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一個鮮為人知的自我評價

鄧小平一個鮮為人知的自我評價

蔣永清

1926年1月，22歲的鄧小平根據組織安排，和十幾名同齡青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6月，在填寫一份《黨員批評計劃案》時，他在“做什麼工作最適合”一欄中填到：“能作宣傳及組織工作”。鄧小平一生戎馬倥傯、治國理政，對自己作過許多自我評價，但這份評價含義特殊，它是一個已經將“我的身子交給我們的黨，交給本階級”，“始終為無產階級的利益而爭斗”的風華少年對自己人生前程的規劃，是目前所知鄧小平最早的一份自我評價，而且，這個評價是實事求是的，在他后來的革命生涯中得到了印証和表現。

一

19歲的鄧小平已經顯露出善於搞宣傳工作的特長。在赴法勤工儉學期間，他一邊做雜工，一邊參加旅歐共青團機關刊物《少年》雜志的編輯工作。他負責刻蠟版和油印，並用本名和化名發表文章。因刻字工整，印刷清晰，裝訂簡雅，他被大家稱為“油印博士”。他勤於思考，思維敏捷，口才流利，發表的文章充滿激情、言辭犀利。在上面提到的中山大學期間，他就被編在以“理論家小組”著稱的小組裡。作為中共黨小組組長，他經常作為共產黨的代表，同國民黨右派進行辯論，結果是得到大家的一致贊賞。

這些經歷使鄧小平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與宣傳工作結下不解之緣。在中央蘇區時，他領導創辦了中共瑞金縣委機關報《瑞金紅旗》，擔任過幾個月的中共江西省委宣傳部部長。在1933年因遭受錯誤路線的打擊而陷於人生最困厄時，又重操“油印博士”的舊業，主編起《紅星》報來。《紅星》報是中革委的機關報，在僅有幾名工作人員的情況下，鄧小平親自組稿、採寫、編輯、印刷、發行。以各種形式宣傳報道黨中央和蘇維埃中央政府、中革軍委、紅軍總部的重大戰略部署和方針、政策﹔及時報道紅軍的戰況和勝利消息﹔還開辦了“俱樂部”、“猜謎語”等文藝欄目。1933年底，《紅星》報發行量達到17300多份。1934年10月紅軍長征時，鄧小平帶領《紅星》報編輯部“跟著走”，在戰斗和行軍途中，堅持編輯出版報紙，為團結和鼓舞紅軍斗志發揮了應有的作用。鄧小平擔任《紅星》報主編期間，共主編《紅星》報70多期。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遭受到的最不順利的時期，但卻是他搞宣傳工作最專業的時期。

遵義會議后，在毛澤東提名下，鄧小平重新回到部隊任職。他擔任的第一個職務是從宣傳部門開始的。1935年6月，中央決定調鄧小平擔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部長。由於出色的工作，鄧小平先后被任命為紅一軍團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副主任等職，直至1938年1月被任命為八路軍119師政治委員。從這時起，作為政治主官，鄧小平和軍事主官劉伯承一起並肩戰斗13年，互相尊重，默契配合，一起研究制定戰略戰術，共同指揮戰役戰斗，帶出一支威名遠揚的劉鄧大軍，留下“劉鄧不可分”的佳話。軍隊政治工作的經歷，奠定了鄧小平作為一名偉大的軍事家的基礎。

從某種角度講，政治主官也是要做宣傳工作的，而且，在關鍵時刻還必不可缺，甚至起著決定性作用。鄧小平對此駕輕就熟。在千裡挺進大別山時候，劉鄧收到毛澤東打來的機密電報，說陝北“甚為困難”。劉鄧二話沒說，立即行動，堅決地搞長距離無后方作戰。這是一副重擔，困難可想而知。在當時特殊的背景下，政治動員和宣傳鼓動顯得極為必要和重要。鄧小平指示部隊加強政治動員，提出“走到大別山就是勝利”的口號。他在之前的動員報告中激動地說：“反攻確實辛苦，並且是持久性的，爭取得好，就快些。厭倦不應該，真正把革命干成功，辛苦是值得的。今天我們需得拿出英雄氣概，拼命地干，前仆后繼，英勇奮斗，一定可以干成功。”這些宣傳鼓動工作對創建和鞏固大別山根據地起到了重要作用。

