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與知青問題的解決
鄧小平與知青問題的解決
張曙
一個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
知青問題曾經是困擾黨和政府的一大社會政治問題。開始於20世紀50年代中期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最初是同中國城鎮就業困難、而農村又需要有文化的青年這一歷史條件聯系在一起的。從1955年到1957年，共有7.9萬多名城鎮青年響應黨和政府的號召上山下鄉。60年代初，為了緩解城鎮就業困難，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逐漸增多，形成一定規模。從1962年到1966年上半年，全國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人數累計達到129萬人。“文革”前的上山下鄉，雖也存在一部分知青生活不能自給、住房沒有解決、有病無錢治療甚至受歧視、被侮辱等問題，但其工作成績是主要的。知青問題的形成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中。
“文化大革命”中，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演變成一場規模巨大的政治運動。特別是1968年12月22日毛澤東關於“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發表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迅即掀起高潮。僅在1969年一二月間，全國就有155.6萬知青到農村安家落戶。從1967年到1976年，共有1400多萬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廣大知青響應黨和政府的號召，為農村的建設、邊疆的開發作出了重要貢獻，同時鍛煉了意志，經受了磨練，增長了才干，豐富了見識。但是，上山下鄉運動也產生了一系列嚴重后果：多數下鄉知青在生活上不能自給﹔許多知青的婚姻、住房、醫療、學習問題得不到解決﹔知青下鄉加重了他們家長的經濟負擔﹔安置知青的國營農場人滿為患，勞動生產率逐年下降﹔在人多地少的農村社隊，還形成知青與農民爭口糧、爭工分的矛盾，等等。這些問題，嚴重困擾著黨和國家領導人。毛澤東曾兩次作出批示，要求解決知識青年問題。但由於上山下鄉運動本身固有的矛盾等原因，知青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切實有效的解決。
“文革”結束后，知青問題一度成為五個老大難（知青、勞動、工資、物資、物價）問題的頭號老大難。連直接分管知青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陳永貴都說：“知青工作很復雜，我們幾個副總理一提起這件事就感到頭疼。”副總理紀登奎也說：“知青工作搞得好，是培養一支生力軍，搞不好是不安定因素。”【顧洪章主編《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中國檢察出版社1997年版，第148頁。】知青問題不僅直接關系到千百萬知青的利益和命運，而且牽動千家萬戶，影響整個社會。
打破思想禁錮
從根本上解決知青問題難度之大，還在於毛澤東是上山下鄉運動的發起人和最高決策者，他對這項工作做過多次重要指示，並產生過巨大的影響。他親自找下鄉知青談話，還邀請知青中的代表人物到中南海作客。毛澤東關於“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指示是“文革”中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指導理論，是當時所謂“教育革命”的一種表現形式，而這一理論是建立在毛澤東對廣大知識分子，包括青年學生的錯誤估計上的，是與教育戰線的“兩個估計”（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戰線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是“黑線專政”﹔知識分子的大多數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緊密相連的。60年代中期以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意義，加進了反修、防修的因素，被提高到“縮小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差別、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戰略措施，是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重要途徑”【《解放軍報》1973年5月13日。】的高度，成為一個碰不得的禁區。
