為中心，達到每人口糧460斤，國家每年一二十億斤的糧食儲備，每人14尺布。第三段到1969年，完成整個的經濟體系和工業體系。鋼2500萬噸﹔煤4•2億噸﹔糧食4500－5000億斤﹔棉花4000－4500萬擔﹔布每人20尺。1970年至1972年的3年暫時不討論。

在鄧小平主持討論七年計劃期間，有兩個重要事件。一是決定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后來的七千人大會﹔一是鄧小平在批評當時黨內高級干部的思想狀況時強調批評了分散主義的問題。糧食問題是當時中央決策者面臨的主要問題，11月上旬，劉少奇召集各中央局第一書記討論1962年糧食征購問題。針對各地表現出的畏難情緒，鄧小平指出：完成任務不能講價錢。當陶鑄建議為了打通思想，把全國的地委書記找到北京來開會時，當即表示贊成。隨后，毛澤東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12月20日在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會議之后，召開縣、地、省、中央局四級會議。之后，在籌辦會議過程中又加上重要廠礦黨委負責人一項，這就變成了后來眾所周知的七千人大會。鄧小平在書記處就七千人大會的主旨指出，一是中央交心，就幾年來工作中所犯的錯誤作自我批評，毛澤東准備講話﹔二是強調講全局觀念、紀律觀念，要統一思想，鼓足干勁，反對分散主義，解決小天地太多的問題。

與籌劃召開七千人大會相聯系的就是批評分散主義問題，這是鄧小平經濟調整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面。鄧小平在不同場合反復強調指出：關鍵是明年要保証全國征購糧食820億斤，如果做不到這點，國家計劃、社會主義優越性都是空的。過去高指標是錯的，第一是中央負責，主要是書記處負責。但現在低指標卻兜不攏，斤斤計較眼前細小的局部的利益，拿出的越少越好，拿進的越多越好，頭腦中有分散主義。在困難時期，要千方百計努力，當老實人，說老實話，從全局出發，情願自己吃虧。現在突出的是中央與地方的關系，矛盾相當突出，怎麼解決？要開門見山，要強調集中統一，強調全局，強調全黨服從中央。矯枉必須過正，現在要收權。這樣多的小天地，分散狀況，等於全黨沒有志氣了，沒有前途了，翻不了身。黨的干部，首先是高級干部，要有個理想，就是還要前進。調整不是消極的，而是調整好了要繼續前進。

可以這麼說，由於鄧小平在大躍進運動以來被毛澤東賦予的重要職權，在七千人大會之前，1961年的調整工作他仍起著決策的主導地位。比如，1961年8月23日至9月5日，中共中央工作討論調整工作，鄧小平在會上就是作關於國民經濟調整問題的總結報告。他的總結就體現出他個人的認識和風格，那就是緊緊抓住煤炭、鋼材生產中的中心環節，扭轉工業工作的被動局面﹔力爭國民經濟調整3年初見效，7年大見效。等等。但隨之的七千人大會卻使情況發生了變化。

四、七千人大會前后——劉少奇親自領導調整工作：陳雲的渡災之策得到劉少奇的贊賞與完全採納﹔鄧小平真心誠意支持陳雲的各項建議

如前所述，七千人大會的主題本來是毛澤東和鄧小平等確定的，就是兩個方面：一是中央要反地方的分散主義，推動糧食征購﹔二是中央要對地方講清楚大躍進以來工作上失誤和錯誤的責任，作自我批評。這樣，上下交心，統一思想，全黨同心同德，共渡難關。但會議的實際進程和氣氛與這個初衷有所偏離，原因是黨內第二號領袖——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主席劉少奇以他個人鮮明看法和個性態度影響了會議。劉少奇在主持起草大會報告時就強調：對大躍進以來的缺點、錯誤要講透，要放開講，不要吞吞吐吐。在大會作口頭報告時，他就國內形勢問題指出經濟方面相當大的困難，其原因有的地方主要是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造成的，即“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他還充滿感情地講了其他許多大家內心都很關心的問題。劉少奇的發言引起與會代表的極大共鳴，激發了大家對大躍進運動失誤的大膽探究，改變了大會原先確定的反分散主義的主題，決定了調整工作破釜沉舟的最終底線。毛澤東接受了會議變化了的氣氛，他審時度勢，多次建議延長會期，並在大會講話中作了自我批評，主導著將大會開成了一個 “出氣會”。

七千大會后，劉少奇繼續在第一線親自主持調整工作。他主持了兩個重要會議，一個是1962年2月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又稱西樓會議），一個是1962年5 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又稱五月會議）。這兩個會議都對當前形勢作了嚴峻的估計，部署了壯士斷腕的嚴厲的調整措施，並且由周恩來領導的國務院而不是由鄧小平領導的書記處貫徹落實這些調整措施。毛澤東對上述事情不再具體過問。

