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善做軍隊政治宣傳工作的典范

鄧小平：善做軍隊政治宣傳工作的典范

蔣永清

在革命戰爭年代，鄧小平長期從事軍隊政治工作。在百色、龍州起義中，他任紅七軍、紅八軍總政治委員。遵義會議后，先后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部長，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等職。抗戰初期任八路軍119師政治委員，之后，又任晉冀魯豫軍區政治委員，中原野戰軍（后改稱第二野戰軍）政治委員等，作為政治主官，成長為偉大的軍事家。他曾說：“我們軍隊打的是政治仗，政治第一。” “個人勇敢，是政治﹔各個部隊組織戰役、戰斗，其中大部分也是政治。” 宣傳工作是政治工作的主要內容之一。鄧小平在做軍隊政治工作時，高度重視做宣傳工作。本文擬探析他做軍隊政治宣傳工作的幾個特點。

一、“紅軍每一個戰士都要學會使用兩杆槍”

鄧小平有做宣傳工作的卓越才干。1926年6月，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填寫一份《黨員批評計劃案》時，在“做什麼工作最適合”一欄中填到：“能做宣傳及組織工作”。“能做宣傳工作”，是鄧小平對自己能力和特長的評介。他善於搞宣傳工作的特長在赴法勤工儉學期間就顯露出來。當時，他參加旅歐共青團機關刊物《少年》雜志的編輯工作，負責刻蠟版和油印，並用本名和化名發表文章，被大家稱為“油印博士”。在之后的中山大學期間，他經常作為共產黨的代表，同國民黨右派進行辯論，卓越的辯才得到大家的贊賞，獲得“小鋼炮”的綽號。

鄧小平在領導百色起義的籌劃階段，就高度重視宣傳工作。1929年10月23日，他在百色主持召開部隊黨的領導成員會議，做出要“公開在部隊和群眾中宣傳共產黨的主張，發動群眾” 等決定，黨的活動由秘密轉為公開，起義籌劃進入新階段。12月初，他在龍州召開會議討論制定起義計劃時，也提出要派出干部深入左江各縣做宣傳發動等工作。這些宣傳工作使黨的擴大反帝運動、推翻軍閥政府、建立蘇維埃、沒收地主土地、改良士兵生活等主張深入廣大士兵和群眾當中，為起義的發動准備了良好的思想和群眾基礎。

由於當時龍州實際上淪為法帝國主義的勢力范圍，所以鄧小平很重視廣泛宣傳反法斗爭。1930年2月19日，根據鄧小平指示，紅八軍和左江革命委員會在龍州體育場舉行萬人反帝斗爭群眾大會。大會以左江革命委員會的名義，發出反對法帝國主義無理侵犯中國主權的通電，會后舉行示威游行。數千名群眾沖擊法國領事館，燒毀海關樓，包圍教堂，驅逐七八個破壞左江革命的法國領事、武官、傳教士出境，沒收其不法財產及窩藏的當地地主豪紳的武器等。中共中央高度評價紅八軍和左江革命委員會的反帝行動，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全國聲援。3月22日，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發表社論《赤色的龍州》，贊揚龍州軍民的反帝斗爭。鄧小平事后也總結指出：“我們將反法運動與土地革命，與蘇維埃政權，與反帝、反國民黨聯系起來，作廣大的宣傳，收到了相當結果。”

在起義過程中，鄧小平要求每一位紅軍戰士認識到做宣傳工作的重要。在龍州起義的一次戰斗途中，他動員說：“紅軍每一個戰士都要學會使用兩杆槍，除了手中的武器外，還要掌握一杆宣傳的武器。要做到是戰斗員，同時又是宣傳員。對敵作戰時要一面打擊敵人，一面喊話，問他們為什麼要打仗，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戰，還是盲目地做了替軍閥賣命的工具？天下窮人是一家，窮人不打窮人。把道理講清楚，就能動搖和瓦解敵人。”