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下，當時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華國鋒堅持“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在知青上山下鄉問題上很難有大的突破。
與華國鋒僵化的態度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鄧小平。1977年4月10日，尚未正式出來工作的鄧小平致信華國鋒、葉劍英和中共中央，針對“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發表了重要意見。指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准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此后，鄧小平多次指出，“兩個凡是”是錯誤的。這為知青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有利的社會氛圍。
鄧小平復出后，自告奮勇抓科技和教育。1977年8月8日，他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講話指出：建國后17年的主導方面是紅線，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取得了很大成績。我國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是自覺自願為社會主義服務的。9月19日，鄧小平在同教育部主要負責人談教育戰線的撥亂反正問題時指出：1971年姚文元修改、張春橋定稿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裡，講了所謂“兩個估計”。“兩個估計”是不符合實際的。【《鄧小平思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2、41頁。】鄧小平這次談話以后，教育部即以大批判組名義，發表題為《教育戰線的一場大論戰》的文章，對“四人幫”炮制的“兩個估計”進行批判。教育戰線的撥亂反正，推翻了套在廣大知識分子頭上的精神枷鎖，對作為知青上山下鄉運動指導理論的“再教育”理論也是一個間接否定。
在鄧小平的推動下，1977年冬恢復高考。高考制度的恢復對知青上山下鄉沖擊很大。其一，它改變了1968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提出的中學畢業生“四個面向”（即面向農村、邊疆、工廠、基層）的分配原則，使中學畢業生不必先上山下鄉勞動幾年，而可以優先選擇升學讀書。1977年7月29日，鄧小平在同教育部幾位負責人談教育工作時指出：有幾個問題要提出來考慮：是否廢除高中畢業生一定要勞動兩年才能上大學的做法？9月19日，他在同教育部主要負責人談話時說：18歲到20歲正是學習的最好時期。過去我和外賓也講過，中學畢業后勞動兩年如何如何好。實踐証明，勞動兩年以后，原來學的東西丟掉了一半，浪費了時間。採取直接招生的辦法，並不是不要勞動，勞動可以在中小學就注意。【《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68頁。】其二，它改變了“文化大革命”期間推行了7年的“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復審”的不考試的做法，使許多無“后門”可走和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能夠通過自身的努力離開農村。1977年8月8日，鄧小平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指出：今年就要下決心恢復從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考學生，不要再搞群眾推薦。9月19日，他在同教育部主要負責人談教育戰線的撥亂反正問題時說：要從應屆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收大學生。招生的條件，政審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現。招生主要抓兩條：第一是本人表現好，第二是擇優錄取。1977年的高考招生工作，就貫徹了鄧小平的指示精神。這兩條大大拓寬了知識青年回城的途徑。1977年首屆高考，全國有570萬人參加了考試，其中知識青年約佔半數。這一年，全國高等學校共招收新生27.3萬人，其中有知青7.9萬人。1978年，全國共有610萬應屆畢業生和在鄉知識青年報考。高等學校錄取新生40.2萬人，其中知識青年入學人數猛增至27.1萬人。【劉小萌：《中國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686頁。】高考制度的恢復，客觀上加大了上山下鄉運動的離心力，加快了結束上山下鄉運動的步伐。
