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述1977年至1982年國民經濟調整的兩次決策

簡述1977年至1982年國民經濟調整的兩次決策

蔣永清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后至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期間，國民經濟實行了以調整為中心的“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八字方針。本文擬對這次調整作如下幾點研究：（一）1977年至1979年6月：歷史背景及第一次決策﹔（二）1979年6月至1980年9月：調整的第一階段﹔（三）1980年9月至1980年12月：第二次決策﹔（四）1981年至1982年9月：調整的第二階段。重點研究兩次決策過程。

（一）1977年至1979年6月：歷史背景及第一次決策。

調整第一階段的歷史背景如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的：“當時擔任黨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同志在指導思想上繼續犯了‘左’的錯誤。” “對經濟工作中的求成過急和其他一些‘左’傾政策的繼續，華國鋒同志也負有責任。” 也就是說，調整的背景是經濟工作中出現了“求成過急”的問題﹔自1958年“大躍進”運動以來長期存在的一些“左”傾政策仍在繼續發揮作用。

“求成過急”的直接原因是粉碎“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后中國經濟遇到很大困難，新的中央領導人產生憂患意識和緊迫感。“文革”結束時，中國經濟幾乎頻臨崩潰的邊沿，經濟比例失調、市場商品匱乏、人民生活困難。從1976年11月國家計委著手制定1977年國民經濟計劃起，至1978年5月真理標准大討論期間，當時的中央領導人是如下心態：“粉碎了‘四人幫’，國民經濟要搞上去。搞不上去，就顯示不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如果經濟發展速度不如日本、朝鮮、越南，與蘇修的距離拉大，說我們馬列主義怎麼好，怎麼能說服人呢？粉碎‘四人幫’后，在新的黨中央領導下，一定要把速度搞上去。這個決心，一定要狠下。”

計劃分為年度計劃和長期計劃兩種。1977—1979三年的年度計劃：工業總產值增長速度,1977年8%，1978年12%，1979年10%-12%﹔國家直接安排的基本建設投資，1977年250億元，1978年310億元到332億元，1979年457億元。長期計劃主要指《1976至1985年發展國民經濟十年規劃綱要（草案）》。1978年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了這個綱要：到1985年，糧食產量達到8000億斤，鋼產量達到6000萬噸﹔8年間主要工業產品新增加量大大超過過去28年增加的產量﹔國家財政收入和基本建設投資，都相當於過去28年的總和。與龐大的計劃指標相適應，加大了對外引進的力度。1978年4月，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國家計委等五個部委關於《今后八年發展對外貿易，增加外匯收入的規劃要點》：到1985年累計外匯收入1050億美元，其中引進新技術和進口成套設備200億美元（用國家貿易外匯支付150億美元，利用銀行外匯存款50億美元）。

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這些“大干快上”的高指標計劃，必然造成國家財政困難和國民經濟比例更加失調的嚴重情況。鑒於60年代“大躍進”運動的沉痛教訓，從1978年4月起，理論界和黨內開始醞釀糾正這種冒進的做法。1978年4月18日，著名經濟學家、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顧問薛暮橋致信鄧小平、李先念，詳細闡述當前經濟工作中潛伏的危機，指出“為著迎接新的建設高潮，需要認真總結過去28年的經驗教訓，特別是1958年到1960年‘大躍進’和接著所做調整工作的經驗教訓。”呼吁在高指標問題上要沖破“禁區”。

國民經濟調整第一次決策的關鍵人物是陳雲，陳雲的意見得到鄧小平、李先念的支持。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國務院務虛會議研究利用外國資金、引進國外技術設備加快現代化建設的速度問題。7月31日，陳雲向李先念提出：“國務院召開的務虛會議最好用幾天時間，專門聽聽反面意見。我們既要聽正面意見，又要聽反面意見。”

1978年12月10日，即將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成為黨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的陳雲在中央工作會議東北組提交了關於經濟問題的五點建議，提出：“不能到處緊張，要先把農民這一頭安穩下來。”﹔“工業引進項目，要循序而進，不能窩工”﹔“對於生產和基本建設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材料如有缺口，不論是中央項目或地方項目，都不能安排。” 陳雲的發言得到多數人的贊同。