為了做好宣傳工作，鄧小平抓緊一切可能開展干部培訓。1927年3、4月，鄧小平曾在馮玉祥的國民軍聯軍擔任中山軍事學校政治處處長兼政治教官，講授《中國革命史》、《三民主義》、《國民黨史》、《布爾什維克十二條》等課程。因此，1930年7月，他在紅七軍進行整訓時，借鑒過去行之有效的做法，舉辦為期三個月的教導隊，培養連排基層干部，親自給學員講授右江的革命形勢和舉辦教導隊的目的、意義及要求，鼓勵學員努力學習，提高思想覺悟。之后，又為教導隊多次講課，內容是關於工農民主政權、土地革命、武裝斗爭、帝國主義、軍隊性質等。1931年2月，在紅七軍艱苦轉戰途中，他還不忘干部培訓工作，在崇義縣長潭為紅七軍舉辦的崇義、上猶地方干部訓練班講課，主要講土地革命的方針政策、共產主義ABC等。這些，都為當時的部隊和蘇維埃政權建設起到了積極作用。

二、軍旅生涯中始終重視政治宣傳工作

領導百色、龍州起義后，鄧小平的軍旅生涯進入了新階段，無論是在紅軍時期，還是在抗戰和解放戰爭時期，他在做軍隊政治工作時，都一直牢牢抓緊宣傳工作這個中心環節不放鬆。以下舉例說明。

抗戰初期，動員民眾加入軍隊、補充和組織新的兵團是一項很繁重的工作，鄧小平在論述這個問題時，就提倡下面這種向群眾做宣傳工作的經驗：“運用了各種宣傳的武器——戲劇、歌曲、壁報、群眾大會、小的飛行演講、個別談話等等方法，向群眾說明目前形勢和生路，揭露敵人的殘暴。經過廣泛而深入的宣傳后，民眾的抗日熱情很快地激發起來，自動加入軍隊的踴躍，是遠遠超過強征的效果。”

黨要領導軍隊開辟敵后抗日根據地，這是當時的中心任務。如何領導游擊戰爭？鄧小平強調提出的方法之一是“成立武裝宣傳隊，宣傳與組織群眾”。“黨的代表、行政長官、游擊隊長、八路軍各級干部，均應經常接近群眾，向群眾宣傳、談話，來影響群眾。” 他詳細地列出宣傳要點：“向群眾普遍地宣傳，我們的作戰方法是運動游擊戰。”“要以事實來宣傳敵人殘暴，要使群眾明白不抗日活不成。”“要說明，必須軍政民一致合作，才能打敗敵人。”“要告訴群眾做些什麼工作，如組織自衛隊，站崗放哨。”“要不斷宣傳我們的勝利，使群眾知道。” 等等。

在根據地建設遇到困難時，鄧小平提出的應對之策也包括宣傳工作。為反制敵人結合經濟、政治、文化、特務全面進攻的“囚籠政策”，鄧小平在1941年元旦中共中央北方局出版的《新華日報》華北版發表文章《勝利的回顧與勝利的期待》，提出迎接1941年嚴重斗爭的各種措施，其中就提出“要加強文化戰線，與敵人進行頑強的宣傳戰。採用一切形式、不同方法，不疲倦地去加強民眾的抗日愛國教育” 的措施。

1941年4月百團大戰之后，太行區遇到嚴重困難，敵佔區擴大，抗戰區縮小。鄧小平在分析原因之后，要求全區同志用一切努力來克服這種嚴重局面，其中之一，也提到宣傳工作。他說：“敵人的奴化教育與造謠宣傳，是收到部分效果的，其原因是由於我們的宣傳教育工作太少太弱了。我們過去的宣傳品不僅數量少，而且質量也差，我們有真理說不出。敵人則數量多，方式靈活巧妙，且善於針對農民落后性進行宣傳，善於說假話，故能收到一些效果。今天必須動員一切文化機關，改善與加強文化工作。”“要把文化宣傳工作做好，首先要教育我們做文化工作的同志去了解群眾，針對敵人，按照群眾的水准，去進行我們的宣傳。”

鄧小平對宣傳工作規劃得很細、很具體。在1941年對敵斗爭中，冀南利用宣傳日寇拉中國人到太平洋打大仗的事例，對瓦解偽軍起了較大作用，積累了一定的經驗。鄧小平抓住這一成功范例，給太岳、冀南、太行抗日根據地及所屬有關部隊發出指示，要求在敵佔區、根據地廣泛宣傳敵人強拉壯丁、東北同胞亡國的慘狀、日本在佔領區強佔中國人財產等，並明確指導進行典型事例的宣傳：“類似以上要點，抓住具體的事、具體的人，利用各種形式不斷地反復宣傳。把一個地方的例子迅速傳播到各地去，特別送到報館去，同時態度要非常誠懇，才會令人相信。”