進城以后，鄧小平的職務變了，工作內容變了，但他對宣傳工作的重視沒有改變，而且更加強了。比如，1975年鄧小平復出抓全面整頓時，針對“四人幫”在輿論宣傳方面的烏煙瘴氣，他解放了黨內一些受迫害的筆杆子，成立了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在思想理論方面撰寫文件和文章，配合各個領域的整頓。當時形成了三個文件《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和《中國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這三個文件雖然被“四人幫”污蔑為“三株大毒草”，但恰恰是由於印發批判，而使更多的人了解到鄧小平的真正主張，從而為黨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奠定思想輿論基礎。這恐怕是“四人幫”始料不及的。

二

鄧小平說自己能作組織工作，這的確是他的特長。黨組織對他的鑒定也是如此。1926年5月，來蘇聯訪問的馮玉祥希望蘇方選拔幾十名優秀共產黨員到他的部隊做政治工作。鄧小平被列入選派人員名單，黨組織對他的鑒定是：“非常積極，有能力，是一名優秀的組織工作者。”“該同志最適合做組織工作。”

最能體現鄧小平組織工作能力的是他一生擔任過三次中共中央秘書長的職務。第一次是1927年年底。當時正處在大革命失敗后的白色恐怖時期，23歲的鄧小平作為中央政治局的秘書堅守崗位，作會議記錄，安排會務等，工作非常干練。因此，他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秘書長，協助周恩來等處理中央日常工作，管理文書、機要、交通、財務、各種會議安排等，並繼續為中央的會議作記錄。這時的“秘書長”一職當然不能同后來我們所常說的秘書長的職務相提並論，但鄧小平本人還是很看重這個經歷的，晚年時多次提到。1984年3月25日，他在會見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時說：“我一九二七年從蘇聯回國，年底就當中共中央秘書長，二十三歲，談不上能力，談不上知識，但也可以干下去。” 他在同年10月中顧委會上談到提拔年青人時說“一九二七年底我第一次當中央秘書長時二十三歲，也是大官啦，啥也不懂，也可以呀！”

第二次是遵義會議前后，鄧小平被調離《紅星》報，擔任中央秘書長。他負責毛澤東行軍打仗期間的日常安排。這是毛澤東對鄧小平信任，也是發揮他的特長，對他的“知人善任”。鄧小平多年后曾回憶這段經歷。1981年7月19日，鄧小平會見美國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時說：“遵義會議以后，我當了黨中央秘書長。這個職務我先后當過三次。”“長征時我們受到很大損失，請毛主席出來，又叫我當中央秘書長。”“長征過程中，張聞天和我總是同毛主席共住一間屋。房子有時是地主的，富麗堂皇，有時就是一間草棚。所以那一段時期，毛主席的指揮、決策，我是清楚的。”這說明，在瞬息萬變的作戰中，鄧小平的組織能力和協調能力卓越超群，受到毛澤東的倚重。這也算是鄧小平在長征中作出的特殊貢獻吧！只是這一點長期不為人們所知。

第三次是1954年4月27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任命的，這次會議還任命鄧小平兼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鄧小平黨中央秘書長的職務保留到1956年9月黨的八大。但實際上，他擔任黨中央秘書長性質的工作應該從1952年8月進京時算起，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長達14年之久。

毛澤東對鄧小平組織工作的能力非常贊賞，在他擔任中央秘書長之前的1953年3月3日，毛澤東就在一份文件上批示：“凡政府方面要經中央批准的事件，請小平多管一些。”同年同月，他還被任命為中央選舉委員會秘書長，負責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基層選舉工作。1954年6月，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十二次會議上作了《關於基層選舉工作完成情況的報告》，高度評價這次普選是我國歷史上空前的規模巨大的民主運動，是我國人民政治生活中具有歷史意義的偉大事件，直接為縣以上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奠定了基礎。鄧小平在其中發揮的組織工作才干有目共睹，獲得廣泛贊許。

1956年9月，在毛澤東主持的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鄧小平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成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開始了長達10年的總書記生涯。這個總書記也是秘書長的性質。毛澤東曾在准備推舉鄧小平擔任總書記的中央會議上說：“他願意當中國的秘書長，不願意當外國的總書記。其實，外國的總書記就相當於中國的秘書長，中國的秘書長就相當於外國的總書記。他說不順，我可以宣傳宣傳，大家如果都贊成，就順了。”

