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文革”前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周恩來與“文革”前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張曙

﹝摘要﹞周恩來在“文革”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他贊成將知青上山下鄉作為緩解城鎮就業壓力的新方向，通過給知青寫信、肯定有關上山下鄉題材的劇本等方式，鼓勵知青上山下鄉。20世紀60年代上半期，他提出了知青上山下鄉的基本指導思想﹔將知青上山下鄉納入國家計劃，並根據實際情況及時調整知青的安置方向﹔深入總結知青上山下鄉的基本經驗，及時回答了在推進上山下鄉工作中需要把握好的方向性、政策性問題﹔通過培養和宣傳先進典型人物、拍攝有關知青題材的電影等途徑加大對知青上山下鄉的宣傳力度﹔倡導“半農半讀”，推動下鄉知青的合理布局。在指導知青上山下鄉工作的同時，周恩來對知青十分關心、愛護，盡力解決知青生產、生活中的各種問題，確保知青上山下鄉工作健康有序開展。

﹝關鍵詞﹞周恩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插隊

中國的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一直延續至80年代初，其中，最為人矚目的是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這段歷史。其實，作為一種緩解城鎮就業壓力、適應蓬勃興起的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重要舉措，它在“文革”前已形成較大規模。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興起與當時許多中央領導人的倡導和努力是密不可分的。其中，周恩來是積極倡導者，並為之傾注了大量心血。

一、1955年至1961年：知青上山下鄉的探索階段。在這一時期，周恩來通過給知青寫信等多種方式，鼓勵知青上山下鄉。

開始於20世紀50年代中期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最初是與中國城鎮就業壓力增大，而農村又急需有文化的青年來適應農業合作化運動快速發展的歷史條件聯系在一起的。1955年，毛澤東在為他親自主持編輯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所寫的按語中提出，“一切可以到農村中去工作的這樣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裡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62頁。），標志著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在全國范圍的啟動，也成為了激勵知青上山下鄉的精神動力。中共中央在1957年10月通過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中提出：“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的青年，除了能夠在城市升學、就業的以外，應當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下鄉上山（在中央有關文件和報刊中最初使用的是“下鄉上山”這一提法。1967年7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堅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正確方向”社論，從此，“上山下鄉”成為全國通用的提法。）去參加農業生產，參加社會主義農業建設的偉大事業。”（《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655頁。）周恩來十分贊同毛澤東和黨中央關於將上山下鄉作為城鎮青年就業新方向的思路和舉措，並在不同場合對此作了具體闡釋。1957年6月26日，他在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我們今后的教育方針，應該是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身體健康的勞動者。過去這個方針是不夠明確的。我們的中小學學生畢業后除了一小部分升學以外，多數都應該參加工農業生產。”（《周恩來教育文選》，教育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51頁。）他還對當時勞動工資方面的規定有礙知青上山下鄉的問題表示擔憂。1957年9月5日，他在國務院座談會上指出：目前有關勞動工資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之一是許多規定刺激人口增長，不是鼓勵人們上山下鄉，而是鼓勵人們進城。（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73頁。）同年9月26日，他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作報告時提出：“今后要有計劃地安排勞動就業，精簡機構和精減人員，鼓勵下鄉上山，廣開就業門路，提倡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相結合。”（《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第79頁。）

在實際工作中，周恩來也採取多種方式鼓勵知青上山下鄉。20世紀50年代中期出現的青年志願墾荒隊，被視為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先驅。第一支青年志願墾荒隊——北京青年志願墾荒隊，就是在周恩來報告的感召下組建的。1954年9月23日，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為了保証增加農業的產量以適應整個經濟發展的需要，還必須在發展合作化的同時有系統地推廣新式農具，推廣抽水機和水車，推廣良種，改進農作技術，增施肥料，防治病虫害，並且盡可能擴大耕地面積。”（《人民日報》1954年9月24日。）周恩來在這裡提到的盡可能擴大耕地面積增產糧食的思路，打動了很多知識青年。在場的北京石景山區西黃村鄉鄉長楊華聽了，“心裡就像著了一盆火”。晚年他回憶說：“正是由於周總理在1954年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的一番話，才使我從此毅然決然地向黨組織提出遠征開墾荒地的請求，成了全國第一支青年志願墾荒隊的隊長。”（侯雋主編《知青心中的周恩來》，人民日報出版社2008年版，第51、58頁。）繼北京組織青年志願墾荒隊遠赴黑龍江蘿北縣之后，天津、上海、河北等10多個省、市共組織了50多批青年遠征墾荒。