基於對宣傳工作的高度重視，鄧小平在做129師政治主官時，就很仔細地規劃了129師的宣傳文化建設。1941年5月，他在全師模范宣傳隊初賽會上做報告，深刻闡述了本師文化工作的方針、任務及努力方向，強調“部隊的文化工作是政治工作的一部分”，要“加強民族的愛國的宣傳教育”，要積極宣傳共產黨的政策、主張以及根據地的一切善政和進步設施，要大大地加強對外宣傳工作，“把我們真實的戰斗生活反映到國際上去，流傳到華僑中去，傳播到大后方去。”這一思想對129師文化建設的長遠發展起到了深遠的意義。

解放戰爭時期，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於西柏坡召開。這次會議為最后打敗蔣介石、奪取革命在全國的勝利作了思想、政治、組織上的重要准備。毛澤東作了關於形勢的估計和今后計劃的報告，提出三年根本上打倒蔣介石的目標。鄧小平對此完全贊同，並在9月8日的會上提出廣泛宣傳這個估計的重要性，他說：“這種估計，要在黨內在人民中宣傳，要估計到人民中的厭戰情緒，宣傳隻有好處，沒有壞處，可使人民振奮，發揮他們的積極性。”

在准備全國勝利時，鄧小平提出了“真理不怕千萬遍地講”的思想。1948年10月，他在中共豫西區黨委擴大干部會上傳達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精神時問：“不過長江能不能打倒蔣介石呢？不能。”他要求反復講明白一個道理，即“一定要過長江，要不斷地講。部隊干部裡要講，地方干部裡也要講，即使有些人想不通也要講，要天天講。”“真理不怕千萬遍地講，我們到中原這一著就做對了。這就是路線。” 由此可見，鄧小平對軍隊政治宣傳工作的高度重視。

三、形勢教育是軍隊政治宣傳工作的重點

我軍是中國共產黨締造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新型人民軍隊，是執行革命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是為實現黨的綱領、路線服務的。因此，軍隊政治宣傳工作第一位的任務就是要使聽黨話、跟黨走、堅決服從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的意識在軍隊上下變成一種自覺自願的行為。形勢教育就是一種很有效的手段。鄧小平非常重視這種手段，並在實際工作中積極運用。

黨中央和毛澤東經常會對時局做出一些新判斷，對全局工作提出新要求。作為割據一方的大區負責人，鄧小平特別重視用中央精神統一全區思想，及時肅清存在的各種消極觀念和模糊認識。這裡舉解放戰爭時期的例証作說明。1947年上半年以來，黨中央、毛澤東對形勢發展提出了新判斷，作出實行戰略反攻的重大決策。5月1日，新華社發表經毛澤東修改的社論《全力准備大反攻——紀念五一節》，指出：戰爭的形勢“由蔣軍的局部進攻與人民解放軍的局部反攻，改變到蔣軍的全面防御與人民解放軍的全面反攻”。“我們的任務，就是動員一切力量，全力准備大反攻。” 6月3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致劉伯承、鄧小平等的電報，布置南下戰略進攻的時間，即“同意本月劉鄧野戰全軍休整，渡河時間推遲至月底”“主力南進須作長期打算，望作政治上物質上之各種准備工作。”

