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代領導集體與中國工業化

[摘要]50多年來，在以毛澤東、鄧小平和江澤民為核心的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下，我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建設 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毛澤東在探索“中國工業化的道路”的過程中，從本國的國情出發，“以蘇為鑒”，實事求是地 總結經驗和教訓，提出了“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建設方針﹔鄧小平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關於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 的重要思想，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出發，認真總結歷史的經驗和教訓，並借鑒世界上其他國家工業化、現代化得失成敗 ，成功地探索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道路﹔以江澤民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全面貫徹“三個代表” 重要思想，結合新的實踐，與時俱進，勇於創新，進一步完善了鄧小平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建設理論，走出 了一條速度較快、效益較好、整體素質不斷提高的新型工業化道路。

工業化，作為現代化的核心和主導，是任何一個現代國家都必須經歷的歷史發展過程。為了把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 長期落后的農業大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強國，中國共產黨人進行了不懈的探索，從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明確提出 要“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到中共十三大、十五大和十六大再次強調要實現社會主義工業 化和現代化，50多年來，在以毛澤東、鄧小平和江澤民為核心的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下，我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建設取得 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現在，認真地回顧和總結中共中央三代領導集體對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的探索及其理論成果，對 於在新的世紀進一步加快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建設的步伐，順利實現第三步戰略目標，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艱辛的開拓：“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

實現中國的工業化，這是從鴉片戰爭開始的近代100多年來無數先進的中國人為之前赴后繼、浴血奮斗的宏偉夙願 ，然而直到1949年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真正意義上的工業化建設方才發動。

新中國成立后，在領導全國人民恢復國民經濟的同時，毛澤東從中國的國情實際出發，依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 參照前蘇聯的經驗，確立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就當時世界范圍來看，主要有兩種工業化類型(①就當時世界范圍來看， 工業化主要有四種模式，一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模式，二是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模式，三是新獨立的民族國家的模式， 四是階級矛盾解決后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模式，歸結起來，主要有兩種工業化類型。)：一是以英美為代表，經濟的發展 是原發性的，採用漸進的方式，從輕紡工業到重工業，輔之以海外投資和殖民掠奪，以市場經濟為主﹔二是以前蘇聯為代表， 以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為基礎，實行高積累、高投資，採用趕超的方式，優先發展重工業和基礎工業來實現工業化。第二 次

世界大戰以后，發展中國家在實現工業化的道路上，為了盡快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基本上都是採取趕超型發展方式。當時我們之所以做出這樣的選擇，主要的根據是：(1)重工業是經濟發展的關鍵，而我國的重工業基礎極為薄弱。 據統計，1952年，全國重工業產值隻有122億元，佔工業總產值的35.5％，若按全國人口平均計算，每人隻有重工 業產值21.2元(當時約合8美元左右)。特別是重工業生產設備和工藝極為落后，重要生產部門短缺，難以形成基本的生 產體系。正如毛澤東指出的：“我們能造什麼？能造桌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 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②1954年6月，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30次會議上的講 話。)因而隻有加速重工業的生產和建設，才能為改造中國經濟結構創造物質技術基礎。(2)國際環境因素的影響。新中國 建立后，我們受到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和侵略威脅，形勢相當嚴峻。為了確保國家的獨立和安全，加速發 展包括國防工業在內的重工業生產，就成為一種必然的選擇。(3)前蘇聯榜樣的作用。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前 蘇聯通過優先發展重工業，成功地實現了工業化，並為以后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無疑，對於同樣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 來說，前蘇聯榜樣的感召力是巨大的。因此，在當時的情況下，“蘇聯過去所走的道路正是我們今天要學習的榜樣。”[1]

根據過渡時期總路線，從1953年開始，新中國開展了大規模的工業化建設，在前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幫助 下，經過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努力，初步奠定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基礎。但無須諱言，由於沒有經驗，當時基本上是照搬前蘇聯 的辦法，缺點和錯誤也不少，主要是片面強調優先發展重工業，忽視農業、輕工業﹔過分重視增加積累，忽視群眾生活，特別 是農民的利益﹔不注意運用經濟杠杆的作用，等等。通過深入的調查和研究，毛澤東提出要“以蘇為鑒”，開始探索“中國工 業化的道路”。

