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與當代中國制度建設
許耀桐
作為新時期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開創者，鄧小平關於加強制度建設的思想尤顯重要，開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的嶄新時代，完成了從人治走向法治的根本轉變。
總結教訓，高度重視制度
十年“文革”結束后，中國共產黨面臨著撥亂反正、百廢待興的重大課題。鄧小平把目光聚焦於制度，強調“制度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
在1978年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深刻指出，“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鄧小平認為，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內，“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 所謂根本性，可謂夯實基礎﹔全局性，可謂決定大勢﹔穩定性，可謂保持均衡﹔長期性，可謂克服任意。鄧小平關於制度的“四性”說，十分精彩傳神，對制度的功能和作用作出了全面、科學的表述，也是對制度意義作出的最高評價。
明確路徑，大力改革制度
鄧小平指出，我國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是優越的，但是體現這種根本制度的具體制度——領導制度、工作制度、組織制度等等，卻存在很多的缺陷弊端，如果不通過改革來消除這些缺陷弊端，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也不可能得到正確、有效的保障。
新時期伊始，鄧小平立即著手制度改革，尤其重視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他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中，深刻闡明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主要問題，指出其“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針對當時我國普遍存在的黨政干部隻上不下、隻進不退，一旦為官、終身任職的情況，鄧小平堅決要求從制度上廢除干部職務終身制，並要求建立健全干部的選舉、招考、任免、考核、彈劾、輪換等一系列新制度，對各級各類領導干部（包括選舉產生、委任和聘用的）職務的任期作出適當的、明確的規定。對於經濟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鄧小平都要求從改革制度著手，由此形成了當代中國制度改革波瀾壯闊的宏大局面。
堅持原則，建立特色制度
改革制度和加強制度建設，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的原則和性質。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
但是，走自己的道路、獨立自主地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等於可以閉關鎖國、閉門造車。鄧小平指出，“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鄧小平還具體講，“資本主義社會……它有個特點，不論資排輩，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並且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從這方面看我們選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
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要防止盲目照搬照套西方國家的制度。比如，政治體制的改革和建立，鄧小平說：“我們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而這種改革又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謂的民主，不能搬用他們的三權鼎立，不能搬用他們的資本主義制度，……要保持自己的優勢，避免資本主義社會的毛病和弊端。”我們建立的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體制。
充滿自信，努力完善制度
制度構成一個體系、整體，制度建設要系統化、完善化。鄧小平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將一天天完善起來”，“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這是資本主義所絕對不可能做到的”。
鄧小平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自信，源自他對社會主義優越性充滿自信。鄧小平認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過去由於制度不好而無法發揮出來，“黨和國家現行的一些具體制度中，還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礙甚至嚴重妨礙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揮。”今后，隻有我們完善和發展了社會主義制度，我們才可以理直氣壯地說，社會主義具有優越性。1992年，鄧小平預測說：“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的方針、政策，也將更加定型化。”
現在，鄧小平關於制度建設的宏偉思想和願景，已為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全面繼承和付諸實施。黨的十八大報告強調了“要把制度建設擺在突出位置”﹔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確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並明確要求“到二O二O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完成本決定提出的改革任務，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對此，我們滿懷信心和期待。
（作者系國家行政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8月1日第628期）