1979年1月1日，陳雲在李先念批請中央政治局常委審閱國務院關於傳達《1979、1980兩年經濟計劃的安排（草案）》的通知稿的信上批示：“國務院通知中‘1979年有些物資還有缺口’。我認為不要留缺口，寧可降低指標，寧可減建某些項目。”5日，陳雲又在新華社反映一些工業部門和地區的同志對國家計委安排1979年的生產計劃和物資供應時還在留缺口表示不滿的簡報上批示：“我認為有物資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計劃。”陳雲的意見得到鄧小平的支持。鄧小平閱后批示：“請計委再作考慮。” 6日，鄧小平同余秋裡、方毅、谷牧、康世恩談話，指出：“對今明兩年的計劃，陳雲同志提了意見，他說有物資缺口的計劃不是真正可靠的計劃，計劃不要留缺口，寧可降低指標，寧可減建一些項目。這個意見很重要，請計委再作考慮。有些指標要壓縮一下，不然不踏實、不可靠。” 此后，國家計委會同有關部門著手研究和調整1979年國民經濟計劃，原已准備下發的國務院通知沒有發出。

1979年3月8日，陳雲寫下《計劃與市場問題》的提綱，為即將提出的經濟調整決策作理論上的准備。他提出：整個社會主義時期經濟必須有兩個部分：（1）計劃經濟部分﹔（2）市場調節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從屬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他預測今后經濟調整的格局是：“在今后經濟的調整和體制的改革中，計劃經濟和市場調節這兩個部分的比例的調整，將佔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計劃經濟部分愈增加，市場調節部分所佔絕對數額就愈縮小，可能是相應地增加。”

1979年3月14日，陳雲和李先念聯名給中央寫信，正式建議實行經濟調整。按照三中全會確定的排名順序，聯名信中李先念排在陳雲的前頭。他們首先建議在國務院下設立財政經濟委員會，作為研究制訂財經工作的方針政策和決定財經工作中的大事的決策機關，以陳雲為主任，李先念為副主任，姚依林為秘書長，這樣，就可以正式接手當時的經濟決策班底。對當前和今后的財經工作，提出6點意見，強調“從長期來看，國民經濟能做到按比例發展就是最快的速度。”“要有兩三年的調整時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調情況大體上調整過來。”“鋼的指標必須可靠。”“借外債必須充分考慮還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慮國內投資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進行。” 3月17日，華國鋒將這封信批給中央副秘書長姚依林，“印發政治局同志”。

3月21日至23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國家計委匯報經過修改的1979年國民經濟計劃和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的問題。匯報指出：1979年“工業總產值減少240億元，增長速度由12%減為8%”﹔“預算內直接安排的基本建設投資由457億元修改為360億元，減少97億元”﹔“把現有在建的大中型項目壓縮到1000以內”。鄧小平、陳雲、李先念、華國鋒都發言同意這個匯報，會議確立了國民經濟調整的方針。1979年5月14日，國務院下達了國家計委關於1979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

在3月21日下午的政治局會議上，陳雲作了系統的發言，強調堅持按比例發展的原則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他說：基本建設項目大的1700多個，小的幾萬個，趕快下決心，搞不了的，丟掉一批就是了。3月23日，鄧小平講話，表示完全贊同陳雲的意見，說：這次提三年調整，非常好，這是個大方針、大政策﹔1700多個大中型項目，砍掉700，不容易，但不砍不行﹔首先要有決心，東照顧、西照顧不行，決心很大才干得成。鄧小平完全贊同陳雲關於2000年鋼鐵指標不要太高了的意見，並且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的世紀末奮斗目標：“我同外國人談話，用了一個新名詞：中國式的現代化。到本世紀末，我們大概隻能達到發達國家七十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

這次政治局會議，確定了調整國民經濟的方針，決定在前兩年經濟恢復的基礎上，集中三年時間搞好國民經濟的調整，為實現四個現代化奠定更加穩固的基礎。同時決定成立財政經濟委員會。3月25日，陳雲在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講話指出：“調整，就是步伐調整調整，該踏步的踏步，該下的下，該快馬加鞭的快馬加鞭。目的是為了前進，為了搞四個現代化。” 3月30日，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講話指出：“在經濟比例失調的條件下，下決心進行必要的正確的調整，是我們的經濟走向正常的、穩定的發展的前提。……現在中央決定，成立財政經濟委員會，由陳雲、李先念兩同志挂帥，統一管理全國的財政經濟工作和目前的調整工作。” 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布置三年調整工作。李先念在4月5日會議上講話，闡述了中央關於經濟調整的決策，就當前經濟形勢和調整的必要性、實現現代化的指導思想和調整的主要任務、調整比例關系的原則措施、繼續搞好企業整頓、改革經濟管理體制等問題作了具體闡釋。會議經過討論，確定了用3年時間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6月18日，國務院總理華國鋒在《政府工作報告》正式宣布：“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國務院全面地分析了我國經濟建設的現狀，認為必須在前兩年多經濟恢復和發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礎上，從今年起集中三年的時間，認真搞好國民經濟的調整、改革、整頓、提高，把它逐步納入持久的按比例的高速度發展的軌道。這是我們把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之后，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第一個戰役，必須努力打好。”這樣，調整的第一次決策就完成了。

