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政黨的黨風關系黨的生死存亡
執政黨的黨風關系黨的生死存亡
——學習鄧小平改進黨風的思想
張曙
鄧小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在帶領全黨全國人民成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過程中,他高度重視執政黨的黨風建設,始終把加強和改進黨風作為黨的建設的戰略任務。今天,重溫他改進黨風的重要論述,依然能感受到偉大的思想光輝,體味到巨大的精神力量。
一
鄧小平對黨風問題的極端重要性始終有著清醒的認識。1977年7月,他在第三次復出之初就指出:“要搞好我們的黨風、軍風、民風,關鍵是要搞好黨風。”1979年3月,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他強調“:在目前的歷史轉變時期,問題堆積成山,工作百端待舉,加強黨的領導,端正黨的作風,具有決定的意義。”1985年9月,他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又指出:“端正黨風,是端正社會風氣的關鍵。”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針對改革開放初期的新形勢、新任務、新問題,作出了“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的論斷,對新時期黨風廉政建設起到了重要指導作用。
端正黨風重在解決實際問題。鄧小平指出,端正黨風關鍵是恢復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堅決反對和克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貪圖享樂、鋪張浪費等腐朽思想,發揚艱苦奮斗的革命精神。這實際上就是我們今天要反對的“四風”。
關於反對形式主義。鄧小平認為,形式主義盡管有諸多表現,但其共同點都是追求表面文章,不講實際效果、實際效率、實際速度、實際質量、實際成本。改革開放之初,他就對弄虛作假、空喊口號、鼓虛勁不鼓實勁的形式主義提出批評。1992年初,他在南方談話中還尖銳指出:“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形式主義多。電視一打開,盡是會議。會議多,文章太長,講話也太長,而且內容重復,新的語言並不很多。”並一針見血地指出:“形式主義也是官僚主義。”他積極倡導弘揚實事求是作風,指出,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最起碼的原則”,“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他大力提倡開會要開小會,開短會,不開無准備的會“,不開空話連篇的會,不發離題萬裡的議論”“。重復的話要講,但要精簡。”他要求開會、講話都要著眼於解決問題“,要騰出時間來多辦實事,多做少說”。他反復告誡“,那種隻靠發指示、說空話過日子的壞作風,一定要轉變過來。”
關於反對官僚主義。鄧小平深刻認識到,官僚主義現象是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廣泛存在的一個大問題。他說:“我們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官僚主義”,“無論在我們的內部事務中,或是在國際交往中,都已達到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不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的事業很難順利發展”。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他就提出:“要搞四個現代化,把社會主義經濟全面地轉到大生產的技術基礎上來,非克服官僚主義這個禍害不可。”在著名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等講話中,他對官僚主義產生的根源、表現及危害等進行了深入剖析。指出,官僚主義的一個總病根“,同我們長期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和計劃管理制度必須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都實行中央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有密切關系”。另一病根是,“我們的黨政機構以及各種企業、事業領導機構中,長期缺少嚴格的從上而下的行政法規和個人負責制,缺少對於每個機關乃至每個人的職責權限的嚴格明確的規定”。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通過的新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明確把“反對官僚主義”作為黨的各級領導干部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之一。在1983年開始的整黨中,把反對官僚主義作為整頓作風的重要內容。克服官僚主義也是這一時期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目標之一。
關於反對貪圖享樂和浪費之風。鄧小平認為,我們國家窮,底子薄,教育、科學、文化都比較落后,如果一味追求享樂,鋪張浪費,則中國要實現“三步走”發展戰略,目標不能達到,事業不會有希望。如果我們的黨員干部搞特權、搞特殊化,貪圖享受,則必然敗壞黨風和社會風氣。他說,“干部搞特殊化必然脫離群眾”,“這不單是一個黨風問題,而且形成了一種社會風氣,成了一個社會問題”。他指出“:現在我們搞四化,情況會逐步好起來,但是好起來也要保持艱苦奮斗的精神”“,艱苦奮斗還是要講,一點不能疏忽,要勤儉辦一切事情,才能實現我們的目標”“,我們的國家越發展,越要抓艱苦創業。提倡艱苦創業精神,也有助於克服腐敗現象”。他特別強調黨員干部要艱苦奮斗、勤儉節約,要抓緊對人民進行艱苦奮斗精神教育“,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把艱苦奮斗、勤儉建國寫入中央文件,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項重要內容。
二
鄧小平不僅提出了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貪圖享樂、鋪張浪費等問題,而且還對怎樣戒除這些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索與思考。
