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鄧小平與中國對外開放大格局的初步形成

略論鄧小平與中國對外開放大格局的初步形成

蔣永清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成功開辟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路。改革開放是最鮮明的特點，對外開放被確立為長期的基本國策。鄧小平作為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直接領導和推動我國對外開放事業由點到面，由沿海到內地，由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發展。如今，我們已經開創了全球范圍內走開放式發展道路的成功范例，正迅速實現向經貿大國的轉變：外貿進出口總額躍居世界第二，出口額、外匯儲備世界第一，擁有近69萬家外資企業，實際使用外資超過1萬億美元。在建黨九十周年之際，撫今追昔，我們倍加緬懷鄧小平的豐功偉績。本文擬就新時期中共十三大前，鄧小平與中國對外開放大格局初步形成的若干問題作一簡論。

（一）中國對外開放起始時面臨的形勢。結合國際的外部機遇和有利條件，鄧小平聯系幾百年歷史，深刻認識“文化大革命”后中國“封閉半封閉”的現實，提出對外開放的重要性和緊迫感。

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中國社會是一個怎樣的總體形勢？江澤民在十五大報告、胡錦濤在三中全會30周年紀念講話都概括為“封閉半封閉”。鄧小平當年用“閉關自守”、“閉關鎖國”的提法，后來也用“封閉”、“固守成規”。粉碎“四人幫”后不久，他在1977年5月12日約方毅、李昌談科教問題時，就一針見血地擺出多年深思熟慮的想法：中國在清朝時搞閉關自守，“四人幫”也是搞閉關自守。 他認為我們同國外的科技水平相比，在很多方面差距拉大了，要努力趕，不趕，距離就更大了。總結二戰后一些國家發展的經驗，鄧小平深刻體會到它們的成功得益於開放政策。他進一步對建國后黨領導經濟建設的失誤換角度思考，認為我們長期處於同世界隔絕的狀態，雖然有客觀原因，但我們也“自己孤立自己”。他還從中國幾千年的歷史背景深刻反思，分析四大發明的古代中國、明成祖鄭和下西洋、清朝康乾時代、鴉片戰爭、建國后一五計劃等歷史時期開放與封閉的得失。由此得出結論：“長期閉關自守，把中國搞得貧窮落后，愚昧無知。” “國際動態現在是對我們最有利的時機。” “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行的，發展不起來。” “開放傷害不了我們。”

（二）帶領全黨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路，初步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輪廓。對外開放政策被確立為基本國策，這樣就為對外開放的實踐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和可靠的政策保証。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鄧小平帶領全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全面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的實踐中，在對什麼是馬克思主義、怎樣對待馬克思主義，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艱辛探索中，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路，初步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輪廓。在這一過程中，對外開放的政策被確立為基本國策，對外開放的實踐基礎更加扎實。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形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鄧小平在全會主題報告的講話中強調要解放思想，大膽地創出一條新路：“干革命、搞建設，都要有一批勇於思考、勇於探索、勇於創新的闖將。沒有這樣一大批闖將，我們就無法擺脫貧窮落后的狀況，就無法趕上更談不到超過國際先進水平。” 指出搞建設“要學會用經濟方法管理經濟。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學習，向外國的先進管理方法學習。”之后，全會公報提出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努力採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

1979年6月至1982年6月新時期國民經濟調整的任務完成后，為開創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明確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命題，並指出：“我們堅定不移地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積極擴大對外交流。” 十二大報告據此提出對外開放政策是我國堅定不移的“戰略方針”。並在擴展對外貿易、盡可能多利用國外資金、積極引進先進技術方面對此作了進一步的闡釋。

1984年初鄧小平視察經濟特區后，我國對外開放政策地位明顯提升。他指出要“對外進一步開放”，對外開放“不是短期的政策，是個長期的政策，最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會變。” 為此，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將對外開放政策的提法在十二大報告“戰略方針”的基礎上，提升到“長期的基本國策”的高度，並進一步闡述了搞好經濟特區、沿海開放港口城市、外資外商企業、國內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等具體措施。