對於黨中央、毛澤東的這個戰略決策，部隊中有一些模糊認識，鄧小平及時在全區進行了動員教育。6月21日，他在晉冀魯豫野戰軍直屬部隊股長、營以上干部會議上作報告，針對“有的同志懷疑，黨中央和毛主席指出反攻時機已經成熟，是不是估計得不准確？”的疑問和傾向，明確指出，“肯定地說，黨中央和毛主席、朱總司令對時局的估計是對的，錯誤的是具有這種想法的一些同志。”他在批駁了種種錯誤和模糊認識后強調：“二十多年的歷史証明了毛主席是正確的。跟毛主席方向走，一定可以發展勝利，與毛主席思想相背道而馳，必然要失敗。”他作動員工作時充滿豪情地指出：“不反攻行不行呢？是不行的。今天我們不是怕什麼冒險主義，而是怕對形勢估計不足，怕我們的認識趕不上客觀形勢發展的需要。” “你們想一想，像我們中國這樣大的國家，人口佔全世界四分之一，要革命成功，不花辛苦是不行的。”“真正把革命干成功，辛苦是值得的。今天我們需得拿出英雄氣概，拼命地干，前仆后繼，英勇奮斗，一定可以干成功。” 晉冀魯豫軍區政治部在印發這個報告的通知中指出：此報告為干部學習的重要材料，應結合土地改革學習文件，求得深刻了解。這樣的形勢宣傳教育對於凝聚全區力量，開創中原乃至全國的新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千裡挺進大別山，是劉鄧大軍在解放戰爭期間撇開一切困難，挑的最困難的重擔。對於這個重大決策，黨內外、軍內外，必然有各種各樣的看法，如何統一思想，認清形勢，也是擺在鄧小平面前的首要任務。1948年3月，他在安徽臨泉縣韋寨召開的晉冀魯豫野戰軍直屬部隊干部會議上作《關於反攻形勢和整黨問題的報告》，專門分析大別山的“得”與“失”。他首先針對不少同志認為反攻是不是過早了的疑問，作了詳細解答，指出：“從戰略意義上和勝利戰果上看，就會承認反攻一點也不過早，恰恰正是時候。”他著重批評了部隊中存在的消極悲觀情緒：“我們的同志也悲觀失望起來，就不合理了。這就表現我們的同志思想意志的脆弱，缺乏堅定的斗爭毅力，犯急性病和看問題不從全面、不從實際出發。”對此，他強調“這要好好反省，需要加以馬列主義的鍛煉和考驗。加強黨的工作、政治工作，思想工作尤為主要。”另外，他針對部隊中存在的“有些同志問，究竟大別山是否建立了根據地呢？今后我們用什麼力量消滅敵人呢？”的擔心，分析指出：“今天我們可以打保票，我們已經站住了”。原因是“我們會走山路了，會打游擊了，思想正在整頓，與群眾聯系也在改善，開始時的混亂現象已停止，敵人打不走我們了”。 這個分析報告配合了當時進行的整黨運動，使整黨具有針對性和實效性。

到1948年4月，全國戰局有了新的發展，各個區都無例外地轉入反攻。劉鄧大軍由黃河到長江躍進了一千裡。鄧小平評價這個形勢是我們“由防御轉為進攻，由內線轉到外線，改變了戰略形勢”。因為大別山的部隊遇到了好多困難，因此，他再次回答了部隊中存在的疑問：“或許有人要問：我們的反攻是不是早了一點呢？遲一點好不好呢？”他分析了蔣介石的戰略方針、紅軍反“圍剿”的歷史，又算了一筆幾個月來殲敵的賬目后，做出回答：“事實証明，反攻是恰當其時的，遲了就要犯錯誤。”接著，他又回答如何看待大別山的形勢問題：“原先我們佔領了二十多個縣城，后來一個也沒有了，野戰軍主力也從大別山轉到淮北去了，這能不能說是勝利呢？”鄧小平從中原戰略地位、吸引進攻山東和陝北的敵人、已經建立軍區和根據地的全局觀點出發，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中原吸引了蔣介石南線的一半以上的兵力，保証了其他地區的勝利展開。雖在全國范圍吃苦頭最多，付出了代價，但換取了戰略上的主動，取得了全局的勝利。”他更進一步從思想方法上作了進一步的闡述：“我們有些共產黨員，馬列主義的思想方法太少，看見自己頭上有一小塊雲，就認為天下都是雲，憑直覺來看問題，憑自己腦袋上面有沒有烏雲來判斷革命勝利或失敗，這樣，遇到困難就不會看到光明和勝利，就沒有不悲觀失望的。”所以他強調了要敢於勝利的問題。“真正的英雄，就是要克服困難，准備吃苦，准備勇敢堅決地打過長江。地方工作的同志也是一樣。這是路線問題，是革命堅決不堅決的問題。所有中原的同志，都負擔著艱苦的任務，全國都在望著我們，我們應該更好地來努力。” 這個分析，有高度，有根據，以理服人，體現了鄧小平胸懷全局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鄧小平做軍隊政治宣傳工作時重視形勢教育的典型事例。

四、重視政策的宣傳教育工作

黨和軍隊的工作，政策性很強。毛澤東指出：“政策與策略，是我黨我軍的生命。”鄧小平對此闡發指出：“如果沒有政策和策略，黨的路線就是空的。正確的路線一定要用正確的政策和策略來保証。全黨同志都要學好黨的政策和策略，這樣，我們才會無比的強大，誰也不能戰勝我們。” 在做軍隊政治宣傳工作時，鄧小平特別重視做政策的宣傳教育工作。