逐步結束上山下鄉
現有資料表明，“文革”結束后，在黨的高層領導中，最早提出解決知青問題新思路的是鄧小平。1978年2月1日，鄧小平在聽取四川省委匯報工作時指出：真正解決下鄉知青問題，歸根到底是城市工業發展。重工業發展以后，是不是開辟一些就業門路，比如輕工業、服務行業，都可以用一些人。資本主義國家服務行業可以用很多人，我們用的人很少。又比如發展旅游事業，可以用很多人。對多余人員的出路要多想些辦法，隻能靠自己多開辟門路。全國都要研究有什麼門路容納這些勞動力的問題。【《鄧小平思想年譜》（1975—1997），第54頁。】3月28日，他在同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負責人胡喬木、鄧力群談話時，談到如何使城市容納更多的勞動力問題時說：這裡有一個城市結構的問題，有一個在城市裡開辟新的領域的問題。要研究一下，使我們的城市能容納更多的勞動力。現在搞上山下鄉，這不是長期的辦法。他還說：四川平均一個人不到一畝地，城市人下去以后，實際上形成同農民搶飯吃。我們第一步應做到城市青年不下鄉，然后再解決從農村吸收人的問題。歸結起來，就是要開辟新的工業領域，做到能容納更多的勞動力，其他領域也要這樣做。【《鄧小平思想年譜》（1975—1997），第59頁﹔顧洪章主編《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事記》，中國檢察出版社1997年版，第154頁。】
鄧小平並非從一開始就對知青上山下鄉表示異議。作為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他對“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鄉是持肯定態度的，他還參與了該時期知青政策的制訂。“文革”中知青問題的大暴露，特別是“文革”結束后知青問題凸顯的嚴峻形勢，使鄧小平最早開始思考從根本上解決知青問題，並提出了新的思路。上述談話清楚地表明，鄧小平已不再把知青上山下鄉看作是必須堅持的正確道路，而認為經過努力，可以逐步減少以至做到最后不下鄉。要實現這個目標，就必須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通過在城市調整產業結構，多開辟行業，如輕工業、服務業、旅游業等，大量吸納勞動力就業。這是從經濟角度來解決知青上山下鄉問題的嘗試，是在解決知青問題思路上的大膽突破，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求實精神和一個政治家的偉大氣魄。
正是基於鄧小平把上山下鄉納入城鎮就業軌道這一設想，1978年4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農林部《關於調整國務院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領導小組和辦公室管理體制的報告》，決定調整領導小組成員，並將國務院知青辦由農林部代管改由國家勞動總局黨組領導。這顯然是為了適應工作重心的轉移，即由以往的動員安置下鄉知青，到此后在城市中重新解決知青的勞動就業問題。
鄧小平解決知青問題的思路還影響到華國鋒。1978年7月19日，華國鋒在同中組部部長胡耀邦談話時說，小平講能不去（下鄉）的可以不去，每年花20億，農民還不歡迎，和農民爭飯吃。城市要想辦法擴大就業門路。【《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事記》，第156—157頁。】說明他是贊同鄧小平的意見的。李先念、胡耀邦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也都在7月份談及上山下鄉問題。中央高層領導形成的基本思路是：在堅持上山下鄉方向、穩定大局的前提下，著眼於少下鄉或不下鄉，逐步地從根本上解決城鎮知青上山下鄉問題。
此后，鄧小平進一步闡發了把知青問題納入到城市就業制度改革軌道的思想。1978年8月19日，他在同文化部負責人談話時說：我們要重視開辟各種行業，不能一提行業總是上山下鄉，行業道路越走越窄。上山下鄉一年國家要拿出十幾個億，還要同農民爭口糧，結果還不是都跑回來了？他還提出，要開辟為工業、農業服務的行業。文化也是一門行業，一個領域，這個領域是為勞動者服務的行業。【《鄧小平思想年譜》（1975—1997），第75頁。】10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國務院知青領導小組為召開第二次全國知青工作會議報送的《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問題的匯報提綱》。在這次會議上，鄧小平就知青上山下鄉問題的解決勾勒出大體清晰的輪廓：一個是在大城市周圍發展衛星城市，如北京人口集中也可以搞衛星城鎮。一個是發展輕工業，開辟新的行業領域。再一個是廣開門路，要千方百計、大大地發展各種服務行業。教育也是服務行業。現在有些行業還不成為行業，有些行業還沒有建立。中醫是我們的國寶，這一項就可以增加很多人就業。商業人員也可以增加很多。要農、林、牧、副、漁、工業全面發展。同時，鄧小平還指示：要把勞動指標搞活點，控制太死了不好調節。應該調動大家的積極性，不能由一家包起來。【《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第157—158頁。】