1956年4月，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明確指出：“重工業是我國建設的重點。必須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 ，這是已經定了的。但是決不可以因此忽視生活資料尤其是糧食的生產。如果沒有足夠的糧食和其他生產必需品，首先就不能 養活工人，還談什麼發展重工業？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必須處理好。”[2]在比較了兩種發展重工業的辦法-- “一種是少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一種是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后，毛澤東認為，從長遠觀點來看，“后一種辦法會使重工 業發展的多些和快些，而且由於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會使它發展的基礎更加穩固。”[2](P，722∼723)19 55，年2月，毛澤東在《關天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對中國工業化道路問題做了進一步闡述，他指出： “這裡所講的工業化道路問題，主要是指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關系問題。我國的經濟建設是以重工業為中心，這一點 必須肯定。但是同時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2](P，796)在吸取了“大躍進”的沉痛教訓后，1959 年，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提出了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的思想。1961年后，通過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在中共八 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正式提出“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總方針。這一方針，從指導思想上正確地解 決了我國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之間的本質聯系，標志著符合我國國情和客觀經濟規律的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的初步 形成。此后，雖然在各個時期有不同的側重和反復，而且在實際工作中也沒有得到認真切實的貫徹，但它始終是中國工業化發 展的指導方針。[3]

毛澤東在探索“中國工業化的道路”的過程中，從本國的國情出發，“以蘇為鑒”，實事求是地總結經驗教訓，提出 了一系列的重要思想，主要是：

1.社會主義工業化要和社會主義改造同步進行。毛澤東從1952年下半年開始提出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時，就 明確指出，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中，中國人民面臨著兩項互為條件的任務，即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 現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發展社會主義工業和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任務是互相關聯而不 可分離的，因為在一方面，'社會主義工業是對整個國民經濟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物質基礎，隻有充分強大的社會 主義工業才能吸引、改組和代替資本主義工業，才能支持社會主義的商業，改造和代替資本主義商業，才能用新的技術來改造 個體的農業和手工業，才能最迅速地擴大生產，積累資金，造就社會主義的建設人才，培養社會主義的習慣，從而創造保証社 會主義完全勝利的經濟上、文化上和政治上的前提'﹔在另一方面，如果不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和個體的農業手工業 實行社會主義改造，而聽其自流，那麼它們就不但不能認真地支持社會主義工業的發展，而且必然會對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事業 發生種種矛盾，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最終目的，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根本目的，當然更無法達到。”[1](P，701 ∼702)同時，毛澤東還提出，實現工業化，過渡到社會主義，大約需要經過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后來，他又把趕上或超 過美國的時間設想為“五十年、六十年”。准備用15年的時間初步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再用50∼70年的時間建成社會 主義現代化強國，趕上或超過世界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可見，毛澤東在考慮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現代 化的強國時所設想的步驟和時間都是比較穩妥的。

2.“把我國建成一個工業國，其實也包括了農業的現代化”。還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在談到工業化時就講到“ 農業的社會化”。1953年8月，毛澤東在修改、審定中宣部起草的關於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時，又提出 要“促進農業和交通運輸業的現代化”。1957年10月9日，毛澤東在中共擴大的八屆三中全會上，再次明確指出：“講 到農業和工業的關系，當然，以重工業為中心，優先發展重工業，這一條毫無問題，毫不動搖。但是在這個條件下，必須實行 工業與農業同時並舉，逐步建立現代化的工業和現代化的農業。過去我們經常講把我國建成一個工業國，其實也包括了農業的 現代化。”[4]后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確立“四個現代化”的戰略目標時，更是把農業現代化放在了首位。(①趙曉雷 在《中國工業化思想及發展戰略研究》中指出：20世紀五六十年代，當時世界的工業化理論界一般都將工業化僅僅看做是工 業在國民收入和勞動就業中份額的不斷上長，並沒有注意到工業過程中農業生產本身的變革。直到70年代以后，西方經濟學 界對農業與工業化關系的認識才又有發展，認識到農業發展本身也是經濟發展的重要目的，認識到工業化不僅是工業的發展， 還包括農業生產的現代化。而毛澤東在50年代中期探索中國工業化的道路時，就已明確地把農業現代化納入工業化的范疇， 科學地闡明了農業現代化在工業化過程中的地位。由此可見，毛澤東提出的這一思想，不僅在中國，在世界工業化發展史上也 是具有超前意識的。)為此，毛澤東提出要組織起來，在農業合作化的基礎上實現農業機械化和電氣化，並大力發展農村工業 ，從而有力地推動了中國農業現代化和工業化建設。