劉少奇主持調整工作后，對陳雲的思想理論與政策建議非常贊賞與贊同。他給中央領導層印發了陳雲幾年來有關經濟工作的文集及摘要，並極力推薦陳雲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可以說，在七千大會這種暢所欲言的氣氛感染下，陳雲在會后和盤托出了他對調整工作的全部意見。在1962年2月劉少奇主持的西樓會議上，他列舉了當前經濟困難的5個主要表現，提出解決這些困難的6項措施。陳雲在這次會上提出的最具震撼力的觀點就是把十年計劃明確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恢復階段（從1960年算起，大體5年），后一階段是發展階段。這是一個影響全局的大政策，它必然使此前毛澤東和鄧小平傾力推進的七年──十年計劃束之高閣。會議根據陳雲的意見，認為必須確定一個恢復時期，對國民經濟進行全面的大幅度的調整。遵照劉少奇的建議，2月26日，陳雲在國務院各部、委黨組成員參加的國務院擴大會議上作題為《目前財政經濟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若干辦法》的重要講話。講話豐富了在西樓會議發言的內容，並提出了一些新的觀點，對統一高級干部的思想認識起了重大作用。接著，3月7日、8日，陳雲出席中央財經小組會議，部署進一步調整問題，他明確指出現在可以不搞十年規劃，先搞五年計劃，並說1962年的年度計劃要有一個相當大的調整，要准備對年度計劃中重工業、基本建設的指標“傷筋動骨”。講話進一步豐富了他的緊張平衡理論，提出開步走就要搞綜合平衡，按短線搞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綜合平衡。這些大的決策定了以后，陳雲就養病去了。

就鄧小平而言，他的思想經歷了一個深刻的變化過程。在七千人大會之前，他根據毛澤東的要求系統檢查書記處的錯誤，把大躍進以來的中央文件進行了梳理，概括出四點：一是許多具體政策違背了毛澤東的指導思想、違背了總路線，今后要多搞調查研究，多搞配套的具體政策﹔二是計劃偏高、多變，打破了正常的程序﹔三是幾個大辦，即大辦水利、大辦交通、大辦養豬場，限期完成，把實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工作方法搞掉了﹔四是體制下放，造成很大混亂。七千人大會原先確定的反分散主義是他重點強調的主題，但當會議氣氛發生變化之后，他尊重並顧及地方同志的意見，提議把關於闡述反分散主義的尖銳的言詞和表述改得和緩一些。后來定稿時這些內容甚至被去掉了。在大會發言中，他深刻反思后指出：“我們今后訂計劃，一定要切合實際，並且留有余地。今后規定任務，一定不要過重，也不要過死。同志們在討論中擔心，以后中央規定的任務會不會過重。我們在這裡許一個願，中央努力做到不過重，也不過死。過去幾年中，中央的缺點，主要表現在計劃指標過高上。計劃指標如果切合實際，並且留有余地，那就不會發生過重、過死的問題了。今后訂計劃，一方面要有統一的計劃，另一方面，在統一的計劃內，要給下面留有這樣的可能，就是使下面能夠結合當地的具體實際去安排，特別是在因地制宜方面，在發揮地方積極性方面，都要做得更好。”

對於七千大會后以陳雲的思想為主導制訂的調整政策，鄧小平是真心誠意擁護和贊成的，並在實際工作中貫徹落實。五月會議之后，他和陳雲在更深入一步的調整政策方面又不謀而合，那就是單干問題。3、4月陳雲 在杭州療養時就在醞釀用“分田到戶”或“包產到戶”的辦法恢復農業生產。鄧小平在3月的一次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到恢復農業生產是依靠集體，還是依靠個人的問題時也指出，哪種辦法在哪些地方見效快，就用哪種辦法﹔無非是單干，出點富裕農民也不怕。面對夏初蔣介石反攻大陸的形勢，陳雲決心提出“分田到戶”的應急措施。6月下旬，當陳雲和鄧小平交換意見時，鄧小平表示贊同。鄧小平在7月2日主持書記處會議時說：恢復農業，群眾相當多的提出分田，陳雲同志作了調查，講了些道理，意見提出是好的。現在所有的形式中，農業是單干搞得好。不管是黃貓、黑貓，在過渡時期，哪一種方法有利於恢復，就用哪一種方法。我贊成認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產到戶。群眾要求，總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陳雲同志提出分田單干允不允許？是否就是不好的？7月7日，鄧小平在一次公開和較大范圍的講話中就國內形勢指出：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主要還得從生產關系上解決。生產關系究竟以什麼形式為最好，恐怕要採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採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採取哪種形式，就應該採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要承認多種多樣的形式。照我個人的想法，可能是多種多樣的形式比較好。