周恩來還通過給知青寫信來鼓勵他們上山下鄉。1957年12月23日，他致信上海市上山下鄉的青年學生：希望你們能夠在同農民共同勞動和過集體生活中，“逐漸鍛煉成為既有政治覺悟又有文化知識的集體化的農民，並且在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強國中做出更多更大的貢獻”（《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第110頁。）。1958年，上海隨之出現了一個上山下鄉高潮。1958年4月，周恩來在觀看了反映城市知青上山下鄉題材的現代豫劇《朝陽溝》后，大加贊揚，並說“要到北京演出，一定會受到歡迎”。同時，對這個戲如何進一步提高，他也作出了指示。（參見《人民日報》1977年3月2日。）按周恩來指示修改過的《朝陽溝》在北京公演，后來又被搬上銀幕，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對推動知青上山下鄉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總之，1955年至1961年期間的知青上山下鄉，相比后來，規模小、人數少，時斷時續。從1955年到1957年，共有7.9萬多名城鎮青年上山下鄉。自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使社會生產遭到極大破壞，也使知青下鄉工作一度沉寂。青年志願墾荒隊多數也沒有堅持下來。

二、1962年至1966年：知青上山下鄉在全國有計劃地展開。在這一時期，周恩來對知青工作傾注了大量心血。

1、高度重視知青上山下鄉工作，深刻闡述上山下鄉的重大意義。

20世紀60年代初，黨和政府對國民經濟進行重大調整。在貫徹執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和精簡政策的同時，從1962年下半年開始，在全國范圍內有組織有計劃地動員城鎮知青上山下鄉。從這時起，周恩來對知青上山下鄉傾注了大量心血。他把推動知青上山下鄉作為黨和國家工作中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來抓。1962年，他在接見各大區農辦負責人時指出：“計劃生育和組織城市人口下鄉，不能看成是一件小事，應當經常抓這件事情。”（《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第511頁。)1963年2月13日，他在中央舉行的工作會議上作報告時又強調：“我們對人口、勞動力、城市人口怎麼樣安排，這是一個大事情。總的口號就是面對農村。就是下鄉、上山、下水，搞農業、林業、畜牧業、漁業。”(《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第533頁。)他多次主持會議討論研究知青問題。“文革”前，一共召開過八次全國性知青工作會議，其中，周恩來親自到會四次。有一次他聽知青工作情況匯報竟長達六個小時，足見他對此項工作的重視。

周恩來還多次深刻闡述知青上山下鄉的重大意義。1962年11月8日，他指出：“我們安置城市下放人員是積極的，是為了發展生產、擴大就業范圍、解決城市多余勞動力的出路問題，這是個長期任務，我們是從這個目的開步走的，所以說這是有前途的事業。”(顧洪章主編《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事記》，中國檢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頁。)1963年7月9日，他在各大區城市精簡職工和青年學生安置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會議上提出，今后15年內動員城市青年學生下鄉參加農業生產，是城鄉結合、移風易俗的一件大事。（參見顧洪章主編《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事記》，第36頁。）1965年2月，他又明確指出，知青上山下鄉這一工作是延綿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一項重大事業。應當從關懷后代、培養革命接班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逐步縮小以至消滅“三大差別”的深遠意義來看待這項工作。一定要高瞻遠矚，長期打算，認真做好這項工作。（參見《人民日報》1977年1月17日。）

2、將知青上山下鄉納入國家計劃，並根據實際情況及時調整知青的安置方向。

20世紀50年代的知青上山下鄉，由於缺乏專門領導機構組織協調，不可避免地出現職權不分、彼此掣肘等問題。隨著知青上山下鄉工作有計劃地展開，知青安置工作也經歷了從無序到有序，從無計劃到有計劃的轉變。這一重要轉變，是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完成的。