在總結改革開放實踐經驗的基礎上，鄧小平在1987年黨的十三大前闡述了一系列重要理論思想，提出大會“要闡述中國社會主義是處在一個什麼階段，就是處在初級階段，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 “中國執行開放政策是正確的，得到了很大的好處。如果說有什麼不足之處，就是開放得還不夠。我們要繼續開放，更加開放。” 大會報告據此第一次形成“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概念，並把這一理論的觀點初步概括為12條，提出“二次飛躍”的思想。12條觀點 “構成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輪廓，初步回答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階段、任務、動力、條件、布局和國際環境等基本問題，規劃了我們前進的科學軌道。”報告在“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闡述中把“對外開放政策”提升到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高度，並進一步提出了以勇敢姿態進入世界經濟舞台、發展外向型經濟、形成對外開放大格局的宏偉戰略。

（三）作為舉世公認的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提出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發展戰略，這樣就使對外開放成為一種必然的歷史選擇，因為不搞對外開放，“三步走”戰略就無法實現。

鄧小平是如何設計“三步走”發展戰略的？如果算上建國后鄧小平參與決策的許多重大的長遠目標的制定，那就是一個漫長、艱辛的探索歷程。僅就新時期的探索略述如下。本文在下面提到的時間都是筆者自認為是第一次提出的時間，此后大量的重復性的論証省略不計。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當時的黨中央在經濟上恢復提出20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口號，為此制定了一系列趕超目標和高指標，因此造成國家財政困難和國民經濟比例失調。1979年3月14日，陳雲、李先念提出對國民經濟進行3年調整，得到中央採納。與此同時，鄧小平1979年3月21日會見外賓時，提出“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重新思考替代建國后使用了幾十年的“四個現代化”的口號（此后公開場合還使用了很長一段時間）。隨后概括為“中國式的現代化”，並吸收當時國際上最新的衡量方法，1979年7月定出人均國民生產總值1000美元的標准，1979年12月會見日本首相時解釋為“小康之家”。為適應當時經濟調整的形勢，鄧小平在1980年10月15日的一次大會講話中將小康目標微調為800至1000美元，並在會上使用“翻兩番”的概念。他的思想並沒有停留在“小康”，而是在向前繼續思考20世紀末以后的事，提出了21世紀前50年的大致的時間輪廓。1980年11月11日，鄧小平會見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時指出：“中國要擺脫自己的貧困，絕不是本世紀末的事情，甚至於還需花下個世紀的一半時間才能達到。”

在貫徹調整方針的1981年，鄧小平本年4月將“翻兩番”細化為兩步：“設想十年翻一番，兩個十年翻兩番。” 並在1981年9月9日會見外賓時細化了20世紀末以后的打算,即“本世紀末也隻能搞一個小康社會，要達到西方比較發達國家的水平，至少還要再加上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時間，恐怕要到二十一世紀末。” 這次談話表明鄧小平實際上已經提出了三步走的基本內容。但把它變成全黨共識和國家大政方針，花了6年時間，到1987年黨的十三大完成。這中間經歷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報告提出兩步走翻兩番的目標，第二階段是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報告中完整提出三步走的戰略構想。1984年10月鄧小平公開明確地講翻兩番的目標可以實現。1986年開始細化第三步構想，本年4月9日會見外賓時提出人均4000美元的概念，5月10日提出第二個翻兩番的概念，7月14日提出三步走的初步概念。1987年4月12日，明確提出三步走的概念和設想，4月30日作了完整、系統的闡述。