不過，7月初陳雲同毛澤東談了“分田到戶”的建議后，政治形勢發生了逆轉。毛澤東不贊同陳雲的觀點，而且引申到更大層次的政治斗爭問題。 8月北戴河會議著重討論階級斗爭和批判“黑暗風”、“單干風”。毛澤東在大會、小會的多次講話及插話中針對陳雲提出的一系列觀點進行了批評。9月 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批判了鄧子恢的所謂“單干風”和彭德懷、習仲勛的所謂“翻案風”等。毛澤東在講話中進一步闡述了有關階級、形勢、矛盾和如何對待國內黨內修正主義的問題。當然，毛澤東在會上贊成劉少奇關於隻把會議精神傳達到十七級以上干部的提議，提出不要因為強調階級斗爭而放鬆經濟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這一決定使全會后的經濟調整工作能基本上按照原計劃繼續進行。陳雲因病都沒有出席上述會議。1962年，經過貫徹以調整為中心的“八字方針”，經濟狀況開始明顯好轉。到1965年國民經濟經過5年調整，得到全面恢復和發展。

和陳雲的境遇不同，鄧小平在北戴河會議后仍處於黨和國家領導工作的第一線，只是書記處的職權不像大躍進運動時期那樣無所不包就是了。當毛澤東的注意力逐漸轉移到階級和階級斗爭問題的時候，鄧小平的興趣和精力仍集中在經濟發展計劃上。1962年10月，他在書記處討論1963年計劃和5年計劃時就指出，真正值得搞的還是長遠計劃，歸根到底是為農業服務的重工業。1963年8月，在討論工業決定問題時，他說，我們的奮斗目標怎樣提？我設想，是否先提一個近期的目標，如再經過5年至7年的努力，初步或基本建立一個全國范圍的獨立的工業體系，爭取在1970年達到這個目標，也就為工業、農業、國防建設的更快發展打下基礎。但這時毛澤東已不再熱衷於長遠計劃，他在政治局常委會討論《關於工業發展問題（初稿）》時提出3年調整之后15年搞起工業體系，再用15年實現現代化。這一意見正式確定在1964年12月周恩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

五、幾點體會

本文就陳雲鄧小平的生平思想作了上述簡要的對比研究，從中有一點初淺的體會。

第一，1958年大躍進運動是我們黨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后嘗試的第一次經濟建設規律的探索，應當說，這個探索是不太成功的，失誤與缺點大於成績與優點。隨后的經濟調整曲折而艱辛，其中的經驗教訓豐富而深刻。陳雲、鄧小平都是這次探索中的核心人物，在歷史進程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次探索對他們個人影響至巨，在此后他們的思想行為中都能反復體味到這段經歷的烙印。

第二，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由於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年齡和資力都長一代的領導人健在，所以，陳雲、鄧小平就各自分工分別同他們聯系，彼此之間關系並不直接。但通過在共同的歷史背景條件下對他們各自生平思想的獨立分析研究，不難看出他們之間的迥異屬於互補型，一種利於合作與利於保持平衡的互補型迥異。

第三，陳雲性情恬淡、溫和，思慮深刻，由於身體原因社會活動較少。他建國初期主持全國財經工作成績卓著，在計劃經濟體制建立之初即在反冒進中提出緊張平衡理論。但毛澤東主導的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恰恰是從批評反冒進入手進而發動大躍進運動，在這個過程中陳雲受到批評並逐漸不再主持全國的財經工作。但他的思考並沒有停止，在隨后的困難時期為經濟調整工作提供了思想依據和應對之策。當政治環境再次發生變化時，他又一次遠離決策中心，這一離幾乎就是16年（1962──1978）。當16年后他再次復出重返中國政治舞台的中心時，這些坎坷經歷為他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發揮重要作用提供了有益幫助。

第四，鄧小平思維敏捷，視野宏偉，做事果斷、雷厲風行。他身體健朗，性格樂觀、豁達。在建國前長期的軍旅生涯中他已同毛澤東建立了親密的關系。建國初期主政大西南成績斐然，隨后在國家領導體制調整中被委以大任。他的政治水平和做事能力深得毛澤東的贊賞，不久，進入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核心。就在陳雲因受毛澤東的批評逐漸不再處於全國財經領導工作第一線的同時，鄧小平開始跟隨毛澤東學習領導全國經濟工作。他既深得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又在實踐中獨立思考，善於不斷總結經驗教訓。大躍進運動及隨后的調整是鄧小平初入全國經濟工作大局的第一課，其間的經驗教訓使鄧小平終身受用，為他此后不斷探索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大命題提供用之不盡的精神財富。

（原載《新中國60年研究文集》200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