周恩來曾多次強調，知青上山下鄉不是臨時性的措施，而是長期的方針。根據他的指示，在1962年10月召開的國營農、林、牧、漁場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簡職工和青年學生匯報會上，首次把城鎮知青上山下鄉納入國家計劃，就安置對象、方式、經費、物資等制定了相關政策、計劃和保障措施，並組建了國務院農林辦安置領導小組，以加強對這項工作的統一領導。1963年6月29日至7月10日，中央召開各大區城市精簡職工和青年學生安置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會議。周恩來在會上要求各大區，各省、市、自治區都要作長遠打算，要編制出城鎮知青上山下鄉15年（1964—1979）的安置規劃。根據周恩來指示，有關部門提出15年內，“估計每年有百萬左右的人需要有計劃地安置下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604頁。）。1965年2月，周恩來在各大區和重點省、市、自治區安置工作會議上講話時又強調：動員城市知青和閑散勞動力下鄉上山，是城鄉勞動力安排上的一個方面，必須納入城鄉勞動力整體規劃之中。目前在城鄉勞動力安排上存在著分散現象，需要加強統一管理。（參見《當代中國的勞動力管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430頁。）周恩來的這一指示精神，在當年4月22日中央轉發中央安置領導小組《關於安置工作會議的報告》的批語中得到體現。

知青的安置方向也受到周恩來的關注。城市知青最初主要安置在國營農場，但農場能容納的勞動力有限，國家財政負擔也重，各地都在尋求更好的安置辦法。周恩來肯定了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提出的插隊辦法和浙江嘉興安置插隊知青的經驗，積極倡導以插隊為主安置知青。1963年7月9日，他在各大區城市精簡職工和青年學生安置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會議上說：“插隊本來是小平同志提議的，我贊成。嘉興的生產隊能安置為什麼其他地方不能這樣干呢？……實踐証明，隻要我們一號召，就會到處有人響應。”他提出：“今后安置方式，插隊是主要的，往農、林、牧、漁場安置是第二位。要勤儉辦事業，要節省花錢。你們回去訂計劃時，第一插隊，第二插場，第三新建、擴建場。這樣就投資少，效果大。”（顧洪章主編《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第39頁。）

為進一步統一黨內外認識，有序地開展知青上山下鄉工作，1963年10月，周恩來又指示：“要搞一個決定發下去，越快越好”。（侯雋主編《知青心中的周恩來》，第6頁。）1964年1月17日，中央下發了《關於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這是我國第一個指導知青上山下鄉的綱領性文件。《決定（草案）》指出：“在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有必要動員和組織大批的城市知識青年下鄉參加農業生產。”“建國以來的實踐証明：在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動員大批知識青年到農村去，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9—40頁。）

安置方向調整后，插隊比例迅速提高。1962年至1963年，下鄉知青主要安置到農場，插隊隻佔6%。1964年插隊比例猛升到61%，1965年進一步上升為63.1%，1966年達到70%以上。（參見顧洪章主編《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第79頁。）

3、深入總結知青上山下鄉的基本經驗，及時回答在推進上山下鄉工作中需要把握好的方向性、政策性問題。

知青上山下鄉推進幾年后，動員工作較為順利，但也暴露出一些問題，迫切需要作出進一步解答。在這種情況下，1965年2月26日，周恩來在接見各大區和部分省市出席全國安置工作會議的代表時，提出統一安排勞動力的七條經驗：勞動、精簡、安置統一起來﹔在時間上，冬季動員，春耕前后、麥收前下去﹔因地制宜﹔投親靠友為主﹔堅持方向，重視鞏固，穩步前進，不要著急﹔統一安排，各方協作﹔自力更生為主，群眾互助，社、隊扶助，國家關心，負責到底。（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第713頁。）這些經驗，涉及知青工作的方方面面，對於提高各級各部門領導的認識，增強他們做好知青工作、關心知青成長的自覺性和責任感，無疑有很大幫助。同時，也增強了廣大下鄉知青的榮譽感和使命感。

在這七條經驗中，周恩來提出的“國家關心，負責到底”很好地詮釋了國家對知青上山下鄉持有的基本態度。周恩來指出：下鄉知青是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我們總要替他們想一想，他們前途怎麼樣？我們要不關心后代，那麼什麼人關心呢？國家就是我們這些人在服務嘛！我們就要指引他們，告訴他們往哪一條路上走是正確的﹔幫助他們，檢查他們，負責到底。兩句話：國家關心，負責到底。一定要這樣他們才放心。發生了錯誤，我們就要糾正錯誤。發生了偏差，我們就要去糾正偏差。關心不夠，我們就要多去關心。遺留下來的事情還沒有解決的，我們就替他們解決。這樣才能使他們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安下心，將來就是很好的農村有知識的勞動者，反過來也是能勞動的知識分子，就結合起來了。（參見顧洪章主編《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第63頁。）自1965年以來，周恩來提出的“國家關心，負責到底”這兩句話多次出現在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指導知青上山下鄉工作的文件中和各級領導人的講話裡，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上山下鄉工作的基本指導思想，貫穿於城鄉動員和安置工作之中。