在這裡，鄧小平不僅提出了調整產業結構問題，而且提到所有制結構的改革。在開辟新行業、擴大就業門路的問題上，從最初提出發展輕工業、服務業、旅游業，到提出發展文化行業，再到提出農、林、牧、副、漁、工業全面發展，看得出，鄧小平的思想也隨著實踐的發展而不斷深化。
鄧小平的意見得到李先念等的贊同。在10月18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李先念發言表示：我同意小平同志意見，廣開門路。如綠化，植樹造林，可以安排很多人。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包括北京，都可以安排很多青年。【《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第157—158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不能再按照原樣走下去了，通過從各方面廣開就業門路，逐步收縮、逐步結束，已成為中央領導層的共識。
在高層領導基本統一思想、各方面做了充分准備的情況下，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第二次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產生了兩個重要文件，即《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紀要》和《國務院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若干問題的試行規定》。其主要精神是：雖然還要堅持上山下鄉，但這是為了條件成熟時不再搞上山下鄉﹔要逐步縮小上山下鄉范圍，有安置條件的城市可以不再動員下鄉﹔城鎮要積極開辟新領域、新行業，擴大就業門路，等等。這次知青工作會議及其形成的文件，標志著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歷史轉折。不論在認識上還是在決策上都有重大突破。這其中就體現了鄧小平解決知青問題的基本思路。
由於知青政策的調整及其他原因，上山下鄉的規模急劇收縮。1977年尚有171.6萬知青下鄉，到1978年銳減到48.09萬人，1979年再減少至24.77萬人，且主要是到城鎮郊區知青農場和知青工廠。1980年，絕大多數地區已經不再動員城鎮知青上山下鄉。
解決知青的回城和就業問題
正當中央採取多種措施積極穩妥地解決在農村的下鄉知青問題時，從1978年上半年開始，在鄉知青“返城風”的前奏已在各地悄然興起。到1978年底1979年初，出現了全國性的知青要求返城的活動。位於祖國西南邊陲的雲南，從1967年到1978年，先后有12萬余名城市知識青年前去參加國營農場建設。除因各種原因陸續離開農場的外，1977年底，整個雲南省的農場知青還有8.17萬人。由於生產條件和管理水平差、有的知青還受到迫害等原因，這裡最先發生了知青“鬧事”。
1978年10月18日，雲南西雙版納景洪農場的幾位上海知青起草了《致鄧副主席的公開聯名信》，反映農場知青在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普遍存在的一些問題，表達了要求返城的強烈願望。此信得到了該場300多名知青的聯名簽署。《聯名信》寄出后，被省主管知青工作的部門扣壓，農場領導甚至要求郵電代辦所對簽名者的信件往來情況進行檢查。由於問題得不到解決，此后不久，西雙版納知青為回城採取了罷工、北上請願、絕食、臥軌等過激行動，一度在社會各界和各級領導中引起很大震動。
11月18日，《中國青年報》在《青年來信摘編》第14期刊發了《知青給鄧副主席寫聯名信受到壓制》一文。11月25日，《中國青年報》社給鄧小平寫信，反映了景洪農場幾位知青寫給鄧小平的信被扣的情況，並附上《知青給鄧副主席寫聯名信受到壓制》一文和知青的《聯名信》。12月2日，鄧小平即作出批示：“轉雲南省委注意，應做工作，不應壓制。”雲南省委立即討論貫徹執行鄧小平的指示，確定了“不回避問題，不激化矛盾，多做疏導工作”的方針，並派出由一名省委常委帶隊的工作組到西雙版納等地開展工作，以解決農場知青問題。
1978年12月，鄧小平在籌備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之際，於12月12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就知青問題及西雙版納的發展作了重要講話，此后又兩次作了指示。這幾次講話和指示總的精神是：知青問題是一個全局問題。“文革”留下的積重難返的問題很多，國家又很窮，徹底解決知青問題要有一個過程，這要向知青們講清楚。知青要求回城，關鍵是當地經濟不發達，農場沒有辦好，限制了知青特長的發揮，人家不安心。要多給西雙版納一些政策，多給他們出一些主意，把那個地方建設好。【中共雲南省委：《雲南各族人民的思念》，《回憶鄧小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69—370頁。】鄧小平這些指示，從大局出發，採取積極的方式，為解決知青問題指明了方向。