（二）1979年6月至1980年9月：調整的第一階段。

對調整第一階段的評價，如鄧小平說“ 因全黨認識很不一致，也很不深刻，所以執行得很不得力。” 不得力的原因一是認識問題，二是工作側重點問題。從認識上講，三中全會以來，全國經濟形勢一片大好，對於經濟中的困難，雖然也普遍感到了，但對於它的嚴重性，許多人將信將疑。不同於60年代初農業和工業生產大幅度下降，人們吃不飽飯，很多人得浮腫病，農村甚至餓死人，商品供應十分緊張，物價上漲很多，對經濟困難有切身感受。這一次調整時期，農村落實了經濟政策，提高了農副產品收購價格，農民得到實惠，廣大農村穩定。工業生產仍然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輕工業生產增長幅度較大，農副產品供應增多，市場供應比較好。兩年來解決了1000多萬待業青年就業問題。城鄉絕大多數人民生活都有改善。因此，中央在分析調整的必要性時，只是指出“文化大革命”十年造成的破壞，而沒有針對性地反思粉碎“四人幫”后兩年工作中的失誤。1979年6月的《政府工作報告》在宣布八字調整方針的同時，這樣分析調整的針對性：“我們講調整，就是要針對林彪、‘四人幫’長期干擾破壞所造成的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的狀況，自覺調整比例關系，使農輕重和工業各部門能夠比較協調地向前發展，使積累和消費之間保持合理的比例。”繼續強調“前兩年多經濟恢復和發展取得巨大成就”。 1980年8月30日至9月11日，五屆人大三次會議期間，使用的說法也是“為了調整被林彪、‘四人幫’破壞所造成的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的狀況”，而沒有針對當前工作中的失誤。

由於有這樣的認識，一部分省市和部門的領導人對調整工作不甚積極，一下子接受不了。經濟發達的地區要求允許繼續前進，經濟不發達的地區要求不要一刀切，對於一些大項目都提出這也不能下那也不能下的要求。整個情況正如1979年9月國家計委向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匯報的那樣：“由於許多地區和部門對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還正在貫徹、部署，沒有完全落實下去，同時，隨著調整工作的逐步開展，也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因此當前國民經濟中還存在著不少問題。主要是：輕工業生產增長緩慢，輕重工業之間比例關系不協調的狀況還沒有改善。”“工業企業的調整工作進展緩慢。一些質量差、消耗高、有虧損的企業，該轉的沒有轉，該並的沒有並，該停的沒有停。”“基本建設戰線長、效果差的狀況沒有多少改變。目前施工的大中型項目仍多達1500個，比計劃多了500多個。”“財政收支將出現赤字。1至7月，支大於收43億元。”“全年財政將有很大赤字。據財政部估計，約有160億元，即減收100億元，超支60億元。”

從工作的側重點來說，這一時期主要進行以擴大企業自主權和地方財權為中心的經濟體制改革，並著手制定長期計劃。1979年7月13日，國務院發出《關於試行“收支挂鉤、全額分成、比例包干、三年不變”財政管理辦法的若干規定》，擴大地方財權，增加地方可支配財力。同日，國務院發出關於按照5個改革管理體制改革文件組織擴大國營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試點的通知。這5個文件是：《關於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的若干規定》、《關於國營企業實行利潤留成的規定》、《關於開征國營工業企業固定資產稅的暫行規定》、《關於提高國營工業企業固定資產折舊率和改進折舊費用使用辦法的暫行規定》、《關於國營工業企業實行流動資金全額信貸的暫行規定》。