鄧小平非常看重“三步走”發展的戰略，認為這是我們的“雄心壯志”、“宏偉目標”，有時說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他強調“要實現我們的雄心壯志，不改革不行，不開放不行。”他常對外賓說，實現翻番，我們需要大量的資金，但我們很缺乏，因此，沒有別的出路，隻能開放，歡迎國際資金合作。他把對外開放政策的長期性和“三步走”戰略聯系在一起，強調“三步走”要多長時間，對外開放就要多長時間。這樣，對外開放就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百年之路緊密聯在一起，成為必然的歷史選擇。

（四）改革開放密不可分，改革也是開放，是對內開放。兩個開放相互促進、相互發展，取得豐碩成果。對國際形勢不斷作出新認識，調整中國的外交政策，為對外開放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

由於長期形成的僵化體制嚴重束縛生產力的發展，改革成為迫切的歷史要求。改革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自我完善。改革和開放密不可分。隻有改革才能更好地開放，開放本身就是改革的題中之義，開放推動著改革。鄧小平多次說，“我是主張改革的，不改革就沒有出路，舊的那一套經過幾十年的實踐証明是不成功的。” 改革，包括農村改革、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國家政治體制改革三個層次。中國改革首先從農村起步，實行家庭承包經營責任制，調動農民的積極性。鄧小平的支持是農村改革起步階段的關鍵。農村改革成效顯著，穩定了中國社會的百分之八十。鄧小平對外開放的精彩大手筆在農村改革的大好形勢下運籌。1953年到1978年的26年間，中國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隻增長3.2％。而1978年至1983年的5年平均每年增長7.9％。1983年全國有11個地（市、盟）、151個縣（旗）實現了農業總產值或糧食總產量在1978年的基礎上翻一番。鄧小平1983年12月說：“今年糧食、棉花產量提前兩年達到了1985年的計劃指標，這很好。我國農業這幾年持續豐收，增長這麼快，很不簡單，這對世界有震動。” 正是在震動世界的這種背景下，鄧小平提出了一系列加快城市改革和引進外資、擴大對外開放的重要設計。

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核心是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問題。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提出我國經濟建設的指導方針仍然是“毛澤東同志1956年總結我國經濟建設經驗的《論十大關系》報告中提出的基本方針”。1980年12月陳雲在闡述調整的總體指導方針時提出“以計劃經濟為主”。1981年12月他提出“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報告有約1300字的段落論述“關於正確貫徹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原則的問題”。鄧小平1984年初經濟特區之行后，改革開放出現迅猛發展的新形勢，本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1987年2月中共十三大前夕，鄧小平結合實際情況提出“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嘛。隻要對發展生產力有好處，就可以利用。”“我們以前是學蘇聯的，搞計劃經濟。后來又講計劃經濟為主，現在不要再講這個了。” 中共十三大報告據此提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計劃和市場的作用范圍都是覆蓋全社會的。新的經濟運行機制，總體上來說應當是‘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機制。”經濟體制改革探索出的這個最高成果，既是在對外開放的實踐促使下取得的，反過來又極大地促進了對外開放事業，兩者相得益彰、相互促進。

鄧小平直接領導中國的外交。他把對外政策與中國的改革開放大業緊密聯系起來，把為改革開放營造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和諧的周邊環境作為外交工作的頭等大事，改變以意識形態劃線和“一條線”戰略的傳統親疏定式。他深刻思考和觀察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從過去立足於世界大戰“早打、大打、明天就打”的判斷逐漸過渡到5年打不起來、10年打不起來、和平因素在增長、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最終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兩大問題的時代特征判斷。據此，確立了中國獨立自主、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和平的國際局勢使中國的對外開放成為現實的可能。鄧小平決策實現中美關系正常化，並於1979年1月底至2月初作為建國后第一位中國領導人訪問美國。中美關系正常化促進了雙邊經貿往來，到1988 年, 中美貿易總額達到100 多億美元，美國在華直接投資協議總額達34 億美元。美國成為中國第三大貿易伙伴, 佔對外貿易總額的10%左右。鄧小平領導實現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並於1978年10月作為建國后第一位中國領導人訪問日本。中日兩國全方位、各領域的交流掀起高潮，兩國官方協議、協定幾乎涉及經貿、交通、文化科技、新聞各領域，政府間高層互訪已成慣例,民間或半官半民的各領域各方面也開展了廣泛、深入和頻繁的交流。基於國際形勢以及國家利益與安全的考慮，他逐步緩和與調整中國對前蘇聯的外交政策。他強調要加強對歐洲國家的外交活動，指出挑起世界大戰的隻有美蘇兩家，隻要東歐不綁在蘇聯的戰車上，西歐不綁在美國的戰車上，世界大戰就打不起來，和平就有希望。他重視鞏固與發展中國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傳統友誼，提出要加強南南合作，建立世界政治經濟新秩序。