4、通過培養和宣傳先進典型人物、指示拍攝有關知青題材的電影等途徑加大宣傳力度，鼓勵知青上山下鄉。

周恩來特別看重先進典型人物在知青上山下鄉中的帶動作用。1963年10月15日，他在與各大區負責安置工作的同志座談時指出：“華東寫出了‘霓虹燈下的哨兵’、‘奪印’、‘青年一代’、‘第二個春天’等好劇本，北京為什麼不能寫一個？鐵姑娘、邢燕子、侯雋就不能寫個劇本？華北局要推動一下。”“其他大區也要抓典型，每個大區、每個省都有這樣的青年人。”（顧洪章主編《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第41頁、58頁。）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的回鄉、下鄉知青中間，涌現出一批先進人物。周恩來高興地贊嘆說：“天涯處處有芳草，祖國處處有英雄”。他重視培養邢燕子、侯雋、董家耕等知青典型，多次接見他們。1964年12月26日，經他安排，邢燕子和董加耕參加了毛澤東71歲生日晚宴，坐到毛澤東身邊。（參見卞慶奎：《董加耕：毛澤東沒有看錯的年輕人》，中國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2頁。）他們后來都成為上山下鄉的知青中很有影響的帶頭人。

周恩來還指示將知青上山下鄉拍攝成有關電影。1965年2月26日，他召集劉白羽等人，提出要把知識青年下放等帶方向性的成熟了的題材拍成紀錄片（參見《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第713頁。），並親自定名為《百萬知識青年下鄉上山》。

5、倡導“半農半讀”，推動下鄉知青的合理布局。

知青上山下鄉這一舉措，無論對社會結構還是對人們的傳統觀念，都是一次大的沖擊。1964年，鑒於城市升學就業壓力和大批畢業生不願意下鄉的現狀，國家主席劉少奇多次論述兩種勞動制度和兩種教育制度，並把它與上山下鄉聯系起來。1965年，劉少奇在倡導半工半讀的同時，又提出“城來社去”的新設想。周恩來十分贊成劉少奇的意見。1964年12月21日，他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半工半讀、半農半讀學校是一種教育同勞動相結合的新型學校。這種新型學校能夠培養出既能體力勞動、又有文化技術的全面發展的新型的人來，為逐步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創造條件。這種新型學校，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教育的長遠發展方向。”（《人民日報》1964年12月31日。）1965年11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研究半工半讀辦法，當教育部長何偉談到和安置辦公室同志商量，准備抽一點安置經費，採取半工半讀辦法，動員城市青年上山下鄉時，周恩來肯定地說“這是一個辦法”（劉小萌：《中國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55—56頁。）。1965年12月28日，國務院批轉當年8月下旬至9月中旬召開的安置工作座談會工作計劃時指出：遵照劉主席、周總理對全國城市半工半讀教育會議的指示精神，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明年應結合動員城市知青下鄉上山，重點試辦半農半讀的勞動大學，為逐步推行兩種教育制度積累經驗，為促進農村文化革命、實現科學種田造就人才。（參見顧洪章主編《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事記》，第61頁。）

在領導知青上山下鄉同時，周恩來也開始考慮下鄉知青的合理布局問題。1966年2月，當他聽說各地知青都願意到新疆而很少願意到西藏去時，當即指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二政委張仲瀚，由新疆兵團組成一千多人的一個團，由知識青年組成，動員他們去西藏。廣大知青聽說周恩來希望他們去西藏，在三天之內報名的超過三萬人，最后去西藏的有兩千多人。（參見《人民日報》1979年1月18日。）

“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鄉，雖然也存在一些問題，但總體而言，步子比較穩妥，進展較為順利，其工作成績是主要的。1962年至1966年上半年，全國城鎮知青上山下鄉人數累計達到129萬，其中到人民公社生產隊的有87萬人，佔下鄉知青總人數的67.3%。