與體制改革同步進行的長期計劃的制定是1980年初著手准備的。1980年1月15日至22日，國務院副總理和財委委員召開辦公會議，確定國務院1980年在經濟方面主要抓3件事，其中一項就是制定長期計劃。2月13日，國務院發出關於擬定長期計劃的通知，指出：從現在起，著手進行1981年至1990年發展國民經濟十年規劃的制定工作，今年內先搞出一個10年規劃綱要草案。

1980年3月31日至4月22日，國務院召開長期規劃座談會。會議期間，鄧小平、李先念、陳雲、趙紫陽、姚依林，對擬定長期計劃的方針、政策講了一系列重要意見。7月11日至13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聽取和討論國家計委關於制定長期規劃的一些設想。7月15日，中央書記處聽取和討論國家計委的匯報。計委匯報提出，今后十年，“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5.3%。”“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4%。工農業總產值加在一起，平均每年增長5%”。8月21日，在五屆人大三次會議前夕，國家計委將《制訂長遠規劃的一些基本設想》發各省市區征求意見。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在調整的第一階段，調整政策並沒有成為黨和政府工作的中心任務。

（三）1980年9月至1980年12月：第二次決策。

第二次決策是1980年9月五屆人大三次會議之后作出的。此前，經濟政策的決策權進行了調整。1980年2月23日至29日，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增選胡耀邦、趙紫陽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選舉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3月，中央決定成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趙紫陽任組長，撤銷原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這樣，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主持制定經濟工作的大政方針。

五屆人大三次會議延續調整第一階段的基調，對形勢分析比較樂觀和積極，提出的指標也比較穩健。在這次會議上，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姚依林和財政部部長王丙乾，受國務院的委托，分別在大會上作了《關於1980、1981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的報告》和《關於1979年國家決算、1980年國家預算草案和1981年國家概算的報告》。大會在審議上述報告時，盡管會議代表對財政赤字進行了質詢，提出批評意見，但還是通過了，作出的決議認為，“1979年國民經濟計劃執行情況基本上是良好的，整個經濟在調整中穩步前進。”1980、1981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國家預算和概算，“主要指標是積極穩妥的，措施是得力的。”大會圓滿落幕。

這次會議決定華國鋒不再兼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任國務院總理。五屆人大三次會議后，新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對大會通過的決議提出了不同的意見。首先提出改變人大決議的是姚依林。人大會議之后，1980年10月，國務院發現經濟情況比預計的嚴重，主要是農業和能源減產，財政赤字增大，物價上漲。當時預計糧食減產400億斤，原油減少400萬噸（實際600萬噸），煤炭減少2000多萬噸，中央財政赤字140億元（實際127億元）。物價開始上漲，商品零售價格總指數上升6%。10月7日至9日，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開會討論經濟形勢，姚依林說：“經濟形勢還攏不起來。人大會后研究了一下，感到問題很大。” 從糧食減產、能源減產、財政赤字“三個方面情況考慮，明年計劃要重新考慮。”剛剛擔任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感到問題嚴重。

1980年10月11日，趙紫陽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講話，分析了當前的困難情況后，提出“明年要進一步調整”的意見：“現在看來，過去一個時期，我們對調整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認識不夠，抓得不夠得力。中央財經小組成立以來，用較多的精力抓長遠規劃和經濟體制改革方面的問題，這無疑是必要的，今后還要大力抓。但同時必須繼續抓調整，對調整要採取一些得力的措施。應當認識到，進一步抓好調整，是我們的經濟工作由被動轉為主動的關鍵，也是今后經濟上出不出大問題的關鍵。” 他初步提出放棄已經搞了多年的長期計劃的想法。10月20日，趙紫陽將他的設想致信中央政治局常委。23日，陳雲批示贊同。

10月24日，國務院向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匯報《關於當前經濟情況和切實抓好調整，保証1981年經濟穩定增長的幾項重要措施》，把上述問題再次擺出來，並且第一次對1977、1978兩年經濟工作提出批評：“1979年中央確定的調整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回過頭來看，在1979年、1980年兩年中在執行上，特別是在調整基本建設方面，該退的沒有退，或者沒有退夠。對1978年確定引進的大項目，在處理上猶豫徘徊。地方和企業財權擴大以后，又盲目上了一批重復建設的項目。”“這些說明，我們對‘文化大革命’年破壞造成的困難認識得不夠深刻，對打倒‘四人幫’后的頭兩年經濟工作中要求過急所產生的問題及其影響也認識得不夠深刻。”

