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經濟建設中堅持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統一
唐洲雁
毛澤東在談到自己的個性時，曾經有一個說法，就是“七分虎氣，三分猴氣”。1966年，他在信中寫道：“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所謂虎氣，有很多種解釋，這裡可以理解為原則性，是一種立場﹔所謂猴氣，則是指靈活性，可以理解為戰術層面上的東西。
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
說到原則性，那麼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的原則性到底在哪裡？或者說他堅持的最后底線究竟在哪裡？
眾所周知，關於社會主義最大的原則無非是三條：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這些都是前輩給我們留下來的原則性很強的東西。那麼這些東西，在毛澤東那裡，就一定是他的底線嗎？這個問題可以具體分析。
比如說按勞分配，毛澤東就從來沒有把它當作一個最終的原則去堅持。他強調要限制“資產階級權利”（當時譯為“資產階級法權”）。在他看來，一個家庭如果人人都是勞動力，與那些缺少勞動力的家庭相比，年終分到的東西是不一樣的。如果不管勞動力多少，完全按勞分配，最后可能帶來貧富分化。所以說，按勞分配並不是他所要堅持的底線。
關於計劃經濟，人們常說毛澤東時代是計劃經濟的時代，此話不假。因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就說新中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而不是說要發展市場經濟。但是到過渡時期即將結束時，毛澤東已經看到蘇聯計劃經濟的許多弊端，開始了自己的思考。比如他說過：“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於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
消除蘇聯計劃經濟體制影響
正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毛澤東提出要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道路，要實現第二次結合。為了實現第二次結合，他寫下《論十大關系》等重要著作，提出很多好的思想，努力擺脫蘇聯計劃經濟的束縛。
然而要消除蘇聯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談何容易，因為經濟建設有自己獨特的規律。
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從“一五”計劃開始，實際上就是照搬蘇聯計劃經濟的那一套。這些計劃下去了，就要執行，長此以往，各種條條塊塊也就形成了，甚至森嚴壁壘。這個時候要想輕易改變，就很容易出問題，會牽動全局，甚至會導致經濟計劃的中斷。后來的“大躍進”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也是一個慘痛的教訓。所以在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總結說，我們對於搞經濟建設的規律還沒有完全地把握，想得太簡單，有一些思路和想法，但是怎麼和經濟建設結合起來，在這些方面，辦法不多。“社會主義建設，從我們全黨來說，知識都非常不夠。我們應當在今后一段時間內，積累經驗，努力學習，在實踐中間逐步地加深對它的認識，弄清楚它的規律。”應該說，這些總結還是很深刻的。
也正是在這個反思過程中，毛澤東提出一些好的想法，好的思路。比如說鄭州會議以后，提出舊賬一定要算，反對剝奪農民，強調要講商品法則，主張價值規律要遵守，甚至提出要大力發展商品生產，認為“商品生產，要看它是同什麼經濟制度相聯系，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
如此說來，計劃經濟的東西，也不能完全說是毛澤東堅持的最后底線。如果有合適的環境和條件，他也會對計劃經濟做一些重要改變，甚至有可能會接受市場經濟的一些東西。可惜他那個年代沒有這樣的條件。
堅決避免兩極分化
那麼什麼是他最后的底線？公有制嗎？
很多人說毛澤東喜歡一大二公。確實，他說過人民公社的優點就是一大二公。但是如果說這就是他最后的底線的話，也不盡然。過渡時期，他說五種經濟成分並存，盡人皆知。過渡時期完成以后，他又說過：“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
其實在鄭州會議以后，關於所有制的問題，毛澤東反反復復一直在思考。兩次鄭州會議，他思考的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就是以什麼為基礎。思考的結果是，逐步提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並寫入他主持制定的人民公社60條，此后10多年一直沒有變。應該說，這對后來農村經濟的穩定還是發揮了一定作用。
那麼在所有制問題上，毛澤東的底線到底是什麼？這個底線，就是不能導致兩極分化。在北戴河會議上，他曾經說過：“一搞包產到戶，一搞單干，半年的時間就看出農村階級分化很厲害。有的人很窮，沒法生活。有賣地的，有買地的。有放高利貸的，有討小老婆的。”“如果全部鬧單干，或大部分鬧單干，我是不贊成的。如果那樣搞，黨內勢必分裂。”所以不能分田到戶搞單干，不能兩極分化，實際上這才是毛澤東最后的底線。
如何避免兩極分化，說到底就是一個怎樣實現共同富裕的問題，這也是我們今天仍然要努力去解決好的問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就特別強調了這個問題，要求“緊緊圍繞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深化社會體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進共同富裕”。
（作者系山東社會科學院院長）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2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