3.“向科學進軍”。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世界科技革命風起雲涌，在各個領域中發揮越來越顯著的作用。毛澤東 敏銳地把握了這一歷史發展的趨勢，及時地向全黨和全國人民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偉大號召。他明確提出要把黨的工作重 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轉移到技術革命上來，要來一個“技術革命”，把包括農業和手工業在內的全國經濟有計劃有步驟地 轉到新的技術基礎上。同時，他還號召在全國城市和農村中廣泛地開展改良工具和革新技術的群眾運動，使機器操作、半機械 操作和必要的手工勞動適當地結合起來。毛澤東特別強調，“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 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採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 我們所說的大躍進，就是這個意思。”[2](P，849)為此，他要求大家學技術、學科學，培養和造就一支又紅又專的 社會主義干部和知識分子隊伍。

4.“內地工業必須大力發展”。1956年，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時，專門提出了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問題 ，他說，為了改變歷史上形成的不合理的狀況，內地工業必須大力發展。“新的工業大部分應當擺在內地，使工業布局逐步平 衡，並且利於備戰，這是毫無疑義的。”同時，他還指出：“好好地利用和發展沿海的工業老底子，可以使我們更有力量來發 展和支持內地工業。如果採取消極態度，就會妨礙內地工業的迅速發展。”[2](P，724)根據這一指導思想，從第一 個五年計劃開始，中共中央就將新的工業建設項目大部分擺在內地，促使經濟布局逐步趨於平衡﹔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 毛澤東又領導開展了大規模的“三線”建設，並提出各地要大力發展地方工業。這些對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以及國家的穩定都 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5.“向外國學習”。毛澤東明確提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 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2] (P，740)一定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學習外國的東西，是要用來研究中國的東西，中國的和外國的要有機地結合，發揚 中國的東西，創造中國的獨特的新東西。“一五”計劃時期，我們主要向前蘇聯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學習，初步奠定了社會 主義工業化的基礎，與此同時，還努力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學習，並與之進行各種形式的經濟技術交往。20世紀70年代初 期，毛澤東領導開展了大規模技術引進工作，實施了“四三方案”(①根據當時我國經濟技術水平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進一步擴 大的情況，為了促進我國工業化、現代化的發展，1972年2月5日，經毛澤東、周恩來的批准，中國開始從國外進口價值 4億美元的14套化纖、化肥成套設備。1973年1月2日，國家計委經過調查，把國內急需引進的項目作了一次通盤研究 和討論，又向國務院提交了《關於增加設備進口，擴大經濟交流的請示報告》，提出利用西方處於經濟危機、引進設備於我有 利的時機，在今后三五年內引進43億美元的成套設備，后又追加了一批項目，使引進總額達到51.4億美元。這個方案后 來被稱為“四三方案”。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繼156項的第二次大規模引進，是打破“文化大革命”中對外引進停滯局面和 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的重大步驟。)，有力地促進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建設的發展。

6.“要研究社會主義整個經濟體制的問題”。為了加快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建設的步伐，毛澤東在《論十大關 系》中明確提出要改革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他要求“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 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2](P，729)允許企業搞一點“獨立王國”。毛澤東還要求高度重視在社會主義計劃經 濟體制下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適應生產力的性質，變革生產關系。