同日，鄧小平同趙紫陽、萬裡、姚依林談話，聽取趙紫陽關於調整的設想后指出：“一、就是這個方針，不能硬著頭皮硬干。二、不能打腫臉充胖子。做到哪一步就算哪一步。心有余而力不足嘛。寧肯把速度放慢一點，5%也可以。總之，把人民生活搞好一點。三、贊成趙紫陽的想法，長遠規劃粗一點，否則盲目性太大。” 25日，鄧小平同胡喬木、鄧力群談到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時說：“經濟工作要接受過去的教訓，再也不要打腫臉充胖子，一定要搞扎實。”

與此同時，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9次擴大會議，對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后頭兩年所犯錯誤進行了系統的批評。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報》指出： “1977、1978兩年中，在經濟問題上提出了一些‘左’的口號。這兩年經濟工作中的冒進，造成了國民經濟的嚴重損失和困難。這主要是一個經驗不足的問題，不能由華國鋒一個人負責，但是他確有重要的責任。”

1980年11月11日，財政部向姚依林匯報，中央財政資金周轉已經十分困難。11月15日至30日，國務院召開省長、市長、自治區主席會議，同時召開全國計劃會議。國務院於15日提交會議一個文件：《關於經濟形勢的估計和切實抓好調整、保証經濟穩定的幾項重要措施》，提出：1、財政平衡，在1980年財政支出1116億元的基數上淨減140億元。2、1981年貨幣增發量控制在30億元內。3、基建規模由1980年的500億元減少為300億元。11月18日，國家計委向國務院匯報1981年國民經濟計劃的調整意見，指出現在提出的調整方案，還不能根本解決問題，要考慮動大手術，即對整個財政收支進行通盤研究和重新安排。

真正的集體決策是在1980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書記會議上作出的。會議聽取國務院關於1981年計劃設想的匯報。首先是姚依林匯報《關於1981年財政、信貸平衡和基本建設安排的初步設想》，提出了一步退夠的方案，基建規模由1980年的500億元減少為300億元。

陳雲在會上提出：基本建設搞“鐵公雞，一毛不拔”，“置之死地而后生”﹔好事要做，但要量力而行。鄧小平說：贊成陳雲同志意見﹔要退，要考慮這個報告退得夠不夠﹔退得夠一點，也許前進的時間來得快一點。他正式提出放棄長期計劃的設想：“贊成隻搞5年調整計劃，暫時不搞長遠規劃，十二大就不考慮長遠規劃了。”鄧小平提出要召開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來傳達這次會議的決策：權力要集中，歷來克服困難都不是講分散，而是講集中，最后落腳到中央集中統一﹔要開一次中央工作會議，時間短一點，把道理講清楚，隻講集中，隻講退﹔定了之后，就要一切聽指揮，思想統一，行動統一。他同時提出“請陳雲同志作一篇發言。要帶有綱領性的，有鼓舞性的，總結經驗性的東西。”

會后，11月30日，正在進行的全國省長、市長、自治區主席會議確定：1981年工農業總產值比上年增加3.7%﹔基本建設投資由原來的550億元減為300億元，比上年減少百分之40%。

1980年12月16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確定了經濟上進一步調整、政治上進一步安定的方針。12月16日，陳雲根據鄧小平的意見作了長篇發言《經濟形勢與經驗教訓》，系統清理經濟工作中“左”的錯誤，闡述了調整的必要性、重要性和依據，提出了今后經濟工作應當遵循的許多重大原則。趙紫陽作了《關於調整國民經濟的幾個問題》的講話，部署了調整工作。李先念在會議結束的12月25日作了《對經濟調整工作的幾點意見》的講話，闡釋了調整工作的重要性。鄧小平作了《貫徹調整方針，改善黨的工作，保証安定團結》的總結講話，高度評價了陳雲的意見，認為是“我們今后長期的指導方針”。同時強調為了保証這次調整的順利進行，必須堅定不移地繼續執行三中全會以來的一切行之有效的方針、政策、措施。

1981年1月，中共中央以1號文件的形式把上述4位常委（鄧小平、陳雲、李先念、趙紫陽）的講話發到全國，統一思想，真正拉開國民經濟調整的序幕。文件指出：“這次會議決定了在經濟上實行進一步的調整、在政治上實現進一步的安定的重大方針。這是當前我國經濟和政治的唯一正確的方針。貫徹執行這一方針，需要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統一認識、統一行動，共同進行堅韌不拔的艱苦努力。”“自文件下達之日起，各單位在兩個月的時間內，每周要安排兩個到三個半天專門學習、討論。”“對這次文件傳達貫徹的情況如何，各級黨委和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要進行重點檢查，重要情況要上報。”