改進作風,重點是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鄧小平認為,黨是整個社會的表率,黨的各級領導干部又是全黨的表率。因此,“為了促進社會風氣的進步,首先必須搞好黨風,特別是要求黨的各級領導同志以身作則。”1979年11月,他指出“:為了整頓黨風,搞好民風,先要從我們高級干部整起”“,上面的問題不解決,我們就沒有講話的權利”。1980年1月,他在中央召集的干部會議上說“:艱苦創業,首先要我們黨員、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帶頭。”1986年1月,他又要求:“高級干部在對待家屬、子女違法犯罪的問題上必須有堅決、明確、毫不含糊的態度,堅決支持查辦部門。”他認為,隻有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率先垂范,言出必行,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真心擁護,黨風建設才能真正取得成效。
嚴肅紀律,從嚴治黨。鄧小平認為,改進黨風不能停留在口頭上、文件中,必須落實到對不正之風的嚴肅處理上,落實到改進工作的實實在在的行動上。1978年12月,他說:“對於違反黨紀的,不管是什麼人,都要執行紀律,做到功過分明,賞罰分明,伸張正氣,打擊邪氣。”1979年11月,他針對准備下發的《關於高級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規定》指出:“這個規定一經中央和國務院下達,就要當作法律一樣,堅決執行,通也要執行,不通也要執行。”對於嚴重經濟犯罪活動,他多次指示:“越是大人物、大機關,處理越要嚴、要重”,要“雷厲風行,抓住不放”。嚴肅黨紀不可避免會觸及一些高級干部、名人和他們的子女后代,這就要有敢於碰硬的決心。對此,鄧小平1986年1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斬釘截鐵地表示:“不管牽涉到誰,都要按照黨紀、國法查處。要真正抓緊實干,不能手軟”,“越是高級干部子弟,越是高級干部,越是名人,他們的違法事件越要抓緊查處,因為這些人影響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處理了,效果也大,表明我們下決心克服一切阻力抓法制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這一時期,中央嚴肅查處了一些領導干部嚴重官僚主義的案件,在黨內外產生了較大影響。
加強制度,規范行為。鄧小平深刻認識到制度對改進黨風的根本保障作用,他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他說:“克服特權現象,要解決思想問題,也要解決制度問題”,“制度問題不解決,思想作風問題也解決不了”,“如果不堅決改革現行制度中的弊端,過去出現過的一些嚴重問題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現”。鄧小平提出:“要有群眾監督制度,讓群眾和黨員監督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對各級干部的職權范圍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種條例,最重要的是要有專門的機構進行鐵面無私的監督檢查。”正是在他的領導下,中央及有關部門制定了《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關於高級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規定》、《黨員領導干部犯嚴重官僚主義失職錯誤黨紀處分的暫行規定》等重要制度,為加強和改進黨風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
鄧小平關於改進黨風的重要論述,在今天仍有極強的現實意義,給我們很多有益啟示。
改進黨風,要貫穿於改革開放全過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始終高度重視抓黨風建設,始終高度重視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全黨精神面貌和作風狀況煥然一新,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順利推進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時,必須看到,當前,黨的作風方面還存在大量問題,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奢靡之風這“四風”還相當嚴重,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就會像一座無形的牆把黨和群眾隔開,使黨失去根基、失去血脈、失去力量,最終難以完成所肩負的歷史使命。這說明,作風問題具有反復性和頑固性,必須經常抓、長期抓。因此,在改革開放整個過程中,都要鍥而不舍地抓黨風建設。要以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勁頭抓下去,善始善終、善做善成。
改進黨風,關鍵在於落實群眾路線。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也是反對“四風”的根本遵循。當前,推進作風建設的主要工作,就是深入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習近平同志指出“:要廣泛聽取群眾意見和建議,自覺接受群眾評議和社會監督”,“作風是否確實好轉,要以人民滿意為標准”。他還指出:“檢驗我們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終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實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這就要求發揚民主、開門整風。要建章立制,積極引導和鼓勵人民群眾通過各種途徑對黨和政府的工作進行評議和監督。要真抓實干,切實把人民利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以優良黨風凝聚起推動黨和人民事業不斷發展的強大力量。
改進黨風,要不斷創新工作思路和方法。作風建設是黨的建設的永恆課題,既需要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常抓不懈,又需要在堅持過去成功經驗的基礎上,結合世情國情黨情的新變化,不斷創新工作思路和方法。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對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作風建設提出了許多新的思路和方法。我們必須繼承和發揚重視作風建設的優良傳統,同時與時俱進,不斷提高作風建設的科學化水平,這樣才能真正抓好作風建設,把黨建設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為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堅強保証。
（來源：《求是》2013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