毛澤東在探索“中國工業化的道路”時所提出的這些重要思想，由於多方面的原因，有些並沒有在實踐中得到切實的 貫徹和落實，但毫無疑問，這些思想不但在當時，至今也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繼承和發展：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強國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重新確定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果斷將全黨的工作 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並對過去的經濟建設方針特別是工業化道路進行了深刻的總結和反思。他們認為：經 濟建設要從我國國情出發，符合客觀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要量力而行，循序漸進，講求實效，把生產的發展同人民生活的改 善緊密結合起來。因此，要在已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和具有一定水平的工業體系和國防工程體系的基礎上，在實際的經 濟工作中把中國工業化的進程轉向了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協調發展的道路，從而使我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建設進入一個新的 發展時期。

針對工業化建設中長期存在的工農業、輕重工業、能源和加工工業、積累和消費等方面的比例關系嚴重失調的問題， 中共中央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戰略性調整。鄧小平明確提出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重點有三個：“一是農業，二是能源和交通， 三是教育和科學。”他反復強調：“農業是根本，不要忘掉”，“農業搞不好，工業就沒有希望，吃、穿、用的問題也解決不 了”。[5]工業越要發展，越要把農業放在第一位，中國社會是不是安定，中國經濟能不能發展，首先要看農村能不能發展 ，農民生活是不是好起來。沒有農村這一穩定的基礎，城市搞得再漂亮，也是不行的。為此，中共中央採取有力措施加強農業 的發展。通過大幅度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增加糧食進口和減少糧食征購，發展多種經營，以增加農民收入，調動農民生產積 極性﹔同時充分肯定農民的創舉，廣泛推行家庭承包責任制，廢除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進一步解放和發展農業生產力。 由於措施得當，農業生產獲得空前的發展，基本上解決了10億多人口的溫飽問題。在此基礎上，國家還從多方面著手加快輕 工業發展，極大地改變了市場商品短缺的狀況，從而使我國產業結構和消費結構也發生了新的變化。

能源、交通通信、重要原料和水利等基礎工業和基礎設施，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薄弱環節，必須集中力量，加快發 展。鄧小平指出：“我贊成加強基礎工業和農業，基礎工業，無非是原材料工業、交通、能源等，要加強這方面的投資，要堅 持十到二十年，寧肯欠債，也要加強。”“我建議組織一個班子，研究下一個世紀前五十年的發展戰略和規劃，主要是制定一 個基礎工業和交通運輸的發展規劃。要採取有力的步驟，使我們的發展能夠持續、有后勁。”[5](P，82∼83)根據 鄧小平的指示精神，國家在建設中統籌規劃，合理布局，突出重點，兼顧一般，集中力量高質量、高效率地建設了一批重點骨 干工程，緩解了長期以來基礎工業不能適應加工工業發展的矛盾和基礎設施不能適應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

上述這些帶有全局性的重大變化，在相當大程度上改變了中國傳統的工業化道路，隨著農輕重關系漸趨協調，逐步形 成了一個以國有工業企業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和城鄉結合的新的工業結構。[6]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關於中國社會主義工業 化的重要思想，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出發，認真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並借鑒世界上其他國家工業化、現代化得失成敗 ，成功地探索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道路，其基本的理論觀點是：

1.“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鄧小平認為，要使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至少 有兩個重要特點是必須看到的：一個是底子薄﹔一個是人口多，耕地少。具體說來就是：“十億多人口，八億在農村，基本上 還是用手工工具搞飯吃，一部分現代化工業，同大量落后於現代水平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業，同時存在﹔一部分比較發達的 地區，同廣大不發達地區和貧困地區，同時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科學技術，同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還 佔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狀況，同時存在。”[7]這就決定了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建設，同過去的民主革命一樣， 仍然必須從本國的實際出發，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 義。為此，鄧小平堅決拋棄了“西化”道路，反復強調中國要搞現代化，絕不能摘自由化，絕不能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在中 國搞現代化，隻能靠社會主義，不能靠資本主義。因為，“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區少數人更快地富起來， 形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產生一批百萬富翁，但頂多也不會達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擺脫不了貧窮，甚至連溫飽 問題都不可能解決”。[8]