（四）1981年至1982年9月：調整的第二階段。

1981年至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國民經濟調整進展順利，取得了明顯效果和良好成績。1981年1月26日，國務院發出《關於平衡財政收支、嚴格財政管理的決定》，提出8點嚴格要求。 2月25日，姚依林向五屆人大常委會第17次會議提交關於調整1981年國民經濟計劃和國家財政收支的報告，報告分三部分：1、1980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執行情況﹔2、1981年計劃調整的主要內容和政策措施﹔3、努力提高經濟效果，促使國民經濟穩定增長。3月6日，人大常委會批准這個報告。3月3日，國務院發出《關於加強基本建設計劃管理、控制基本建設規模的若干規定》，提出基本建設計劃的審批權集中在中央和省、市、自治區兩級﹔銀行發放基本建設貸款，必須在信貸平衡的基礎上進行﹔利用外資安排的基本建設要嚴格控制。等等。

4月14日，趙紫陽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提出今后經濟建設的新思路：“中央工作會議以后，國務院對今年的工作已經作了安排，同時開始著手制訂‘六五’計劃。”“今后，我國經濟建設走什麼路，這是一個經濟發展的戰略問題，需要從各個方面進行研究。現在提出下面幾個問題，作初步的探討。”1、大力發展消費品生產。2、抓好能源的節約和開發。3、依靠現有企業。4、搞好機械工業的改組和改造。5、沿海與內地合理分工、發揮優勢。6、發揮科學技術對國民經濟的促進作用。7、節約資金、用好外資。8、開辟就業的新門路。9、繼續推進經濟體制的改革。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議審議和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對調整工作的評價是：“黨在1979年4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對整個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堅決糾正前兩年經濟工作中的失誤，認真清理過去在這方面長期存在的‘左’傾錯誤影響。”

11月30日、12月1日，五屆全國人民四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當前的經濟形勢和今后經濟建設的方針》對調整作了總結和評價：“今年以來，各級政府堅決執行進一步調整國民經濟的一系列緊急措施，取得了顯著的成效。根據前11個月的實績，現在可以有把握地向大會報告：1981年國民經濟計劃預計可以勝利完成，穩定經濟的目標能夠基本實現。今年進行這麼大幅度的調整，又遇上了嚴重的自然災害，工農業生產總值不僅沒有下降，而且將比上年增長3%以上，整個經濟形勢比預想的好。我國國民經濟已開始走上穩步發展的軌道。”

12月15日至23日，中共中央召開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座談會，討論經濟工作，進一步統一對經濟工作的認識。會議仍然維持“進一步調整”的方針，確定1982年速度是“保四爭五”，基本建設投資380億元，財政赤字30億元。實際結果，1981年比上年，農業總產值增長6.5%，工業總產值增長4.3%，國家財政赤字減少為25億元。總的形勢不錯。

1982年6月28日，在中共十二大召開前夕，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印發《中央黨政機關機構改革第一階段總結和下一階段打算》的通知。《打算》就現階段形勢總結指出：“現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大政方針已定，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的任務已經完成，國民經濟經過初步調整開始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政治上出現了60年代以來少有的安定團結的局面。”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開。胡耀邦在大會上的報告《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指出：“現在我國經濟已經渡過最困難的時期，走上了穩步發展的健康軌道。” “在1981年到1985年的第6個5年計劃期間，要繼續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把全部經濟工作轉到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的軌道上來。”

1982年11月30日，趙紫陽在五屆人大五次會議上的報告《關於第六個五年計劃的報告》指出：“現在，我國國民經濟走上了穩步發展的健康軌道。”“經過這幾年的調整，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關系，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比例關系，已經基本上趨於協調。我國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進入了一個新的更加深入的階段。現在的調整工作，就是要在統籌安排人民生活和生產建設的前提下，進一步調整農業、工業內部的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調整企業的組織結構，使國民經濟在穩定發展中大大提高經濟效益。” 至此，調整第二階段圓滿完成。

（原載《陳雲故居暨青浦革命歷史紀念館》館刊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