（五）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兩手都要硬，為對外開放營造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

鑒於 “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的深刻教訓，鄧小平在大力推動中國走向對外開放的同時，強調國內政治上必須保持安定團結。“國際上十分注意我們國內局勢是不是能夠保持穩定。引進新技術，利用外資，你穩定了，人家才敢和你打交道。” 安定團結是大局、大道理，處理任何問題，都要從大局著眼，小局服從大局，小道理服從大道理。 “ 一切反對、妨礙我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東西都要排除，一切導致中國混亂甚至動亂的因素都要排除。” 針對黨內和社會上出現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1979年3月鄧小平提出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此點后作為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一個重要內容，載入黨章和憲法。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鄧小平領導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為全社會結束過去、團結一致向前看凝聚了共同的精神支柱。面對實行對外開放新形勢下出現的經濟領域嚴重犯罪現象，鄧小平提出兩手都要硬的思想，即一手堅持開放政策，一手堅決打擊經濟犯罪分子。“有一種議論，說反對資產階級思想腐蝕，懲治嚴重經濟犯罪分子，會妨礙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種議論是沒有道理的。”“沒有打擊經濟犯罪活動這一手，不但對外開放政策肯定要失敗，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也肯定要失敗。” 1986年底，面對社會上出現的動亂現象，他提出要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強調加強人民民主專政，指出 “我們執行對外開放政策，學習外國的技術，利用外資，是為了搞好社會主義建設，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道路。” “要讓外國人看到中國政局是穩定的。如果搞得亂七八糟、一盤散沙，那還有什麼希望？” 鄧小平不計個人毀譽，堅定而果斷地處理影響全局穩定的重大事件，根本目的就是為實行改革開放創造更加和平和諧的大環境。每當這樣的維穩事件告一段落后，他都緊接著提出更加開放、更加大膽、更大步伐的新要求和新設計。

（六）創建和堅持經濟特區，為對外開放找到突破口和正確的發展道路。漸進性實踐特點——中國對外開放從沿海向內地逐步推進。

經濟特區是實現我國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排頭兵”，是敢闖敢試率先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試驗場，是部分先富、先富幫后富戰略的集中展示。經濟特區是鄧小平倡議、中央決定、在新時期國民經濟調整的大局中創建的，主要出於地理條件即對外開放的考慮。“深圳毗鄰香港，珠海靠近澳門，汕頭是因為東南亞國家潮州人多，廈門是因為閩南人在外國經商的很多”。 鄧小平提出兩條政策：“殺出一條血路”﹔是“經濟特區”而不是“政治特區”。特區初創成效顯著，但在1982年初全國調整任務即將完成之際，受到巨大壓力，特別是1982年3月中央17號文件的壓力：“經濟戰線上實實在在存在著極其嚴重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現象。”特區變壓力為動力，積極總結經驗教訓，不斷改進工作。在紛紛議論特區能不能辦的背景下，鄧小平1984年初首次視察深圳、珠海、廈門三個經濟特區，回京后發表了重要談話，明確指出“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我們建立經濟特區，實行開放政策，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確，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這次南方之行，是我國經濟特區發展歷程中的裡程碑，促成對外開放政策提升到“基本國策”的高度，開創了我國全方位對外開放的新格局，掀起全黨學習、宣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第一次高潮，是新時期鄧小平生平思想比較研究中的一個標志性事件。這一年，對外開放工作面貌為之一新，全國批准外商投資項目1856個，超過前5年的總和﹔外貿進出口總額比上年增長19%，超過了工農業總產值的增長幅度。鄧小平持續關注特區建設。首次特區行之后，他雖然肯定建立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但同時也指出特區仍然是試驗，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還要看。“我們特區的經濟從內向轉向外向, 現在還是剛起步, 所以能出口的好的產品還不多。隻要深圳沒有做到這一步, 它的關就還沒有過, 還不能証明它的發展是很健康的。” 根據鄧小平的指示精神，國務院召開專門會議解決深圳發展成以知識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的工業為主的外向型經濟特區的問題。經過幾年的努力，深圳經濟開始起飛, 工業化進程加快, 城市建設突飛猛進, 本地生產總值以年均30%左右的速度增長。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前夕，鄧小平終於“放膽地說，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決定不僅是正確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懷疑都可以消除了。”