2.從根本上改革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鄧小平指出，四個現代化是一場根本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落后面貌， 進一步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偉大革命，這場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變目前落后的生產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變生產關系，改變 上層建筑，改變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和國家對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使之適應於現代化大經濟的需要。為此，他一再強調 ，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招，“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 送。”[9]在鄧小平的直接領導下，我國的改革從農村開始，逐步擴大到以城市為中心的經濟、科技、教育以及政治、文化 等各領域的全面改革，從而有力地推動了中國工業化、現代化發展。

3.堅定不移地實行全方位的對外開放。鄧小平認為：“對外開放具有重要意義，任何一個國家要發展，孤立起來。 閉關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強國際交往，不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先進技術和資金，是不可能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 界。他還指出：“中國是一個大的市場，許多國家都想同我們搞點合作，做點買賣，我們要很好利用。這是一個戰略問題。” [5](P，71)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領導制定的對外開放政策成為實現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的一項 基本國策，與改革相互促進，相得益彰。從在沿海一些地方興辦經濟特區開始，開放的領域不斷擴大，逐步形成了一個全方位 、多層次、多渠道和各具特點的對外開放基本格局，進一步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增強了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

4.“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1978年，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明確指出：“沒有現代科學技術， 就不可能建設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沒有科學技術的高速度發展，也就不可能有國民經濟的高速度發展。”隨著世 界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和我國工業化、現代化建設的不斷發展，1988年，鄧小平第一次明確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 力”的科學論斷。1992年初，他在南方談話中進一步強調：“經濟發展快一點，必須依靠科技和教育。”鄧小平對高科技 的發展尤為關注，認為這是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志。“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 。”“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5](P，102∼105)

5.“鄉鎮企業很重要，要發展，要提高”。鄧小平指出：“農村改革中，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的收獲，就是 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突然冒出搞多種行業，搞商品經濟，搞各種小型企業，異軍突起”。“鄉鎮企業的發展，主要是工業， 還包括其他行業，解決了佔農村剩余勞動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問題。農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設大批小型新型鄉鎮。”[ 8](P，238)作為農村經濟重要支柱的鄉鎮企業的迅速發展，既容納了大批農業剩余勞動力，又增加了農民收入，改變 了中國農村單一農業經濟的狀況，改變了中國工業結構，使比較單一的國有工業企業“一統天下”的局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大大促進了我國農村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的步伐。

6，分“三步走”基本實現工業化、現代化。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這一歷史階段，發展生產力所要解決 的歷史課題，就是要實現“工業化和生產的商品化、社會化、現代化”。因而，我國的經濟建設，既肩負著著重推進和完成傳 統的工業化，又承擔著同時迎頭趕上世界新的技術和產業革命的雙重任務。要完成這個任務，必須經過長期的有步驟分階段的 努力奮斗。為此，鄧小平設計了我國分“三步走”基本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戰略目標和戰略步驟，從而進一步確定了中國社 會主義工業化和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方位，指明了中國工業化、現代化的基本方向。

鄧小平提出的這些思想，有著鮮明的時代特色，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建設實踐相結 合的產物，是馬克思主義工業化、現代化理論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

世紀的創新：走新型工業化道路

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繼續推進建設有中 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建設事業。在中共十五大第一次全面系統地提出了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政治、經濟、文 化基本綱領，要求努力“實現工業化和經濟的社會化、市場化、現代化”的基礎上，中共十六大進一步明確提出全面建設小康 社會的奮斗目標，要求在21世紀頭20年，“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動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基本實現工業化，大 力推進信息化，加快建設現代化，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10]

執政伊始，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在下大力氣抓政治穩定的同時，認真抓治理整頓，實現社會經濟的穩定和發展 。在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上，江澤民明確提出工業化、現代化建設必須長期堅持持續、穩定、協調發展的方針。他要求加強農 業等基礎產業，積極調整產業結構，認真整頓經濟秩序特別是流通領域的秩序，努力提高經濟效益，不斷深化改革和擴大對外 開放。經過一年多的努力，治理整頓取得明顯成效，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建設重新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創造 了必要的條件。