為充分聽取知青們的意見，避免事態進一步擴大，國務院決定由有關部門和有關省市組成調查組前往雲南，就地聽取農場青年職工的意見。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國務院迅即批准了國務院知青辦於1979年1月18日報送的《關於處理一些地方知識青年請願鬧事問題的請示報告》，實際上為農場知青回城開了方便之門。在北京、上海、四川等省、市配合下，採取招工、調動、頂替、病退、留場等辦法，使到雲南國營農場的知青絕大部分得到妥善安置，迅速恢復了邊疆的穩定。
以雲南省知青問題的解決為契機，各地留在農村、農場的知青，絕大部分也通過招工、調動、頂替、病退等多種途徑回到所在城市。1978年調離農村的知青達到255萬人，1979年調離農村的有395萬人。
大批知青回城后，矛盾隨即轉化為城鎮就業問題。加上原有待業和新成長的勞動力，1979年，城鎮積累的待業人員總數達到1500萬的高峰。如何安排如此眾多的勞動力就業，成為各級政府特別是勞動部門最頭疼的事。
嚴峻的就業形勢，要求全黨進一步解放思想，轉變觀念，尋找解決就業問題的新途徑。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務虛會上提出，全黨做實際工作和理論工作的同志要共同研究，找出適當的辦法來妥善解決就業不充分的社會問題。10月4日，他在中央召開的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討論1980年國民經濟計劃座談會的講話中指出：落實政策問題，就業問題，上山下鄉知青回城市問題，這些都是社會、政治問題，主要還是從經濟角度來解決。經濟不發展，這些問題永遠不能解決。他還針對回城知青的安置問題提出：下鄉青年過去一個人由財政部一次給500元，現在如果一部分人在城市就業，不下鄉了，是否可以把這筆錢用來扶助城市安排知識青年就業。用經濟手段解決這樣的政治問題，該花的錢還是要花的，不解決不行。【《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94—196頁﹔《當代中國的勞動力管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445頁。】鄧小平不僅高屋建瓴地提出了用經濟手段解決下鄉知青問題，在安置經費如何使用的具體問題上，還強調要根據實際情況及時轉變安置方向，從而為解決回城知青的安置問題指明了方向。
根據鄧小平的指示，國務院知青辦很快提出了具體落實措施：“文革”以來，全國年均下鄉知青160多萬，今后減少到70—80萬，知青經費由過去的8億多元減少到5億多元，這樣可以騰出3億元﹔如按全國知青工作會議期間中央決定的每年拿出10億知青經費計算，可以騰出5億元。這3—5億元經費可以由國家財政部門直接撥給勞動部門，用於解決城市待業青年的問題。此后，知青經費由主要用於安置上山下鄉的知青逐步轉向扶助城鎮待業青年就業。
作為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為解決知青問題提供了宏觀決策思路及基本原則。各地根據這些思路及原則，採取多種措施來解決知青問題。由於制訂了一系列符合實際情況、行之有效的方針政策，經過各級政府部門的艱苦工作，我國城鎮就業開始變被動為主動，開辟了新的局面。1979年至1981年3年時間內，城鎮新就業人員累計達到2622.6萬人，平均每年新就業的有874.2萬人。其中1979年就安排903萬人就業。【《當代中國的勞動力管理》，第79頁。】這是新中國建立以來安排就業人數最多的時期。1981年底，國務院知青辦並入國家勞動總局，歷時20余年的城鎮知青上山下鄉在無聲無息中劃上了句號。以后，各級政府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較圓滿地逐步解決了知青子女入學、已婚知青的安排、插隊知青的工齡計算等其他遺留問題。
貫穿鄧小平解決知青問題全過程的，是他作為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一以貫之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時刻堅持群眾觀點、群眾路線的優良作風，從經濟上解決政治問題以及從大局著眼的無產階級政治家的膽略和氣魄。知青問題的解決不是孤立地進行的，與之相伴隨的真理標准問題大討論、撥亂反正、全黨工作重心轉移、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等等，為知青問題的解決提供了重要背景和條件。知青問題的解決，順應了時代發展要求，代表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和願望。不僅贏得了民心，而且為蓬勃發展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爭取到穩定的環境和寶貴的人才資源。
（來源：《黨的文獻》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