鄧小平首次視察特區后作出的一個重大戰略決策就是增加沿海開放港口城市，給前來投資和提供先進技術的外商以優惠待遇，擴大沿海港口城市的自主權，讓它們有充分的活力去開展對外經濟活動。據此，中央確定進一步開放由北至南14個沿海港口城市。十二屆三中全會后，在鄧小平支持下，對外開放由沿海城市向沿海開放區擴大。我國沿海地區大約有2億人口，交通方便，信息靈通，工業基礎好，商品經濟比較發達，歷史上就與海外有廣泛的交往。沿海開放區逐步形成貿——工——農型的生產結構，建立以外向型為主的經濟。它既是對外貿易的重要基地，同時又加強同內地的經濟聯系，帶動內地經濟發展。后來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還作出設立海南省、正式建立中國面積最大的經濟特區——海南經濟特區的決定。這樣，一個北起大連灣，南至北海市，包括上海、天津兩個直轄市、25個省轄市、67個縣，約1.5億人口的對外開放前沿地帶，初步形成了 “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沿海經濟開放區——內地”這樣一個多層次、有重點的全國性對外開放大格局。中國對外開放呈現從沿海向內地逐步推進的漸進性實踐特點。

（七）制定中國對外開放的大政方針，親自參與有關具體事宜的籌劃，直接過問隨時遇到的困難與難題。

鄧小平對外開放思想博大精深，領域廣泛，試舉例如下：1、抓住機遇，膽子大一點。“許多國家都願意向我們提供資金和技術，條件也不苛刻，從政治、經濟角度對我們都有利，為什麼不干呢？” “不利用就太蠢了。” “錢不夠，要想辦法借點外債。”“多借一點沒什麼大的風險。”2、要算大賬，搶時間。“不要因為舍不得一點小利而耽誤了時間。小的方面可能受些損失，吃點虧，關鍵是爭取了時間。” “要把爭取時間放在首位。”3、高起點、高標准，吸收、引進世界最先進水平。“搞現代化，理所當然不是拿落后的技術作出發點，而是用世界的先進成果作出發點。”4、多層次、全方位。“一個是對西方發達國家的開放，我們吸收外資、引進技術等等主要從那裡來。一個是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開放”，“還有一個是對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開放”，“對外開放是三個方面，不是一個方面。”5、開放政策是連續的、長期不變的。連續性“不是由個人因素決定的，關鍵在於這些政策是否正確，人民是否贊成，對人民是否有好處。如果這些政策是正確的，對人民有好處，又得到人民的支持，政策的持續就有了根本的保証” 。 6、對外開放與自力更生並行不悖。獨立自主不是閉關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中國既然是個大國，完全依靠外國資金來建設我們的國家是不可能的，必須立足於國內，立足於自力更生這個基本原則。”“但是，中國自己關起門來建設也不行，必須充分吸收外國的先進經驗，充分利用外國的資金、外國的技術，來加速我們的發展。我們歡迎國際資金來幫助我們發展。”等等。