1992年年初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特別是中共十四大以后，我國的改革開放和工業化、現代化建設進入新的發展 階段。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牢牢把握“抓住機遇、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促進發展、保持穩定”的大局，明確提出要實 現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方式的兩個具有全局意義的根本性轉變，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在中共 十四屆五中全會上，江澤民明確指出：“當前的主要問題是，農業基礎薄弱，工業素質不高，第三產業發展滯后，第一、二、 三產業的關系還不協調。今后必須大力加強第一產業，調整提高第二產業，積極發展第三產業。”[11]同時，他還提出要 正確處理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建設中有關改革、發展、穩定等若干重大關系。以此為指導，中共十五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按 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方向繼續推進農村改革，十五屆四中全會提出要積極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通過市場機制 和國家宏觀調控的作用，重點加強農業，加強水利能源、交通、通信、科技、教育﹔並振興機械、電子、石油化工、汽車制造 和建筑業等支柱產業，培育高技術產業，使之帶動整個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升級。同時，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發展開放型經 濟。經過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到20世紀末，我們已經勝利地完成了鄧小平提出的“三步走”發展戰略前兩步的戰略 任務，開始向第三步戰略目標邁進。

從新世紀開始，我國進入由溫飽型經濟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和推進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的新的發展階段。 [12]為了從根本上解決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產業結構不合理、地區發展不協調、城鎮化水平低、工農業生產技術水平落 后、國民經濟的整體素質還不高等突出矛盾和深層次問題，以期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增強我國經濟發展的后勁，在中共十五 屆五中全會上，江澤民明確提出要進行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以“推動兩個根本性轉變，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他認為“這就是新世紀之初中國經濟發展的大思路”。[13]在中共十六大上，江澤民進一步明確指出，要“走新型工業 化道路”。他說：“實現工業化仍然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艱巨的歷史性任務。信息化是我國加快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選 擇”，要“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 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路子”。[10](P，21)從而為我國的工業化、現代化建設在新世紀的發展指 明了繼續前進的方向。

面對復雜而嚴峻的國際國內形勢，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導下，全面貫徹“三個 代表”重要思想，結合新的實踐，與時俱進，大膽探索，勇於創新，進一步完善了鄧小平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 化建設理論，走出了一條速度較快、效益較好、整體素質不斷提高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其主要思想為：

1.實行體制創新。2000年6月20日，江澤民在西北五省區黨建工作和西部開發座談會上明確指出：“我們進 行體制創新，就是要不斷完善適應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全面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要求的各方面的體制。”[13](P ，1308)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一直是按照市場化方向推進改革的。根據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 的重要思想，1992年10月，江澤民在中共十四大上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 而實現了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隨之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把十四大確定的目標、要求和原則等加以系統化、具體化，勾畫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此后，中共中央不斷創 新，全面深化改革，逐步完善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 存的分配制度，政治體制改革也不斷推進，從而為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持久的動力源泉。

2.大力實施科教興國戰略。“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必須發揮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的重要作用，注重依靠科技進 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改善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10](P，21)1998年6月1日，江澤民在接見出席中國科學 院第九次院士大會和中國工程院第四次院士大會部分代表的講話中指出：“初見端倪的知識經濟預示人類的經濟社會生活將發 生新的巨大變化。世界各國都在抓緊制定面向21世紀的發展戰略，爭先搶佔科技、產業和經濟的制高點。面對這個態勢，我 們必須順應潮流，乘勢而上。”[14]為此，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明確提出科教興國戰略， 大力加強基礎研究和高技術研究，推進關鍵技術創新和跨越式發展﹔深化科技和教育體制改革，加強科技教育同經濟的結合﹔ 推進國家創新體系建設﹔逐步建立一套能夠發揮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和市場經濟體制兩種優勢的創新機制，形成一個拴心 留人的環境，培育一個爭相創新的氛圍。這一切，都有力地推動了我國工業化、現代化建設的發展。