1948年，在勝利躍進中原的形勢下，怎樣看待今后的發展趨勢？如何保証這種好勢頭持續發展，從而取得全盤乃至全國革命的勝利？鄧小平認為政策工作非常重要，在政策問題上不犯錯誤就能保持這種好勢頭，否則就要栽跟頭，走彎路。同年4月，鄧小平在河南魯山召開的干部會上預測指出，革命會在三五年內勝利，條件是在政策問題上不犯錯誤。比如在土改問題上，要反對“左”的和右的兩種錯誤傾向。關於工商業的政策，要把握好尺度，“我們反對投機壟斷，也要允許商人賺點錢。沒有一定的政策，現實問題就不能解決。” “如果我們在工商業問題上搞得不好，解放區的經濟無法建設，人民的生活要受影響，那時國民黨不叫我們走，我們也得走，革命就要失敗。”因此，他提出“要解決好工商業政策問題”，即“私人工商業是新民主主義經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們要扶助它發展”。 等等。這是鄧小平在全局上提出要重視政策問題。

有了這樣的認識，鄧小平時刻關注實際工作中具體政策的宣傳工作。1948年6月，為了有效地團結一切社會力量反對蔣介石集團，更早地完成解放中原的任務，鄧小平為中共中央中原局起草《貫徹執行中共中央關於土改與整黨工作的指示》，提出了區別於此前的新政策：“全區應即停止分土地，停止打土豪分浮財，停止亂沒收，禁止一切破壞，禁止亂打人、亂捉人、亂殺人等等現象”，並提出一系列細化的政策，如在控制區的土改、在游擊區的雙減、在嶄新區的統戰以及在各區黨的政策實現的途徑等。由於這是一次重要的政策調整，因此他特別強調了政策宣傳工作的重要性：“在執行上述方針政策的時候，必須向群眾作充分的宣傳和解釋，不要懼怕在群眾面前進行自我批評。”“強化宣傳教育，無論在軍隊在地方都是刻不容緩的工作。部隊的宣傳文藝組織即應恢復和加強。各級黨委和政治機關應加強宣教工作的領導，使之完全符合於黨的方針和政策。” 這個指示上報中央后，毛澤東於6月28日代中共中央復電，完全同意中原局這個指示，並增寫了兩段文字。中央將這個文件轉發給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參考。這說明鄧小平重視對政策問題的宣傳教育工作得到了黨中央、毛澤東的贊賞，並在全黨全軍起到了示范作用。

淮海戰役結束后，二野、三野都進行了半個月到20天提高紀律性的教育和政策的學習。但是由於戰局發展太快，在渡江戰役后還是出了一點紕漏。鄧小平深感“中央指示的一般原則，對於下級干部和戰士說來是很難理解的，他們要求的是具體的規定”。因此，在解放南京后，他一方面嚴格實行事前請示、事后報告的制度﹔另一方面著重成文的具體指導。1949年5月10日，時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的鄧小平在渡江戰役發起后，從總前委駐地安徽肥東縣瑤崗村進入南京，再到江蘇丹陽時致電毛澤東，匯報說：“近日我們對外交紀律、入城守則、金融問題等等已有具體規定，對進上海的准備也較為細密。”這樣一來，“今后毛病可能少出一些，出了毛病也可能糾正得快一些。” 鄧小平對進駐上海的部隊進行了周密的政策規劃，特別強調了紀律問題。由於部署得當，執行有力，接管工作圓滿完成。這一時期，鄧小平重視政策宣傳教育工作的意義重大，它為黨和軍隊適應由戰爭向和平建設環境的轉變做了有益的探索，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五、重視政治宣傳的干部隊伍建設

做政治宣傳工作離不開文化人。因此，鄧小平非常重視軍隊知識分子的作用。他在129師的文化建設中，提出：“要經常鼓勵文化工作者的工作熱忱，大大發揮他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使文化運動普及到連隊中去，深入到群眾中去，真正做到大眾化。”他特別提出要幫助軍隊中的文化人，給他們提供一個較好的工作環境和氛圍，“要造就大批的青年文化工作者，同時要提高原有文化工作者的素養。加強他們在文藝方面的修養和政治學習，給以必需的可能的工作條件，幫助他們滲透到現實的底層裡去，更充分地發揮其才干，使他們能夠真正擔負起部隊文化運動的組織和領導工作。”當然，他也殷切希望文化工作者自身能提高素質，“文化工作者要不斷增強自己在政治、文藝方面的修養和實際工作的鍛煉，以提高自己，充實自己。”“文化工作者要具有虛心學習、認真探討的態度。要將自己的作品就教於大眾，傾聽大眾的意見。”