鄧小平在制定大政方針的同時，也利用自己獨特的經驗、智慧、地位親自參與有關具體事宜的籌劃，直接過問開放中遇到的困難與難題。他多次具體指導對外經濟貿易的部門工作，指出我們的外貿搞得太死了，要求外貿部要起一個杠杆作用，不只是算算出口多少、進口多少，還要負責全面地了解國際上需要貨物的品種、規格、質量和數量，組織訂貨和安排出口。他鼓勵利用外資和國外先進的管理經驗發展中國的旅游業，把旅游業作為一個行業來發展，一個產業來發展，同時解決就業問題，調整社會結構。他多次會見香港環球航運集團董事會主席、“世界船王”包玉剛這位傳奇人物，積極支持其投資寧波的一系列舉措，如創辦寧波大學、建設寧波港口和寧波鋼鐵廠等，並對中央領導人指出： “這類投資要承擔風險，國家同他們共同承擔，不要使他們吃虧。” 他以解決寧波飛機場為契機，提出所有沿海開放城市都要找海軍、空軍商量，統一提出解決機場問題的方案，精神是軍民合用，增加班次。他時刻關注開放工作的進展程度，親自視察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並題詞：“開發區大有希望”。

針對我國外匯短缺、外貿逆差的困難，他在同美、歐、日領導人會談時不厭其煩地作工作，希望想盡一切辦法促進中國商品的出口。同美國領導人會談時，他提出要求解決涉及中國償付能力的最惠國待遇問題，提出“建議美方主管機構從長遠的觀點考慮中美貿易的發展和平衡問題。平衡和發展是一個問題，沒有平衡就不會有發展。” 在同歐洲領導人會談中，他提出：“在我們的對外貿易中，歐洲應佔相應的份額。在外貿上應注意兩個問題：第一個是技術轉讓，歐洲在這方面比較開放，當然，這只是比較而言。第二個是雙方都應開辟貿易途徑，貿易總是一來一往的，中國買歐洲產品，歐洲也要買中國產品。中國買外國產品總要有償付能力。你們在技術上幫助我們，我們的經濟發展了，對外貿易也能隨著發展。” 在同日本各界人士的會談中，他建議日本企業界大膽向中國大舉投資，算盤不要打得太精細， “希望日本朋友在合作時幫助我們出主意，幫助我們進行技術改造，使更多中國的商品進入日本市場，進入世界市場，這樣的合作才能夠持久，兩國經濟關系的發展才有廣闊的前景。” 總之，鄧小平為推進中國的對外開放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八）中國對外開放大格局的初步形成。

在鄧小平的大力推動下，我國對外開放一步步向前推進，至1987年中共十三大前夕，對外開放的大格局初步形成。1、在全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同時，經濟特區、開放城市和經濟開放區工農業生產迅速發展，經濟實力增長居全國之冠。其中，1986年，4個特區工農業產值76億元（工業產值67億元），比上年增長24%，有300多家新工廠投產。外貿出口達10.3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7%，其中深圳達到7.25億美元。126家企業年出口額超過100萬美元，其中22家超過500萬美元。2、吸收外資的局面已打開，並引進了一批先進技術。來我國投資的國家和地區已由1979年的20個擴大到1986年的40多個。1979年至1987年6月止，我國共簽訂利用外資協議8796項，實際利用外資319.25億美元。3、創匯能力迅速增強。沿海開放地帶外貿出口的增長大於工農業增長的幅度。到1986年底已成立800多家進出口貿易企業，對外開放的口岸由1978年的52個增加到114個。1986年進出口總額738.5億美元，比1978年增長2.6倍，平均每年遞增17.3％。在這種大好形勢下，198 7 年10月, 黨的十三大勝利召開。

（原載《中國共產黨90年研究文集》201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