3.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1996年3月10日，江澤民在中央計劃生育工作座談會上明確指出：“所謂可持續發 展，就是既要考慮當前發展的需要，又要考慮未來發展的需要，不要以犧牲后代人的利益為代價來滿足當代人的利益。可持續 發展，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現在已經成為世界許多國家關注的一個重大問題。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 這個問題更具有緊迫性。”同年7月16日，他在第四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座談會上再次指出：“經濟發展，必須與人口、環 境、資源統籌考慮，不僅要安排好當前的發展，還要為子孫后代著想，為未來的發展創造更好的條件”。[15]在中共中央 的領導下，國家有關部門組織編制了《中國二十一世紀議程》，把可持續發展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堅持計劃生育、保護環境 和保護資源的基本國策。不僅對中國工業化、現代化建設的順利發展，而且對中華民族生存和長遠發展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4.積極推進西部大開發，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根據鄧小平“兩個大局”的戰略思想，隨著實踐的發展，江澤民 逐漸形成了以西部大開發為契機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總體戰略。1992年8月，他在西部地區視察時指出，全國經濟的 發展是不平衡的，一部分經濟發達起來的地區，等發展到一定程度、一定時候，就有責任在技術、財力、物力、人力等方面對 尚未發達起來的地區給予積極的幫助和支持。1999年6月，江澤民在西安鄭重提出，現在我們正處在世紀之交，應該不失 時機地加快中西部地區的發展，特別是抓緊研究西部地區大開發。此后，國家先后制定了實施西部大開發的若干政策措施，在 投資項目、稅收政策和財政轉移支付等方面加大對西部地區的支持，重點抓好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建設，積極發展有特色的優 勢產業，推進重點地帶的開發，全面推進西部的開發和建設，有力地促進了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5.加快城鎮化進程。1998年10月，江澤民在江蘇、上海、浙江考察時指出，有計劃、有步驟地把農業勞動力 轉移到新興的小城鎮和鄉鎮企業，是實現我國農業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共十五屆三中全會指出“發展小城鎮，是帶動農村經 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個大戰略”。[16]從2000年6月開始，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制定了有關促進小城鎮健康發展的若干意 見，明確提出發展小城鎮要以現有的縣城和有條件的建制鎮為基礎，科學規劃，合理布局，同發展鄉鎮企業和農村服務業結合 起來。消除不利於城鎮化發展的體制和政策障礙，引導農村勞動力合理有序流動。逐步提高城鎮化水平，實現城鎮化與工業化 協調發展，走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

6.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1998年12月18日，江澤民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20周年大會上的講 話中明確指出：“在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趨勢日益加強的今天，我們要進一步完善有關政策，繼續堅定不移地擴大對外開 放，不斷豐富對外開放的形式和內容，不斷提高對外開放的質量和水平。”[16](P，684∼685)為此，我國加入 世貿組織后又適時提出“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的新戰略，既進一步擴大商品和服務貿易，吸引 外商直接投資，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水平﹔又勇敢地走向世界經濟舞台，開拓國際市場，在更大范圍、更廣領域和更高層次 上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發展我國具有比較優勢的對外投資，更好地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優化資源配置，拓寬經濟發 展空間，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

江澤民的這些思想，是在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建設經過50多年的發展，特別是20多年改革開放的成功實踐后 提出的，它反映了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對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建設客觀規律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

可以說，在以毛澤東、鄧小平和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中央三代領導集體的領導下，我們已經成功地走出一條有中國特 色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現代化建設道路，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新的世紀，隻要我們堅持高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 平理論的偉大旗幟，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本世紀頭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就一定會實現，到建國10 0年時，必將基本實現現代化，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

注釋：

[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706頁。

[2]《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21頁。

[3]參見欒雪飛、田克勤：《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理論探索》，《毛澤東百周年紀念》下，中央文獻出 版社1994年版，第127∼128頁。

[4]《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0頁。

[5]《鄧小平經濟理論綱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3∼94頁。

[6]梁秀峰：《中國工業化的歷史進程》，《中共黨史研究》1994年第2期。

[7]《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歷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全會重要文件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 445頁。

[8]《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8頁。

[9]《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頁。

[10]《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頁。

[1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5頁。

[12]李君如：《如何深化當前的黨史研究？》，2002年5月13日《學習時報》。

[1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00頁。

[14]曹普：《三代領導核心與中國現代化》，《黨的文獻》1995年第5期。

[1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大決策的形成和發展》，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55 7∼558頁。

[1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69頁。

（作者，王駿，1966年生，副編審，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四編研部。）

（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