鄧小平善於抓住典型事例進行工作，在培養軍隊知識分子方面也是如此。他從一名普通文化干事的遭遇引申提出全師知識分子工作的方針和方向。河南滑縣縣長兼黃河支隊長陳樹輝是抗戰后縣長，為該縣有聲望的群眾領袖，后到抗大學習，畢業后由抗大鑒定為文化干事，經冀南軍區政治部分配到八旅任文化干事工作，不幸於1940年12月於曲北寺頭戰斗中犧牲。這件事給鄧小平以很大的震動，他由此反思全師的文化干部政策，提出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參加軍政工作的意見。1941年4月3日，鄧小平和129師政治部主任蔡樹藩、副主任黃鎮致電所屬各部並報八路軍總政治部，對陳樹輝的犧牲表示惋惜，認為“是我們很大的損失”，同時檢討“說明我們為培養知識分子而耐心了解考察非常不夠，在工作過程中了解考察工作更差” ，“埋沒了有特長與特殊地位的知識分子人才，也是我們在知識分子工作上一個很大的缺點”。由此強調指出“部隊如不吸收與團結大批進步知識分子與半知識分子參加部隊工作，想要部隊很快進步及提高政治水平與軍事技術是不可能的”。 為此，他特別提出了對知識分子重新有計劃有組織地考察了解、大膽提拔、大量吸收參加軍政工作等具體意見。這些意見對提高129師政治宣傳工作的水平產生了重要影響。

鄧小平對軍隊知識分子的關心還體現在重大政治運動中對他們政治前途的保護上。在南進時，各地開展了查階級、查思想、查作風的整黨運動，對於提高部隊戰斗力起到了極大的作用。但有些地方對干部的出身過分強調。部隊幾年來吸收了大批中小知識分子，他們大多是地富家庭出身，其中不少人擔任重要崗位和機要工作。這些同志大多工作盡責，有成績有能力的，但思想意識上也帶有或多或少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乃至封建主義的殘余，也有個別壞人。但整黨運動如果過分強調出身，必然會傷害到部隊中的許多知識分子。因此，1948年2月9日，鄧小平在給毛澤東的電報中，談到自己的擔憂：“我覺得黨內過去在審干時傷害知識分子黨員已經不輕，此次整黨確應慎重。”因此，他提出：“對於一切地富出身但願改造的人，應採取爭取和教育的態度。因此，整黨的方法應首先著重於查紀律、查思想作風、查工作，不宜首先著重於查階級成分”“這樣提法更有利於教育同志、整頓工作和團結內部（是對現有干部說的）”。 鄧小平這一重要建議認真吸取此前黨內審干工作中的經驗教訓，沒有一定的政治膽識是不會提出來的。

鄧小平不僅關心、愛護、培養軍隊知識分子，而且自己身體力行，親自做一名“文化人”。在抗戰最艱苦的時期，為了鼓舞廣大根據地軍民同仇敵愾的抗日斗志，他親自撰寫短文，宣傳在抗擊日寇九路圍攻中英勇犧牲的戰斗英雄、26歲的獨一團團長丁思林，特意在建軍12周年紀念時，發表在1939年8月1日中共中央機關報《新中華報》上，題為《悼丁思林同志》。文中詳細描述了丁思林的英勇事跡后，充滿感情地指出：“丁同志的犧牲，隻有增加全體指戰員和廣大民眾的憤怒。他們不會啼哭，他們將以自己的憤怒，去徹底地粉碎敵人的進攻，爭取抗戰的最后勝利，完成丁思林同志的未竟事業！”這篇短文謳歌英雄事跡，鞭撻敵人的殘忍，鼓舞抗戰斗志，起到了重要作用。

總之，鄧小平在革命戰爭年代高度重視做軍隊的政治宣傳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績，這一切為他在建國后轉入治國理政的新崗位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並為他人生的更加輝煌打下堅實的基礎。

（原載2014年8月《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暨百色起義85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匯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