三、在推動開展知青上山下鄉工作的同時，周恩來對知青十分關心、愛護，盡力解決知青生產、生活中的各種問題，體現了他細致深入的工作作風和對廣大知青的深厚感情。

知青上山下鄉在推進過程中，也暴露出一些問題，如一部分知青思想動蕩，不願勞動﹔相當一部分知青生活不能自給，住房沒有解決，有病無錢治療﹔歧視、打擊、侮辱知青的違法亂紀事件時有發生等。發現這些問題后，周恩來極為重視，並盡力予以解決。

設立知青工作的領導機構。周恩來很重視下鄉知青的管理問題。1964年，遵照他的指示，中央安置工作領導小組改為中央安置城市下鄉青年領導小組，由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兼任組長，以加強對知青工作的領導。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區及有安置任務的區、縣，也都整頓、充實辦事機構，調配一定數量的專職干部。到1965年4月，全國安置工作部門的行政編制總數已達到6000人。知青工作機構的逐步建立，對於推進上山下鄉，解決下鄉知青遇到的一些問題，起了積極作用。

重視對知青的業余教育，關心知青的精神食糧問題。關於下鄉知青的教育問題，周恩來說：“事先要有動員教育工作，小學畢業不能升學的，你要不給他勞動教育，有個兩三年准備，他怎麼能下鄉勞動啊！十二、三歲的孩子不能去，要給他准備，要給他一定的農業生產技術。對這些人從平時的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學校教育就得准備。”（顧洪章主編《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第62頁。）為滿足下鄉知青的學習要求，他提出在城市開辦勞動后備講習所，鼓勵在農村推廣業余教育。按照他的要求，每次安置工作會議都要專題討論研究下鄉知青的業余教育問題，每次發文都會對此提出新的要求。周恩來格外重視在鄉知青的精神食糧問題。1963年10月18日，他在《中國青年》雜志創刊40周年聯歡晚會上提出：今后每年要有大量知青上山下鄉，這就需要解決他們的精神食糧問題。1965年2月28日，他又提出：“《中國青年》雜志最好是面向農村，這樣就可以供應青年精神食糧了。要使下鄉青年有政治、有經濟、有文化、有軍事這四項主要的精神食糧。這是一個偉大光榮的任務，青年團要擔負起來。”（顧洪章主編《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第63—64頁。）

關心“出身不好”的下鄉知青。從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注重家庭成分的傾向嚴重起來，一部分出身“非勞動人民家庭”的知識青年，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周恩來在多個場合的講話中批評了這種傾向。1963年，針對有人質疑下鄉知青典型侯雋的家庭出身問題，周恩來明確表態說：“我們是有成分論，但不唯成分論，重在表現。”“不要讓孩子背家庭包袱。”（侯雋主編《知青心中的周恩來》，第83頁。）1965年7月，他在新疆石河子接見上海知青代表，在得知知青卓愛玲因自己出身資產階級家庭有些難為情時，周恩來告訴知青們：“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和有復雜社會關系的人，都要看他們現在的表現和立場。一個人的出身不能選擇，但前途是可以選擇的。”（《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第741頁。）周恩來的講話發表在各大報刊上，對當時“出身不好”的知青，無疑是很大的鼓勵。

選派帶隊干部照顧知青。考慮到下鄉知青多數是剛從學校畢業的青年學生，在異地他鄉獨立生活會遇到種種不便和困難，1963年周恩來在聽取工作匯報時，提出動員城鎮選派一定數量的干部帶領青年下去，幫助安置地區做好安置和鞏固工作。根據他的指示，中央下發的有關文件規定：“由城市配備好適當的帶隊干部，一起和他們下農場落戶，至少是在農場工作一個時期，幫助農場做好對這些來場落戶人員的思想政治工作。”（《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6冊，第600頁。）在知青轉向以插隊為主之后，中共中央又在1964年把這項措施納入《關於動員和組織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要求城市方面“適時派出干部協助生產隊進行鞏固工作”（《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8冊，第45頁。）。

周恩來及時發現知青上山下鄉中出現的問題並力所能及地予以解決，緩解了知青遇到的困難，也緩解了上山下鄉遇到的阻力。這是這一時期知青工作開展較為順利的一個重要因素。知青上山下鄉作為一段歷史已經結束，但周恩來對知青工作的重視，對廣大知青的關心、愛護，以及他親切朴實的形象卻依然長久地留在千百萬知青的記憶中。

（來源：《黨的文獻》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