10年總書記是鄧小平最緊張繁忙的10年。書記處抓全面工作，黨政軍，工農商學，樣樣都要管，一個不能少。這期間發生了一系列影響深遠的重大政治事件，如整風反右、“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60年代初國民經濟調整、中蘇論戰、“四清”運動等，作為處在第一線的總書記，沒有過人的組織能力和協調能力，是很難勝任這些工作的。

三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作為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帶領全黨開辟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道路。在這項前無古人的新事業中，鄧小平一如既往，非常重視宣傳和組織工作，這點可以從《鄧小平文選》的篇目中舉例說明。

關於宣傳思想工作，比如， 1977年5月24日《“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1977年7月21日《完整地准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提出了黨的思想路線撥亂反正的重大歷史任務，指出要善於學習、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體系來指導我們各項工作，強調實事求是在目前特別重要。1978年6月2日《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推動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的全國大討論，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為撥亂反正的順利進行提供了思想保障。1978年12月13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則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中國面臨向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頭，沖破“兩個凡是”的禁錮，開辟新時期新道路、開創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理論的宣言書。

在宣傳工作方面，鄧小平提出要反對“左”的和右的兩種錯誤傾向，有什麼反什麼，哪種傾向突出就重點反對哪種傾向。比如，1979年3月30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針對社會上極少數人片面夸大黨的錯誤，散布種種懷疑或否定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專政、黨的領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言論，鄧小平第一次鮮明地提出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政治命題。后來，四項基本原則成為我們黨和國家的立國之本和生存發展的政治基石。還比如1987年4月30日《吸取歷史經驗，防止錯誤傾向》， 這篇談話發表在黨的十三大召開前夕，系統總結了我國建國以來的歷史經驗、全面闡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的內外政策，明確提出：“我們既有‘左’的干擾，也有右的干擾，但最大的危險還是‘左’。習慣了，人們的思想不容易改變。”

從思想理論宣傳的角度來看，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的《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意義非常重大，它是在黨和國家經受國際國內政治風波嚴峻考驗、處於重大歷史關頭的時刻，鄧小平發表的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理論和路線，把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推進到新階段的又一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宣言書，是鄧小平理論走向成熟和完善的集大成之作，為抓住機遇、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大踏步向前推進提供了強大思想武器和理論指導，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關於新時期的組織工作，鄧小平的精力主要放在選拔接班人上。他多次說：“我們一定要認識到，認真選好接班人，這是一個戰略問題，是關系到我們黨和國家長遠利益的大問題。”“要憂國、憂民、憂黨啊！要看到這是個帶根本性質的問題。”“老同志現在的責任很多，第一位的責任是什麼？就是認真選拔好接班人。選得合格，選得好，我們就交了帳了，這一輩子的事情就差不多了。”

新時期撥亂反正伊始，鄧小平就突出強調這個問題的重要性。1975年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時，王洪文回到上海說，十年后再看。這句話對鄧小平刺激很大，因為王洪文要和老干部比年齡，熬時間，伺機奪權。因此，鄧小平反復強調組織路線的重要性。比如，1979年7月29日《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的實現要靠組織路線來保証》就指出：“一定要趁著我們在的時候挑選好接班人，把那些表現好的同志用起來，培養幾年，親自看他們成長起來。選不准的，還可以換嘛。”“這個問題解決不了，我們見不了馬克思。”還有1979年11月2日《高級干部要帶頭發揚　黨的優良傳統》、1981年7月2日《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務是選拔中青年干部》、1991年8月20日《總結經驗，使用人才》等都集中闡述了這個問題。

在組織工作問題上，鄧小平特別重視制度建設的重要性。在解決干部新老交替上，他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形式——設立顧問委員會。1982年7月30日《設顧問委員會是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的過渡辦法》一文中指出：“顧問委員會，應該說是我們干部領導職務從終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種過渡。”“在這個過渡階段，必須認真使干部隊伍年輕化，為退休制度的建立和領導職務終身制的廢除創造條件。”在這個問題上，鄧小平身體力行，率先垂范。1980年9月，辭去副總理職務﹔1982年9月，在黨的十二大上擔任第一屆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1987年10月，在黨的十三大后不再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顧委主任的職務﹔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上辭去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鄧小平以實際行動實踐了建立退休制度的夙願，為全黨作出表率，在黨的組織路線建設上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鄧小平的一生波瀾壯闊、光輝偉大，從形式上講，他做的事情概括起來就是宣傳和組織工作。這和他年青時對自己適合做什麼工作的評價是相吻合的。

（原載《北京日報》2014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